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凯因斯主义无法解决当今的危机

2023 年 10 月 9 日2023 年 10 月 12 日 by Luca Lombardi

自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深陷危机。资产阶级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危机，从量化宽松到零利率，再到银行损失社会化，但都无济于事。为什么现代版的凯因斯主义行不通？（按：原文发表于2014年1月14日。）

建立在全球化口号基础上的旧方法已经支离破碎。这一点有目共睹，不仅在专业刊物上，而且在更广泛的媒体上也开始出现。然而，资产阶级还能有什么选择却没有说清楚。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选择。

经过多年的对资本主义命运的极度乐观之后，危机突然打破了市场经济不间断发展的幻想。曾经被认为是全球化成功故事的一部分的一切，现在都变成了它的反面，并暴露为危机的驱动因素。这一点在即将崩溃的金融沙漠中尤为真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重点放在资产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的一个特殊面向：在当今危机的具体条件下应用凯因斯主义的徒劳尝试。

1946年3月8日，在美国乔治亚州萨凡纳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左）和英国财政部名誉顾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资本主义将面临深刻的危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无需解释。正统的现代理论（货币主义、理性预期、有效市场假说等等）的基础是这样的观念：自由放任和放松管制是世界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让大公司不受国家阻碍地统治世界，市场将会调节一切，一切都会好转。在这方面，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使用了「laissez-nous faire」（让我们做自己的生意）这一表述，它实际上听起来与单纯的自由放任有很大不同，也更加清晰。当时，资产阶级正在加强对生产力的控制，不希望旧有的专制主义国家阻碍其发展。这种想法对旧君主制具有强大的威力，但在凯因斯时代已是毫无用处的遗物。从那时起，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地与世界经济一起崩溃。资本主义的任何严重危机都迫使资产阶级战略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用来解释现实的教条。当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不管这是如何实现的，无脑的乐观主义都会占上风：生意红火，闲人勿扰。而当资本主义崩溃时，资产阶级战略家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这就是凯因斯主义的意义。今天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一种新形式的凯因斯主义，为资产阶级提供某种替代政策，以维持制度的运作？

最初的凯因斯主义

凯因斯是英国资产阶级最典型的产物之一。他出生于剑桥，是剑桥大学教授的儿子，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曾代表大英帝国在印度工作，后来担任财政部官员。身为理论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摧毁了旧的自由放任教条。他从未真正有兴趣对资本主义如何运作做出连贯的解释，虽然他尝试过，尤其在他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有所见经传。对他来说，这始终是一个实际问题：迫使资产阶级理解他们处于巨大危机的现实。在《通论》的开篇，凯因斯就阐明了这个目标：说服主流经济学家重新审视经济理论并改变方向。早在多年前，凯因斯就得出了正统经济思想失败的结论：「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太简单、太无用了，使得他们在暴风雨来临的季节只能告诉我们，风暴过后，大海就会恢复平静的」[1]。如果他们不能引领新潮流，那么他们作为资产阶级顾问就毫无用处，就应该被边缘化，就像1920到30年代发生的那样。

凯因斯成功地改变了方向，因为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他的建议，摒弃危机前的旧观念。在此，我们将不讨论凯因斯主义本身如何以及是否有助于克服1929年大危机的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次意识形态的改组是深刻而持久的。这是因为凯因斯解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资本主义历来既有监管，也有自动机制。但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对经济的干预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凯因斯建议的含义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政府应采取长期行动来稳定资本主义。需要监管资本主义的想法源自于资本的集中和集权。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由少数几家巨头公司主导，它们未雨绸缪，对整个市场起著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被废除，而只是适用的方式不同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制定了新的经济政策，迫使各国政府全面动员经济和社会资源。这实现了在以往被认为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经济计划水准。

资本主义这种不可逆的改变意味着，反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式批评，已把资本主义仍当作亚当‧斯密时代，成了无稽之谈。生产力的社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此，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已不再可能。旧有的自动机制，如金本位制，已不再起作用。国家必须以某种方式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凯因斯主义的核心。

