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第二次美国革命
美国内战在世界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场革命战争耗费了美国社会整整四年漫长而血腥的时间，推翻了奴隶制这一剥削方式，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一阶级斗争中的生动插曲展示了蓬勃的革命动力，且值得所有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青年都应学习。(按：本文原文发布于2023年2月10日，译者：石头滩打滚的深海鱼）
在这篇摘自《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38期的文章中，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译者注：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前身】的约翰·彼得逊审视了这些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南北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四年战争，随之而来的是硝烟弥漫的革命和重建时期的反革命。至此以后，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概念从复数（are）转变为单数（is）。如果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美国，就必须清楚地认识这段时期的意义。正如美国南方的伟大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所说的那样「过去从未消逝。它甚至还没有过去」。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160年前发生的事件对今天反对剥削、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压迫的斗争以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着直接的影响。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后的「黑命贵」运动有力地提醒我们，制度性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反对不平等和压迫的斗争不能与反对阶级剥削的斗争相分离，只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带来严肃的、系统性的变革。
革命和反革命
当我们为不远的将来的革命做准备时，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过去的革命和反革命——不仅是鼓舞人心的胜利，还有失败和背叛，以及士气低落和反动的时期。对革命的研究不能与对反革命的研究割裂开来，因为这两个过程是辩证地相互关联的。我们必须研究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动态、矛盾和紧张关系，并关注特定社会中不断变化的阶级和财产关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尤其有兴趣了解群众在这些进程中的作用。在历史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当社会顶层出现深刻分歧时，群众如何在这一暗流中探索到机会，并从下层奋起，将命运抓到自己手中。即使他们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也没有一个能够胜任事件所提出的任务的领导层，他们也会在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第一次美国革命见证了十三个殖民地从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手中赢得独立，其中不乏群众斗争和牺牲的英雄事迹。然而，说到美国历史的戏剧性，没有什么能与南北战争相提并论。
马克思将其称为「时代的最伟大事件」并非没有道理。恩格斯把它称为「同时代历史上的第一场大战」。列宁以其独特的论战风格写道，只有迂腐者和白痴才能否认「1863—1865年国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
随着战争的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仔细关注著战争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诸多曲折。他们就这些事件撰写了数十篇极具洞察力的文章和信件，值得强烈推荐。马克思甚至代表第一国际给林肯写了一封信，祝贺他在1864年连任，并很好地总结了他对事件的评价：「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
一段自相矛盾的旅程
革命之前总是会有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时期，通常还伴有军事危机。就像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样，这些都是非线性的过程，源于不断积累的矛盾和压力，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释放出前一时期积聚的所有能量。
群众的力量就像大自然的力量，就像大坝后面的洪水。随着压力的积累，即使是微小的裂缝也会导致整个结构的破裂。如果没有辩证的方法，就很容易淹没在事实和数字中，无法理解最复杂的社会现像，包括战争、革命和反革命。
从本质上讲，美国内战是北方历史上进步的工业资本主义与南方种植园主和奴隶主反革命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
但即使这样说也有些过于简单化，我们不应片面地看待这场战争或其他任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冲突。与官方的说法相反，这并不是一场由憎恨奴隶制的资本家、反种族主义的工人和小农团结为一方，与爱好奴隶制的种植园主和种族主义贫农联合大军进行的斗争。
各阶层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其中当然包括数百万奴隶和数十万逃亡奴隶。全国各地都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包括许多废奴主义者。虽然他们客观上是在反对奴隶制，但大多数北方白人对奴隶，尤其是被解放的奴隶心存疑虑，认为他们是工作和土地的竞争者。
