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大选中，成立仅8周的革命共产党就进行了几十年来最成功的革命共产党竞选活动。革命共产党候选人菲奥娜以公开的革命纲领获得了1,791票。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共产主义者参加选举是为了提出他们的纲领并建立革命党。在本文中，丹尼尔·摩利深入探讨了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的策略和战术的理论基础。 （本文原文发表于2024年7月10日，译者：芸芸）

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宣布提前大选后不久，革命共产党(RCP)做出了历史性的、令人振奋的决定，推选了一位候选人：菲奥娜·拉利(Fiona Lali )。

在我们自己的旗帜下进行这样的竞选活动，并提出一个大胆、公开的共产主义纲领，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此举显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共产主义者该对议会持何种态度？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的想法付诸实践并为共产主义打造出真正的载体？

我们为什么决定在自己的旗帜下发起竞选活动？我们希望从中实现什么？

这项决定背后有许多因素，包括一些偶然的、非常特定于当时的因素。寻找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口号进行竞选是一门艺术——利用机会的艺术。

这些固然都是原因。但意外也表达了必然性。这场运动的整体背景是，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刻而长期的危机，而这又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特别是改良主义的危机。

列宁本人指出，「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政党可以被惊天动地的事件彻底颠覆。

事实是，目前，工党在大多数工人和青年中非常不受欢迎，他们理所当然地不把它视为「他们的政党」。

共产主义组织的策略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一成不变且抽象的。我们必须从清楚地了解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况和发展方向开始，而不是严格遵守永恒的政党和战术分类。这样，我们就有了分寸感。

阶级斗争的纵观是一个工作假设，必须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进行检验和调整。

改良主义的危机

过去，像工党这样的改良派政党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某种忠诚。战后的繁荣意味着工党有可能实施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革。

但这种繁荣在历史上是例外。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繁荣。相反，经济危机出现了。而仅有的一点成长都是基于投机、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不平等现象逐年加剧。 2008年的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意味着，以资本主义为基础、不敢挑战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无法真正提供工人阶级任何东西。

总的来说，包括工党在内的欧洲改良派政党的纲领与公开的资本主义政党的纲领几乎没有区别。即使在他们有更多左翼宣言的地方，他们一旦掌权，通常也会向统治阶级投降并放弃他们的承诺。

2008年开始的严重资本主义危机导致政治两极化加剧。但主要的改良派政党完全没有能力反映出这种愤怒。事实上，他们不想参与其中。

随着政治两极化，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倾向于扮演统治阶级最可靠的代表的角色。

工人阶级和青年的愤怒无法被永久压制。作为一股群众力量，它也不会透过极左翼的小宗派来表达自己。

相反，这种愤怒最初是透过知名人士发起新政党来表达的——比如西班牙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和我们能党(Podemos)，或者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或像希腊一样，透过一个现有的、但规模较小的群众组织：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唯一的例外是英国，那里的改变确实是透过主要的改良派政党柯宾运动来实现。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危机十分严重，这些借助大众愤怒而崛起的左翼改革派对这种愤怒的表达却十分冷淡和无力。

事实上，他们的无力不是尽管危机严重，而是因为危机严重。这一点在激进左翼联盟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背叛是改良主义的固有特征，尤其是承诺更多的左翼改良主义。

激进左翼联盟上台时承诺废除紧缩政策。但他们一有机会就向银行和欧盟投降了。面对希腊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银行的指示行事。

资本主义正处于深刻的、内在的危机之中。它已经到达了极限。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改良主义都陷入危机的原因。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改良派政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过认真的改革。

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也因此陷入危机。由于无法实施改革，改良派领导人的作风和实质都变得越来越公开地资产阶级化。

人们认为政客都一样：骗子和空谈家。他们对一般人的问题毫无兴趣，也不理解。

2023年底，年度民调益普索莫里真实性指数（Ipsos Mori’s Veracity Index）显示，只有9%的英国人信任政客——这是该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可追溯到1983年)。在25-34岁的人群中，这种信任度降至仅2%。

对其它机构（如警察和媒体）的信任度也跌至有史以来最低。

左翼的许多人只看社会的表面，看选举结果等，并以最形式的方式解释这些。他们看到对极右翼的支持大幅增加，并得出结论，群众的阶级意识非常低，因此左翼的处境无望。他们接受统治阶级的宣传，即左派思想不再受欢迎。