凯因斯主义向政府建议的个别实用方法（降低利率、赤字支出等）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凯因斯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克服单一资本家的利益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将资本主义制度从自身的矛盾中拯救出来。凯因斯解释说，接受国家干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终结；相反，它是拯救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行途径。

毫无疑问，这个新时代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大洗牌。在《通论》的最后一章，即著名的〈关于《通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哲学的总结〉[2]中，凯因斯的观点相当激进。他首先指出「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的突出缺点是未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随意性和不公平」。凯因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改善，但仅限于一定程度，为了生存，资本主义需要「食利者的安乐死」，即通过提高税收、降低利率等方式减少金融租金的力量。其次，他坚持认为，只要是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投资就应该社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实行国有经济：

「重要的不是国家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如果国家能够确定用于增加生产工具的资源总量以及拥有这些工具的人的基本报酬率，它就完成了所有必要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社会化措施可以逐步推行，而不会打破社会的一般传统」。

这一思想似乎相当激进，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别无选择：国家投资的社会化只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社会化历史趋势的反映。因此，这些思想与各种各样的政治形式是相容的。法西斯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都提倡国家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并寻求充分就业，至少在其纲领上是如此。因此，凯因斯主义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非常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基本经济理论。

凯因斯的科学价值

马克思批判了古典学派（斯密、李嘉图等）的薄弱环节，将这个理论框架推向了逻辑的终点，指出了资本主义下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旧理论对于推进资产阶级统治不再有用。因此，在巴黎公社之后，它被另一种所谓的19世纪中期「边际革命」思想所取代。这个新范式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是，它被认为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微观经济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任何事物如果不能以个人为理由，就不存在。社会和经济动态应由个人行为来解释和追溯（「方法论个人主义」）。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徒劳方法，因为当把个人的目标放在社会的尺度上时，它就会完全颠倒过来。例如，对于单一资本家来说，削减工资以提高利润是个好主意，但当所有资本家都削减工资时，市场就会崩溃，利润就会下降。同样，如果一个工人接受加班以提高收入，这对他来说是好事，但如果每个工人都加班，失业率就会上升，每个人的工资都会下降。更明显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动力就是建立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的。单一资本家透过投资来降低成本，获得市场份额和利润，但当创新普遍化时，利润又会下降。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无法理解行动的个人逻辑和社会结果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解释资本主义机制时毫无用处；它也没有被用于这一目的。

凯因斯的优点在于从这个矛盾出发，在经济理论中重新引入了对整个社会的分析。这一点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理解危机而言。它表明，从长远来看，削减工资以提高利润是毫无意义的，凯因斯解释道，那就好像我们只考虑单一公司一样。我们在分析投资时也是如此。单一资本家通常必须先储蓄再投资，但对整个经济而言，储蓄是由投资产生的。顺便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所谓的「紧缩措施」是如何混淆了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无论如何，凯因斯强调了社会层面：失业、投资和消费。从这种总体分析中，产生了对危机的理论解释。当然，对抗危机的实际措施早在凯因斯之前就有了；他只是为许多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尽管许多政府是按照「财政观点」拒绝干预的：即财政政策对整体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一观点尤其得到了英国财政部的支持。

凯因斯也负责将一些主观概念（动物精神、预期状态、选美机制等）引入经济理论。这并非偶然。资本的集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合并、资本家不再直接参与生产、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大（即金融资本的基本特征），也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完全主观化。所有这些概念都被用来评估作为资本主义动力引擎的投资周期。

关于投资的决定取决于回报的前景。未来的利润就其本质而言总是不确定的。但到了20世纪，资本的集中已经发展到单一投资者在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程度——大垄断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力。此外，资产阶级之间，纯粹的租借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分化也反映在经济理论中，也就是越来越重视心理层面，而不是结构性的客观方面。

归根究底，如果资本家进行投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但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本家之间透过竞争降低薪资以增加利润，这就造成了一个基本矛盾：生产过剩的矛盾，即工人阶级无力回购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由于商品滞销，生产停滞，投资也停滞。当出现问题时，国家必须直接投资，这样经济才能反弹，私人资本家才能重新站起来。这就是凯因斯主义的真谛。与把资产阶级从其自身制度的矛盾中拯救出来的作用相比，具体工具只是一个小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集中和经济的信托化也引发了围绕社会计划的争论，因为巨型公司需要计划才能生存，资本家的直觉已不再够用[3]。

