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除了伊朗戰爭對全球造成的劇烈震盪外，前世界也在擔憂著另一顆經濟未爆彈。從西方開始爆發新一輪金融崩盤已經成為巨大可能，而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必要學習、分析這種發展的重要先例：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當時幾乎一夕之間，數百萬人的命運便被市場那隻所謂「看不見的手」無情地推向深淵。為這場史詩級股災鋪路的歷史時期是稱為「咆嘯的二十年代」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這個空前繁榮的年代，背後的果實其實是被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經濟崩潰不是單純的經濟事件，它將重塑整個社會和政治秩序。英國出現緊縮政策與國家聯合政府，德國出現法西斯主義，整個國際秩序因此改變。同時，這就把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之間關係的問題提上了日程。
在今年的 8/15，來自各地的革命共產主義者以及對於現狀感到不滿的人，即將齊聚一堂，在整整一天的活動中，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整個世界的混亂，包括仍在發生中的美伊戰爭，烏俄戰爭，在各地中爆發的抗爭甚至是起義。台灣目前所深陷的危機，不論是所謂股市爆發下所隱藏的巨大貧富差距，或是與中國愈發緊張的關係，甚至是美帝意圖將其榨乾至最後一滴血的企圖; 最後帶回到資本主義下本身的侷限以及出路。我們辦講座，不只是為了討論，而是希望透過討論形成共同的分析、共同的綱領，最後化為共同的行動。如果你也想真正理解世界局勢，並一起尋找改變現實的出路，歡迎來到無產者鬥陣，和我們一起開始這場討論 !
1979年，伊朗工人革命推翻了令人憎惡的沙阿政權。本文作者泰德·格蘭特（Ted Grant）於同年撰寫本篇文章。如今我們重新發表這篇文章，是因為我們相信，對於任何希望瞭解沙阿是如何被群眾推翻的，以及這場革命是如何不幸地遭基本教義派毛拉劫持的積極工人或青年來說，這篇文章都是必不可少的讀物。
1993年4月10日，復活節星期六，南非共產黨（SACP）領導人、非洲人國民大會（ANC）武裝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簡稱MK）的參謀長克里斯·哈尼，遭到暗殺。哈尼是革命性的反種族隔離運動中最受群眾愛戴的領袖之一，其聲望僅次於納爾遜·曼德拉。在許多人眼中——尤其是在黑人青年當中——他是與那些正在同種族隔離政權談判的溫和非國大領導人相抗衡的激進力量。在克里斯·哈尼遇刺30多年後，南非的資本主義民主制，並沒有為那些透過巨大犧牲、為爭取自由而奮鬥的黑人勞動群眾多數帶來好的結果。因此，他捍衛社會主義的那些話至今仍未過時：「對於大地上受苦受難的人們、對於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那90%的人類而言，社會主義是唯一的答案，歷史並沒有終結……我們將塑造一個嶄新的、公正的社會。」
所有這一切，都將在觀測證據的重壓之下被迫讓步；而科學家們也將再一次認識到：宇宙是無限而永恆的，物質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
這個夏天，鬥陣列車從高雄出發，途經台中，最後駛向台北。一路上，愈來愈多有志一同的同志加入了我們，登上這班列車。有人因為房價而來，有人因為低薪而來，有人因為戰爭與兩岸危機而來；但更多的人，是因為相信，歷史不該只是被見證，更可以被改變 !
而現在，列車即將駛向終點。它不只是一場講座，而是一場對這個時代的公開交鋒。從混亂的世界局勢，到危機重重的資本主義，再到台灣所面臨的未來，我們將在三場講座中完整回答：這場危機從何而來，又該如何走出去 !
什麼是價值？兩千多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人類的頭腦。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此絞盡腦汁，馬克思亦然。經過反覆斟酌，他們正確地得出結論：勞動是價值的源泉。這一思想隨後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塊基石——從亞當·斯密開始便是如此。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與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間是有共識的。勞動價值論在資產階級圈子裡成了一個大忌，這尤其是因為它所蘊含的革命意涵。起初，勞動價值論對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來說是一件十分有用的武器——當他們作為一個進步階級時，曾用它來打擊在政治上勢力強大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可是一旦這場鬥爭取得勝利，資產階級便再也用不著這樣一種理論了。事實上，對如今已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而言，這一理論帶有顛覆性的意味，因而必須加以詆譭和摒棄。
今年的世界學習營將以一週時間，圍繞當今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展開深入討論。今年的課程安排，也反映了革命共產國際對當前局勢的理解。例如，關於多極化世界與帝國主義的討論，將分析全球權力重組下的國際競爭；法西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歷史唯物論等課程，將重新檢視工人運動在不同歷史階段面對的政治挑戰；列寧與托洛茨基、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1926年英國總罷工、1936年法國人民陣線、1979年伊朗革命等課程，則透過具體革命經驗，探討革命如何取得勝利，又為何遭遇挫敗。這些課程並非對歷史事件的回顧，而是希望從革命經驗中提煉出今天仍然適用的政治教訓。
有人認為，只要提高刑責、增加抽驗、重罰黑心廠商，就能有效避免食安事件。然而，過去十餘年的歷史已經說明，這些措施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這並不是因為某個資本家或企業主「天生邪惡」，而是追逐利潤的必然結果。市場競爭要求企業降低成本。最後整條供應鏈都在尋找更便宜的來源、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潤。革命共產主義者主張，食品安全應建立在民主監督之上，這個監督不是交由企業自律或行政機關事後抽查，而是工人應享有參與安全管理的權利，使工人擁有監管生產與民主決策的權力，供應鏈資訊應向社會公開，重大食品生產與檢驗制度應接受公眾監督，而不是被少數企業與官僚壟斷。每一次食安事件都提醒我們，真正需要變革的，不只是法規條文，也不是更換哪一位部長或哪一個政黨，而是讓食品生產真正服從公共利益，而非資本增值。
在世界各地，中間偏左的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傳統政黨都深陷危機。改良主義已經撞上了現實的礁石，在這個緊縮的時代拿不出任何東西來滿足工人和青年。丹尼爾·莫利剖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事實是，社會民主主義完全依賴資本主義的健康狀況。它隨資本主義的波浪起伏：經濟條件允許時就推行改良，而面對資本主義的週期性危機，卻只能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它沒有能力真正挑戰統治階級，只想著說服統治階級，因此對統治階級的攻擊永遠毫無準備。改良主義必然無法預見它調控市場的種種嘗試所不可避免的後果──例如通貨膨脹與資本外逃──因為它的立足點恰恰是一種幻覺：以為高明的政治手腕能夠消除這個體制的不公與無政府狀態。於是，它的計畫便一次次觸上現實的礁石而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