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在长期的战后繁荣之后，世界经济经历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产出下降和通膨飙升共同重创了工人阶级。今天，资本主义面临类似的动荡。它必须被推翻。 （本文原文原文于2024年8月23日发表于英国革命共产党官方网站communist.red，译者：付莱）

中东冲突、持续的通膨威胁、全球经济动荡、产业工人激进化浪潮。革命运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爆发。

不，我们现在谈的不是2023年的政治回顾，也不是我们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纵观。

这是对半个世纪前的事件的简短概述。当时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出现同步衰退，标志着战后繁荣的彻底终结，并迎来了一个新的动荡不安的时期。

必然性和偶然性

对于肤浅的资产阶级评论家来说，1973-75年的危机被解释为一场不幸的意外而已。资本主义的卫士声称，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只是国际「原油冲击」的产物。

诚然，由于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实施禁运，以回应它们在赎罪日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能源价格确实飙升了。

但这完全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分析，只考察了局势的表象，没有理解将整个系统推向崩溃边缘的潜在过程和不断累积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者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理解这种「意外」。在当时，世界经济正处于脆弱状态。

当你拥有一座纸牌搭成的房子时，只需轻轻一推或一阵风，就能推倒整座大厦。同样，在遭遇数月干旱的森林中，只需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堆积的可燃物，产生可大满贯的大火。

这就是「必然透过偶然表现出来」这一辩证观点的涵义。

当一个系统——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中——孕育著危机时，任何次要因素或事件都可能引发过渡或崩溃。微小量变的累积会导致质变。看似随机或偶然的事件反映了客观动态。

在7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世界经济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个体系随时都有内爆的可能。当它最终崩溃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时代——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其中。

危机的条件

实际上，1973-75年的崩溃是资本主义有机危机的反映，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在其经济著作中对其进行了描述。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要真正理解任何资本主义危机，必须先研究危机之前的时期。事先准备好的条件——而不是直接的「偶然」催化剂或冲击——才是此类危机的真正原因。这也适用于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

用这种观点来看，70年代危机是战后经济繁荣期间产生和累积的所有矛盾的产物。所有导致经济长期向好的因素都变成了它们的反面。

长达数十年的上升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世界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时代。但在这惊人的成长中，也埋下了这个制度自身毁灭的种子。

泰德·格兰特（Ted Grant）——我们组织的最初创始人，也是列昂·托洛茨基逝世后国际上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会出现经济衰退吗？》（Will There Be a Slump?）的文章中精彩地勾勒了战后繁荣的诸多原因。

当其他“左派”，包括许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屈服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因斯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时，泰德却撰文解释了助长经济繁荣的各种因素。他准确地预测到，这些因素最终会走向反面，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

政治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强劲复苏，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政治条件。

随着冲突接近尾声，社会摆脱了战争的黑暗和破坏，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风起云涌。但史达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人的背叛确保了这些运动被平息，使统治阶级得以继续掌权。

例如，在破败的西德和日本，工人领袖充当了帝国主义占领军的婢女，帮助阻碍希望以共产主义取代法西斯政权的激进群众。

同样，在法国、义大利和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帮助确保了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而在英国，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工党政府在1945年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工人阶级被压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才得以生存，并在后来走向繁荣。这些背叛为经济上升提供了政治前提。

世界贸易

繁荣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取代英国帝国主义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

由于本土没有战事，美国资本主义在战争结束时，其工厂、机械和基础设施都完好无损。此外，战时投资和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因此，1938-50年间，美国经济年均成长率达6.5%；私人企业部门每小时产出年平均成长2.7%[1]；工业生产几乎翻了一番。 [2]

反过来，美国的所有主要竞争对手都在相互残杀中伤痕累累，债台高筑。饥寒交迫的西欧和日本变得依赖美国提供重建本国工业和城市所需的资金和资源。

这包括获得美元——马歇尔援助或其他贷款。当然，这种资金支持是有附加条件的，受援国必须从美国供应商购买商品，这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利润。

到1950年，由于已占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产出58%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实力和统治地位，[3]美元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由布雷顿森林协议加冕。

在此基础上，美帝国主义为了美国大企业的利益，打破了贸易壁垒。这包括降低和取消各种保护主义关税。此外，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在以前属于英法等老牌帝国的地方开辟了新的市场。

