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藉由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第一章中針對1848革命失敗的評論，討論馬克思認為「革命」在什麼條件下可能會步入困境，又應該走向何方。六月起義不是一段供人憑弔的革命史，而是一項仍然活著的政治遺產。對今天的讀者而言，除了當作歷史故事來閱讀，我們仍可以注意本文的主軸：「變革社會的嘗試與困境」，並借此思考我們當前的處境。歷史學家多伊徹時常對比歷史上不同階段的革命，如果今日勞動者被壓榨仍然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如果爭取勞工的解放仍舊是我們的首要目標，那麼馬克思的分析與批判就仍保持著鋒芒。我們在此誠摯邀請讀者與我們一同思考。
今年7月是西班牙內戰爆發90週年。 在這場革命與反革命的殊死較量中，數百萬的工人和農民奮起反抗，英勇對抗法西斯主義。儘管他們最終被擊敗並遭到殘酷鎮壓，但他們的鬥爭在工人階級的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至今仍激勵著今天所有的階級戰士。同時，就在本期雜誌付印之際，敘利亞東北部羅賈瓦革命的最後殘存力量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八月底，這場革命走向了終局。西班牙革命與羅賈瓦革命之間存在著若干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努力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因此，本期《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將專門探討這些重要運動的經驗。
100年前的8/14，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楚誕生。今天，古巴革命正面臨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威脅。在美帝國主義扼住咽喉的處境下，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新近通過的政策，正為資本主義復闢鋪路。直到10年他前去世為止，菲德爾一直是古巴革命所爭取的一切的化身。正如荷黑·馬丁所指出的，評價菲德爾的一生，也就是評價古巴革命本身。為紀念這一天，我們在下面重刊一篇寫於2016年他去世之際的文章。文章詳述了菲德爾的一生，並強調必須捍衛古巴革命。此文寫作之時，歐巴馬正以「較為柔和」的手法謀求扼殺古巴革命；對於古巴今天所面臨的緊迫局勢，其中的教訓絲毫不失其意義。
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歷史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經常被忽視的一部分。當然，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資本主義確實是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以及在毛澤東領導下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的，也使得毛澤東思想的起源和發展成為任何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中之重。但這並非唯一的原因。然而，若據此斷言托洛斯基主義從未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發揮作用，那無疑是錯誤的。事實上，中共的數位早期創始人曾在二十年代加入托洛斯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儘管這場鬥爭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那段黑暗歲月中的奮鬥，仍為當今致力於建立真正革命政黨的共產主義者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深刻的教訓。
近日，除了伊朗戰爭對全球造成的劇烈震盪外，前世界也在擔憂著另一顆經濟未爆彈。從西方開始爆發新一輪金融崩盤已經成為巨大可能，而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必要學習、分析這種發展的重要先例：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當時幾乎一夕之間，數百萬人的命運便被市場那隻所謂「看不見的手」無情地推向深淵。為這場史詩級股災鋪路的歷史時期是稱為「咆嘯的二十年代」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這個空前繁榮的年代，背後的果實其實是被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經濟崩潰不是單純的經濟事件，它將重塑整個社會和政治秩序。英國出現緊縮政策與國家聯合政府，德國出現法西斯主義，整個國際秩序因此改變。同時，這就把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之間關係的問題提上了日程。
1979年，伊朗工人革命推翻了令人憎惡的沙阿政權。本文作者泰德·格蘭特（Ted Grant）於同年撰寫本篇文章。如今我們重新發表這篇文章，是因為我們相信，對於任何希望瞭解沙阿是如何被群眾推翻的，以及這場革命是如何不幸地遭基本教義派毛拉劫持的積極工人或青年來說，這篇文章都是必不可少的讀物。
1993年4月10日，復活節星期六，南非共產黨（SACP）領導人、非洲人國民大會（ANC）武裝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簡稱MK）的參謀長克里斯·哈尼，遭到暗殺。哈尼是革命性的反種族隔離運動中最受群眾愛戴的領袖之一，其聲望僅次於納爾遜·曼德拉。在許多人眼中——尤其是在黑人青年當中——他是與那些正在同種族隔離政權談判的溫和非國大領導人相抗衡的激進力量。在克里斯·哈尼遇刺30多年後，南非的資本主義民主制，並沒有為那些透過巨大犧牲、為爭取自由而奮鬥的黑人勞動群眾多數帶來好的結果。因此，他捍衛社會主義的那些話至今仍未過時：「對於大地上受苦受難的人們、對於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那90%的人類而言，社會主義是唯一的答案，歷史並沒有終結……我們將塑造一個嶄新的、公正的社會。」
在世界各地，中間偏左的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傳統政黨都深陷危機。改良主義已經撞上了現實的礁石，在這個緊縮的時代拿不出任何東西來滿足工人和青年。丹尼爾·莫利剖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事實是，社會民主主義完全依賴資本主義的健康狀況。它隨資本主義的波浪起伏：經濟條件允許時就推行改良，而面對資本主義的週期性危機，卻只能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它沒有能力真正挑戰統治階級，只想著說服統治階級，因此對統治階級的攻擊永遠毫無準備。改良主義必然無法預見它調控市場的種種嘗試所不可避免的後果──例如通貨膨脹與資本外逃──因為它的立足點恰恰是一種幻覺：以為高明的政治手腕能夠消除這個體制的不公與無政府狀態。於是，它的計畫便一次次觸上現實的礁石而沉沒。
從潘恩對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介入中可以看出，他絕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就這個詞最好的意義而言的世界公民。他在骨子裡，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向全世界投射出了一道光芒，」潘恩說——正如100多年後俄國革命鼓舞了全世界的工人那樣。甚至到了20世紀初，偉大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尤金·V·德布斯，仍向潘恩致敬，尊他為美國激進主義傳統的奠基者。他毫無疑問是我們革命傳統的一部分。今天，為紀念他那本歷史性小冊子問世的周年，我們向這位革命民主主義者致敬；他是備受壓迫者的英雄，是享有特權者的敵人。在當今這個時代，潘恩思想的精神，正由共產主義者所繼承：為解放工人階級——那備受剝削的芸芸眾生——而奮鬥，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全世界；為永遠掃除階級社會的污穢而奮鬥，包括愛潑斯坦階層及其墮落的幫忙食客。
美國的歷史固然是一部充滿暴力、壓迫、投機、竊奪、奴役與戰爭的歷史，但同時也是一部群眾抵抗、犧牲與革命性徵收的歷史。本書探討這些鼓舞人心的階級鬥爭傳統，不僅限於美國革命，也涵蓋了南北戰爭與重建時期。《獨立宣言》出自托馬斯·傑斐遜之手——他是啟蒙運動之子，本人卻蓄有奴隸——因而通篇充滿矛盾，在奴隸、原住民和婦女的權利問題上尤其如此。儘管如此，就其本質而言，它是對一個民族不言而喻、不可剝奪的革命權利的大膽捍衛——而這正是共產主義者張開雙臂去捍衛、去擁抱的權利。為確保憲法獲得通過而不得不模糊處理的種種界線，最終使第二次革命成為必然。同樣地，南北戰爭一團混亂的結局，使重建時期的悲劇幾乎不可避免。而那個時代未竟的事業，正是今天社會主義革命不可或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