凯因斯从所有这些理论中提炼出了一些具体工具。正如我们所说，把凯因斯主义归结为一套具体的经济措施是错误的。不过，凯因斯主义历来与一系列政策相关联。我们可以将这些政策分为四个主要领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我们将试图说明为什么这些政策现在都行不通了。

凯因斯主义的四大支柱

与凯因斯主义相关的第一套也是最重要的一套措施是财政政策，其使用应考虑到两个主要目标：收入分配和公共开支。简而言之，就是向富人征税，使收入分配更公平，并筹集资金建设福利国家。由于工人或多或少都会花掉自己的全部收入，向富人征税意味着刺激消费。事实上，美国的最高所得税率在1940年代达到91%。欧洲当时也有类似的税率。当时，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将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的一种手段。今天的情况已不再如此。自1980年代以来，财政政策发生了变化，工人的税收通过一些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补贴企业，这表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财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古老的阶级斗争。财政政策的这种完全逆转与资本主义的重要需求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不仅是利润率低的问题，也是几十年来政府试图以债务成长的形式逃避这个问题的方式。我们正处于债务时代，正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4]，采取强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很小。请看这张图：

显然，债务的增加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它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退有关。这正是财政政策效力降低的原因，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政客的意识形态固著。然而，毋庸讳言，危机使情况急剧恶化，因为美国政府被迫动用数千亿资金拯救大银行：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工业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共债务水平还将继续上升（……）。我们对公共债务比率的预测使我们得出结论，一些工业国家的财政当局所走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来遏制政府当前和未来负债的快速成长，并减少其对长期增长和货币稳定的不利影响」[5]。

在这些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延缓问题的爆发，长期来看还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里，抛开所有关于国家必须从经济中撤出的意识形态言论不谈，国家在已开发国家中的整体权重并没有太大变化。

然而，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反对国家干预的右翼反应是有道理的。总体而言，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所以它是经济的负担。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无法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运作。资本集中和经济金融化的过程反映了国家的这种永久性作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所谓自由市场全球化，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并没有减少。所谓柴契尔与雷根政府放松管制后，国家的角色倒退了的说法，只是资产阶级的臆想，正如这张图所示[6]：

图一：工业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和主要预算平衡，以GDP为百分比（阴影部分为预测）；红：政府总债务；绿：主要平衡；蓝：结构性主要平衡。

很显然，私有化、放松管制、货币主义等等，其实都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限制获利能力的下降。公债和债务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被认真削减。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寄生性日益增强，自由放任主义的狂热分子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一个70岁的老人可以打扮成青少年，假装年轻去迪斯可舞厅，但他骗不了任何人。

公共开支在经济中的整体比重并没有大幅下降，但其角色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家希望工人掏钱，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制定的。变化的是国家干预的方向：国家资源越来越多地用于提高利润率，而不是提供公共社会服务。从税收制度开始，所有国家政策都是如此。

现在，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家抱怨这是疯狂之举，是不公平的，是造成灾难的原因。是的，用工人的税金来帮助大公司是不公的。是的，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地削减工资就是疯狂的。但这种疯狂是有方法的。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的未来，政府必须不择手段地提高利润率。然而，如果不准备与整个资本主义作斗争，那么就像改良主义左派所做的那样，抱怨资产阶级的这一重要需求所带来的丑陋后果是毫无意义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自由市场」欣欣向荣的时期，国家也没有从经济中消失，但当危机来临时，国家的干预却大大增加了。例如在美国：

「联邦预算余额占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比从2000年的盈余（占国内生产毛额的3.0%）急剧下降到2003年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毛额的3.6%）。在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当局欢迎美元大幅贬值，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了8%（尽管美元对美国主要亚洲贸易伙伴的跌幅较为有限）。总而言之，这是美国历史上除战时以外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刺激」[7]。