这一切都大大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1951-71年间，全球制成品贸易额成长了349%，而产出成长「仅」为194%。对已开发国家来说，这段期间制造业贸易的爆炸性成长幅度更大，达到了480%[4]。

这是战后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贸易的成长意味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一体化。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巨大的跨国垄断企业的诞生，它们现在以以前无法想像的规模供应遥远国度的消费者。

通讯、交通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发展使这种巨大的扩张和影响成为可能。但它本身也为生产力的进一步爆炸性增长铺平了道路。

新的国际分工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和效率。资本集中带来了规模经济。不同国家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它们无法躲在地理限制和天然本土市场所提供的保护背后——有助于推动对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的投资。

这个过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盛期的情况极为相似：

「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而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资本主义积累

在这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长率最高的是西德和日本。

这两个国家都被战争夷为平地。虽然这对普通民众来说是毁灭性的，但却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被摧毁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可以在最现代的技术和工艺基础上重建和组织。与其他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战时的科学发展，如航空、电子、塑胶和原子能，可以在整个经济中广泛应用。金属、化学和电气等其他关键部门也经历了一次飞跃。

同时，多年的法西斯统治，帝国主义占领者及本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持续政治压迫，严重削弱了工人运动。

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这确保了资本家可以获得大量的低薪工人。此外，相对于成本而言，这些劳动力的技术和教育水准也很高。

在这几十年中，德国和日本在生产力方面一直远远落后于美国资本主义。与这些国家的工人相比，美国工人操作的机器量要多得多。

到1970年，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生产力仍分别只有美国的30%和27%。 [5] 但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弥补了部分不足。同年，德国和日本的时薪成本分别是美国该产业平均薪资的57%和23%。 [6]

随着工资水准继续受到压制，生产力逐渐提高，德国和日本的出口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在一个又一个产业中，这些国家的公司开始大举进军外国市场，挑战美国的垄断地位，并从其利润中分一杯羹。

这种国际竞争反过来又刺激了每个已开发经济体的资本家透过新的资本投资进一步实现生产现代化和提高生产力。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积累和增长的强大世界性动态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的推动和润滑下应运而生。

虚拟资本

国家刺激也在加强和延长战后繁荣方面发挥了作用

战时经济计画开发的新技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同样，英国的煤炭、钢铁和铁路等重要但奄奄一息的产业也实行了国有化。这些产业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帮助私人企业。

凯因斯主义的“需求面管理”，包括福利和其他公共项目，也起到了刺激作用。

此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开支也带动了一系列相邻领域的投资。例如，在美国，军备开支在高峰时期约占年度国内生产毛额的10%。 [7]

然而，这也是一把双面刃，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

军备开支消耗庞大，从生产性投资中抽走了资金。而各种政府支出——无论是炸弹还是福利——越来越多地透过「赤字财政」来解决，即透过印钞和国家借贷。

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在世界经济中大量增加：流通的货币没有任何体现在真正商品中的实际价值相对应。

而这又在整个体系中造成了通膨的压力──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压力明显开始爆发出来。

与近几年的情况类似，资本家及其喉舌试图将这次通货膨胀归咎于工人及其工会，声称「不合理」的薪资要求是造成「工资-价格螺旋」的原因。

但事实上，是统治阶级──以及他们所捍卫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体制──正在为通货膨胀推波助澜。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阶级斗争

在经历了近25年实际上不间断的经济成长后，到60年代末，资本家的仪表板上闪烁起了警示灯。

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经历了长期的生活水平提高、充分就业和社会相对安宁之后，激进工会运动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重新抬头。

法国五月风暴和义大利69年「火热之秋」等事件表明，阶级妥协的时代已经结束。

从根本上说，这些运动是对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回应，而这又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解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下降的普遍趋势，因为老板们会将剩余资金再投资到新机器和自动化设备上。

归根究底，是工人阶级透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了社会的所有新财富。这包括资本家以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形式占有的剩余价值，后者来自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厂和设备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上，资本家用来支付工资——以购买工人劳动力——的比例就会减少。

但由于正是这部分支出（可变资本）负责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机器的引进和生产的扩大，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

将新技术和新制程引入生产流程的个人资本家将暂时获得超额利润。自动化使这些企业主能够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从而将成本降至低于竞争对手的水平。

