台灣資本主義基礎架構的歷史來源

台海兩岸特殊的緊張關係經常被唯心主義地解釋為某種民族認同的爭執。誠然，台灣當今怪異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形式與其在世界上和中共對內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息息相關。然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甚至某些自稱左派的勢力皆以某種民族認同的角度去看待台灣作為中國內政的一部分。這種手法陷入了接受唯心主義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死路，跟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基礎是水火不容的。

那我們又該如何定位台灣？以及更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理解治理台灣的中華民國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怎麼產生、演變的？

首先，讓我們清楚地確認一個唯物的，不可爭議的事實：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政權，其領土範圍包括台澎金馬以及部分離島。這個資產階級國家自從1949年開始就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統治台灣，雖然其結構和統治方式從波拿巴主義軍事獨裁演變成資產階級民主制，但仍然是同樣一部由中國國民黨從中國來到台灣後與台灣在地統治體系融合形成的國家機器。

釐清這一切從何而來是本篇縱觀文件的特殊任務之一。作為馬克思主義對於台灣的首篇文件，除了評估當下情勢外，更需要樹立共同的歷史唯物主義發展脈絡，才能夠為未來的縱觀文件打下基礎。

資本主義在台灣的歷史並非起始於1949年，而是1895年日殖時期下所開始的。日本殖民政權為台灣植入了金融資本和農業財閥，雖然仍以將台灣轉化成農作物生產基地為主，但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發展以及工業和無產階級的誕生。

一方面，日資在大城市內建設了工業生產資料，但另一方面大型農業財閥則同既有台灣地主統治階級（如艋舺辜家、霧峰林家）合作控管台灣農業，讓在鄉村內既有的一些落後、亞細亞社會生產關係得以被維持。遂行程了托洛茨基在所有殖民和半殖民國家內所看到的「不平衡與組合發展」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既有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聯合壓榨和剝削勞苦大眾的利益遠大於他們帶領群眾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動機。也因此如民族解放、土地重分和樹立資產階級民主權力等任務就落在工人階級的肩膀上。

唯有工人階級能夠帶領農民一革命的方式驅逐帝國主義，建立民主政權，但也正是因為無產階級領導了這種政治革命它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靠採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法，尤其是建立一個計劃經濟體制，才有辦法保護政治革命的生存，但這種生存也只能在世界革命成功的前提下才能夠永久保存。這就是不斷被歷史印證，由托洛茨基彙整的「不斷革命論」。

確實，隨著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台灣日漸壯大，以及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啟發的共產主義運動浪潮，1920年代是台灣工人階級以鬥爭宣告自身存在的時代。工會組織迅速在大城市內發展、台灣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和東亞各國共產黨之協助下的扶植和發展、工友總聯盟的出現和高雄鐵工所大罷工等事件，都讓台灣工人階級加入了他們世界各地階級同儕的鬥爭潮流。台共一度在當時工運和農運內的最激進階層內的主導地位亦是不斷革命論在台灣的印證。

日殖時代帶給了台灣與中國分岔開來的社會發展，進入了與中國不同步調的資本主義發展，並建立了一個與中國沒有聯繫的國家機器輪廓。日本總督府同台灣地主階級協作建立了殖民政府官僚體系和保甲體制，來完善運作台灣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一部分。日後，這個國家機器則會成為國民黨來台政權所倚靠的上層建築基礎。

階級鬥爭當時的發展也是台灣和中國分岔發展的一部分。在1930年代初，日本國內政府在極右軍國主義份子掌權並粉碎左翼，配合著台共在接受共產國際錯誤領導後所採取的一系列極左冒險之挫敗，導致了不僅共產主義，更是所有左翼運動在台灣內部全被剷除，直到日本戰敗後才獲得短暫重生。在此期間，台灣內部發展完全絕緣於中國內部中共轉化成農民軍勢力並保存獨立群眾基礎的進程，也絕緣於其他國家階級鬥爭進程。