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成功了吗？如果成功是指避免资本主义立即崩溃，那么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局势远未稳定，新的矛盾已在体系的核心累积。国家、私人企业、银行和家庭都深陷债务之中；利用财政政策来推迟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债务激增也影响了货币政策。在凯因斯模式中，货币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促进投资和降低薪资。第一个目标显而易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率越低，投资越高。问题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没有人有兴趣投资，而廉价的货币会产生更大的产能过剩问题，日本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经过20年的零利率政策，日本恢复高增长了吗？根本没有，我们已经解释过多次[8]。日本央行新行长黑田东彦（Kuroda Haruhiko）现在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计划，每年购买超过50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无疑会带来几个月的宽松，但随后又会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尝试了各种刺激政策，但都无济于事。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二十项刺激计画、货币贬值都无济于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日本的政府债务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超过GDP的250%）。这意味着已经有20-25%的政府支出用于偿还债务。如果利率上升到2-3%，整个预算就只足以用于支付债务利息。换句话说，利率不再可以自由上升。

此前日本的情况如今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是如此。每家央行都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并购买了大量公债。以美国为例：美联储每年购买超过5,000亿美元的国债。美联储已经拥有1.86兆美元的国债。这相当于美国公共债务的六分之一，而且还在增加。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是一个国家，那么它将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

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各国央行都在考虑不可思议的事情：设定负利率。例如，英格兰银行可以决定让各大银行出钱把钱囤积在自家金库里。不用说，「在英国引入负利率将是更进一步的重大举措，而且没有多少先例」[9]。在丹麦，这种奇怪的想法已经成为事实，欧洲央行也在考虑向资金闲置的银行收取费用[10]。情况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偿债率现在也达到了13.6%的历史新高。而这还是在50年来利率最低的情况下」[11]。从很多方面来看，情况比1930年代要糟糕得多：

「与1929年相比，情况令人震惊。1929年，美国经济中的家庭债务很少。企业债务与利润之比只有今天的一半左右。当然也没有外债——1929年美国是世界上的净债权国」[12]。

债务的无休止增长意味着中央银行不再能够自由地设定利率。相反，央行越来越被逼入绝境，如果他们试图透过提高利率来摆脱困境，一切都会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利率政策也不过如此！

各国央行现在对自己的政策如此恐惧，以至于试图抓住一个真正的锚——黄金。2013年，他们购买了自1964年以来最多的黄金，现在他们拥有的黄金约占有史以来开采的所有金属的19%[13]。

但是，凯因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令人讨厌的副作用，即通货膨胀。政府所有以「需求方管理」的名义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武器上的持续支出本质上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即花费了并不存在的钱（就武器生产而言，并没有创造任何相应的流通价值成长）。这种通货膨胀在1970年代因1973-74年的石油危机而一触即发。以前从未见过的滞胀现像出现了：经济衰退与高通膨并存——凯因斯主义者以前曾否认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因为在经济衰退时需求不足本应对价格产生下行压力。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工资的实际削减。尽管工会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以适应物价，但工资还是赶不上通货膨胀。对资本家来说，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表现为罢工等等的。因此，柴契尔主义和雷根主义转向了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供应方」——政策。然而，要让这些政策奏效，资本家就必须对付工会，压低工资以获取利润。

这一招很快就被工人运动所识破。我们已经可以在《共产国际行动纲领》（1919年）中读到：

「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便胜利，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得到预期的改善，因为消费品的涨价使每一次胜利都成为泡影。工人的生活只有在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亲自管理生产之后，才能改善」[14]。

1929年的大萧条消除了通货膨胀的直接威胁，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情况发生了变化，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认真解释了如何对抗通货膨胀：

「无论通货膨胀及通货稳定都不能当做无产阶级的口号用，因为这两者只是一根棒子的两端而已。反对价格底飞跃的增长，尤其在战争迫近时它的生长带着更无约束的性质，要反对这种价格的增长，只有在按照实际情形滑动工资的口号之下才有可能。这个口号的意义，就是集体的合同应保证：如消费品的价格增加，则工资同时自动增长。」

在当前失业率居高不下、产能过剩的时代，许多凯因斯主义者再次放松了对通膨危险的警惕；但随着大量资金以量化宽松的形式进入经济体系，如果这些资金越过银行进入更广泛的经济领域，通膨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也应该补充一点，金融资本越是主导世界经济，统治阶级就越不喜欢通货膨胀，因为金融资本的利润来自于信贷和金融资产，而信贷和金融资产会受到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产业政策