但平均而言，在整个经济中，这个过程总的结果是利润率的普遍降低，因为正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所有的新价值，包括剩余价值。

这正是战后的情况。如前所述，全球竞争促使所有已开发国家的资本家投资于更高水准的技术和自动化，合理化并简化生产流程。

在一段时期内，各地市场都在扩张，看似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正在下降：根据某些指标，1950年美国和英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超过16%，到1970年下降到不足10%[8]；战后已开发国家整体利润率从高峰下降了约五分之一，在美国资本主义中下降了三分之一。 [9]但重要的是，大企业的绝对利润总额仍在上升。

同样，尽管美国、英国、法国和义大利的资本家们正在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后来又拱手让给东南亚的高速工业化国家，但他们的整体利润仍在上升。

但最终情况开始逆转，老板们开始进攻——为了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影响，他们加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榨力度。

然而，经济繁荣极大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经过多年的沉睡，这股强大的潜在力量开始抬头挺胸，令统治阶级胆战心惊。

布雷顿森林

世界经济裂痕的另一个明显征兆——也是1973年萧条的先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缓慢崩坏。

这种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本位制，美国资本主义在1944年各国谈判达成协议时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可能。

当时，各国普遍需要美元来为战后重建提供资金。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金条都存放在诺克斯堡，美钞被认为与黄金一样好。

此外，此时的美国经济无论是在联邦预算方面，还是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债务方面，都处于盈余状态。

但多年来，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相对衰落，情况发生了逆转。外国进口增加，而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政府开支膨胀。到1970年代初，白宫和美国经济开始出现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10]。

此外，大量贬值的美元在全球经济中流通。

美国资本主义滥用其作为全球官方一般等价物发行者的地位，用美国银行印制的美元购买有利可图的外国资产和战略产业。美帝国主义及其庞大的军事开支也是如此支付的。

但这些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却没有任何支撑。因此，由于美国统治阶级不计后果地试图遏制美国资本主义的萎缩，牺牲其竞争对手的利益，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各地不断增加。

美元源源不绝地进入世界经济，而支撑它们的美国黄金储备却相对较少，这让人们越来越怀疑美元是否可以兑换成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这导致了对明显泡沫化的美国货币的投机性抛售。

在美国资本主义多次尝试输出危机——迫使竞争对手调整汇率降低本国出口竞争力——失败后，这种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结构最终轰然倒塌。

就像之前的金本位制和后来的欧元单一货币一样，只要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各国经济同舟共济，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能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世界贸易和金融稳定。

但随着世界经济开始放缓，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分崩离析，这货币体系的僵化成为一种束缚，民族国家的障碍再次显现。 「以邻为壑」的政策卷土重来。

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森单方面中止了美元对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很快就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浮动汇率和竞争性贬值。战后经济秩序的丧钟已经敲响。

生产过剩

在此背景下，1973年的石油冲击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这一时期接二连三袭击世界经济的众多重磅炸弹之一——它反映了此时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已被日益加剧的矛盾所渗透。

除了上述大量问题之外，资本主义还面临另一个强大的经济矛盾：生产过剩。

马克思早已阐释过资本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

他强调，私有财产的无政府状态和限制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超越市场极限的趋势。社会的生产能力超越了「有效需求」（消费者和企业的支付能力）所能吸收的范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成长，这种生产过剩在全球经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产能过剩”，它困扰著一个又一个行业，因为贪婪的资本家们盲目投资和扩张，无头苍蝇似的追逐更多利润。

以美国为例，制造业的总产能利用率从1966年经济繁荣时期92%的峰值下降到1971年经济恶化期的75%，然后又进一步跌落到1975年萧条中65%的低点[11] 。

从汽车和建筑等美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开始，生产过剩逐步以市场供应过剩和销售下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价格下跌、利润下降、投资减少和失业增加的恶性循环。 【译者注：这与今日中国资本主义的情势何其相像！那些以为官僚可以透过刺激稳定甚至复苏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的人可曾从历史中学到半点东西？ 】

资本主义危机的态势正在形成。

从繁荣到萧条

能源危机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导致通货膨胀飙升，并在需求本已低迷的情况下挤压了工人的购买力。

同时，统治阶级透过通货紧缩措施抑制物价上涨的努力，使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

繁荣转为萧条。随着世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危机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