二戰結束後，台灣被同盟國帝國主義勢力安排「歸還」於由國民黨主導的資本主義中華民國版圖之下。初來乍到的國民黨政權傲慢地視台灣為補給其在中國境內對抗中共勢力的後勤基地，被強加於台灣群眾之上的行政長官陳儀更同時因其各種政策同時敵對於台灣內部所有階級。迅速的社會矛盾演變導致了1947年的台灣二二八革命，成為蔣介石在二戰過後第一場需要鎮壓的革命事件。雖然二二八以台灣群眾被國民黨血腥鎮壓而告終，但群眾運動仍然餘波蕩漾，直到1949年中華民國全面撤退到台灣。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全面遷台後，因受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施壓以及中國革命面前的巨大壓力，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改組以穩固其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土地重分政策在美國指導和支援下得到完整實施，弱化了鄉村的階級矛盾。同時黨國體制也接納並銜接於既有台灣地主階級的統治網路，並收編後者多數到其麾下，形成了以先前日殖時期國家機器輪廓為基礎的政府機關。這一切伴隨著白色恐怖強力鎮壓，形成了一段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統治時代。

資本主義在台灣正是在如此的波拿巴主義國家之扼腕下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國家的主導和贊助，以及韓戰和越戰所產生的需求下，台灣產業得到先前得不到的發展。來台的中國資產階級和台灣既有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們受惠於這種發展得以逐漸累積資本和政治力量，但台灣工人階級和農民則仍然在黨國嚴密監控下一時無法發動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台灣逐漸走向完整的資本主義發展。土地制度成為資產階級式，而既有地主統治體系成為了今天的地方派系（通稱樁腳）網路。

在白色恐怖波拿巴主義時期，反抗運動只能以地下形式運作，並被限制在一小群常態運動者之間，其參與者包括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其中包括少數不同趨勢的社會主義者。這個階層在1950-70年代多半以地下出版物爭取支持者，統稱為「黨外運動」。黨外運動內部除了面對資本主義持不同態度外，更有就台灣地位（即與中國統一或是形成獨立台灣民族國家）的分歧。日後黨外運動就這些分野而衍生出的各類和傾向和組織將會於日後日益增大的群眾運動連結，其中拒絕反對資本主義決裂（更遑論推翻它）的各大派系逐漸成為民主進步黨的基礎。

1970年代後期，美國帝國主義對台灣和中國的算計在尼克森政權下出現轉變，前者在大程度上拋棄後者作為反攻中國革命的後備軍之利益。國民黨政權的威嚴因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而在群眾之間開始弱化，群眾開始鼓起勇氣抗爭。黨外運動遂由地下運動者的範圍擴散至群眾規模，到檯面上的激烈抗爭開始浮現。國民黨的弱化導致了黨內部的派系對比力量開始變化，從而導致了中華民國國家機器本身的轉變。

1980年代開始，工人階級再度拾起力量，從反對黨國控制黃色工會開始的「自主工會運動」演變到反對整個國民黨體制的強大群眾勢力。然而工運內對於統獨和政黨問題無法得到整合，就這個問題上形成分裂。偏向統派的偏親中共少數派雖然一時在幾個重要抗爭上佔主導地位，但是偏向台獨的多數派則採取了支持民進黨的階級合作路線，後者給予了民進黨相當的群眾基礎。

1990年代，在國外情勢和國內群眾鬥爭的壓力下，國民黨內部為了自保開始一系列重大讓步，除了在資產階級民主權益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也主動頒布健康保險、勞動保險等重大社會福利改良以降低社會矛盾。民進黨遂成為國民黨之外唯一具有足夠群眾基礎的反對勢力，但其拒絕與資本主義決裂的資產階級本質令其不敵搶先施行民主和社會改良以擾亂群眾視野的李登輝國民黨。因此，中華民國得以在國民黨主導下從威權黨國波拿巴主義轉向資產階級民主，但保存其國家機器。

2000年，民進黨黨籍陳水扁首度被允許透過直接民選制度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但立法院和軍隊仍被國民黨掌控。再加上美國帝國主義的牽制和中國武嚇台灣的壓力下，形成了如今的兩黨制但中華民國機器生存不受影響的資產階級民主框架。整體延以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