我们需要一项产业政策！自危机爆发以来，这是每个「左翼」政治家的口头禅。在凯因斯主义的鼎盛时期，国家直接控制大部分工业和基本公用事业，如交通和能源，还有钢铁工业等等。我们首先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凯因斯指出：

「国家最重要的议程不是那些私人已经在从事的活动，而是那些不属于个人领域的职能，是那些如果国家不作出决定，就没有人会作出决定的职能。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也不是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一点或更差一点；而是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人做的事情。」[16]

当凯因斯提出将投资部分社会化时，他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他之前早已解释过的一个历史事实：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然而，国家直接参与生产虽然必要，却为资本主义带来了问题。国家要么管理健康的企业，从私人资本家减去利润；要么管理破产的企业，用税收来维持它们的运作。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家都不高兴。这就是凯因斯主义作为一种产业政策的基本矛盾。在战后的黄金时代，由于多种原因，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利润不错，资本家需要国家来重建他们的产业。第三，国家在管理本身无利可图但却能为他人带来利润的部门方面是有用的。当时，资产阶级可以接受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论点，即属于自然垄断的产业应该由国家拥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竞争。国家的这种长期直接干预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计划，包括国家机构、多年计划等。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指示性计画」时代。在发展中国家，计划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必须从零开始建立工业[17]。

随后，1970年代危机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爆发，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利润不断下降，西方国家出于紧急原因，而不是出于任何预想的计划，被迫到处拯救私营企业，公共财政逐年恶化。1980年代，虽然出现了复苏，但利润率并没有回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的黄金时代。资本家们拼命寻找轻松赚钱的方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被迫把最好的资产卖给私人资本家。普遍出售是任何政府都无法拒绝的建议，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被私有化了。整个经济部门都被拆解和出售。但公共财政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善，反而相反。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的主要一点是，私有化过程并不是某种对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仇恨的结果。问题很简单：私有化是恢复普遍利润率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收入再分配，也是对福利国家的破坏。资本家不再有能力让一个获利部门由公共管理；他们需要占据任何可能的经济空间以求生存；他们无法负担高工资和良好的社会服务。从根本上说，从水电到医疗保健，从学校到高速公路，他们需要从一切事物中获利。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有机产业政策在今天被排除在外。

即使国家被迫救助私人企业，如果我们不考虑交出的资金本身，这也不涉及实际的「干预」。在过去，例如一家银行被国有化后，国家会派官员来制定新的策略，董事会会被解雇等等。现在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2008年国有化的巨型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为例。五年过去了，它的运作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都没有！甚至就金色红利丑闻而言也是如此[18]。苏格兰皇家银行与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和其他大银行并无不同。它的国有性质不会改变任何事。事实上，自由党联合政府正在考虑建立另一家银行来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因为它无法利用苏格兰皇家银行来实现这一目标。被政府透过TARP（「问题资产救助计画」）拯救的美国大银行，为了摆脱该计画附带的温和条件，急于偿还国家的贷款。我们再次看到，凯因斯主义的这一观点也无法适用于当今的情况。

金融监管与经济金融化

凯因斯主义思想的第四个要素是金融监管，这是1930年代危机后对金融体系实施的一套强而有力的控制措施。首先，银行业被严格划分为零售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美国有《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法案》，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法律）。其次，在许多国家，银行业主要是国营的（义大利、法国），或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结果都是一样的：银行业是一种稳定、可预测的活动。在美国，银行业的可预测性长达30年之久，以至于观察家将其描述为按照3-6-3规则运作：银行家以3%的利率吸收存款，以6%的利率放贷，下午3点前就可以去高尔夫球场了。严格控制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也是该框架的一部分。结果很好：几个世纪以来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消失了：

「在大萧条之前，大约每隔15到20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危机——1792年、1797年、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1907年和1929-33年。但随后危机就停止了。事实上，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美国没有再发生过重大的银行危机，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稳定。尽管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联邦政府在管理金融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是难以忽视的」[19]。

