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社会主义: 史达林如何抛弃马克思主义
列宁始终认为,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休戚与共,他的国际主义直接延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但在1924年,史达林打破了这个传统,提出了他的「一国社会主义」反动理论。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拉斯·阿尔宾·斯文森(Niklas Albin Svensson) 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为什么史达林要修正马克思主义,以及这将在未来几十年产生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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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一直都是国际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被刻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共产)国际的旗帜上。国际主义原则是列宁和十月革命思想的核心。但100年前,也就是1924年秋天,史达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背离,为共产国际的衰落和1943年的最终解散种下了理论祸根。
至今这错误理论的影响仍能被感受到。随着新的一代转向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必须理解和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真正的国际主义传统。
国际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辞令或道德原则,它反映了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强加给世界的好主意。相反,他们解释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现实物质条件。
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体系,每个国家都与世界市场相连并受其支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命题。透过世界市场的建立,生产本身也变得全球化,世界一个地区的工厂,使用来自另一个地区的原料和第三个地区生产的机器来生产商品。
生产过程涉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甚至数十万拥有特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人以及各种自然资源。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的相互连结在马克思时代已经初具雏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在反对封建秩序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建立了民族国家,克服了地方封建制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在这方面,它发挥了进步作用。但是,在过去的150年里,即使是民族国家也不够了。它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阻碍了人类的发展。
现代帝国主义的兴起其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生产和交易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如何导致巨型跨国垄断企业和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都试图从开采原材料到占领市场和投资领域等方面来统治世界。透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部分地「克服」了民族国家的局限性,同时将整个系统的矛盾加剧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结果是惊人的不平等、深重的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
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和遍布全球的供应链表明,生产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市场。它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之间边界的束缚。他们所谓的“全球化”,即自由贸易的扩张,正是试图克服这一限制。
这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很重要,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生产力于资本主义下发展到其最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且这只能在国际的尺度上被实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 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只有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工作日才能缩短,工人阶级才有能力充分参与社会运作。这是废除阶级社会的必要物质前提。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将生产力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在科学、技术知识或商品的共享方面。它将使全世界的工人、科学家和产业之间能够进行真正的合作:
「各个人的全面的依赖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经济)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
他们继续解释说,资本主义下已经实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每一民族都依赖其他民族的变革」。 [4]
换句话说,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历史角色的一部分。不可能不是这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工人没有祖国时,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此。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我们读到: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
这样做的原因不仅是为了打破敌对资本主义国家间不可避免的封锁和军事干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也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出来的最先进的生产力,而这些生产力本身就是国际性的。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立场。今天,这一点比《共产党宣言》撰写时更真实一百倍。
「不断」革命论
我们所说的国际主义并不意味着几个国家的工人必须同时起义夺取政权。民族国家的存在,即每个国家都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本国阶级斗争,这意味着工人不会一下子同时在所有国家夺取政权,而是会先在一个国家击败统治阶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6]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意识到,工人可以比最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更早地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但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革命必须传播到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传播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心。
1850年,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表演讲时,谈到了德国未来的革命,当时,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在行会制度下活动,分散在几十个半封建的小国家中:
「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7]
马克思谈到革命是「不断」的,是指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例如当时德国的国家统一)转向社会主义任务——剥夺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然后把它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
俄国革命
对俄国革命者来说,落后的条件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将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之上的普遍认知应用于俄国?显然,俄国本身还没有为社会主义准备好条件。
1905年,托洛斯基根据马克思概述的革命策略勾勒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托洛斯基在评论资本主义如何在世界各地发展,将世界转变为单一的经济和政治有机体时解释:
「这就使当前情势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立即具有国际性,以及最广阔的前景:俄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解放事业,将会把这个领导阶级的地位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使它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使它成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首倡导者,历史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
也就是说,无论俄国多么落后,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因此,俄国工人可以开始世界革命,然后世界革命会在欧洲完成。托洛斯基的策略将世界经济之于社会主义的成熟和不同国家(尤其是俄国)阶级斗争的发展程度和节奏之不同统一了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下,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沙皇帝国——断裂了。 1917年2月,反对战争和专制的革命爆发,沙皇被资产阶级民主的「临时政府」取代。同时,工人和士兵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俄语名字叫做「苏维埃」。
当时得到大多数俄国工人支持的孟什维克党加入了临时政府,声称工人的任务现在是支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争夺权力。
他们以俄国太落后而无法建立社会主义为由为此政策辩护。因此,他们推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他们推断,只有在经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之后,俄罗斯才能最终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实际上,这意味着保卫软弱堕落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停止土地改革,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
简言之,孟什维克把自己置于反革命阵营。
为因应这种针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列宁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即意味着工人和农民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1917年4月,列宁解释:
