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現況

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危機與世界整體來說是同步的。全世界所有發展後國家的經濟增速減緩、債務累積、低投資和其帶來的社會蕭條和停滯都在台灣社會內表現出來。

台灣經濟增速逐年放緩的趨勢從政府自己發表的歷年數據上可以明顯看出。1960-1990年代的高成長率（每年10%上下）榮景早以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不斷下滑的速率，現在來到2-3%左右。

雖然台灣中央政府負債對GDP比率在發展後國家中屬於較低，但是家庭部門債務則明顯嚴重。據政府國富統計報告，2021年台灣家庭債務總量為新台幣157.2兆元，是為同年GDP總量的91.5%。2008年，此數字為79.9%。

對於如此明顯的家庭債務增加，《工商時報》警告道：

「家庭負債占GDP升破九成，這就是提示我們近年家庭部門債務增加的太快，其增加的速度甚至已超過GDP的成長速度，如同政府債務過高一樣，我們也得擔心家庭部門日後是否有足夠的償債能力，是否會影響金融的穩定，社會的安定。」

「若說政府債務有債留子孫之憂，家庭債務不用等到子孫就已危機四伏了…一旦負荷不了，還不了債息，非僅日子難過，個人信用也將為之破產，若轉而向地下錢莊借錢，那麼未來的人生將更加悲慘，又如果家庭負債升高不是少數人的特例，而是中產家庭普遍的處境，那麼終將要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以及社會的安全了。」

伴隨著生活支出和債務成長的背後則是台灣遲遲停滯不前的工資成長。不僅如此，在近年來的通膨壓力下，台灣薪資實際呈現負成長狀態。依主計總處的統計，過去兩年（2021～2022）實質經常性薪資的下滑幅度依序是-0.04％、-0.15％，而今年元月是-0.72％，至於2023年元月實質總薪資的衰退幅度更高達1.49％。

在蔡英文政府一度炫耀台灣人均GDP「高於韓國」的背後呈現的是一個高度剝削的經濟環境。據《報導者》於2023年發表的一份彙整總結道：

「相較（於同期韓國）之下，台灣的趨勢則非常不同──勞工分配到的比例不但沒有顯著提升，在疫情期間還明顯縮水。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間台灣勞工整體的薪水其實並沒有變少，而分配比例之所以會下降，主要是因為企業盈餘增加的幅度更高——用白話說，就是台灣企業（和地主及股東）在疫情期間實在太賺錢了。」

從在疫情見賺進暴利的台灣資產階級的角度來看，台灣經濟的前景又是如何？實際上，國際資本主義進入的新危機時代，讓仍然仰賴貿易的台灣經濟難以獨善其身，坎坷的前景是台灣資產階級看得到的。

由辜振甫創辦的老牌資產階級智庫「台灣經濟研究院」今年發表的《國內總體經濟預測暨景氣動向調查新聞稿》對經濟成長前景保持悲觀態度，下修了2023年全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

「儘管民間消費動能穩健，然上半年因全球終端需求不振，商品存貨調整時間拉長，使得台灣上半年出口、外銷訂單、廠商進口資本設備、製造業生產指數等數據均呈雙位數衰退態勢，亦令民間投資趨向審慎，加上中國疫後經濟復甦不如預期、美歐下半年經濟前景仍不樂觀。」

台灣是極度仰賴出口的經濟體。根據國發會今年發表的《重要統計資料手冊》，出口目前佔台灣GDP的63.44%。然而財政部於今年7月發表的報告則顯示：

「2023年6月出口323.2億美元，年減23.4%，連續10個月負成長；進口規模值同步下降至263.6億美元，是近28個月低點，年減 29.9%，進出口減幅都創民國98年9月、近14年來最大減幅。累計1至6月出口年減18%，進口減20%。」

在全球各國保護主義興起，貿易成為各國博弈的武器之一，以及產業鏈重組、大帝國之間尋求脫鉤的同時，仰賴出口的台灣經濟必然受到更深層的打擊。

在其中，對中國的貿易仍然會對台灣經濟造成決定性的影響。儘管在蔡英文執政以來中台關係趨向「政冷」經熱，且蔡政府倡導所謂「新南向政策」或是將貿易對象轉至歐美，都脫離不了中國仍為台灣最大貿易對象的現實。至今，對中國（含香港）貿易佔台灣貿易總額比重為28.1%，遠高於台灣第二大貿易對象美國（14.8%）和第三大對象日本（9.3%）。台灣對後兩者的貿易量加起來都不敵對中的貿易量。

這就表示中國經濟仍對台灣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一方面，正在蓄勢待發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旦開展，將會對台灣產生立即的衝擊。與中國的交惡或者任何「脫鉤」嘗試也同樣會對台灣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內需不足呈現了國內消費者的購買和吸收市場內商品的能力。然而在台灣長年以來參考通膨後的逐年消費成長率持續維持在2%以下，有幾年甚至是負成長。在商品仍能夠被出口的情況下，這所製造的危機可能會被掩蓋過，但是在貿易開始下滑的時候，台灣內部的危機就會更加明顯。

在台灣，過去20年以來除些許例外以外，民間投資年增長率都停留在低迷的2%-6%之間，而在疫情期間的高投資也開始熄火，2023年第一季度出現投資負成長的（-1.13%）現象。同時，地緣政治和全球政經危機，皆將進一步壓低民間投資。

但物質條件高度發展的台灣也締造了建立一個民主計劃經濟的可能。只要能夠將生產資料國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管理，那巨大的生產力就可以從盈利動機和無政府市場經濟中釋放出來。透過大幅提高薪資，直接供應社會建設而非仰賴私有企業，所有人都可以得到遠高於最低需求的生活資料。台灣也絕非例外。

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個結果，就是資產和生產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越來越少數資本家的手中。透過市場競爭和吞併，以及資本主義發展進入週期性危機而造成部分小企業倒台後，最終生產力會在金融資本吸收倒閉小資本下轉入相當集中的狀態。這也同時簡化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任務，因為他們僅需將少數已經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最大企業掌握住，就可以掌握住運作社會的槓桿。

不少人聲稱或認定台灣經濟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但這個觀點並未將台灣幾個最大企業的巨大跨國經濟影響力納入考量。在2022年被美國《財富》雜誌納入全球500大企業的僅七家台灣企業（鴻海、台積電、和碩、廣達、台灣中油、仁寶與緯創）當年的營收額加起來就超過台灣GDP總額的65%。

此外，台灣企業也有深度家族化的特徵，讓私產和階級複製對台灣社會的支配更為明顯。根據台灣董事學會的《2021華人家族企業關鍵報告》，台灣家族企業原以中型為主，但過去九年間已逐漸茁壯為大型企業，占整體市值達65%。台灣家族企業已有約一半交棒至第二代。如此一來，在所謂「階級流動」出頭天夢已經是遙遠過去，而階級僵化則是資本主義現今常態的今天，台灣大資本背後的明顯家族特徵，勞苦大眾都會看在眼裡，遂推動階級意識的繼續成長。

此外，過去統治階級做出的一些重大福利讓步，尤其是健保和勞保等社會保險制度，在資本主義危機加深的前提下，也會遭到統治者們削減、任其倒閉，或是將更大負擔轉嫁給工人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