在更广泛的南北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差异。例如，南方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经济和利益与德克萨斯州或密西西比州不同。马萨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等北方州与威斯康星州或明尼苏达州等当时处于西部边疆的州相比也是如此。
尽管纽约早在几十年前就废除了奴隶制，但该市的金融家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纽约市市长费尔南多·伍德向市议会郑重建议，纽约应该宣布自己为「自由城市」，并充当北方和南方之间中立的商业联络人。伍德是臭名昭著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核心人物，他热衷于让奴隶和棉花贸易的收入源源不断，这为该市民主党的政治赞助添砖加瓦。
内战的起源最终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以及第一次美国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英国独立出来的胜利已经赢得，但许多通常与列宁所说的国家民主革命相关的历史任务仍未完成。需要进行另一场革命、另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重组，以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经过数十年与杰斐逊和杰克逊「州权」特殊主义离心势力的妥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联邦党的继承者们最终在林肯的领导下赢得了胜利。战争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以资助和调动胜利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关税、税收、征兵、第一种国家纸币，甚至铁路和电报的部分国有化。
但是，南北战争之所以真正成为一场革命，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由上层推动的。北方的普通工人和小农大规模参与了这场战争，他们为保卫联邦而战，最终粉碎了奴隶制。他们是在联邦和资产阶级自由的旗帜下，在宗教正义和1776年革命精神的鼓舞下这样做的。许多人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移居国外的欧洲革命者。20万德国移民加入了联邦军队，其中许多人已经在革命武装斗争中磨练过。数万名来自爱尔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者也加入了斗争。除此之外，数十万奴隶也加入了北方的队伍，成千上万的人披甲持兵，在自己的解放事业中发挥了定海乾坤的作用。
偶然性，必然性，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人皆知革命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但是，这种进程的确切结果来自各种活生生的力量的斗争，其中有着无数偶然因素交织，而绝非预先板上钉钉的设计。虽然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在某些发展节点上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但事件的主要进程并不是由参与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
亚伯拉罕·林肯的本能驱使他理解了这一点。正如他所说：「我自称没有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我明确承认是事态发展控制了我。」他的思想和行动在冲突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改良主义演变为革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起初，他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法律主义的方法，因为他的目标是在平定地区叛乱的同时维持现状，包括奴隶制。他只是在将奴隶制扩展到领土的问题上态度强硬。
然而，他最终还是迫于形势，对奴隶制发动了一场席卷八荒的革命战争，而奴隶制正是南方起义的根本原因和支撑点。如果他把斗争局限于重建一个和过去一样的旧秩序，他几乎肯定会失败。但是，一旦他认识到条件发生了变化，并允许自己被浪潮所席卷，他就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这一进程，并推波助澜，将其完全转变为一场革命斗争，而这场斗争反过来又为自己带来新生。
阶级和财产关系
南北战争之前，资本主义在整个国家占主导地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马森-狄克逊线两边都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第一次革命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商人资本家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制造商和工业家。
在同一时期，北方「自耕农」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独立家庭生产也发生了转变。由于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因素，首先是日益增长的市场压力，他们被迫成为农业小商品生产者，或失去土地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在某些情况下自己成为小资本家。
南方也有一些小农，有些拥有自己的土地，有些是别人土地上的佃农，还有些是没有土地的农业流动工人，或者只是在社会边缘勉强度日。南方也有一些制造业。事实上，由于担心完全依赖北方的制成品，在前贝拉姆时期，人们曾有意识地努力扩大制造业。
但占主导地位的剥削模式以及对南方经济贡献最大的是动产奴隶制，这种奴隶制生产的农产品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利润。
因此，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国家占主导地位，但各地区的统治阶级却以截然不同的剥削方式为基础，因此，他们的优先事项和利益也越来越不一致。
每一件事物都会走向其反面
