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3日，列昂·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紅場俱樂部發表了題為《論文化》的演講。隨後，他將這次演講和他發表的其他演講整理成以下文章，並在同年稍後首次發表在《紅壤》上。以下發表的是布萊恩·皮爾斯（Brian Pearce）的英文譯文，該譯文首次發表於1962年秋季的《勞動評論》。 在這篇精彩而深刻的文章中，托洛斯基闡述了科技發展與人類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他接著探討了文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並為試圖在孤立和落後的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蘇聯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在英國大選中，成立僅8週的革命共產黨就進行了幾十年來最成功的革命共產黨競選活動。革命共產黨候選人菲奧娜以公開的革命綱領獲得了1,791票。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但共產主義者參加選舉是為了提出他們的綱領並建立革命黨。在本文中，丹尼爾·摩利深入探討了共產主義者在選舉中的策略和戰術的理論基礎。
我們對憲法保障能幫助工人階級贏得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抱任何幻想。這也意味著，在社會主義下，國家將完全不同，憲法以及法律也會看起來完全不同。
我們必須揭開那些被法律術語和自由主義偏見掩蓋的國家部分的神秘面紗。如果我們要對社會有真正的革命性理解，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銳利光芒照亮資產階級國家最陰暗和神秘的角落，從憲法開始。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恩斯特·費雪（Ernst Fischer）寫過一本非常有趣的書《藝術的必要性》。這本書於1959年首次問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對它的欽佩之情絲毫未減。當然，人們可能不同意書中的這個或那個說法。但它包含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見解。例如「藝術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所必要的。但藝術也因它內在蘊含的魔力而是必要的」。
列寧曾把實行新經濟政策描述為與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是一次失敗和退卻，但這最終是必要的；是一次爭取時間的嘗試，直到透過其他地方的成功革命提供生命線。
然而，新經濟政策對市場方法的依賴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後果。它在經濟上扶植了富農、商人和其他資本主義分子，提高了他們相對於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矛盾的是，這些寄生階層從工人國家中獲得的好處比工人本身還要多。
這反過來又助長了史達林官僚體系的崛起。
不管怎麼說，中國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的，是否由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領導，是所有共產主義者都必須瞭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共產主義者支持「暴力革命」嗎？不，我們為儘可能以最和平的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奮鬥。
在社會轉型的鬥爭中什麼是道德的，什麼是非道德的？75年前，托洛茨基寫下了他的傑作《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他在其中解釋道，道德是階級鬥爭中關鍵的意識形態組成部分之一。
本週，在我們的《列寧年選》系列中，我們重新刊登了列寧於1913年為布爾什維克報紙《啟蒙》撰寫的一篇簡短但有力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列寧追溯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最進步和最革命的思想的繼承者的連續脈絡。
整篇文章的分析水準相當糟糕。包括印象式地對於列寧恩格斯等人斷章取義、錯誤的政治類比，整篇文章只是調動群眾的政治偏見，機械重複權力分立的老調（甚至是一種近乎曲解的重複），以此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最最糟糕的是他們的政治目的不論達成與否，都不會改變任何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