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二国际在成立之初就解体，并在其覆灭时掀起一波革命浪潮。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成功地建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该国际在许多国家都有强大的支部，旨在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提供必要的领导。在本文中，佛莱德·伟斯顿 (Fred Weston) 解释了这个新国际的形成过程，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以应对未来的任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体系，因此推翻它的斗争必须是全球性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共产主义者 —— 一直在国际层面组织起来自身：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

今天，我们再次面对着在全球范围内陷入重重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战争、内战、饥荒、气候变化、生活成本上升、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一个个国家内接连发生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中，左翼和右翼都在大变化和急转弯。

因此，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群众都在爆发革命，例如去年在斯里兰卡，今年在肯尼亚和孟加拉国。世界各地都在奔向社会革命。

这再次表明，就像列宁的时代一样，今天的世界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聚集所有国家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了革命共产国际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RCI)，它将成为所有理解了革命必要性的严肃工人和青年们的灯塔。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它能够提供必要的领导，以确保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不会像过去那样以工人阶级的失败而告终，而可以成功做到一劳永逸地终结资本主义制度。

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建设革命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来说，第三国际的早期即共产国际(Comintern) 是一份宝贵的历史经验。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相对较小的势力转变为强大的群众性革命共产党？

对新国际的需要

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点。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们动员了他们各自的工人阶级去互相残杀，以实现列强们掠夺性的战争目标。那个时候，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明确的国际主义领导层，以斩断战争狂热，并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来提供帮助。但第二国际几乎所有政党的领导人都在压力下屈服，去支持起了「他们」各自的资本家。这种背叛的根源在于此：成立于1889年第二国际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能通过阶级斗争来赢得改良。这影响了工人阶级领导们的观点，他们开始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良来实现。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被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所取代。

尽管一大批论战被发起以针对这些机会主义思潮，但台面上所暴露出的退化程度却只是其冰山一角。在日常活动中，机会主义思潮的许多地方代表开始以事实上的阶级合作主义方式行事。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的官方立场仍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读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战争爆发时向资产阶级投诚的消息时，列宁非常震惊，以至于他认为社民党宣布支持战争的报纸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伪造品。

然而，当列宁清楚意识到背叛的规模时，他给出了正确的诊断：由于其无法实现自身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目的，第二国际已死。因此，他立即在1914年11月就宣布需要成立第三国际。

但考虑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工人组织的空壳化，再加上「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背叛，在当时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条件尚不存在。事实上，在1915年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Zimmerwald Conference)上，列宁评论说，世界上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几辆马车就装得下了。唯有事件的发展，尤其主要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才能提供形成新国际的力量。

理论的重要性

因此在重建革命国际时，列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中拯救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纲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花时间去深入研究黑格尔，这并非偶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如果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被理解，那么想要完全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就是不可能的。

列宁巧妙地运用这种方法，来打击那些在战争期间错误引用马克思的片段以支持「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因此，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第二国际的崩溃》（1915年）、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以及他著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1月至6月）。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澄清和捍卫对布尔什维克能够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他《远方来信》（1917年3月写成）、随后发布的《四月提纲》和他的里程碑式著作《国家与革命》（1917年8月至9月写成）中显而易见。这些作品都在革命过程中对抗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动摇时至关重要。

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为如何建立一个革命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它经历过秘密工作时期，经历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小规模工作的时期，也经历过群众工作时期，例如在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时。

布尔什维克党的丰富经验将成为共产国际在其前四次代表大会 (1919-22 年) 期间的理论基石。这一切都从辩论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如果人们回顾前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件和演讲，就会清楚地看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巨擘所发挥的奠基性教育作用。他们明白自己的任务是将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思想传递给新一代正崭露头角的革命领袖。这样，他们就能帮助世界各地新兴的共产党掌握正确的方法和策略，以取得胜利。

第一次代表大会—战斗的号召

大事件为革命准备了条件，反过来其实又正是资本主义的危机酝酿了这些事件。1917年的俄国革命开启了一战后立即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时代。革命的客观条件在一个接着一个国家已经成熟或正在成熟。

1918年1月，一场具有革命性质的总罢工席卷了奥匈帝国。同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它推翻了德皇并结束了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被推进政府，可他们却竭尽全力要将权力交还给资本家。革命随后又蔓延回奥地利，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也同样地背叛了工人。

