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情況

不管是從經濟還是社會層面，台灣的所有問題都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之下和在一國之內得到徹底解決。而可以創造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新社會之力量，就是台灣的工人階級。

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國家，台灣的工人階級業已成為人口中的絕對多數。受薪階級/私有企業雇用工人佔50%以上。

然而，誠如馬克思所言，沒有組織，工人階級只不過是被剝削的原料。而工人階級和為自己利益的第一道防線，也就是他們展現「為己」階級意識的第一步，就是組織工會，並形成跨工作場所之間的串連形成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者當然要密切關注工運，並將自己視為工運的一翼。

台灣工運在1920年代曾寫下精彩而輝煌的歷史，而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細心學習並維護這些工人階級的記憶。然而，前文描述的種種歷史發展則一時切斷了工運的發展。現代台灣工運主要緣起於1980年代的自主工運抗爭，以及在中華民國轉變成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過程中於2000年正式成立的全國產業總工會（以下稱全產總）為基調。

整體來說，有意識的台灣工運仍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雖然勞動部發表的「全國勞動組織率」最近在33.3%，但是這個數據加進了實際上不是工會的「職業工會」（傳統上被認為著重於勞健保代辦業務）。真正有意義的工人組織在台灣是企業和產業工會，而從這些工會的會員數來看，台灣真正的勞動組織率應該僅有7.6%左右，相當的低。

除傳統在工作場所內組織的工會外，台灣工運也有如台灣勞工陣線和台灣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實際上是非政府社運組織。勞陣長年以來實際上是民進黨的外圍組織，用以介入和爭取工運對資產階級民進黨的支持。而其他非政府組織雖然有誠心地在為工人權益倡議，但多屬於自由主義的單一議題路徑，並以向統治階級和政府請願而非以階級鬥爭的方式爭取權益，也因此他們並無法達成他們所訴求的改變。

誠然，台灣工運仍然面對種種統治階級施加的困難。組織工會在中華民國法治下並非易事，而每一場勞資糾紛依法都需要勞動部的強力介入。當然勞動部作為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必然在絕大部分是個案上偏袒資方。整體來說，國家對工運仍然施加著深深的壓力，只不過可能較威權時期少用直接暴力來鎮壓。

但是台灣工運的弱勢則是工運領導的懦弱階級合作觀點而導致的。全產總自成立以來，就大致上立即被民進黨摸頭，其領袖們倡導者「勞資和諧、雙贏」的背叛性口號，結果就是讓他們所代表的工人權益節節敗退。每當選舉到來，全產總就成為民進黨可以使用的拉票機器之一，不斷要求其成員們把選票投給會傷害他們利益的資產階級政客。多名全產總的高幹步入政壇，在綠營內的官運扶搖直上。曾任全產總理事長的民進黨立委鍾孔炤在2016年為民進黨團的砍七天假法案投下贊成票。稱他為工賊一點也不為過。

全產總背叛工人，甘做民進黨旗下組織的行經，不僅弱化了自身基層成員的戰鬥意願，更對整體台灣工運和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造成巨大阻力。畢竟，全產總原本應該區別約既有的官方黃色工會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但是成立不久後同樣的官僚化和親資，不願意為領導工人們戰鬥和抗爭。那麼加入工會又有什麼意義呢？台灣多數工人在長時間內對工運興趣缺缺也不無道理。

工運要興盛，工運組織需要一個願意對抗資產階級的領導，如此才能夠啟發工人階級的戰鬥意識和團結。看看南韓的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簡稱民主勞總），其和台灣現代工運一樣，同樣是在威權時代的地下工人組織發跡，但是歷年來其得以蓬勃成長、壯大，正是因為他們的領導不僅願意發動經濟鬥爭，更願意發動政治性罷工來對抗南韓的所有資產階級政黨，並籌備工人階級政黨的成立。多名歷屆民主勞總理事長為了對抗當局而願意挑戰不公法律而坐牢。全產總的官僚們則殷切呼籲勞工們要「守法」、並與民進黨暗通款曲。兩者可為雲泥之別。當然，最能讓工運力量最大化並將工人帶向真正掌控社會的領導，只能是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領導層。