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家很容易就会说，在金融监管时代，情况是多么稳定，并对目前的情况表示遗憾。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时代，国家的强力控制是金融资本所能负担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0年代的危机等之后，金融监管被逐一瓦解。汇率变得灵活，资本管制被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顺便说一句，废除该法案的是一位民主党总统）。放松监管、自我监管、轻触式监管，各种有利于银行家的政策都被采纳。银行和金融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开始增加。一次又一次的合并造就如此庞大的银行，以至于在1984年，人们创造了「大到不能倒」这个词来描述这种新情况。发明这个词时，美国仅一家银行的总资产就超过了GDP的3%。2007年，美国有九家这样的银行，而这还是在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在欧盟国家，情况已变得滑稽可笑，一些银行的规模超过了所在国，因此，现在很明显，国家是其大银行的人质。冰岛和赛普勒斯就是这样的例子。银行业的重要性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

图三：14个先进国家中银行业占GDP的比例。蓝：银行贷款比GDP；红色：银行资产比GDP；绿色：广义货币比GDP

正如克罗蒂（Crotty）所指出的：

「美国所有金融资产的价值从1980年国内生产毛额的四倍增长到2007年国内生产毛额的十倍。1981年，家庭债务占GDP的48%，而2007年则为100%。私人部门的债务在1981年占国内生产毛额的123%，到2008年底占290%。金融部门一直在疯狂加杠杆：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从1981年的22%上升到2008年底的117%。金融部门创造的企业利润份额从1980年代初的10%上升到2006年的40%，而其在股票市场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则从6%上升到23%」[21]。

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是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总体而言，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由于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是由利润决定的，因此利润的分配最能说明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虽然银行雇用的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但如今它们却拿走了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到一半[22]：

资本主义的日益衰败意味着金融资本的份量越来越重。理解这一趋势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包括理解迫使银行回归金融监管的不可能性。资产阶级的战略家们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阅读上文引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文件时所指出的那样。

问题很清楚：债务（或信贷）是资本主义找到的拖延危机的唯一工具，而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矛盾的结果：成熟部门利润率先前的下降、生产过剩和经济成长缓慢。虽然由于我们多次解释过的一些原因，企业的盈利能力在1980年代出现了反弹，但这是在大量信贷（即债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才实现的。债务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进一步帮助了大银行掌舵世界经济。

首先，它们摆脱了任何严肃的公共管制（「放松管制」）。其次，政客和银行本身都让公共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等）少管闲事，甚至搞出了接受银行自己的活动风险计算方法（所谓的「巴塞尔2号协议」）的闹剧。金融创新，即创造各种奇怪的金融衍生品来赚钱的做法蓬勃发展。

人们本以为，严肃的战略家会预料到这个巨大的金融纸牌屋的倒塌。恰恰相反，乐观主义的狂欢得到了颂扬。格林斯潘（Greenspan）等人是当时的英雄。就在一切即将崩溃之前，格林斯潘在他的自传中解释道：「我会告诉读者，我们面对的不是大泡沫，而是许多小的、局部的泡沫，它们从未发展到足以威胁整体经济健康的规模」[23]。他是多么聪明啊！

早在十年前，人们就不难发现，金融体系越是放松管制，就越容易产生泡沫——崩溃的循环，危机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直到2008年一切都爆发了。就在危机爆发前，一些胆怯的反对声音开始出现：

「人们对金融化进程的可持续性持严重保留意见。过去二十年来，家庭债务收入比和公司债务权益比迅速上升。这些发展既说明了金融体系的增长和日益脆弱，也表明其不可持续性，因为债务限制最终必然会产生影响」[24]。

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突然之间，每一位中央银行行长、每一位经济学家和每一位政策制定者都领悟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现实：大银行正在危及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急忙重新规范银行业，一系列新规则正在讨论或已经通过。

然而，一切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一切都无法真正改变。银行不是因为高层管理者贪婪而毁掉的。如果银行家不贪婪，不疯狂逐利，现代资本主义就无法运作。再多的新规则也改变不了这一点。相反，如果新规迫使银行更加审慎，减少利润，就会促使银行在以后采取更冒险的行为。