与此同时，第二国际大致分裂为三个阵营。第一是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在战争期间公开背叛了工人。第二派是列宁所说的「中派」，以考茨基为代表，他们用革命语言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第三派是不断壮大的革命派，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在各自的国家成立了共产党。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旨在融合国际上各种革命潮流。由于在内战最激烈时期前往莫斯科十分困难，再加上激进化进程尚处于早期阶段，因此只有52名代表出席。因而，这次大会更像是一次战斗的号召，旨在随着世界革命进程的成熟来为正在发展的国际革命左翼提供一个参照点。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份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起草的宣言，宣言大胆地指出：

「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统治，消灭战争的根源，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会，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1]

大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自身和第二国际的改良派——包括考茨基的「中派」——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因此，讨论的大部分都聚焦在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民主即工人政权，而改良主义者对此怀有敌意。

因此，这次大会坚定地高举起世界革命的旗帜以让世界工人都能看到。新的共产国际将成为随百万人在随后的斗争风暴中的参照点。

快速的激进化

阶级斗争在数十年间发展起来，但在某些时期，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意识迅速发展。在英国，1919年因罢工活动损失的工作日达到3500万，而1921年则为8600万。工会会员人数从1914年的410万增至1920年的830万。同时相应的，工党支持率也急剧上升。

在德国，1919年罢工次数为3682次，到1922年增加到4348次。社会主义工会会员人数从1918年的180万增加到1919年的550万——仅一年时间就增加了近400万工人。到1920 年，所有工会（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工会）的会员人数都达到了1000万。这是1918年开始的革命的统计学表述。

在义大利，劳工总联合会(CGL)——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会联合会——从1918年的25万名成员增加到1920年的210万名。与此同时，义大利社会党 (PSI) 的成员在同一时期增加了两倍多，从1918年的6万名增加到1920年的21万名。这两年发生了大规模罢工浪潮，最终演变成1920年9月工厂被占领。

许多其它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数字。可以说，工会在各地呈指数级增长，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也在显著增强。与此同时，我们在到处都看到工会领导人正扮演着保守作用来阻碍工人，而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人也在公然背叛。

正是这种经历导致了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出现了强大的左翼思潮。欧洲的一些主要共产党就是从这些思潮中诞生的，比如德国、法国和义大利。

这个过程的发展并不遵循同一个模子。在法国、义大利和德国，共产党的群众力量来源于旧的社会民主派内部。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地方，小型的革命团体们被合并成共产国际的本国分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共产党则是由少量干部建立的，中国就是最主要的例子。

法国

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队伍感受到了法国危机和俄国革命的双重影响。1920年，该党举行了两次大会：四月份的会议提名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维埃俄国进行访问；同年的十二月底在图尔 (Tours) 又举行了大会。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总书记路德维克·奥斯卡·弗罗萨德 (Ludovic-Oscar Frossard)与党的报纸《人道报》(L’Humanite) 的新编辑马塞尔·卡欣 (Marcel Cachin) 呼吁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是由著名议员莱昂·布鲁姆 (Leon Blum) 领导的右翼派别，而让·隆格 (Jean Longuet)表达了第三种立场，即在「某些条件下」加入，也就是说不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原则。

在听取了大会上表达的不同立场后，多数代表以3252票对1022票的结果投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该党的青年翼几个月前已经决定加入青年共产国际 (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几个月后，他们采用了「共产国际法国支部」 (PC-SFIC) 的名称，会员人数达到11万人。莱昂·布鲁姆则分裂出去，仅以4万名会员重建了社会党 (SFIO)。

义大利

在义大利，义大利社会党 (PSI) 于1919年3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在1919年10月于博洛尼亚 (Bologna) 举行的大会上，它甚至呼吁在义大利建立苏维埃，推翻资产阶级民主。但这只是口头上的；在实践中，它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一致地执行这些决定。

博洛尼亚大会仅仅表达了党内成员的真实愿望，但这些愿望却被改良派和中派领导层过滤掉了。

1920年9月，在工厂占领期间，改良派的背叛行为加速了党内革命派、中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分化过程。

当党于1921年1月15日在里窝那 (Li-vorno) 召开大会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或称《二十一条》成为了辩论的核心。这明确提出了将党的改良派及其领导人、特别是菲利波·图拉蒂 (Filippo Turati) 和朱塞佩·莫迪格利亚尼 (Guiseppe Modigliani) 开除出党的问题。