全產總領導層的背叛離譜之至，讓原來隸屬於其旗下的一些較為激進的工會脫離並於2007年另組「團結工聯」，但其後因內部無法整合且多半也是堅持「守法」和「勞資合作」還有央求勞動部「主持公道」的觀點而無法取得客觀的結果。台灣工運在中華民國資產階級民主制下相對沈寂多年。

然而，資本主義的危機無情地繼續深化，而新一代年輕人每年也加入了工人階級，為工運注入新血。此外，民進黨過去在工人之間營造的「工人之友」假象也引其開始與國民黨輪流執政而開始被實踐拆穿。在尤其是蔡英文執政以來，我們看見了新一輪工人階級重要鬥爭，其中很多最具戰鬥性的領導者們都對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劃清界線。

從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開始，雖然台灣罷工數量仍然相當低，但台灣出現一次又一次的重要罷工事件，受到社會廣泛注意，也讓更多人意識到階級鬥爭是可行的解決方式。其中，2019年的長榮空服員罷工至今仍是自台灣解嚴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而後如美麗華還有科慕工會罷工等等都是重要的鬥爭經驗。

而這些重要的抗爭背後，主要是桃園的產業總工會（桃產總）內部的領導幹部。這些幹部相當明顯地具強烈階級鬥爭意識，並認識到必須要靠鬥爭而不是尋求資方慈悲才能夠真正取得權益，這也就是他們所提出「戰鬥協商」概念。

更重要的是，現任桃園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朱梅雪曾在2018年以「拒絕藍綠，工人改造市政府」的清楚階級口號參與桃園市長選舉，並以那次選戰作為日後成立工人政黨的重要一步。這不僅與馬克思主義者對台灣需要工人政黨的看法完全相符，也證明了階級鬥爭的經驗會讓最具進步意識的階級鬥士自己做出與馬克思主義者相近的結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支持這種發展和人士。

因此，我們不難看見桃產總不管在戰鬥力還是觀點上都屬於全台工運最激進的部分。雖然他們主要活動範圍仍在桃園和大台北地區，但是近來他們也開始到訪全台各地籌備一個新的全國性產業總工會「工人鬥陣總工會」來取代現在幾乎沒有認真作用的全產總。如果桃產總能夠成功牽動其他地區的工會拾起更加戰鬥性的策略，並覺悟很多時候成功的抗爭必須要挑戰中華民國法律，那工鬥總在陷入更大危機的台灣社會內可以成功發起，並啟發更多工人加入。

除此之外，由於台灣經濟日後只會陷入更深的危機，而非漸漸改善，工人組織需要預期到的是老闆們的攻擊，來將所有花費轉嫁給工人們。因此，日後工鬥總唯有把持著革命共產主義觀點才有可能得到勝利。如果觀點仍然是改良主義的，那麼最後什麼也不會爭取到，因為對資本主義體制極限的觀點，是會影響一個工人組織具體從事的策略和成效的。

籌備工鬥總的幹部們必須要同時提出如何讓台灣工人階級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綱領並發表其如何能建立起全國性工人政黨的社會主義計畫，激發更大一層工人階級和工會組織的參與。一旦達成，這將對台灣政治引起顛覆性的影響。

現在讓這些具爆炸性發展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不管是日益瀰漫社會的階級意識，還是對於政治另外選擇的渴望，只要籌備工鬥總的領導們能夠提出這些觀點，那勢必能夠引起更廣闊階層群眾的注意和支持。馬克思主義者會不斷提出這些觀點作為參考，並在台灣工運和整體階級鬥爭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建立更強大的團隊，並參與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