长期以来，奴隶制在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奴隶于1619年首次来到弗吉尼亚十三殖民地，到1790年，即宪法通过后不久，美国已有近70万奴隶，大约每六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奴隶。由此可见，尽管南方人口远低于美国，但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南方在联邦政府中基本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棉纺厂的兴起创造了对棉花的无限需求。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棉花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刺激了对越来越多的奴隶的需求，以扩大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因此，1790年至1860年间，奴隶人口翻了两番多，达到近400万，其中90%的奴隶居住在农村地区，集中在种植园。然而，也有许多奴隶居住在城市地区或在农村工业部门工作，在大多数南方城市，奴隶约占人口的20%。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奴隶和自由黑人的人数实际上超过了白人。
南方经济依赖奴隶制生产出口原材料，这固然为「种植园主」及其金融家带来了巨额利润，但同时也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多年来也有一些创新和变革，但总体而言，南方经济在19世纪50年代与19世纪20年代大致相同。
另一方面，北方的经济发展则更为显著，家庭生产转变为小规模制造业，而制造业则转变为全面的工业。随着北方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正在崛起的大资产阶级希望获得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个部分一直保持着共生的关系，尽管有时关系紧张。在第一次革命后的岁月里，他们在反对英国人、反对谢斯叛乱和其他内部叛乱的斗争中利益一致，并且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谈判共同分享同一个国家的权力。但最终，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达到了极限，开始朝着反方向发展。
一旦资本主义在非洲大陆真正兴起，奴隶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奴隶主们还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如何在整个农业周期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时，让他们的奴隶保持有用的工作。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使种植园不仅在粮食生产方面，而且在工具制造、铁匠制作等方面尽可能自给自足。这就阻止了在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进行小商品和工业商品生产。随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威胁到他们在棉花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地理扩张对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生存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植棉花，或以其他有用的方式让奴隶工作，例如在西部的牧场和采矿业。
但奴隶制的领土扩张对工业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构成了威胁。北方工业家不仅依靠剥削雇佣劳动，他们还依靠扩大农业小商品生产作为主要市场。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有能力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的独立小农，而正是这些人与将奴隶制推广到西部领土的企图发生了直接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迫使北方将自己的经济形式强加给整个民族国家，包括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即使这些目标是以道德或宗教的名义，或以抽像的「自由」的名义提出的。
所有这些都对南方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致命威胁，而南方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所谓的动产奴隶制这一「特殊制度」之上的。本文不打算重述奴隶制的恐怖、从非洲到美洲的「中间航程」，以及仅在美国就发生了约250起大大小小奴隶起义的历史。我只想说，奴隶制并不是被奴役者被动接受的，以美国为家的数百万奴隶和自由黑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式、交流网络和反抗方法。
然而，从广义上讲，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实体、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身份被迫共存于同一个民族国家中——从长远来看，这是站不住脚的。林肯在1858年说过一句名言：「一个分裂的国家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分为奴隶州和自由州的政府也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必须都是自由的，或者都是奴隶的；它们必须非此即彼」。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不可避免。美国最初的《宪法》和《权利法案》框架已达到极限，即将以暴力和戏剧性的方式爆发。
妥协的失败
