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3日，列昂·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红场俱乐部发表了题为《论文化》的演讲。随后，他将这次演讲和他发表的其他演讲整理成以下文章，并在同年稍后首次发表在《红壤》上。以下发表的是布莱恩·皮尔斯（Brian Pearce）的英文译文，该译文首次发表于1962年秋季的《劳动评论》。 在这篇精彩而深刻的文章中，托洛斯基阐述了科技发展与人类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接着探讨了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为试图在孤立和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苏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英国大选中，成立仅8周的革命共产党就进行了几十年来最成功的革命共产党竞选活动。革命共产党候选人菲奥娜以公开的革命纲领获得了1,791票。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共产主义者参加选举是为了提出他们的纲领并建立革命党。在本文中，丹尼尔·摩利深入探讨了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的策略和战术的理论基础。
我们对宪法保障能帮助工人阶级赢得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抱任何幻想。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下，国家将完全不同，宪法以及法律也会看起来完全不同。
我们必须揭开那些被法律术语和自由主义偏见掩盖的国家部分的神秘面纱。如果我们要对社会有真正的革命性理解，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锐利光芒照亮资产阶级国家最阴暗和神秘的角落，从宪法开始。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费雪（Ernst Fischer）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艺术的必要性》。这本书于1959年首次问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它的钦佩之情丝毫未减。当然，人们可能不同意书中的这个或那个说法。但它包含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例如「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所必要的。但艺术也因它内在蕴含的魔力而是必要的」。
列宁曾把实行新经济政策描述为与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是一次失败和退却，但这最终是必要的；是一次争取时间的尝试，直到透过其他地方的成功革命提供生命线。
然而，新经济政策对市场方法的依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它在经济上扶植了富农、商人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提高了他们相对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矛盾的是，这些寄生阶层从工人国家中获得的好处比工人本身还要多。
这反过来又助长了史达林官僚体系的崛起。
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是否由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领导，是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必须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共产主义者支持「暴力革命」吗？不，我们为尽可能以最和平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奋斗。
在社会转型的斗争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75年前，托洛茨基写下了他的杰作《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他在其中解释道，道德是阶级斗争中关键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之一。
本周，在我们的《列宁年选》系列中，我们重新刊登了列宁于1913年为布尔什维克报纸《启蒙》撰写的一篇简短但有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追溯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最进步和最革命的思想的继承者的连续脉络。
整篇文章的分析水准相当糟糕。包括印象式地对于列宁恩格斯等人断章取义、错误的政治类比，整篇文章只是调动群众的政治偏见，机械重复权力分立的老调（甚至是一种近乎曲解的重复），以此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最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政治目的不论达成与否，都不会改变任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