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權益抗爭

台灣原住民族歷史上的迫害始於資本主義在台灣建立之前，但資本主義下的原住民則仍然受到以漢族文化為主的中華民國台灣體制的打壓。壓迫方式除了傳統土地和生活方式被剝奪、各類場域歧視外，資本主義下的不平等也更集中地表現在原住民的生活內。

根據原民會最近四年一度發表的《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原住民家庭於2021年的貧窮率為6.78%，遠高於全台家庭的1.63%。台北市的原住民家庭貧窮數更高達11.96%。原住民族有酬就業者約有 11.47%的平均薪資未滿2萬元新台幣，而原住民族家庭的收入水準仍僅有台灣全體家庭的0.63倍，也較常拾起較不穩定的工作崗位。

除此之外，原住民的傳統領地擁有和使用權在歷史上受到剝奪，並在資本主義之下受到更甚的摧殘。關於原住民的領地問題相當多元且複雜，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加以理解、分析才能夠提出更具體能夠讓工人和年輕的原住民加入馬克思主義陣營的行列。

但是整體來說，我們可以確定原住民族群在自身文化權益上受到的壓迫源自於在這些問題的決定權大致仍然被中華民國國家機器和台灣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剝奪，無實質決定權。而馬克思主義者所爭取的是徹底給予原住民勞苦群眾民主自理事務以及維護和發展自身文化的權利，從而達成原民和非原民工人階級自願的階級團結。

誠然，原住民的處境在威權時期進入資產階級民主制後透過積極人士的奔走也得到改善。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不管在經濟和文化生活上，原住民要達到與非原民的真正平等仍然相當遙遠。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下，原住民的權益也是必須要屈服於資本利益之前。

這之中最明顯的就是在民進黨執政下開放財團恣意在原住民領地內開採的《礦業法》。另外，資本主義的能源需要也讓核廢料放至於部分原住民領地內的爭論中，讓原民一方居於弱勢。

另一方面，原住民內部統治階級的角色也不容我們忽視。目前為止，原住民選區仍然絕大多數被視為國民黨的鐵票倉。這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原民選區內的原民統治階級與在地的藍營係地方派系有非常深厚的連結，也因此原住民經常被動員把選票投給過去曾以漢化政策壓迫他們權益的國民黨。

《報導者》的一篇報導生動地展現了具有經濟實力的原民統治階級如何以他們的經濟實力透過賄選方式排擠沒有經濟實力的參選人。而在地的藍營政治勢力又經常透過對原民統治階級的利益輸送掌握選票。

以花蓮為例，《報導者》報導：

「不具名的花蓮原住民民代就透露，當花蓮縣政府把重要祭典辦得又盛大又熱鬧，對於阿美族頭人來說，這是多有面子的事，支持傅崐萁和徐榛蔚變得理所當然；而掌握部落家族網絡後，傅徐自然在原鄉會有高支持度，縣長選舉時原鄉幾乎都是他們夫妻的鐵票區。」

同篇文章所引用的一份由學者包正豪於2015年發表的《台灣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之研究》則顯示：

「原住民在政黨認同上，國民黨遠高於民進黨，『但這是呈現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現行選制下，掌握鐵票區、出身大族群的老將，往往只要『固票』就能勝選，既不需要政見理念與論述，甚至也不必關注都市原住民選票，因為只要靠原鄉部落選票就穩操勝券」。

此外，幾個有原民背景的台灣資產階級政客，如立委高金素梅，則倡導台灣和原住民可以在中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得益，而近年來逐漸顯著的綠營原民政治人物，如Kolas Yotaka，則倡導原民用寄望於資產階級民進黨和美國帝國主義才能夠得到更好的生活。

因此，就如同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在任何地方的表現一般，原民內部統治階級的主要政治角色絕非為整個民族。他們所倡導的都是在基礎上有悖於原住民整體利益的政策。也因此，階級鬥爭必須也必然在原民權益上扮演者最主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一個具體的現實是，原住民的權益仍然需要整個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夠有效推動。據統計，截至2022年底台灣原住民人口數58.4萬人，占總人口比率2.5%。這代表原住民作為一個群體在台灣還是一個相當弱小的少數。

然而超過半數以上之全體原住民族人聚集在都會地區，與非原民工人一起共事、勞動。因此他們也是全台最大多數勢力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共同享有工人革命所可以帶來的巨大變革潛力。

台灣工運因此必須積極地將原民工人階級融入自己的行列，剷除內部一切可能造成族群分裂的歧視和反動情緒，並且拾起為原住民族權益鬥爭的綱領和責任。

台灣馬克思主義者也應該對原民所受到的壓迫持積極的態度，並提出更完整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從而迎接更多原住民鬥士們到馬克思主義的陣營裡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