但极右派在表现出反建制和愤怒方面比左派好得多。另一方面，左翼改良派给人的印像是害怕自己的影子，总是为冒犯某人而道歉。

这也是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功的部分原因。在极右派获得大众支持的表象之下，阶级愤怒情绪正在酝酿。

举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2024年1月，《卫报》采访了英格兰北部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英国改革党（Reform UK）的支持者。他们报道的内容如下：

「移民问题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个群体，和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生活成本才是主导因素……能源成本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火车主管戴尔和退休人员史蒂夫开始尽可能不下床，以减少取暖成本。」

「人们对那些从穷困中获利的人感到愤怒。乔丹说：『当你看到[能源公司]创纪录的利润时，会感觉就像被狠狠地踢了一脚。』达伦对『跨国公司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并将资金藏匿在海外’感到愤怒。」

「对于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他们毫不留情，质疑一个『身价十亿美元』的人怎么能理解劳动人民的担忧……他们将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斥为’没什么不同’，一个’红色保守党’。」

在英国，我们一点也不惊讶看到像法国黄背心那样的爆炸性反政权的运动突然出现。」

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兴起，成为法国群众支持的庞大运动。它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愿望，希望把所有政客都赶下台，带有明显的「人民对抗政客」的平民精神。

此外，代沟也空前巨大。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投票意向差距从未如此之大。几项民调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好。

笼罩在这种本已紧张的气氛之上的是另一个巨大经济危机的威胁。世界经济的基础从根本上就不稳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组合，只会进一步让青年和工人阶级激进化。

与情绪连结

正是这种客观情况，加上我们组织在青年中的快速发展和知名度的提高，使得现在正是在革命共产党的旗帜下发起竞选活动的最佳时机。

左翼存在着巨大的政治真空，尤其是在青年中。我们还不够壮大，无法填补这真空。但似乎没有其他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菲奥娜·拉利的竞选活动让革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得到了关注。我们以一种温和、不完全的方式，成功地利用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无论是在相关选区，还是在其它地方。

由于我们理解这种愤怒的深度，很明显，这不能作为一场「正常」的竞选活动进行。只有大胆、直接、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才能与这种被其他人忽视的情绪连结。

为了更容易赢得支持而淡化我们的想法，这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在今天的条件下，它本身也行不通。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听起来像是那些声名狼藉、毫无新意的改良派。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我们真的可以透过听起来像一个稍微左翼的、建制的、无趣的、信誉扫地的群众政党的变体而更容易获得支持吗？提出大胆的革命诉求，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脱颖而出，根本打破令人生厌的现状，不是更好吗？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革命共产主义者对选举工作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不要为了赢得选票而隐藏共产主义思想，而恰恰要为这些思想做辩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工人阶级常将选举视为解决问题和争取利益的手段。因此，共产主义者不能不把这个向更多工人演说的机会利用起来。

「全民选举权……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纸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恩格斯，《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论》，1895年）

请注意，在恩格斯的这段评论中，竞选活动被视为一种传播革命宣传的手段。这种宣传更加广泛、更有权威。

早在1850年，马克思就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即使在没有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必须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他们的独立性，衡量他们自己的实力，并让公众关注他们的革命地位和党的立场。」（马克思，《中央委员会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讲话》，1850年）。

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认知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选举策略。

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此时他们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选举和议会工作经验，并成功地利用了俄国议会（杜马）的选举，建立了一个革命党，推翻并解散了这个资产阶级议会。

因此可以说，当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成立共产国际时，他们对此问题是有所了解的。

1920年，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草并批准了《共产党与议会制》。这份提纲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在资产阶级议会工作策略和原则上最权威的总结。它总结了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应该如何竞选以及为什么竞选。

「选举运动本身所应贯彻的精神，不是尽量追求议会席位，而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口号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议会工作完全不同于各国社会民主党所玩弄的卑鄙的政治手腕，因为社会民主党进入议会、是为了支持这个“民主斗机关，或至多不过是’控制’它」

这种态度和方法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利用竞选活动作为杠杆，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的党及其革命纲领。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鉴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和对所有主要政党的厌恶，不排除我们能赢。我们当然力争获胜。

随着我们党的成长，它可以——也将——成为许多工人，特别是年轻工人的真正参考点。他们对主要政党感到厌恶，并且正在寻找一个为工人阶级而战的组织。

机会主义与极左主义

这就提出了我们对议会制度的态度的问题。共产主义议员能取得什么成就？共产主义者成为议员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能从共产主义和议会的历史中学到什么？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它成立于19世纪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