即将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阿马迪欧·博尔迪加 (Amadeo Bordiga) 主张完全接受二十一条。而党的中派领导人贾琴托·塞拉蒂(Giacinto Serrati) 则拒绝接受。大会上提出了三项决议，塞拉蒂得到了10万名党员的支持，右翼得到了1.5万人的支持，而共产主义者则有5.8万名支持者。

共产主义者随后离开了大会，唱着《国际歌》，聚集在圣马可剧院 (Teatro San Marco)，成立了义大利共产党(PCd’I)，成为共产国际的义大利支部。

德国

在德国，这一过程不像在法国和义大利那样直接。然而，它仍然呈现出了类似的发展路线：未来德国共产党 (KPD) 的大多数成员来自于老的社会民主党 (SPD) 的群众队伍，而该党在战后革命事件的推动下迅速壮大。

最初，真正的革命者聚集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国际主义小组 (Internationale Group)，后来被称为「斯巴达克同盟」 (Spartacists)。1917年4月，一场重大的分裂发生。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USPD) 成立了。在分裂之后，斯巴达克派紧随其后。但在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后，他们决定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USPD) 决裂，并于1918年底成立了共产党。

由于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以及考茨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大多数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共产党诞生时带有极左思想的痕迹。例如，他们抵制工会，并拒绝参加1919年1月召开的制宪会议的选举。他们还倾向于冒险主义，如1919年1月过早的「斯巴达克起义」。在其两位主要领导人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Karl Liebknecht) 在起义后被杀害后，党内缺少有经验的领导人来制衡其极左倾向。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3月时拥有30万名党员，到1920年4月迅速增长到80万。

独立社会民主党成为了工人阶级大规模激进化的渠道。因此，该党的多数成员接受了二十一条，并在1920年10月的大会上投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并与德国共产党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它一分为二，失去了右翼。这就是苏维埃俄国以外最大规模的共产党是如何形成的，其成员数达到了50万。

英国

在法国、义大利和德国我们可以看到具体实例，即大规模的共产党是从旧社会民主的左翼中崛起的。然而在英国，该党是在1920年由若干小型马克思主义团体合并而成，其中包括英国社会党 (British Socialist Party)、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共产主义统一小组 (The Communist Unity Group of the Socialist Labour Party) 以及南威尔士社会主义社 (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一年后，苏格兰共产主义劳动党也加入了。

然而，与德国和义大利一样，该党最初也受到极左倾向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应该拒绝议会工作，共产党也不应与工党有任何关系。

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英国的大多数工人仍将工党视为他们的参照点。这也是为什么列宁在他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专门为此写了一节，以教育和重新引导英国共产党人在工党内外工作。而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也专门用一整场会议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球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反映在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成和任务中。第一届代表大会更像是对小型共产主义思潮和团体的号召，而第二次大会则有来自全球54个政党和组织的218名代表出席，旨在明确新国际的纲领和策略。

由于许多社会党的大批成员渴望加入共产国际，许多旧的改良派领导人和党内官员可能会选择改换墙头，以保住他们的相关性和职位，这样的风险不容忽视。

例如，义大利社会党 (PSI) 在1918-1920年期间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整个党在基层党员的压力下加入了共产国际。然而，图拉蒂和莫迪格利亚尼领导的
改良派仍然留在党内，反对国际的革命思想。

这一危险从一开始就被带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注意之下。大会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包括共产党的作用、苏维埃和工作方法，目的是明确划清共产党的纲领与改良派的界限。这些内容被总结在了列宁亲自起草的二十一条中：

「现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小组越来越多，他们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现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了，不过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小组。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他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执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的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的集团溶蚀的危险。」[2]

为了保护新的国际免受这种污染，第七点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机会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3]这项措施专门针对那些顽固的阶级叛徒，以及那些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某些部分成员的公开改良派阶级合作者。

纲领与方法

第二次大会对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辩论。

例如，列宁警告说，「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观点是一种需要被纠正的极左错误。他告诫与会代表，尽管在许多国家都明显存在导向革命的危机，但只要资本家能够保住权力，他们就仍然有可能绝路逢生，而事态的结果则取决于各国的革命党。没什么能预先打包票说革命必然成功。

列宁还花费了大量精力处理其它关键的理论问题。他为第二次大会起草（并修订）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些提案清晰地与第二国际各党通常模糊的立场划分开：右翼改良主义者将殖民主义视为「欧洲的文明使命」，因此支持他们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野心。共产国际坚定地支持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并呼吁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支持这些人民的反帝斗争。它明确区分了压迫国和被压迫国。没有这种对殖民主义的原则立场，就不可能在殖民国家建立起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再一次，我们看到思想是建立组织中的关键。