在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间，已开发经济体的工业产量下降了10%，[12]而美国和日本等国的降幅更大。股票市场暴跌。从1974年9月到1975年9月，英国股价下跌了55%[13]。银行也纷纷破产，其中最著名的是1974年6月26日倒闭的德国最大私人银行赫斯塔特（Herstatt）银行。

疲于奔命的统治阶级四处碰壁。在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夹缝中，他们在扩张政策（防止经济衰退演变成萧条）和紧缩撙节政策（应对物价飞涨）之间摇摆不定。

自1975年底，经济开始反弹。但事实证明，这一复苏既脆弱又短暂。在大多数地方，唯一成长的是领取救济金的队伍，大规模失业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

经合组织国家的总失业人数从衰退前的800万激增至其后的1500万。 [14]在这之后，失业人数持续上涨至1978年的约1,700万人。 [15]

到了1979年，随着「滞胀」——生产停滞不前，同时通货膨胀飙升——的再次出现，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表果断地将危机的重担全部推到工人阶级的肩上。

联准会主席保罗沃克（Paul Volcker）提高了利率，以减少货币供应并降低通货膨胀。不久，雷根当选总统。他与英国的柴契尔夫人以及全球其他资产阶级政客一起，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然而，对资本家来说，问题在于他们的狗皮膏药好像会要了病人的命。

为了恢复获利能力，统治阶级需要摧毁投入在过时和陈旧产业的大量资本；他们需要牺牲工人的就业、薪资和工作条件，以进行生产合理化和现代化；他们需要压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以提高剥削率。

但是，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既笨拙又沉重：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摧枯拉朽地扼杀了新的生产性企业的发展；国家对最激进的工会进行镇压，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最终，「货币主义者」部分实现了他们的目标。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上升动能。但是工人阶级承担了全部代价。对广大阶层来说，生活水准只能靠信贷激增来维持。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苏联的解体和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

全球化——生产离岸化和供应链延伸——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跨国垄断企业提供了获得国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机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利润。

同时，各国内劳工领袖的屈从使雇主得以为所欲为。

但是，自由派关于所谓「历史终结」的狂妄言论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事后看来，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被证明是更大崩溃的前奏：资本主义的崩溃。

革命视角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动荡的余威。

1973-75年的经济衰退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捩点；这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沉重打击。根据所有指标，资本主义从未真正从中恢复过来。

从那时起，面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戈耳狄俄斯之结」（译者注：传说中的古希腊典故，指不用激进手段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强大的世界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威胁，统治阶级面对每一次新的危机诉诸国家干预、税收和廉价信贷来拯救资本主义。

因此，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在全球堆积如山，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70年代后的经济复苏是建立在沙上的复苏，为2008年更深、更广的危机铺平了道路。

这对今天的前瞻有着重要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前景远非战后繁荣的重现，而是在经济、环境、军事、社会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不稳定和日益加剧的危机。

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会有改良，而会经历改恶和恶毒攻击。过去几代人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正被资本家及其代表侵蚀和夺走。

凯因斯主义的思想已名誉扫地。同时，资产阶级的货币主义派也没有任何解决方案。这个体系陷入了僵局。

因此，一个新的篇章正在揭开：所有国家都将发生革命动荡，就像20世纪70年代在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智利、英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爆炸性运动和激进战斗一样，但这次是在更高的层面上。

我们必须从上一个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时期学习并得出正确结论。资本主义在这十年中奄奄一息，随时可能遭受致命打击。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能够执行这项必要任务的革命领导阶层。

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克服的主要矛盾：历史的客观需求与主体因素──革命党──的缺失之间的鸿沟。

我们有责任建立共产主义的力量，一劳永逸地结束垂死的资本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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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 Robert Brenner, New Left Review issue 229, p48-49

[2]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 Armstrong, Glyn, and Harrison, p69

[3] Ibid, p212

[4] Ibid, p214

[5] Ibid, p212

[6] Ibid, p221

[7]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 p56

[8] The second slump , Ernest Mandel, Verso 1980 edition, p22-23

[9]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 p257

[10]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 p119

[11] The second slump , p26

[12]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 p314

[13] Ibid, p317

[14] Ibid, p324

[15] The second slump , 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