几十年来，SPD迅速发展，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群众党。结果，它赢得了议会的许多席位，并以此争取改善德国工人阶级物质条件和权利的改革。

就其本身而言，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任何我们能赢得的席次来为工人阶级争取真正的利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党在这项成功活动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他们习惯了使这些改革成为可能的繁荣，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将陷入危机的事实，这将使进一步的改革几乎不可能实现，并将引发革命。

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屠杀提供资金。他们太看重自己作为议员的体面，以至于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席位动员工人反对战争，推翻德国资本主义。

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幻想，即我们可以赢得席位，一点一点地改进资本主义。这永远是不可能的。

在当今有机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任何可以赢得的改革都只能是威胁统治阶级的大规模革命活动的副产品。而且，除非推翻资本主义，否则这些改革只是暂时的。

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摧毁它。

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为了彻底摆脱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然而，正因为如此，许多党员最初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对议会采取了极左派、宗派主义的态度。

他们完全拒绝参加议会。他们认为，这不仅会传播对议会的幻想，而且必然会腐化赢得议会席次的共产党，就像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看到的那样。

正如这些极左派之一赫尔佐格(Herzog)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

「在这些共和国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改善无产阶级生活的可能性。在那里，借助议会制，有可能为无产阶级实现许多良好的改革……然而，这种（在议会内部的）革命活动很快要变成了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而现在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公开的社会叛徒党。 」

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

毫无疑问，议会工作给革命党带来了危险和压力。它肯定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议会职位本身就是目标，因为它们使党能够因改善工人的生活而获得荣誉。

很快，革命原则就会被出卖，以帮助党保持其地位，以便它能够继续声称自己赢得了改革。

对党的议员来说，革命推翻议会似乎遥不可及，不切实际，他们觉得自己做着重要的工作。当然，这背后隐藏着这些议员对声望和特权的渴望。

然而，并不是议会的某种神秘力量迫使社民党堕落。好像光是坐在议会里就能自动把马克思和列宁变成改良派似的！

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所有工作领域都存在着政治堕落的危险。工会工作也存在类似的危险。组织和领导街头示威活动也可能导致党隐藏其革命纲领，以便更容易动员大量民众。

虽然议会可以成为堕落的强大催化剂，但这些危险的真正根源总的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力，以及工人阶级大多数时间并不处于革命骚动的状态。

这往往导致人们去寻找成功的捷径，或因缺乏大规模工人阶级政治活动而士气低落。

如果你每天都在做工会工作，没有来自下层的压力，也许你会开始把自己看作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仲裁者。你的立场对于为工人赢得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你会更关心目前的工会工作，而不是建立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政党。

但这不是机构本身能做到的。相反，这是由于一段时间内缺乏公开的阶级斗争，再加上相关活动家目光短浅、缺乏耐心。

解决办法不是逃避议会工作（或工会工作），而是建立一个由受过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坚实组织，他们不会屈服于目光短浅和压力。

赫尔佐格全盘否定议会工作是导致堕落的直接和不可避免的原因，这是宗派主义的典型特征——不仅因为它是极左的，还因为它是如此形式主义。宗派主义思想的标志是将形式误认为内容。

宗派主义者往往认为，如果一个政党正式反对议会工作，或从不以任何方式支持改良组织，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机会主义者。相反，他们认​​为，如果一个政党参与改良组织并为改良组织提供任何支持，那么它就不可能是革命性的。

这种形式主义常常使他们看不见自己工作的真正内容。宗派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示威游行中发表演讲，却完全没有提出任何革命观点，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们很容易适应人群或示威组织者的压力，只说每个人都已经同意的话（例如以色列是坏人，必须被制止，等等）。

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这里实践的机会主义，只是因为他们在形式上拒绝议会或改良派。

这个错误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这导致宗派主义者坚持表面立场，而不是一贯地倡导革命纲领。

持有这种想法的宗派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灵活性是他们虚伪的证据。如果这样的组织曾经在群众改良派组织中工作，后来却没有，反之亦然。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它背叛了自己的原则。

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是战术问题。而战术必须灵活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只有当党在其所从事的工作中没有为革命辩护时，当党真正放弃其政治原则时，对党虚伪的指责才真正有效。

议会白痴病

1919年与第二国际的决裂并非以极左派、宗派主义的方式进行。欧洲各地数百万工人仍然寄望于这些政党，共产主义者无法简单地与他们断绝关系。事实上，第三国际的大多数新成员都是透过第二国际旧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大规模分裂而形成的。