大银行认为新规定是个麻烦，但他们知道，实际上各国政府都在他们的口袋里，他们只需等待一段时间，一切就会恢复正常，包括金色的奖金等等。即使是现在，在经历多年的危机之后，在用公共资金拯救了银行之后，他们仍然为所欲为。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家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但这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状况。

凯因斯主义的历史轨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家被迫调动所有可用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用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公债也因此激增。战后，欧洲经济状况不佳。战前为确保经济成长而设定的「自动」杠杆已不复存在。在多年回归金本位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徒劳尝试之后，1929年的大崩盘永远结束了这个世界。国家干预（以及工人运动的改良派领袖）将资本主义从深渊中拯救出来。无论政府的政治立场如何，它都不得不匆忙出手拯救工业。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也为此发挥了作用。

二战后，各地都对经济进行了强而有力的公共干预。凯因斯主义从最初的紧急救援方案，变成了现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政策。西方资产阶级接受强而有力的公共干预，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获利状况良好。经济在成长，利润很高，所以一切都很好。国家投资于基础建设、公共事业和短期内几乎无利可图的经济部门。薪资在成长，失业率很低，因此消费快速成长。许多银行是国营的，投机性金融无关紧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对金本位制的良好模仿。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中。在未发达国家，国家干预是从零开始创建现代工业的唯一途径，但在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也需要在战后重建经济，并改善私人资本家能够蓬勃发展的大环境。无论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无论是未发达国家或已开发国家，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权都依赖大规模的公共干预来实现经济成长。

这些干预措施并非简单的货币或财政干预；它们意味着国家作为整个经济部门的所有者和开发者所扮演的强大、直接和长期的角色，以至于我们甚至看到法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制定了五年计划。经济繁荣的势头如此强劲，以至于资产阶级和左派中所有批评凯因斯的人都被边缘化了。甚至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写书称赞凯因斯主义经济政策是经济繁荣的最大功臣。然而，尽管这些凯因斯主义政策的批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方法似乎在调节周期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所谓的凯因斯主义「自动稳定器」却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带来了巨大的僵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充分就业、福利国家，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能够容忍的，因为资本主义正处于历史上最强劲的经济上升期：

「然而，凯因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在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使其日益停滞不前，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赤字支出的任何增长所能确保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额外成长都会逐渐减少，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钱花得不值』。公共借贷的成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私人借贷的增加，确实维持了购买力，并以这种方式防止了利润率的进一步下降，从而使经济继续翻转。由此增加的购买力对于扭转1974-75年、1979-1982年和1990年代初的严重周期性衰退尤为重要，这些衰退比战后前四分之一世纪的任何衰退都要严重得多，如果没有政府和私人债务的大幅增加，这些衰退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混乱。然而，不断增加的借贷维持了总需求，同时也导致了债务的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使得企业和家庭对新一轮刺激措施的反应能力下降，并使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25]。

凯因斯主义在避免危机方面的失败也意味着，在理论层面，凯因斯主义正在被边缘化。科学界对凯因斯主义的否定在198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主流经济学重新回到了「自由市场」的口号上。现在，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不采取任何政策，把失业看成是工人自己带给工人的东西，而治疗失业的办法就是取消工会等等。我们已经解释过为什么这种回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好时代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现在，在为全球化进行了几十年的理论辩护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凯因斯主义，尽管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因此，我们有几十篇关于回归凯因斯，甚至回归马克思的文章[26]。旧的正统理论已被揭露得一无是处，这场危机「既是一场经济崩溃，也是一场思想崩溃」[27]。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再次被迫从周期性的口头禅中回归现实，正如一本名著所说，「这次不一样」。最近，国际结算银行研究部主任博里奥指出了这个问题：

「所谓『教训』，就是学习、遗忘、再学习、再遗忘。有些概念从崛起到被遗忘，然后才有可能复活。这是因为经济环境在变化，有时变化缓慢而深刻，有时变化突然而剧烈。但它们之所以如此，也因为这门学科也难免受到时尚和潮流的影响」[28]。

