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借由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中针对1848革命失败的评论，讨论马克思认为「革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步入困境，又应该走向何方。六月起义不是一段供人凭吊的革命史，而是一项仍然活着的政治遗产。对今天的读者而言，除了当作历史故事来阅读，我们仍可以注意本文的主轴：「变革社会的尝试与困境」，并借此思考我们当前的处境。历史学家多伊彻时常对比历史上不同阶段的革命，如果今日劳动者被压榨仍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争取劳工的解放仍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那么马克思的分析与批判就仍保持着锋芒。我们在此诚挚邀请读者与我们一同思考。
今年7月是西班牙内战爆发90周年。 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较量中，数百万的工人和农民奋起反抗，英勇对抗法西斯主义。尽管他们最终被击败并遭到残酷镇压，但他们的斗争在工人阶级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至今仍激励著今天所有的阶级战士。同时，就在本期杂志付印之际，叙利亚东北部罗贾瓦革命的最后残存力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八月底，这场革命走向了终局。西班牙革命与罗贾瓦革命之间存在着若干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努力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本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将专门探讨这些重要运动的经验。
100年前的8/14，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楚诞生。今天，古巴革命正面临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威胁。在美帝国主义扼住咽喉的处境下，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新近通过的政策，正为资本主义复辟铺路。直到10年他前去世为止，菲德尔一直是古巴革命所争取的一切的化身。正如荷黑·马丁所指出的，评价菲德尔的一生，也就是评价古巴革命本身。为纪念这一天，我们在下面重刊一篇写于2016年他去世之际的文章。文章详述了菲德尔的一生，并强调必须捍卫古巴革命。此文写作之时，欧巴马正以「较为柔和」的手法谋求扼杀古巴革命；对于古巴今天所面临的紧迫局势，其中的教训丝毫不失其意义。
中国托洛斯基主义的历史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经常被忽视的一部分。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确实是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在毛泽东领导下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的，也使得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成为任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中之重。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然而，若据此断言托洛斯基主义从未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那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共的数位早期创始人曾在二十年代加入托洛斯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尽管这场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那段黑暗岁月中的奋斗，仍为当今致力于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共产主义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
近日，除了伊朗战争对全球造成的剧烈震荡外，前世界也在担忧著另一颗经济未爆弹。从西方开始爆发新一轮金融崩盘已经成为巨大可能，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必要学习、分析这种发展的重要先例：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当时几乎一夕之间，数百万人的命运便被市场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无情地推向深渊。为这场史诗级股灾铺路的历史时期是称为「咆啸的二十年代」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这个空前繁荣的年代，背后的果实其实是被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崩溃不是单纯的经济事件，它将重塑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英国出现紧缩政策与国家联合政府，德国出现法西斯主义，整个国际秩序因此改变。同时，这就把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1979年，伊朗工人革命推翻了令人憎恶的沙阿政权。本文作者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于同年撰写本篇文章。如今我们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相信，对于任何希望了解沙阿是如何被群众推翻的，以及这场革命是如何不幸地遭基本教义派毛拉劫持的积极工人或青年来说，这篇文章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1993年4月10日，复活节星期六，南非共产党（SACP）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武装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简称MK）的参谋长克里斯·哈尼，遭到暗杀。哈尼是革命性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之一，其声望仅次于纳尔逊·曼德拉。在许多人眼中——尤其是在黑人青年当中——他是与那些正在同种族隔离政权谈判的温和非国大领导人相抗衡的激进力量。在克里斯·哈尼遇刺30多年后，南非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并没有为那些透过巨大牺牲、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黑人劳动群众多数带来好的结果。因此，他捍卫社会主义的那些话至今仍未过时：「对于大地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90%的人类而言，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将塑造一个崭新的、公正的社会。」
在世界各地，中间偏左的政府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都深陷危机。改良主义已经撞上了现实的礁石，在这个紧缩的时代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满足工人和青年。丹尼尔·莫利剖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事实是，社会民主主义完全依赖资本主义的健康状况。它随资本主义的波浪起伏：经济条件允许时就推行改良，而面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却只能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它没有能力真正挑战统治阶级，只想着说服统治阶级，因此对统治阶级的攻击永远毫无准备。改良主义必然无法预见它调控市场的种种尝试所不可避免的后果──例如通货膨胀与资本外逃──因为它的立足点恰恰是一种幻觉：以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能够消除这个体制的不公与无政府状态。于是，它的计画便一次次触上现实的礁石而沉没。
从潘恩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介入中可以看出，他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就这个词最好的意义而言的世界公民。他在骨子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向全世界投射出了一道光芒，」潘恩说——正如100多年后俄国革命鼓舞了全世界的工人那样。甚至到了20世纪初，伟大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仍向潘恩致敬，尊他为美国激进主义传统的奠基者。他毫无疑问是我们革命传统的一部分。今天，为纪念他那本历史性小册子问世的周年，我们向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致敬；他是备受压迫者的英雄，是享有特权者的敌人。在当今这个时代，潘恩思想的精神，正由共产主义者所继承：为解放工人阶级——那备受剥削的芸芸众生——而奋斗，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全世界；为永远扫除阶级社会的污秽而奋斗，包括爱泼斯坦阶层及其堕落的帮忙食客。
美国的历史固然是一部充满暴力、压迫、投机、窃夺、奴役与战争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一部群众抵抗、牺牲与革命性征收的历史。本书探讨这些鼓舞人心的阶级斗争传统，不仅限于美国革命，也涵盖了南北战争与重建时期。《独立宣言》出自托马斯·杰斐逊之手——他是启蒙运动之子，本人却蓄有奴隶——因而通篇充满矛盾，在奴隶、原住民和妇女的权利问题上尤其如此。尽管如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一个民族不言而喻、不可剥夺的革命权利的大胆捍卫——而这正是共产主义者张开双臂去捍卫、去拥抱的权利。为确保宪法获得通过而不得不模糊处理的种种界线，最终使第二次革命成为必然。同样地，南北战争一团混乱的结局，使重建时期的悲剧几乎不可避免。而那个时代未竟的事业，正是今天社会主义革命不可或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