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发布于中国《布尔什维克》杂志频道：https://t.me/bolshevik_red）

历史这出戏剧往往是这样发展的——被匆匆赶上舞台的演员们穿上前辈们不合身的戏服，背诵著过去留下的台词，却在表演即将落幕时发现根本无法重演过去伟大的作品，只得蹩脚地谢幕——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辛亥革命正是这样一场革命，在民主革命派关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豪言壮志下，却得到了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这般又混乱、又滑稽的场面。但同时辛亥革命不能被称为是失败的——它成功推翻了数千年的朝廷统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彻底地、剧烈地改变了古老中华帝国的面貌。正是针对这场重要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共产主义者需要在当下提出这三个问题：1.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何无法完成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上资本主义化的任务？2.三民主义反映了怎样的阶级立场？3.三民主义是否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殖民到帝国主义的发展

「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i]

资本家的目的从来都是一致的——「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ii]，以销售自己的商品获取利润。但随着新市场被完全开辟，商品生产在一部分资本家手中集中，垄断金融资本家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就出现了。而近代中国史就是由这个时代塑造的。

19世纪上半叶，欧洲新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开拓东亚市场的企图，但中国过去的历史塑造了一个封闭的经济。由于「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iii]，中国的农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工业革命最骄傲的产物——织布，在中国市场中却无法售卖。相反，中国却通过对欧洲销售丝绸、茶叶等轻工业制品形成了贸易顺差。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通过垄断鸦片贸易和索要战争赔款来掠夺中国的白银。由于必须品的自给自足和扭转贸易顺差的暴行，一般工业品的流入反而一直是缓慢的（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曾经兴高采烈地将钢琴运到中国销售！想当然的很难找到市场就是了）。[iv]这导致中国地主阶级对于工厂的投资兴趣寥寥。另一方面，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外国买办的角色进入历史舞台。与其发展独立的工业和市场，依附于外国资本盈利，并以此购置更多的田产来巩固自己在传统地主阶级中的地位显然是更优的选择。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式的剥削略掠夺在中国异常迅猛。一方面，这是因为以文明为骄傲的帝国主义热衷于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以进行大量野蛮地掠夺；另一方面，中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晚期才与世界市场接轨，落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就和列强已然成熟、极度渴望新市场解决生产过剩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在经济上发展垄断金融资本的特征在中国尤其明显。由于缺乏中央银行，地方钱庄（地方小型储蓄银行）由以英国为首的海外银行操控。通过给地方银行放贷，渣打银行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能够控制中外的金银汇率和商品进出口价格，完全拥有了国家才拥有的财政权力[v]。由于缺乏国家财政的支持（如英国和日本在资本主义初期通过国债集中资金投资新兴产业），民族资本的发展能力被进一步削弱。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已探明的世界市场被逐步分割殆尽，资本主义强国开始狂热地望向尚未瓜分、较难殖民的世界领土。在同一时间掀起了瓜分非洲和中国的热潮。日本作为缺乏传统殖民地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急不可耐地撬开中国的军事外壳。随着甲午海战的日方大胜，1895年的《马关条约》正式地向所有列强宣告中国已是盘中之餐，台湾和朝鲜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本土市场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日本首先开放。沙俄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加入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它们依次通过八国联军侵华和随之而来的沙俄占领东北对清朝的领土实施直接的军事控制。日本和俄国甚至在清朝领土上直接进行两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决定东北的归属权。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威吓下只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敞开中华帝国的市场和领土供列强分割，试图在内外压力之间寻找平衡。

在严酷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晚清民怨沸腾，先后经历了捻乱、太平天国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一批洋务派大臣意识到了兴办民族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来加强国力的必要。但农民起义导致了清朝控制力的减弱，这使得诸多洋务大臣（如袁世凯、李鸿章）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和军事权力。这为辛亥革命即其后，中央政府真空下军阀林立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在这种情势下，清朝中央政府（宫廷）也企图通过最小程度的让步来保全自己的「万世基业」。这种让步的信号得到了危机中的大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回应。这种最小改良的可悲企图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达到了高潮。但哪怕是如此小心翼翼地向资产阶级发展妥协的企图也遭遇了宫廷保守派势力的剧烈反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但哪怕是在海外，梁启超仍然以清朝通缉犯的身份为清朝政府摇旗呐喊，像守财奴似的紧紧攥著自己渺茫的君主立宪希望。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的这句话说明了改革的两面性——一旦政府开始回应人民苦难中的愿望，那么它反而会激起大众对政治的热情，并且这种热情很快会冲出病危的政府给它设下的界限。

二.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

1.改良还是革命？

正是在合法改革的热潮波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时候，不同阶级的政治诉求开始往渐行渐远的方向发展。由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维新派势力痴迷于合法的君主立宪主张，他们团结在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周围——清廷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偶尔也会给这些走狗丢些肉。

但清朝甚至不屑于掩饰的虚伪和残酷，结合著《马关条约》签订后急速加深的帝国主义危机，让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进步派资产阶级和学生愈发对改良主义失去了信念。孙中山（孙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他曾满怀希望地上书李鸿章，那时他的主张和维新派无二。仅仅数月后他就在对改良主义的失望中首先转向了革命。[vi]自此以后他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策划革命。先后在檀香山和日本成立了兴中会和同盟会两个革命团体，并且在多次起义和建党的失败中吸取经验，不断完善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从早期尚有农民起义色彩的太平天国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成熟，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力量和意识的急速变化。晚清时期最庞大的民间社会力量是会党。会党是底层人民的秘密结社，主要参与者是被裁撤的士卒、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会党强调江湖义气，受到一些反清复明的思想影响，组织和纪律涣散。他们是早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民众起义的主力，革命党早期也依赖于他们进行武装起义。但是其缺乏秘密性和自觉性的弱点在清朝专制政府的压迫下尤为明显。多次以会党为主体的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 ，就是因会党成员提前聚集、大肆骚动而提前走漏风声。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会党也暴露了其无组织性和缺乏革命斗志的缺点，面对稍有组织的军队就很快溃散。[vii]革命党人遂转向留洋学生集中、意识激进且组织完备的新军作为主要工作对像。对清朝政府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迫切使原本应该巩固旧政权的军队也起来反对它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和随后的各省独立的确是以新军作为主要力量的。