这是事实，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时尚和流行会反复出现。答案是，它们根植于资本家的利润需求。1960年代，国营工业有利于获利。但到了1980年代，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然而，现在国家在促进利润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决定性，反凯因斯主义理论再次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理论家越来越恼火。

然而，后者能够用来帮助他们理解情势的是历史经验。这对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历史是一种诅咒，是一系列无人问津的无用事实。这是因为，对统治阶级来说，历史经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因为它显示不同的社会有生有灭，因此资本主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然而现在，由于急于了解当前的事件，即使是历史也重新流行起来[29]。当然，仅仅承认历史是研究社会、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必要工具之一是不够的。恰恰相反。整体而言，社会科学的现况与资本主义一样，都是深陷危机，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家似乎更有优势。就像恐怖电影中的僵尸一样，危机把他们从坟墓中推了出来。毫无疑问，他们比一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接近现实世界，后者认为更多的竞争是解决任何社会疾病的方法。然而，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看他们中比较知名的人，如史蒂格利茨（Stiglitz）或克鲁曼(Krugman)的建议，他们是否提出了任何有效的措施？他们反对紧缩政策，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基于政府支出和债务的经济成长——恰恰是导致危机如此深刻和持久的原因。当今的债务问题并不小。如果不摧毁银行系统，通货膨胀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选择的政治后果将是巨大的。那么竞争性贬值，即各国贬值本国货币以促进出口呢？根据标准的凯因斯主义，这是解决经济停滞的灵丹妙药。不用说，如果只有几个小国家走这条路，试图透过出口摆脱危机，那么这条路是可行的。当每个国家都贬值本国货币时，这项工具就会失效，并引发贸易战和政治怨恨。

在当今资本主义所处的具体条件下──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危机；一场规模空前的真正的全球危机──凯因斯主义政策和一般的改良主义政策完全是乌托邦。

当代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凯因斯主义政策——制造了房地产泡沫、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以及关键部门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这个例子只能说明凯因斯主义政策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是不可行的。同样，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现在的法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实施的是紧缩政策而不是凯因斯主义政策，这也表明改良主义和凯因斯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在资本主义下，除了紧缩政策别无选择。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税；这个或那个法规；这个或那个改良──真正的问题是：哪个阶级决定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国家的社会性质是什么？

这一直是凯因斯主义的弱点。与社会民主党的偏见相反，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本身并不是一项「左」的政策。早在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康纳（O’Connor）就透过对先进国家的比较研究解释说，左派的力量与国家发挥更大作用之间并无关联[30]。「更多的凯恩斯」并不自动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更公平的社会、更多的福利国家等等。只有阶级斗争——最终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凯因斯主义政策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植根于早已过去的资本主义时代。只要大银行和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统治国家，充分就业、有效率的福利国家等等的就只能是梦想。

改良派呼吁在银行业建立强大的公共地位；呼吁公共投资以减少失业等等。当然，我们都赞成降低失业率、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提高薪资：怎么能不同意这些改良和措施？问题是，这些措施无法让世界回到1960年代，就像听披头四一样不能。今天，凯因斯主义已被排除在外。我们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运作的规律：消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接管银行和大企业，将其置于合理的生产计划之下；简而言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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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M. Keynes, 1923,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Chapter 3.

[2]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keynes/general-theory/ch24.htm.

[3] See P. Baran and P. Sweezy, 1965, Economics of Two Worlds.

[4] http://www.marxist.com/bad-bad-and-ugly-imf.htm.

[5] Cecchetti et al., 2010, The future of public debt: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http://www.bis.org/publ/work300.pdf.

[6] Cecchetti et al. cit.

[7] R. Brenner, 2009, What is Good for Goldman Sachs is Good for America The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http://www.sscnet.ucla.edu/issr/cstch/papers/BrennerCrisisTodayOctober2009.pdf.

[8] See http://www.marxist.com/bad-bad-and-ugly-imf.htm.

[9] “BOE discussed Negative Interest Rates”, WSJE 27.2.2013.

[10] “The negative option”, The Economist, 1.6.2013.

[11] Moseley F., Is the U.S. Economy headed for a Hard Landing? , https://www.mtholyoke.edu/courses/fmoseley/HARDLANDING.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