在其他许多旨在将十三个截然不同的殖民地拼凑成一个统一国家的妥协方案中，《美国宪法》包括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五分之三妥协方案」。它否认了奴隶的人性，但在计算一个州的人口以分配众议院和选举团席位时，却将奴隶算作五分之三的人。历史学家谢尔比·富特（Shelby Foote）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邦联同情者，他将南北战争归咎于美国人未能「做我们真正擅长的事情，那就是妥协」。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基本的阶级问题上不可能有永久的妥协。归根结底，一个或另一个阶级必须掌握和行使权力。一个或另一个阶级必须主宰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所有重大问题最终都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决定，在工作场所，在街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投票箱、国会或司法机构。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理解的那样：「在各种罪恶的选择中，战争不一定是最坏的」。也正如列宁所解释的，所有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而政治是经济的浓缩。内战不仅仅是军事对抗。它首先是不同阶级之间和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战后，所谓的「失落事业」（Lost Cause）辩护者试图将前南方浪漫化和神话化。他们将这场冲突称为「北方侵略战争」，并声称这只是为了捍卫各州的权利和美国宪法。就南方各州为争取剥削奴隶劳动力的权利而战而言，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对宪法的捍卫，因为最初通过的宪法事实上允许并保护奴隶制。
这就是建国者们在国家治理文件第四条第二款中写下的内容：「根据一个州的法律，在该州服役或劳动的人，如果逃到另一个州，不得由于该州的任何法律或规定而解除这种服役或劳动，而应根据这种服役或劳动的应得方的要求将其交出。」
「服役或劳动」是奴隶制和契约奴役的代号，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性奴役。因此，即使在《1850年逃亡奴隶法》颁布之前，各州也有宪法义务将逃亡的人类财产归还其主人。南方的事业归根结底是为了不到40万奴隶主的反动阶级的利益，企图将国家强行维持在其发展的更早、更恶毒的阶段。
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
对于那些试图在战后把水搅浑的人来说，一个事实是，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就公开承认，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为了奴隶制。他们多次明确承认并谴责北方崛起的力量对奴隶制构成的威胁。
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分离法令中，他们抱怨联邦政府没有维护为保障奴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通过的法律，并谴责「非奴隶主州对奴隶制的敌意日益增长」。
1861年3月，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在佐治亚州萨凡纳发表「基石」演说，明确阐述了分离的真正原因：「我们新政府的基础，即其基石，就是建立在黑人与白人不平等这个伟大真理之上；奴隶制中对于优越种族的服从是其自然和正常的状态——我们的新政府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这一伟大的物质、哲学和道德真理的政府。」
正如马克思当时所评论的：「关于美国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在破坏和平时发布的战争口号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总统斯蒂文斯在脱离派的国会上宣称，在蒙哥马利新近制造出来的宪法与华盛顿、杰弗逊的宪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奴隶制度第一次被承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制度和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革命的前辈，那些被十八世纪的偏见所愚弄的人们，却把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从英国输入并将逐渐消灭的罪恶。」
美国宪法与南方邦联宪法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在于，在若干条款和章节中加入了明确的措辞，明确规定不得通过「否认或损害黑人奴隶财产权的法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分裂之前，奴隶制各州希望联邦政府代表他们保护奴隶制，几十年来，联邦政府确实这样做了。当这不再是百分之百的永恒保障时，他们就想要脱离联邦了。
从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和其他人的演讲中可以看出，南方已经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观，为该地区的社会和信念辩护。大种植园主们把奴隶制说成是一种良善的制度，是种族上层赐予劣等亚人的恩惠。他们抨击北方投机商和投资者的虚伪，这些人虽然自己不拥有奴隶，却通过奴隶贸易赚取了巨额财富。他们甚至嘲笑北方的资本家没有能力为工人提供衣食和就业保障，而这些都是他们这些仁慈的奴隶主慷慨地为奴隶提供的。然而，在阶级社会中，无论如何粉饰自己，他们始终都是为了私有财产和私人财富。
战争前夕，奴隶是美国的头号资产，约占所有家庭财富的16%。根据奴隶市场上的「商业」价格，这些人类动产的价值约为35亿美元，超过了全国所有铁路、工厂和银行的总和。据估计，这相当于今天的10万亿美元。棉花是王者，英国和北方的纺织厂对棉花有着贪婪的欲望。世界上80%的棉花和英国大工厂消耗的8亿磅棉花中的77%是由美国南方的奴隶生产的。
因此，当南方邦联决定独自出击时，他们自认为拥有一手好牌。他们故意扣留出口，甚至在战争一开始就烧毁了250万包棉花，成功地制造了棉花短缺，而迫使英国站在他们一边参战，或至少给予正式承认的企图却惨遭失败。
简而言之，创造了南方绝大多数财富和北方相当一部分财富的400万人不是为了做奴隶而做奴隶，也不是因为抽像的种族主义而做奴隶。他们是为资本牟利的奴隶，资本乐于从任何形式的剥削中攫取价值。奴隶制就是钞票，伴随奴隶制而来的种族主义梦魇反映了这种经济剥削，并旨在为这种经济剥削辩护。
风雨欲来
除了像威廉·扬西（William Yancey）这样的火热的分离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这样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以及当时美国陆军的最高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之外，在前贝鲁姆时期，很少有人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大灾难。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战争将带来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即使在最初的几个州宣布退出联邦之后，北方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这只是政治上的边缘政策做得太过分了，是一种强硬的谈判策略，目的是为了获得让步。他们最多认为，他们面临的是一场相当小的地区性「叛乱」。他们相信，不需要耗费太多的鲜血和财力，就能大致按照原来的路线重建联邦。至于南方，许多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可以简单地脱离美国，以大致相同的形式继续他们的制度，排除北方佬的干扰。
