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 8/15，来自各地的革命共产主义者以及对于现状感到不满的人，即将齐聚一堂，在整整一天的活动中，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整个世界的混乱，包括仍在发生中的美伊战争，乌俄战争，在各地中爆发的抗争甚至是起义。台湾目前所深陷的危机，不论是所谓股市爆发下所隐藏的巨大贫富差距，或是与中国愈发紧张的关系，甚至是美帝意图将其榨干至最后一滴血的企图; 最后带回到资本主义下本身的侷限以及出路。我们办讲座，不只是为了讨论，而是希望透过讨论形成共同的分析、共同的纲领，最后化为共同的行动。如果你也想真正理解世界局势，并一起寻找改变现实的出路，欢迎来到无产者斗阵，和我们一起开始这场讨论 !
1979年，伊朗工人革命推翻了令人憎恶的沙阿政权。本文作者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于同年撰写本篇文章。如今我们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相信，对于任何希望了解沙阿是如何被群众推翻的，以及这场革命是如何不幸地遭基本教义派毛拉劫持的积极工人或青年来说，这篇文章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1993年4月10日，复活节星期六，南非共产党（SACP）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武装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简称MK）的参谋长克里斯·哈尼，遭到暗杀。哈尼是革命性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之一，其声望仅次于纳尔逊·曼德拉。在许多人眼中——尤其是在黑人青年当中——他是与那些正在同种族隔离政权谈判的温和非国大领导人相抗衡的激进力量。在克里斯·哈尼遇刺30多年后，南非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并没有为那些透过巨大牺牲、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黑人劳动群众多数带来好的结果。因此，他捍卫社会主义的那些话至今仍未过时：「对于大地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90%的人类而言，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将塑造一个崭新的、公正的社会。」
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观测证据的重压之下被迫让步；而科学家们也将再一次认识到：宇宙是无限而永恒的，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这个夏天，斗阵列车从高雄出发，途经台中，最后驶向台北。一路上，愈来愈多有志一同的同志加入了我们，登上这班列车。有人因为房价而来，有人因为低薪而来，有人因为战争与两岸危机而来；但更多的人，是因为相信，历史不该只是被见证，更可以被改变 !
而现在，列车即将驶向终点。它不只是一场讲座，而是一场对这个时代的公开交锋。从混乱的世界局势，到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再到台湾所面临的未来，我们将在三场讲座中完整回答：这场危机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走出去 !
什么是价值？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头脑。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此绞尽脑汁，马克思亦然。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正确地得出结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思想随后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块基石——从亚当·斯密开始便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共识的。劳动价值论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成了一个大忌，这尤其是因为它所蕴含的革命意涵。起初，劳动价值论对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件十分有用的武器——当他们作为一个进步阶级时，曾用它来打击在政治上势力强大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可是一旦这场斗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便再也用不着这样一种理论了。事实上，对如今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言，这一理论带有颠覆性的意味，因而必须加以诋毁和摒弃。
今年的世界学习营将以一周时间，围绕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今年的课程安排，也反映了革命共产国际对当前局势的理解。例如，关于多极化世界与帝国主义的讨论，将分析全球权力重组下的国际竞争；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将重新检视工人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的政治挑战；列宁与托洛茨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1926年英国总罢工、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1979年伊朗革命等课程，则透过具体革命经验，探讨革命如何取得胜利，又为何遭遇挫败。这些课程并非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而是希望从革命经验中提炼出今天仍然适用的政治教训。
有人认为，只要提高刑责、增加抽验、重罚黑心厂商，就能有效避免食安事件。然而，过去十余年的历史已经说明，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某个资本家或企业主「天生邪恶」，而是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市场竞争要求企业降低成本。最后整条供应链都在寻找更便宜的来源、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革命共产主义者主张，食品安全应建立在民主监督之上，这个监督不是交由企业自律或行政机关事后抽查，而是工人应享有参与安全管理的权利，使工人拥有监管生产与民主决策的权力，供应链资讯应向社会公开，重大食品生产与检验制度应接受公众监督，而不是被少数企业与官僚垄断。每一次食安事件都提醒我们，真正需要变革的，不只是法规条文，也不是更换哪一位部长或哪一个政党，而是让食品生产真正服从公共利益，而非资本增值。
在世界各地，中间偏左的政府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都深陷危机。改良主义已经撞上了现实的礁石，在这个紧缩的时代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满足工人和青年。丹尼尔·莫利剖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事实是，社会民主主义完全依赖资本主义的健康状况。它随资本主义的波浪起伏：经济条件允许时就推行改良，而面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却只能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它没有能力真正挑战统治阶级，只想着说服统治阶级，因此对统治阶级的攻击永远毫无准备。改良主义必然无法预见它调控市场的种种尝试所不可避免的后果──例如通货膨胀与资本外逃──因为它的立足点恰恰是一种幻觉：以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能够消除这个体制的不公与无政府状态。于是，它的计画便一次次触上现实的礁石而沉没。
学者罗温·胡珀的《如何花掉一兆美元》一书中，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些计算整个社会其实拥有可以立即派上用场的庞大资源，他这本书，远不能算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方案。胡珀设想了这样一个假设场景：假设我们手边有一兆美元，可以用来解决人类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正如胡珀所指出的，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算术意义上的。当人们受到良好教育、健康、住房有保障时，他们的生产力会大幅提升，也更有能力为整个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犯罪、疾病和被迫迁移等社会问题所造成的负担，也会迅速减轻，这意味着用于应对这些「症状」的资源也会相应减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让目前生活在落后状态中的数十亿人，都获得一种体面而文明的生活，我们就将释放出一整片目前正被贫穷所扼杀的潜力宇宙。我们将能够把人类的文化视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伊隆马斯克能够「赚到」一兆美元，这些问题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