例如在中国——当时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些思想对汇聚起共产党的初始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初期干部原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
习小组，在小组里的一名教授陈独秀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个小组最初由知识分子组成，随后他们于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大会上，12名代表聚集在一起，代表总共59名成员。

他们的力量虽然甚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称自己为一个党：这个党几乎是从零开始建立起来的。到1925年5月，这个初始小型团体的成员人数已经达到了1千人，主要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即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它为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成千上万的工人扩充了他们的队伍。在两年内，该党的会员人数激增至近6万人。

俄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多国家内共产主义政党和团体开始涌现，例如在中东或拉丁美洲，在哪里它们常常自小型知识分子圈子起步，随后便开始与更广泛的工人阶层建立联系。

反对极左主义

共产国际成功将一大批激进工人和青年吸引到了它的旗帜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最近的各种事件而激进化。然而， 这些人中的许多——包括新兴共产党的领导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策略方面完全缺乏经验。

这些新共产主义者中的许多人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持有一种健康的拒绝态度，后者已经适应了议会主义。同样，许多人因工会中的改良主义领导人而感到沮丧，认为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然而，有一部分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仅仅意味着为革命持死硬态度并拒绝所有妥协。他们认为，只要通过简单地谴责资产阶级民主并建立纯粹「革命性」的工会，就可以建立起共产党的力量。荷兰共产党人赫尔曼·戈特尔 (Herman Gorter) 甚至攻击列宁，指责他因为提倡议会工作和工会工作而是「机会主义」的。

列宁将这种态度称为「极左」或「左派共产主义」。他强调，单纯谴责资本主义并等待群众加入革命党是不够的。党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而这需要极大的战术灵活性。这是布尔什维党整个历史中最关键的教训。

列宁意识到，除非迅速纠正这些宗派主义的思想，否则共产国际的各支部将会在革命上狠狠地撞南墙并被毁灭。这一错误虽然被列宁描述为「幼稚的」（编者注：
列宁的本意更偏向「孩气的」，而非是居高临下的家长式指摘）即一种不成熟的产物，但只要通过耐心的解释和讨论它就可以被纠正。

因此，列宁在1920年4月至5月期间撰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正是为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解决这个问题。在书中，他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从1905年到1917年的三次革命中汲取到的经验教训，以及自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他对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的危险都发出了警告。

这本书以德文、英文和法文出版，以便所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可以读懂。列宁对这 本书的重视可以从他亲自参与书籍的排版和印刷中看出。他想确保这本书能够在大会开幕前被出版。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通过耐心的解释和辩论，努力在共产国际的会议内外澄清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战术。他们撰写了长篇幅的文章并就关键问题发表了演讲。

正如以上例子所示，列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试图通过政治方法、而不是通过组织措施来解决政治问题。

列宁对此投入了大量时间。他明白，你不能通过命令主义的方法来说服和教育真正的、会思考的革命共产主义者。那样做的结果只是培养出「听话的傻瓜」，而这些人将无法在应对任何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风暴时指引他们自身。

工会

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还详细讨论了工会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中明确指出：

「……工会在战时多半成了资产阶级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帮助资产阶级尽可能多地榨取工人阶级的汗水，从而使无产阶级为资本家的利润流出更多的鲜血。当时参加工会的，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他们领取企业主的优厚报酬，只考虑自己的狭隘的职业利益，受着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的束缚，被机会主义领袖引入歧途。因此，工会不仅背叛了社会革命事业，甚至也背叛了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工人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的事业。」 [4]

在如此直白地陈述这一点的同时，同一提纲也承认：

「……为了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就要使至今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广大工人群众踊跃参加工会的队伍。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它们现在已经不仅是无产阶级先进部分的组织，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组织。这些群众加入工会，是想把工会变成自己的斗争工具。

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迫使工会举行罢工，罢工的浪潮已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经常中断。工人群众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和自身的日益贫困而提高自己的要求，从而会破坏一切资本主义成本核算的基础，而这种成本核算乃是搞好任何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工会在战时曾是劝导工人群众去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机构，而现在，则成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机关。」 [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工作时在如何使用辩证法。这种方法使共产主义者能够看到事物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能够转化为其对立面。工会同时承受着来自两种完全对立的阶级利益的压力。