「俄国当前情势的特征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凭借这种观点,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席位,工人阶级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于十月夺取了政权。
但无论是列宁或托洛斯基,都没有突然变成唯心主义者,认为只要在俄罗斯掌权,就可以在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建立社会主义。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纲领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才有意义。
在布尔什维克党至关重要的四月会议的一项决议(「关于目前情况的决议」)中,列宁将俄国革命置于国际背景中:
「俄国革命不过是战争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个阶段。」[10]
正是本着国际主义精神,俄国共产党与其他33个国家的代表于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的目的正是将世界革命传播到新工人国家的边界之外。
同年,在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提出了以下观点,作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国际主义立场:
「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11]
换句话说,列宁不仅在俄罗斯准备革命,而且在为全世界的革命做准备工作。他继续说: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局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的革命。」
事实上,俄国革命之后,德国、义大利、奥匈帝国和其他国家掀起了革命浪潮。然而,统治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要么成功镇压了这场运动,要么将其引向(编者加:对统治者而言)更安全的轨道。
直到因病无法工作,列宁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地方,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不可能的。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一书中,他写道:
「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 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完全摧毁中世纪设施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 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极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着它走。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仍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力水准上。 」
重要的是,他补充说:
「…我们的文明程度也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14]
换句话说,当列宁谈到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时,他总是说要使工人国家存续( 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直到革命能够蔓延到西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相互竞争的政策;它们内在本身就是彼此相连的。
史达林修正马克思主义
列宁逝世后,情况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列强未能摧毁苏联并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它们自身的内部危机和工人阶级的强大运动阻止了它们这样做。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暂时的但本质上不稳定的平衡。
苏联在经济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因内战和与世界市场的隔离而被严重削弱。工人阶级的规模减少至比革命前更小,工人们由于生活条件恶劣而难以充分参与苏维埃。
扩散革命的经济必要性正在残酷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落后的经济体中。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为生活必需品而斗争」确实延续了下来,甚至变得更糟。
苏联不得不向市场让步以刺激生产。这被称为新经济政策(NEP)。列宁解释说,正是因为这个国家如此落后,所以有必要诉诸资本主义手段,直到工人阶级在更先进的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和托洛斯基都不断警告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危险。
新经济政策加速了不平等的发展。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被允许在农业中蔓延,使最富有的「富农」受益。在工业和商业中, 产生了一小群资本家,他们被称为“耐普曼” 【译者注:NEPmen,指投机者, 野心家,奸商们】。
不平等也加强了国家官僚机构的力量, 他们必须管理不平等。官僚机构可以依靠这些资产阶级阶级来对抗工人阶级。
1923年秋天德国革命的失败加剧了这个问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进步时期画下句点。
一种新的疲倦感开始出现。人们对世界革命纲领产生了怀疑,这与苏联工人在经历了三年的世界大战、两次革命和三年的内战之后的疲惫感相呼应。
同时,1924年1月,列宁不幸过世。这为一种新的政治倾向的公开出现提供了机会。
来自富裕农民和耐普曼的敌对阶级压力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执政的共产党中,特别是其右翼。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是尼古拉·布哈林。
他声称社会主义可以以“乌龟速度” 在“糟糕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换句话说,你可以在生产力水准较低的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这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完全相悖,但它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联盟,他们都厌恶工人阶级和革命, 且将他们视为威胁。
根据这个论点,没有必要去经历世界革命的困难;没有必要再经历更多的动乱; 我们可以回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的胜利只需要让官僚好好工作就可以实现。
1924年秋,史达林向年轻的党内积极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随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1924年4月的小册子原版中,人们可以找到以下内容: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
虽然这本小册子总体上是对托洛茨基及其1923年成立的左翼反对派的攻击,但它仍然保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立场。
但几个月后,这本小册子停止发行。新版发行,上面这段话被替换为: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著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终胜利呢? 。
与其说透过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这里指苏联)工人的首要任务是转向自己建立社会主义。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目前)仍在继续,但现在只是为了确保社会主义社会不受外部干涉。
史达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解释了他认为前一种立场的缺陷:
「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结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17]
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因此被删除。史达林删除了对俄罗斯落后和革命需要蔓延到已开发国家的提及。史达林认为,现在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像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这样落后和贫困的国家内,都可能建立起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
放弃世界革命
史达林甚至半承认自己正在改变这个立场,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写道: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
史达林的论点完全不诚实,故意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混为一谈。问题从来不在于无产阶级能否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斯基认为革命应该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这假设革命总得有一个起点。所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否仅靠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源建立起来。这是史达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列宁过世后,这个稻草人论证被用来当作对付托洛斯基和左翼反对派的武器。史达林声称托洛斯基和左翼反对派有一个荒谬的想法,除非所有地方同时发生革命,否则工人就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发动革命。于是他可以争辩说,俄国革命推翻了他们的论点。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找出列宁嘲笑这种想法的各种引文。
这种为了派系目的而扭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成为了史达林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
史达林甚至在1926年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辩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尖锐,只要「帝国主义战线」被打破,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这完全颠倒了事实。相反,现代世界经济的极端相互依存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今天比在他们有生之年更适用。 1928年,托洛斯基认为, 政治上的民族狭隘性是「将来不可避免要犯下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前提条件」。 [19] 历史的进程证明托洛斯基是对的。
采用「一国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导致苏联领导层放弃世界革命。在其手中,共产国际只不过是莫斯科执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1943年,为向盟国表态, 苏共官僚解散了共产国际。列宁创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已被彻底摧毁。
今天,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坚实的基础,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只有用这些思想重新武装工人运动,我们才能确保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