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借钱需要支付的利息越来越高。其10年期公债的利率自2007年以来首次达到5%。债券市场的危机，反映出荷姆兹危机、保护主义以及混乱无序的AI建设热潮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它正暴露出这个走向危机的世界经济中的一切矛盾。 8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宣布，将回购60亿美元的10年期和20年期国债，试图阻止利率（他们称之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随后，他又表示要把回购规模翻倍。当时的利率为4.85%，但此后仍持续攀升。换言之，他的努力失败了。这不应令任何人感到意外，因为美国政府每个月发行的各类债务总额高达2.7兆美元。在贝森特此番干预之前，美国财政部也曾出手买进日圆。他们帮助日本政府推高了2月以来持续下跌的日圆汇率
比起一时的股价涨跌，更值得关注的是，台湾所谓的护国神山正同时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结构性压力。过去市场相信，台积电的领先具有近乎不可取代的结构性优势；如今，这种领先正逐渐退化为可以被追赶的技术性优势。然而，今天的高市值与高估值，却仍建立在前者的想像之上。如果市场开始重新评估「不可取代性」本身，真正需要重新定价的，就不只是台积电，而是整个台湾 AI 供应链。对一般工人而言，在这场 AI 竞争中往往是最大的承担者 – 如果 AI 如企业所期待般大幅取代劳动，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工资停滞与劳动条件恶化；如果 AI 泡沫最终破裂，等待他们的则是裁员、投资萎缩与新一轮金融危机。无论哪一种结果，真正付出代价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劳动者。
赖清德政府宣布普发一万块钱，但同时不论是社宅的建设也好，急需改革的劳保、劳退制度、健保制度、长照政策等等也罢，皆被统治阶级所忽略。对于社会环境无明显提升，生活依然困顿的基层工人阶级而言，一万块钱只不过为暂时性的麻醉药罢了，只要药效过了疼痛感马上就会到来，工人仍需要在这个剥削的体制下挣扎生存。一万元或许可以支付一个月房租、几次采购，甚至补贴家庭开支，但它无法改变劳工被剥削的处境。更关键的是，就算撇开普发现金本身的争议，普发这笔钱从哪里来？最终为这笔「全民红利」买单的，其实是劳工们自己。所谓「AI红利，全民共享」，共享的其实是劳工自己创造、却被资产阶级截留后再「施舍」回来的一小部分。这种作法并没有触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反而是在维护它。
中国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其底层的关键特征是一种特殊的结合：一个波拿巴主义国家，同时与金融、垄断资本深度融合，并对自身事务握有完整的主权。官僚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使它不受资产阶级一时冲动的直接支配，同时也让工人阶级处于无组织、受压制、被超级剥削的状态。这使它能够在国内外制定并推行投资与发展规划，并在必要时以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远不能及的程度干预市场，以避免衰退。支撑这些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高剥削率。中国目前的平均每周工时高达惊人的48.6小时，且这一数字已连续九年上升。2026年中国人的购买力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英国的一半。就业不稳、恶劣的劳动条件与欠薪苛扣依然猖獗。
近日，除了伊朗战争对全球造成的剧烈震荡外，前世界也在担忧著另一颗经济未爆弹。从西方开始爆发新一轮金融崩盘已经成为巨大可能，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必要学习、分析这种发展的重要先例：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当时几乎一夕之间，数百万人的命运便被市场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无情地推向深渊。为这场史诗级股灾铺路的历史时期是称为「咆啸的二十年代」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这个空前繁荣的年代，背后的果实其实是被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崩溃不是单纯的经济事件，它将重塑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英国出现紧缩政策与国家联合政府，德国出现法西斯主义，整个国际秩序因此改变。同时，这就把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什么是价值？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头脑。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此绞尽脑汁，马克思亦然。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正确地得出结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思想随后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块基石——从亚当·斯密开始便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共识的。劳动价值论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成了一个大忌，这尤其是因为它所蕴含的革命意涵。起初，劳动价值论对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件十分有用的武器——当他们作为一个进步阶级时，曾用它来打击在政治上势力强大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可是一旦这场斗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便再也用不着这样一种理论了。事实上，对如今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言，这一理论带有颠覆性的意味，因而必须加以诋毁和摒弃。
有人认为，只要提高刑责、增加抽验、重罚黑心厂商，就能有效避免食安事件。然而，过去十余年的历史已经说明，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某个资本家或企业主「天生邪恶」，而是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市场竞争要求企业降低成本。最后整条供应链都在寻找更便宜的来源、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革命共产主义者主张，食品安全应建立在民主监督之上，这个监督不是交由企业自律或行政机关事后抽查，而是工人应享有参与安全管理的权利，使工人拥有监管生产与民主决策的权力，供应链资讯应向社会公开，重大食品生产与检验制度应接受公众监督，而不是被少数企业与官僚垄断。每一次食安事件都提醒我们，真正需要变革的，不只是法规条文，也不是更换哪一位部长或哪一个政党，而是让食品生产真正服从公共利益，而非资本增值。
在世界各地，中间偏左的政府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都深陷危机。改良主义已经撞上了现实的礁石，在这个紧缩的时代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满足工人和青年。丹尼尔·莫利剖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事实是，社会民主主义完全依赖资本主义的健康状况。它随资本主义的波浪起伏：经济条件允许时就推行改良，而面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却只能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它没有能力真正挑战统治阶级，只想着说服统治阶级，因此对统治阶级的攻击永远毫无准备。改良主义必然无法预见它调控市场的种种尝试所不可避免的后果──例如通货膨胀与资本外逃──因为它的立足点恰恰是一种幻觉：以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能够消除这个体制的不公与无政府状态。于是，它的计画便一次次触上现实的礁石而沉没。
学者罗温·胡珀的《如何花掉一兆美元》一书中，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些计算整个社会其实拥有可以立即派上用场的庞大资源，他这本书，远不能算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方案。胡珀设想了这样一个假设场景：假设我们手边有一兆美元，可以用来解决人类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正如胡珀所指出的，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算术意义上的。当人们受到良好教育、健康、住房有保障时，他们的生产力会大幅提升，也更有能力为整个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犯罪、疾病和被迫迁移等社会问题所造成的负担，也会迅速减轻，这意味着用于应对这些「症状」的资源也会相应减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让目前生活在落后状态中的数十亿人，都获得一种体面而文明的生活，我们就将释放出一整片目前正被贫穷所扼杀的潜力宇宙。我们将能够把人类的文化视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伊隆马斯克能够「赚到」一兆美元，这些问题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呢？
日前，台北市大安区龙生里里长沈凤云将在当地兴建社会住宅比喻为「拿高级布料做内裤」。此言论引起一阵哗然，尤其激怒了深受高房价困扰的劳苦大众，因而网路上引起了规模不小的批评。根据该里长的描述，此前市府打算用该里内一款闲置多时的土地盖社宅，但因为处于精华的，地价昂贵的地段，沈凤云认为此举浪费了赚大钱的好时机。他说：「这（块土地就像）是一块英国进口的高级布料，你拿来做内裤我当然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向来视房价为所谓「经济成长」的火车头，甚至资产阶级政客们可以直接利用房地产维持自己的经济利益，政府无能力打房，也不可能认真打房，政府与政客根本不在意是否「居住正义」，也无意让一般群众有能力负担基本的居住权益，他们只是一再从人民身上吸取更多的血来滋养符合自己利益的房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