这确实意味着第二国际的许多机会主义方法进入了新国际。

这种议会白痴病，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从组织中无情地清除。它在法国党内尤其盛行，因为它是由改良派社会党的分裂而形成的，而且分裂得太容易、太快了。

这次分裂给人的印像是，新的法国共产党拒绝了机会主义，而实际上，机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心态仍然存在。所有分裂出去的都是最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者。

1922年，托洛斯基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驱逐法国党内的这种倾向。他给该党领导人之一露西·莱西格（Lucie Leiciague）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该党对法国议会资产阶级环境的适应：

「透过议会报告，我们的目的是向工人展示议会及其政党的真正作用。然而，在我看来，《人道报》（法国共产党的报纸）对这个部门的组织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

「辩论以轻松的新闻风格进行，充斥着俏皮话、笑话、狡猾的暗示等。从不提及这个或那个演说家所属的政党，也不指出他代表的究竟是哪个阶级或部门利益；所提倡思想的阶级性质从未被揭露；演讲和提案从未被简化到其本质，而是一切都被含糊其辞，以捕捉表面矛盾，制造双关语、笑话等……」

「在工人报纸上，以记者在议会衣帽间里互相讨论的风格来撰写议会及其内部斗争是不允许的。」

如果今天的左翼改良派想要重振旗鼓，他们应该从抛弃「记者在议会衣帽间互相讨论的风格」开始。

今天的「左翼」无可救药地感染了议会白痴病：认为成功的途径在于「议会」的阴谋和规则，而不是面向鄙视议会的无产阶级这样的同群众一样对议会嗤之以鼻的反叛者。

然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结论并不是禁止议会活动（因为担心屈服于普遍存在的自鸣得意的气氛），而是建立能够抵御这种压力的激进共产主义组织。

托洛斯基在1920年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议会中的宗派形式主义问题做了精辟的回答：

「戈尔特尔（Gorter）同志认为，如果他离议会大楼一公里远，工人对议会制度的盲目崇拜就会被削弱或摧毁…」

「共产主义观点把议会制与所有其他政治关系联系起来看待，但并不把议会制变成一种盲目崇拜，无论从积极的意义上还是消极的意义上。」

「议会是欺骗和麻痺群众、散布偏见、维持政治民主幻想等的工具。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

「但议会在这方面是孤立的吗？日报专栏，首先是社会民主党日报，不是在散布小资产阶级的毒药吗？也许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放弃利用报纸作为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工具吗？还是说，仅仅因为戈特尔同志的集团背弃议会，就足以使议会制失去信誉？」

「但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必须保持他自己集团即宗派的『纯洁性』。归根结底，戈特尔同志反对议会制的论点可以针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和方法，因为所有这些形式和方法都深深感染了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种否定就像一个有德行的人害怕走在街上，以免他的美德受到诱惑。如果你是一个革命家和一个共产主义者，在一个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导和控制下工作，那么你就能够在工会、前线、报纸、街垒或议会中发挥作用；你将永远忠于自己，忠于你应该成为的人——不是议员，不是报纸雇用文人，也不是工会会员，而是一个革命共产主义者，为了社会革命，运用一切道路、手段和方法。」（托洛斯基，《论德国共产党的政策》，1920年11月）

列宁同样在他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嘲笑了这些极左派对议会工作的恐惧，这本书也出版于1920年：

「你们想建立新社会，却又害怕在反动议会中组建一个由坚定、忠诚和英勇的共产党员组成的良好议会党团会遇到困难！这难道不幼稚吗？…」

「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纲领和纪律

我们如何保证从事议会工作的革命派不会屈服于议会的压力并适应它？我们如何确保这样的党派的议员不会将自己视为“议会成员”，而是从根本上反对议会的忠诚革命者？

俗话说，如果你想要担保，你应该买一台洗衣机。在真正的阶级斗争中，没有什么保证。

然而，最能防止这种堕落的是党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思想。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训是，必须把共产党建设成一个纪律严明、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的政党。这个政党的根本特征是它的思想、纲领和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另一方面，机会主义政党一开始就是为自己赢得模糊的影响力和地位的工具。他们的思想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拼凑起来的。

建立这个组织没有捷径或简单的方法。但这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的。

正如托洛茨基所言，一个强大的组织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阶级斗争不断变化的动态和事件，不仅能够知道如何干预议会，还能知道如何干预工会、战时前线、街垒或任何其它环境－所有这些工作都会有自己的压力。

由于这种组织的成员和领导人具有很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因此实现了真正的纪律和集中。