一方面，资本家有意识地试图腐蚀工会领导人，以利用他们来监管工人阶级。另一方面，随着 工人阶级在通货膨胀和恶化的工作条件下感受到压力，工会成员的数量不断增加，迫使其领导人为了工人的利益采取立场。

这就是为什么提纲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必须加入所有国家的工会」，并且所有退出工会或组织替代性工会的尝试都代表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危险。」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将最先进、最有意识的工人交给机会主义领导人，最终有利于资产阶级。」 [6]

如同所有此类声明一样，存在有人会机械地片面解读的危险。那么，共产主义者应该加入工会的原则是否永远和不论何种处境都排除了它脱离工会的可能？列宁的方法是灵活的，这种方法始终考虑到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文件在后面的几段中提到：「如果不分裂意味着放弃在工会中的革命工作，共产主义者不应犹豫是否要分裂」，但同时又指出：

「共产主义者在决定是否分裂时，必须不断且仔细地讨论，这样的分裂是否会导致他们与工人群众的隔离。」 [7]

第三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共产党在妇女中的工作方法和形式（提纲）》，该提纲概述了共产党在妇女工作方面应采取的特别措施。

大会还强调了青年激进化的加剧，并将青年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将其置于国际领导的纪律之下。

危机与意识

共产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起伏变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周期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

对这种关系的简单化和机械化解释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认为经济衰退总是会导致阶级斗争的高涨，而经济的繁荣则会带来体系的稳定。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警告各国分部反对这一点，并努力将他们的理论理解传达给共产党的领导层和队伍，因为这样的结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评估错误。

这一问题在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举行的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变得尤为重要。战后初期，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欧洲也掀起了一波革命浪潮。然而，到1921年，由于改良主义者的背叛，资本主义体系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稳定。经济的好转让一些共产主义领导人感到迷惑，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动态过程采取了机械化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他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新任务的报告》中解释道：

「认为危机必然引发革命行动，而繁荣反而使工人阶级安于现状，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8]

托洛茨基的报告基于20世纪初俄罗斯起起伏伏的阶级斗争经验。在回应这些过度简化的看法时，他指出：

「许多同志说，如果在此期间出现复苏，那对我们的革命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绝对不是。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危机之间根本不存在自动的依赖关系。只有辩证的相互关系。 」 [9]

托洛茨基指出，阶级斗争中有些时候，严重的经济衰退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 只有当经济开始复苏时，工人相对于资方的力量感才会增强，因此，看似矛盾的是，工人阶级此时才可能开始激进的斗争。经济衰退或繁荣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或机械性的。 这种影响可能会延迟，但它也取决于历史背景以及一切过往的事件累积。

托洛茨基总结说，虽然资本家们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平衡，但这些尝试最终会破坏社会和政治的平衡。阶级斗争的退潮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个时刻让位于世界革命的回归。因此，共产国际的任务是通过建设强大的共产党，为下一波斗争做好准备，并运用能够赢得群众的战术。

「进攻理论」

这场讨论在当年德国共产党的「三月行动」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自1918年以来，德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和反革命事件。到这时，德国共产党 (KPD) 已经成为俄罗斯以外最大的共产党，拥有超过50万名成员。

然而，在1921年3月，尽管革命的浪潮正在退却，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仍试图通过党的单方面行动来人为地激起一波新的革命浪潮。甚至有人走到极端，炸毁了一
个工人合作社总部，并将其归咎于警察。这一行动遵循了所谓的「进攻理论」。一部分极左分子主张，无论客观形势如何，共产党都应该采取「进攻性策略」，以此来激发工人革命。

这些人完全没有考虑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因此「行动」最终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数千人被捕，德国共产党被取缔，超过20万名成员要么辞职，要么停止了活动。

尽管如此，德国共产党内部的一部分极左分子仍然为他们的战术辩护，认为它是正确的。他们得到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支持，如拉狄克、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他们都欢迎「进攻理论」。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义大利、奥地利和法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纷纷称赞「三月行动」，并将其视为一个英勇的榜样。

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承担了纠正这一极左偏差的任务。他们解释说，单靠共产主义者的勇气和英雄主义不足以领导革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