并非每个南方人都支持分离，也并非每个北方人都赞成武力镇压南方。有些人希望林肯放南方各州一马。但事态迅速发展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一个只有火枪、大炮、马匹、铁甲舰和铁路才能决定问题的时候。
一触即发
早在1787年，甚至在《宪法》正式生效之前，奴隶制及其向西扩展的问题就以《西北法令》的形式出现了，该法令禁止在西北领地（包括今天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地区）实行奴隶制。它由乔治·华盛顿签署，当然，他本人也是奴隶主。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并是一次重大的领土扩张，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新领土是自由制还是奴隶制？
1820年，《密苏里妥协法案》允许密苏里州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以换取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从而确保自由州和奴隶州之间微妙的力量平衡得以维持。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解，但这为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开创了先例。岁月流逝，经济和人口不断增长，两部分人的利益继续发生分歧。
这些分歧产生了关于政府作用的具体问题。例如，联邦政府是否应该筹集资金投资铁路、运河、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应该降低政府开支，让各州来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南方认为只要有几个港口、铁路和水路就可以了，因此南方的政治家们倾向于反对北方所希望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再比如，北方希望联邦政府制定关税，以保护和培育其年轻的工业，而南方则倾向于自由贸易，以允许廉价的奢侈品进口。由于实行联邦制，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对各州的影响相同。1828年的关税法案再次引发了紧张局势，该法案对进口商品征税，旨在保护北方的工业家，因为他们发现很难与从英国进口的廉价商品竞争。
这导致了1832-33年的无效化危机，南卡罗来纳州已经出现了分离的幽灵。1831年纳特·特纳（Nat Turner）在弗吉尼亚发动叛乱，杀害了60多名白人，此后南方的恐惧和焦虑情绪一浪高过一浪。作为回应，奴隶主们也做出了回应：恶毒的暴行和冷酷的恐怖主义。特纳被处以绞刑、拔刀割喉、砍头、无名埋葬。为了杀一儆百，还有多达200名奴隶被屠杀，其中大部分人与起义毫无关系。
随后，1845年得克萨斯州并入联邦，1846年至1848年与墨西哥爆发掠夺性战争。美国赢得了这场后来被尤利西斯·格兰特称为「邪恶」的战争，并侵占了墨西哥大约一半的领土，包括现代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以及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大片地区。然而，问题再次出现：这些领土是自由领土还是奴隶领土？现在，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两个部分的利益已经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
1850年，《逃奴法案》的出台是另一项重大妥协，该法主要是对「地下铁路」的回应。「地下铁路」是一个由活动家和财政支持者组成的日益壮大的网络，他们帮助奴隶逃跑，主要是逃往北方，但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个网络帮助数千名奴隶逃往南方的墨西哥。
《逃奴法案》强化了《宪法》中的规定，规定所有奴隶无论在哪个州被抓获，都必须归还其主人，联邦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这一规定。这是对接纳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的补偿，由于1849年发现了金矿，加利福尼亚的合并迫在眉睫。为了将黄金运回东部，必须在狂野的西部建立法律、秩序和基础设施。然而，正如南方对通过保护性关税的不满一样，北方也对《逃奴法案》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因为该法实际上在全国各地派驻了捕奴队。
1852年，《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出版。该书详细描述了奴隶制的恐怖，进一步激发了北方的废奴情绪，激怒了南方。随后，1854年颁布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从西部划出两块新的领地，作为建立两个新州的前奏，这是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必要步骤。这导致了「流血的堪萨斯」，支持和反对奴隶制的力量围绕新州是自由州还是奴隶州展开了一场内战的预演。
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是一个反对奴隶制扩张的自由土壤和自由劳工党派，这使得局势更加动荡不安。1856年，共和党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是著名探险家约翰·弗里蒙特（John C. Fremont），他被南方视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同样在1856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被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用拐杖暴打，理由是他侮辱了南方的荣誉。