换句话说，领导层可以保持革命的政治路线，并要求其活动家在不同条件下遵循这一路线，即使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领导层已经赢得了对其思想的真正支持。

如果像这样一个健康的政党在议会、地方议会或工会中赢得席位，它的代表就会抵制这些机构的压力。相反，他们会像安插在敌营中的侦察兵一样，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平台动员人们支持革命思想。

有许多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寻求发展的捷径。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想法放在首位，而是以模糊、淡化的纲领参与更广泛的选举联盟，希望赢得席位或职位，从而获得影响力和招募能力。

当这些政党确实成功赢得职位时，这些「代表」往往会脱离党的纪律。他们追逐“影响力”，在提升自身声望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他们最终屈服于当权派的观点，因为他们竞选活动的整个概念都是基于为了赢得席位而淡化革命思想。

当这些人开始思考，有时甚至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意思，有很多重要的观点，但它太老了，与大多数人没有太大关系。归根结底，我们现在有真正的工作要做。我们有真正的竞选活动要打赢；获得并保住真正的议会席位，这可以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

好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告诉他们任何有关国家性质和他们所处的经济制约因素，也没有告诉他们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的后果！

鼓动的艺术

这些经验教训适用于所有竞选工作和为各种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如前所述，这种工作是一门艺术——利用客观情况以及政党的规模和实力所产生的具体机会的艺术。

同样的基本考量也适用于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充分利用上电视的机会；在社群媒体上「走红」；利用与知名人士的这种或那种联系等。

同样适用于知道如何与政党透过竞选工作接触到的不同类型的人交谈。

显然，随着革命党的发展并能够发起不同的运动，它需要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它必须做出一切必要的调整，以消除与这些人交谈的任何障碍。发起一场运动，然后切断与运动需要接触的人之间的联系，这是荒谬的。

但如果组织本身强大，革命思想清晰，它就会知道如何将其思想与来自各个背景的工人阶级的经验和利益联系起来。重要的不是我们从哪里招募人员，而是我们组织培养和维持的政治品质。

宗派主义者在这里可能会提出与反对议会工作类似的反对意见。 「你一定不能上右翼或资产阶级电视节目，也不能和改良派叛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

但拒绝这种表达我们思想的机会就等于抵制自己，让讲台被改良派和反动派所主宰。

是的，这里也存在着适应环境的危险；也存在着无法为革命辩护或隐藏自己的从属关系以期不断被邀请到这样的平台上的危险。

确实，有些「共产主义者」可以发展某种媒体事业，与他们经常坐在一起的右翼分子相当亲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人的印像是多么自以为是。逐步地，他们的「共产主义」消失了。

这就是为什么掌握利用这些机会的艺术是不够的。当然，更根本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这样人们就不会「忘记」利用这些平台以正确的方式倡导革命。

在所有竞选工作中——无论是开展竞选活动、领导工会斗争还是其它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赢得有关职位或改革（尽管我们显然认为我们的想法是赢得此类斗争的最佳想法），而是利用竞选的具体问题作为手段来解释推翻资本主义的更广泛需求。

如果革命共产党的成员在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发表讲话，其目的不是透过简单地谴责以色列来取悦人群，而是要表明以色列的行为是帝国主义的表现，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建立一个革命党。

如果我们参与了一场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工资下降，以及为什么保证工人适当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是将经济的制高点国有化，置于工人的控制之下。

最后，如果我们要进行竞选活动，重点不是传播议会权力解决工人问题的幻想，而是展示资本主义议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腐败。

党必须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党的同志们必须牢记，必须抓住任何机会向大量工人和青年发表演说——同时也要利用这些机会来解释革命的必要性。

共产主义者来了！

没学会走就不可能跑。我们最近围绕着菲奥娜展开的竞选活动并不代表某种「大马士革式的转变」或某种原则的改变。它仅仅代表了我们在政治上处于一个新的时期，再加上多年来我们的组织已经发生了转变。

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几十年来，党的整个工作一直致力于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的必要性，并致力于让越来越多的党员了解这些思想和方法。

正是这种同志的坚实基石——沉浸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中——使我们能够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并做出动态调整。

透过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者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利用现有的机会传播我们的思想并建立更强大的组织。

这些机会包括争夺职位，包括赢得议会席次——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对主要政党的厌恶，在未来时期，这很有可能发生。

这样，我们的竞选活动就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概述的革命共产主义原则的优良传统。

用列宁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竞选纲领的实质和主线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为了革命！」（列宁，《竞选活动和竞选纲领》，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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