为此，共产党需要能够析客观形势的领导人，并判断他们正在经历的是革命进程的哪个阶段。因此，要对阶级斗争有辩证理解的重要性以及要有在特定阶段读懂群众意识的能力。

革命形势不能凭空被制造出来。共产党不应试图命令工人阶级采取行动，而是要懂得如何与群众进行真正的对话。这意味着要能够在群众现有的意识水平上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将其提升到理解夺权必要性的高度。只有当革命形势完全成熟，并且共产党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支持时，党才有可能领导一场成功的起义。

总结讨论时，托洛茨基指出，「只有傻瓜才会把所有的革命战略都简化为进攻」[10]。领导艺术不仅只在于指挥部队进攻，还在于知道何时撤退。这就意味着有序撤退——为未来的战斗保留力量——与彻底溃败之间存在着区别。

最终，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在大会上得到了接受，会议的口号成为了：「到群众中去！」

统一战线

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领导人所要做的，是首先从提高共产国际各国家支部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入手，来提高共产国际整个队伍的认识水平。列托试图向他们耐心传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已经征服了先进阶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革命党如何才能赢得仍受运动中改良主义领袖影响的群众。

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大批群众开始走上斗争的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考验自己的领导人。那些拒绝斗争、利用自己原先地位来牵制工人的工会领导人，最终会被推到一边，被更大胆的领导人取而代之。在政治方面，工人们寻求的是对制度危机有解决方案的领导人，或者至少看起来有方案的领导人——也就是准备领导工人与制度斗争的领导人。

然而，在革命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大爆炸的时刻。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有跌宕起伏，有阶级斗争的激烈爆发期，也有退却期，这些事件积累起来最终会产生意识的飞跃。

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也以不同的节奏前进。有一些先进的阶层会比其他阶层更早得出结论。这部分人必须被革命党争取过来，组织起来，接受教育，并把引导他们如何去面向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我们必须排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在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增长的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向工人阶级做出让步的时期——革命党可以赢得群众。在这种时期，改良主义会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就是这种情况。既然资本主义似乎可以带来不错的生活，为什么还要推翻它呢？

在这种时期，只剩下少数人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在逆流而上，在保全自己的力量，和维护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使当制度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上扬时期之后开始陷入危机时，人们最初的倾向也还是回望 “过去的美好时光” 并寻求回到过去的方法，而不是向前看到革命的必然性。人的意识往往是保守的，它需要花些时间才能赶得上客观现实。

所有的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在运动的早期阶段，主张革命的那一派只是少数，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在寻求看似更”现实”、更容易的道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运动初期，改良主义领导人对群众的影响力更大。

正因如此，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被推荐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联合宣言》（Theses on the United Front， 直译为《统一战线提纲》），其中指出工人阶级内部”改良主义幻想有所复苏”以及”工人自发地争取团结”[11]。客观形势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正如上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革命浪潮正在退去，制度出现了暂时的稳定。该文件指出：

“……随着工人阶级中最拒不妥协、最有战斗力的共产主义分子的信心不断增强，工人群众总体上来说正怀着前所未有的、对团结的渴望。刚刚参加政治活动的、缺乏政治经验的这一工人阶层渴望实现所有工人政党乃至所有工人组织的统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资本主义攻势的反对”。 [12]

在这种情况下，改良主义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和义大利社会党，仍然在工人阶级中占据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争取这些阶层接受革命共产主义思想。这不是摆出宗派主义的姿态和断然谴责就能做到的。这需要使用高超技巧来运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战术。

它的基本概念是要赢得改良主义组织和工会中基层工人的信任，共产党人必须表明他们愿意并准备好了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战线中进行斗争。统一阵线将为工人阶级的当前切身利益而战，同时向改良主义领导人提出要求和提高整个阶级的普遍权益。

因此，在日常的斗争中，这就有可能在实践中证明谁才是始终如一的战士，来考验阶级合作主义者的领导者（译者注：并使他们暴露自己的软弱和反动性质），从而把改良主义组织的基层群众争取过来，来赢得他们对于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拥护。

统一战线战术的应用方式根据国家而异，它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条件以及各个共产党相对于当地群众性改良组织组织的力量强弱。但它的基本思想是不变的。

在义大利，该战术转化为当时具体的需要，即建立起力量抵抗日益增长的反动危险。1922年10月，墨索里尼被国王任命为首相。因此，统一战线将包括义大利共产党 (PCd’I) 向社会党和工会提议进行统一行动以对抗日益猖獗的法西斯暴力。

在英国，由于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力量相对较小，同一文件指出：

“英国共产党人必须为加入工党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英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尽最大努力，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口号来反对资本家，从而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13]