1857年，最高法院受理了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该案裁定，由于黑人不是美国公民，他们不能享有任何公民权利。因此，奴隶主带到自由州的奴隶仍然是奴隶，即使该州不存在奴隶制。这实际上使奴隶制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为奴隶制在美国大陆的蔓延打开了大门。
危机层层叠加，全面爆发的势头正在加快。所谓的1857年经济大恐慌更是雪上加霜，这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但是，使天平彻底倾斜的是不屈不挠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正如他被赫尔曼·梅尔维尔称为「战争的流星」那样。
废奴主义和约翰·布朗
在南北战争之前，废奴主义者通常是少数派政治运动，其中最先出现的是门诺派和贵格会。废奴主义者的情绪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等地尤为狂热，但在西部部分地区也逐渐受到重视，甚至在南方也有一些废奴主义者。这是一群极其执著和热情的人，其中包括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这样的宗教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逊（William Lloyd Garrison）这样的报纸编辑，还有一些人两者兼而有之，比如废奴运动的早期殉道者伊利亚·洛夫乔伊（Elijah P. Lovejoy）。
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只是想改革奴隶制，而不是一夜之间废除奴隶制。尽管反对奴隶制，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为黑人和白人之间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并支持将获得自由的奴隶重新安置在非洲。
尽管这场运动的力量相对薄弱，但它还是打动了南方奴隶主的心。他们害怕奴隶起义，同时也害怕联邦政府的控制权落入具有轻微废奴主义情绪的人手中，因为这将意味着奴隶制终结的开始。
一些废奴主义者是「地下铁路」的活动家，比如哈莉特·塔布曼，她在19次深入南方的过程中，英勇地护送了大约300名奴隶获得自由。还有一些人是始终如一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比如无与伦比的演说家和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有约翰·布朗，一位革命的废奴主义者和宗教狂热者，他相信「需要的是行动——行动」。
布朗热切地相信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他明白奴隶主贵族不会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在「流血的堪萨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在波特瓦托米溪大屠杀中，五名支持奴隶制的活动家被人用剑砍死。1858年，他在安大略省查塔姆举行了一次会议，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他准备对阿巴拉契亚进行一系列突袭，以解放和武装成千上万的奴隶。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获得解放的奴隶组成的共和国，恐吓南方，使奴隶制的继续在经济上行不通。
1859年，布朗突袭了位于哈珀斯渡口的美国联邦兵工厂，他的这些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南北战争历史进程的蜿蜒曲折中，当时还是中校的罗伯特·李（Robert E. Lee）率领一支海军陆战队分遣队抓获了布朗和他的战友。尽管失败了，但约翰·布朗明白，他死后比活着更有力量。正如他所说
「如俗话所说，我一败涂地了。但我确信，从我的脖子被挂上绞绳的那一刻起，这场灾难造成的所有损失都能被挽回……」
他在被送上绞刑架的途中给狱卒的便条上写道「我，约翰·布朗，现在非常确信，这片罪恶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刷。我曾妄自尊大地认为这项伟大的事业不需要多少鲜血的浇灌。」
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话说：「他对自由事业的热忱远远胜过我。我的热情如微光，他的热情如烈日。我的热情被时间束缚，而他的热情延伸到永恒的寂静海岸。我可以为奴隶说话，约翰·布朗可以为奴隶而战。我可以为奴隶而活，约翰·布朗可以为奴隶而死”。当马尔科姆·X被问及白人能否加入他的非洲统一组织时，他回答说：「如果约翰·布朗还活着，我们也许会接受他。」
约翰·布朗的起义激发了整个北方群众的想像力。几乎从战争一开始，部队就在篝火旁和公众集会上高唱《约翰·布朗之躯》。诗人兼废奴主义者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正是在其中一次检阅中听到了这首革命颂歌，并在她的启发下用同样的曲调创作了《共和国战歌》。此外还创作了许多其他更明确的革命版本，让人们了解到战争期间社会各阶层的革命热情。
与此同时，南方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公开考虑分离。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脱离联邦，他们就可以通过征服墨西哥、加勒比海，甚至南美洲，建立一个庞大的奴隶帝国。毕竟，古巴已经拥有40万奴隶和大量未开发的土地，而且那里的种植园主在与西班牙的斗争中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但约翰·布朗对哈珀斯费里的突袭让矛盾彻底爆发。这充分证明，北方佬想要煽动奴隶起义，掠夺南方的财富，摧毁南方的文明。整个蓄奴州都在制定计划、购买武器、训练民兵，准备与北方决一死战。
政治危机
在共和党崛起之前，民主党和辉格党是美国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民主党传统上主张扩张领土，将整个北美囊括在内，而辉格党则主要主张在现有疆界内进行内部改良，在基础设施、教育、工业等方面进行联邦投资。到了19世纪50年代，辉格党和民主党都开始出现派系分裂。
所有政党都表达了阶级利益。当经济和社会力量发生变化时，新政党会出现，旧政党会分崩离析或重塑自我。这种时期的特点是不稳定性增加，人们四处寻求能够打破僵局并指明前进方向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表达方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疯狂而奇妙的政党和运动，从本土主义的「一无所知党」到「自由土地党」，当然还有共和党。
