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动荡和战争的当下，帝国主义竞争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对抗帝国主义的渴望，同样萦绕在全球数以亿计的工人和青年心中。因此，真正理解帝国主义是什么、它究竟代表什么，以及如何将其打倒，是革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谈到帝国主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罪行——入侵、政变、占领、奴役，以及以其名义犯下的一切暴行。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当然必须熟知帝国主义的罪行。然而，仅仅列举这些罪行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将反帝斗争降格为道德抗议，降格为和平主义，降格为一句「战争很坏」。资产阶级自由派也说战争很坏——然后继续投票提高战争预算。共产党人需要理解驱动帝国主义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发展？这一切对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又意味着什么？
1524-1526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五百年后，卢卡斯·库切拉(Lukas Kutschera)阐释了这场被压迫者伟大起义的起源、失败缘由，以及它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城乡被压迫群众奋起反抗腐朽的封建秩序。起义军在1525年5月至6月间的失败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的关键事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其与英国内战(1642-51年)和法国大革命并列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最重要阶段之一。事实上，他将宗教改革描述为历史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农民战争预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被压迫者开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组织起来，尝试各种方案和方法，并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激进的结论。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十月专政的意义指的是十月革命透过直接在俄国推翻资本主义，并借此彻底为全民贯彻了选举权、言论自由、女性享有堕胎权和立即离婚权、农民土地重分等。但这些也不是透过私有制或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常见的议会政治达成的，而是透过国有化计画经济和苏维埃民主制度完成的。但是，一旦夺取政权，工人阶级也不可能一边担任新统治阶级，而一边维持让自己成为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也因此，工人阶级也必须采取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尤其是征收大资本形成民主计画经济，才有可能确保革命可以生存下来，不被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打倒。但最终，如此的制度如果不扩散至全世界，尤其是先进帝国主义国家的话，也最终是不可能永久存活的。换句话说，作为唯一能够挣得民主权利的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是不可能停止于仅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不进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的。
如果被问到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大众最有可能给出的答案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其次可能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如今，前者被认为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父，后者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因此，资产阶级评论家通常对斯密赞不绝口，对马克思嗤之以鼻。因此，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社会科学界的巨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鸿沟。然而，事实上，他们都属于同一理论谱系：即「政治经济学」。即使是最热情的自由市场拥护者，在被追问之下，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看似毫不相干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渊源。例如，根据自由派媒体《经济学人》报道，斯密的思想「分散了经济学家数十年的注意力，并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期刊的作者们批判性地总结道： 「如果没有亚当斯密，就不会有马克思。」
最近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学生的一则消息值得注意：今年又有学生同志投入大学学生会选举。对于许多台湾学生来说，学生会选举只是校园里一场例行公事，伴随着极度低迷的投票率跟当选票数。但英国同志的经验提醒我们：只要革命者敢于提出清楚的政治立场，即使是在看似平淡的校园选举中，也能打破原本沉寂的学生政治。在许多大学里，学生会选举早已变成一种形式。候选人谈的是福利、活动与各种行政改善，但很少触及校园真正的权力问题。学生会名义上代表学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机会参与那些校园内对学生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校园中的重大决策，例如预算如何分配、哪些科系被削减、哪些工作被外包、哪些劳动条件被压低，通常都掌握在校方管理层与董事会手中，而学生与教职员工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学生会在这样的结构中被安排成一个「参与」的渠道，但这种参与往往只是象征性的。
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砲火之中，一本署名为「尤尼乌斯」的匿名小册子在苏黎世出版，并迅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流传。事实上，这本小册子是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监狱的牢房中写成的。她在其中写道：「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她将这一大胆的预言归功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在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口号之一：「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强而有力。它们精准地概括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处于高度腐朽状态的社会制度；腐朽的统治阶级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以及被压迫者为摆脱旧秩序而展开的生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要么取得胜利，要么就面临毁灭。这残酷现实在眼下的苏丹得到如此鲜明的体现，本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正是围绕着这个现实。
社会的一大谜团在于，那些犯下滔天罪行、令人发指之事的人，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他们如何为这种不可饶恕的行为辩解？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常常得到的答案是：他们否认自己所作所为；或他们承认罪行，却告诉自己这是正确的，是为了更大的利益等等。爱泼斯坦档案的部分公开揭示，不仅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都在习以为常地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作案者并不否认其罪行。这就是统治阶级内部道德的本质，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正如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道德比之于任何其它种类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阶级的性质。」道德不过是社会真实关系的展现。在阶级社会中，靠着剥削和压迫他人为生的统治阶级，绝不会真正遵循本应支配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看法是：「劳动等于商品的总价值」乍看之下，这个说法相当合理。但如果真是如此，资本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富，资本又是如何不断膨胀的？在生产过程中，人确实透过劳动创造新价值。商品的价值之中，扣除机器与原料的成本，再扣除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之后，仍然会剩下一个部分；而这个剩余部分，最终被资本家所占有。但如果我们接受「劳动等于商品总价值」这一说法，那么这个多出来的价值，本来就不应该存在，更不应该进入资本家的口袋。这表示，问题并不在于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而在于：在劳动过程中，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创造新价值，却本身并不等同于已完成劳动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作用于机器或原料本身——因为机器与原料即使被闲置，也不会自行增值；只有在人的实际劳动中，它才会发挥作用。然而，工人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在市场上出售这种东西，换取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
在统治阶级的想像中，任何国际主义的革命运动都是邪恶的介入者，从来不会检讨他们自身的统治造成的不稳定，也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视而不见。对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无知与无能，正是资本主义矛盾爆发的表征。我们火花—台革共选择在今天正式宣告将要成立台湾革命共产党，并向中华民国统治阶级宣告阶级战争。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建立台湾工人民主政权！就是推翻中华民国并建立革命共产主义政权！台湾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代表劳工阶级声音、能把千万人的力量凝聚起来的革命共产党，与全世界受苦的学生与工人站在一起。在这个世代，我们要的不只是「更好一点的待遇」，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由劳动者掌握命运、由多数人决定方向、由协作取代剥削。
气候变迁对人类的未来构成了灾难性的威胁。资产阶级已经证明自己完全无法应付这个问题。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严重的不稳定性和帝国主义战争，全球数以百万的人也亲身经历气候变迁的影响。这些日益黯淡的前景正促使青年对产生深刻的反思。因此，「要制度变革，不要气候变迁！」这一口号成为「周五为未来而战」罢课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改变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绝对确定地预测未来，但透过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我们可以推断出，为了开始应对气候变迁并减轻其最严重的影响，可以采取哪些步骤。然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打破资本主义设立的障碍——私人财产和民族国家——并开始围绕着满足人类需求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