而工人阶级虽然在1895年到1913年之间翻了将近九倍，达到了大约90万人的水平，但对于中国超过四亿的人口来说，尚不达百分之一。而罢工——工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只是少数城市中的零星事件。工人仍然多以传统的手段（如参加起义）表达自己的不满。[viii]因此可以说工人阶级此时仍然没有称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很快，再过数年，他们就会来到历史的台前，成为革命中的核心力量之一。

2.三民主义和革命力量的分歧

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中，孙中山是毋庸置疑的精神和政治领袖。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也被当时的革命派广泛采纳，乃至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也宣称是他的直接继承者。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动机是什么？它为何能团结当时的反清社会力量？

毫无疑问，三民主义的三个主张：民权（民选共和政府）、民族（汉族民族自决）、民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其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下的民族国家，同时满足小农生产者拥有自给自足地产的诉求。这些诉求在不同阶级中自然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其中最广泛收到支持的是民族主义。以章太炎为首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革命分子将满族统治的清朝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其观点继承自清末明初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他们认为只要摆脱了满族的统治，汉族就可以重新「振兴中华」，抵抗列强的入侵。至于革命后的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制，则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中国的本土资产阶级则苦于不能得到政府的扶助发展工业，对民族主义中建立民族市场和民权主义中获得资产阶级议会代表的潜力表达同情。但他们自身作为有产者的软弱性让他们在帝国主义和清廷的威逼下左右摇摆，在大多数情况下倒向请愿等改良主义手段。

民生主义值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更细致的关注。毕竟，哪怕在毛泽东为新中国奠定的国策《新民主主义论》中，民生主义的两大要求仍然被视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毛泽东坚持哪怕在革命后，「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ix]，并把它视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是孙中山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那里习得的观点，它本质上是拉萨尔派社会改良主义和蒲鲁东式「市场社会主义」的融合。孙中山本人已经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它反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孙中山便说道：「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x]。这种幼稚的空想既来自于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对于欧美国家发达资本主义下贫富差距的恐惧，又来自于他们对资本家的妥协性。列宁毫不客气地将民生主义纲领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和「被截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

但是这并不代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份纲领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列宁也并没有一味地攻击孙中山革命纲领中空想的成分。毕竟，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将这份纲领视为自己的圣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真诚想完成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人，会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xi]。但我们遗憾地回望，看到了斯大林扭曲的阶段论观点下，中国的党派官僚们用民生主义最空想的部分铸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短暂闹剧。

三.辛亥革命的命运

1.永远的民主革命

1911年由武昌新军打响革命的第一枪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政府和北方以袁世凯为军事统领的清廷对峙。帝国主义有没有趁此机会出兵中国呢？日本原本有此想法，但此时欧洲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国都在欧洲大陆上紧张备战，暂时无暇介入局势。

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倾向于信赖袁世凯（在他们眼里比清朝皇帝更合格的代理人）和孙中山谈判。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同意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清廷的势力宣告瓦解。袁世凯实际上仍然依仗着对北洋军的掌握登上大总统的位置，他随后也仍然依靠着北洋军在三年后称帝。辛亥革命的全部纲领自此流产。

有一个瞬间非常能说明辛亥革命的内核——在占领武昌后，革命军希望请素有威望、亲近士兵的黎元洪出来做起义军领袖。黎元洪到后，对请他来的起义军领袖吴兆麟说：「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请你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xii]最后他是被革命党人刀架在脖子上做了「开国元勋」。在资本主义的尾声，资产阶级行将凋敝的时候，一厢情愿的革命党人们在他们期望拉法耶特和华盛顿出现的地方却只能找到「床下都督」和「狗肉将军」——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2.共产主义者如今的任务

辛亥革命虽然以闹剧收场，但其中如秋瑾一样的烈士真诚地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至今仍然在激励着我们。为了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革命共产主义者更需要对辛亥革命的教训有深刻的认识——在资产阶级需要通过愈加残暴的专政来镇压无产阶级崛起的帝国主义时期，就连曾经在殖民地人民鲜血上奢侈享受着议会民主秩序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都不得不撕下自己伪善的面纱，用越来越暴力、直接的手段针对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真诚为民主革命奋斗的志士们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才能找到期盼了百年的、真正属于大众的民主和自由。须知——一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只能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而一名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连民主主义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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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5.htm#1

[ii]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5年），第8页。

[iii] 同上，第114页。

[iv] 同上，第18页。

[v]Zurndorfer,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The Case of Late Qing China(University of Leiden, 2004), 第11页。

[vi]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vii]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478页。

[viii]Pong D., Government Enterpreises &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Late Qing China(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1), p.10

[ix]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001.htm

[x]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6%B0%91%E7%94%9F%E4%B8%BB%E7%BE%A9%E7%AC%AC%E4%BA%8C%E8%AC%9B

[xi]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1/056.htm

[xii]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代发行,1930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