共和党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派别党，主要代表北方的工业家、小店主、农民和废奴主义者。他们的党纲以辉格党的旧纲领为基础，主张联邦投资基础设施，征收关税以鼓励「全国工业利益的发展」，并为工人提供「自由的工资」。大多数共和党政治家并非出于对黑人或工人的热爱。相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奴隶劳动和奴隶制的扩张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巩固和扩张。
就在该党成立六年后的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以共和党选票当选总统。如果说约翰·布朗的行动让分离和战争之杯满溢，那么林肯的当选则让这只杯子碎成了无数块。林肯当选后，马萨诸塞州废奴主义者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宣布：「伟大的革命已经真正发生……国家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奴隶主的统治。」
然而，几个月后林肯才宣誓就职。现任总统、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是一个「面团脸」，是一个同情南方的北方人。这场危机让他完全瘫痪了。在他看来，南方分裂是非法的，但联邦政府以武力阻止分裂同样是非法的。那该怎么办？
林肯在四州竞选中以不到40%的选票当选——他甚至没有出现在南方10个州的选票上。虽然他个人鄙视奴隶制，但他是个「温和派」，只想限制奴隶制向领地扩张，而不是在奴隶制已经存在并受到宪法保护的地方终止奴隶制。但所有人都知道，结束扩张意味着奴隶制最终彻底消亡。
马克思当时写道：「因此，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使蓄奴州通过参议院所行使的政治领导权归于消灭，最后，势必使奴隶主寡头集团在他们本州内部处于「白种贫民」的威胁之下。所以，共和党人提出应当用法律完全禁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的原则，就等于要从根割断奴隶主的统治。因此，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才必然导致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公开斗争。但是，这次选举胜利本身，如前所述，则是民主党阵营内的分裂所促成的。」
分离主义
南方许多所谓的「食火徒」实际上是在庆祝林肯的当选——因为他们知道这将加速分离的趋势。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追随着建国一代的脚步的革命者，捍卫自己和宪法，反对剥夺公民合法财产的暴政企图。有些人甚至认为，北方已经事实上脱离了明确认可奴隶制的联盟，华盛顿政府已经被一群共和党激进分子篡夺。其他人则认为美国宪法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他们希望用一部更加明确支持奴隶制的宪法来取代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双方都希望宪法能够反映他们的阶级利益，因此都对宪法提出了上诉。然而，到那时，这张纸所反映的力量对比已经过时。只有通过血腥的武力冲突和对《宪法》的重大修改，才能为美国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存在建立一个法律框架。
尽管如此，直到最后一刻，双方仍对达成某种协议抱有希望。要么在联邦内部进一步保护奴隶制，要么通过谈判达成友好的分离协议，包括就如何处理分离州内的联邦财产达成君子协定。
南方的其他人则希望给即将上台的林肯政府造成既成事实，从而限制他的回旋余地，并向其他蓄奴州施压，使其加入他们的事业。为此，1860年12月20日，即林肯就职前几个月，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随后，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等主要棉花带州也相继宣布脱离联邦，最后又有四个州宣布脱离联邦，最终在当时联邦内的33个州中，共有11个州宣布共同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对此，林肯采取了务实、慎重的外交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激怒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和马里兰等尚未脱离联邦的重要边境州。他希望南方的亲联邦情绪最终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迫使双方迅速统一。当一位好心人告诉林肯，他确信上帝在冲突中会站在他这一边时，林肯总统打趣道：「我希望上帝站在我这边，但我必须拥有肯塔基。」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边境各州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在首次就职演说中，林肯尽力做到面面俱到，向南方伸出橄榄枝，同时拒绝接受任何州脱离联邦的事实，无论他们宣布了什么。分裂代表着少数对多数的否决和暴政。联邦是通过集体协议缔结的，各州不能单方面解散联邦。尽管他将分裂和暴力的责任归咎于南方各州本身，但他坚定地宣布，他将「持有、占领和拥有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土地」。
这显然指的是萨姆特堡，一个被美军占领的联邦要塞，恰好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的入口处。尽管萨姆特堡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但它已成为所有联邦法律、财产和整个联邦的像征。
但是，即使是从林肯这位美国总统中最善于雄辩的人口中说出的精心选择的言辞，也无法关闭已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几周前的2月18日，杰斐逊·戴维斯就任美国南方邦联总统，两个政治实体正在走向冲突。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所说：「杰斐逊和林肯是在这片只能容纳一个国家的土地上，两个国家的对立领导人。」
经过数月的紧张局势，萨姆特堡最终在1861年4月12日遭到南方军队的轰炸。此后不久，林肯征召军队镇压叛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局已难改变，现在只有公开的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尽管肯塔基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仍勉强留在联邦内，但征兵「胁迫」南方的行动将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推向了邦联。