然而，为了使这一战术取得成功，它要求”实际执行这一战术的共产党必须强大、团结，并有一个意识形态上明确的领导”。[14] 实现这一点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大会期间为自己提出的中心任务。

遗憾的是，他们并非总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素质、政治水平和理解力都无法胜任当时的任务。

就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层而言，博尔迪加 (Bordiga) 等人从未接受过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建议。就在资产阶级发起反攻之际，他这样做就促成了义大利工人阶级力量的悲剧性分裂。统治阶级一心想要彻底摧毁义大利工人运动，将其原子化、杀害数千名主要地方领导人、逮捕其他许多人、并最终以最残酷的形式建立起残暴的资本专政——法西斯主义。

领导的重要性

回顾这一时期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使小规模革命力量迅速转变为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是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大潮、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这一切都为革命事件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然而，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革命理论，建立起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潜力也会被丧失掉。

共产国际早年的工作也向我们强调了早在革命事件发生之前就为未来的革命党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并证明了革命党自身领导层的重要性。1917年2月俄国革命爆发后——亦即改良派压力巨大的时候——这一点立即显现出来。

正如我们所说的，在革命的初期阶段，工人阶级的群众寻求的是看似更实际、更容易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17年初，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
命党人在运动中占主导地位。这对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产生了影响。如加米涅夫和史达林，他们在压力下屈服，倾向与临时政府妥协并支持它。

是因为有列宁这样水平的领导人——一位受过全面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运用辩证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才引导了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使其坚定地保持了革命立场，即使这在当时意味着逆流而上。

因此，1917年2月后，正是辩证法家列宁能够顶住压力并保持坚定的立场。他比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得更远。他可以看到孟什维克领导人不可避免的背叛，也看到了这意味着他们将如何不可避免地开始失去工人群众的支持；在这之后，这些工人群众将更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立场。如果列宁不是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失去十月革命的机会。

奥地利、匈牙利、德国、义大利等国革命运动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领导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年轻共产党中，没有一个拥有像列宁和托洛茨基那般水平的领导人物。因此，共产国际的当务之急是在已经开始的革命进程中帮助培养这样的领导人才，同时纠正所犯的各种错误。

革命在义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特别是在德国，对苏维埃俄国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革命在单一国家内孤立无援。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发生官僚堕落过程中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同时该堕落也是当时苏联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产物。

这种堕落反映在了共产国际领导层本身。特别是在1923年3月列宁因病无法工作后，以季诺维也夫为核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官僚主义的方式来指挥各国支部的领导人。最终，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已从世界革命的工具转变为史达林官僚集团执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教训

我们可以从列宁时代共产国际的经验中汲取两方面的教训。首先，理论观点的绝对清晰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分析上出现严重错误，无论是机会主义还是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都会摧毁组织的力量，除非得到纠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教育我们的队伍。

理论上的错误会导致实践中的严重错误。例如，1921-24年间义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极左主义就起到了负面作用，使这个年轻的政党与仍受义大利社会党改良派影响的群众隔绝开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犯下了严重错误。因此，对那个时期、以及列宁的经典著作的研究是我们今天如何建设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重要经验是，理论上的严谨和坚定必须与战术上的灵活并驾齐驱。这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被托洛茨基描述为「革命战略学院」的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讨论、论纲和决议也概括了这一点。

共产国际早期的各国支部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客观条件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必须以同样开放的态度展望未来。否则，就会失去可能出现的机遇。

随着客观形势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发生变化，并在由此引发的动荡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我们将有许多机会来大大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为了有能力摆正我们自身的位置，我们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政党，它了解历史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且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和胆识——这一切都是形势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因此我们的集结号召必须是：

回到列宁！

现在就建立起革命的共产党！

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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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行动纲领，1919年3月，中马库译本

[2]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0年7月到8月，中马库译本

[3] 同上

[4]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1920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马库译本

[5] 同上, 粗体为作者强调

[6] 同上

[7] 同上

[8] 托洛茨基，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New Task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intern, Wellred Books, 2020, pg 275。该篇中译本为《托洛茨基作《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 》，但中马库版本内未找到与英文原文一致对应的部分，故此处引用根据原文引用翻译而成。

[9]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作《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1921年6-7月，中马库译本

[10] 托洛茨基, ‘A School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intern, Wellred Books, 2020, Pg 410

[11] Published in Resolutions and Theses of the 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entropress, 1922, pg 36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