弗吉尼亚州的脱离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其在所有奴隶制州中拥有最大的经济和人口，它几乎使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成为了必然。弗吉尼亚州西部地区继续脱离该州，并于1863年正式重新加入联邦，成为西弗吉尼亚州，这也反映南方各州的矛盾本质。
战争爆发
与林肯和北方其他人的设想恰恰相反，公开敌对行动的开始切断了任何残余的联盟主义。它在事实上，将大多数南方人逼上梁山，当然，阶级矛盾、反对战争的人、逃兵、叛变，甚至南方邦联首府里士满的因为饥饿引起的骚乱依然存在。但在分裂的两边，民众都对战争充满热情，在许多方面，民众推动着政治家甚至军事政策本身。
几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里昂·托洛茨基正在维也纳。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群众的情绪的——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恐怖毫无预感，而是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所煽动：「日复一日，生活在单调无望中的人很多；他们是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战争动员的警报像一个承诺一般，闯入了他们的生活；熟悉的、憎恨已久的事物被推翻，新的、不同寻常的事物取而代之。未来，他们将面临更多不可思议的变化。这是好是坏呢？当然是好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日常’的状况更糟糕的呢？」
北方和南方都弥漫着类似的情绪，成千上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他们认为会是短暂而光荣的小冒险。
边境各州、尚未脱离联邦的奴隶制州，以及对脱离联邦，但州中却具有强烈联邦主义的部分地区来说，局势尤为紧张。在这场微妙、高风险的政治博弈中，赢得或保持尽可能多的州对双方都至关重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弗吉尼亚州西部直接从弗吉尼亚州分离出去，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州。在其他地区，实际上是内战中的内战，特别是在密苏里州等地，还有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在马里兰等州，人们组建军团，在冲突的对立面作战。南北战争是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这一概念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例如，在葛底斯堡，来自马里兰州的邦联士兵和联邦士兵在卡尔普山对峙，他们一边向昔日的朋友和邻居问好，一边相互厮杀。
虽然南方不择手段地寻求一切支持，但边境各州的支持对联邦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林肯在1861年9月写给一位支持者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失去肯塔基州几乎等于满盘皆输。肯塔基州没了，我们就守不住密苏里州，我认为甚至马里兰州也守不住。这些州若是都反对我们，我们手上的任务会重如泰山，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立刻同意分离，甚至双手献上华盛顿。」
华盛顿特区被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包围，这两个州都是蓄奴州，但其中只有一个州脱离了联邦。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周，对首都和林肯及其政府其他成员构成的威胁极大，能让华盛顿得到效忠于联邦的部队的唯一途径就是巴尔的摩，那里亲南方邦联的情绪高涨。尽管炮火猛烈，但萨姆特要塞无人丧生，因此战争中的第一场流血事件发生在1861年4月19日，当时巴尔的摩的一伙分离主义暴徒袭击了前往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州部队。4名士兵和12名平民暴徒被打死。
虽然林肯曾接受过律师培训，在处理许多事情时都从法律角度出发，但他不会让一纸空文使自己束手束脚，甚至让联邦解体。为了让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等州继续留在联邦内，也为了捍卫整个宪法，林肯不惜将该文件的某些方面曲解得面目全非，不择手段地发动战争，以确保政府和国家的生存。
这包括在美国部分地区中止人身保护令、建立特勤局、公民内部护照制度，以及逮捕和监禁亲邦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的市长、国会议员亨利·梅、肯塔基州前州长查尔斯-莫黑德以及许多北方报纸的编辑。虽然不清楚战争期间政府到底逮捕了多少反战抗议者，但估计人数从13000到38000不等。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林肯的明确谴责，他的行为似乎像一个暴君。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如果目的本身是正当的，那么目的就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即使那些实施手段的人并不完全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林肯和南北战争而言，铲除奴隶制的革命战争的确是正当的目的。或者，套用激进共和党人赛迪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的话说，战争法高于宪法。
为了实现这一切，林肯必须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才华来处理他的朋友、对手、内阁、将军、媒体和公众舆论。他在各种压力和角色之间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进行平衡，这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压力和角色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这位偏僻乡村的律师更聪明、更有资格。
腥风血雨将至
北方的基本战争战略是「蟒蛇计划」，由开战时的联邦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制定。尽管该计划在媒体上遭到了双方的嘲讽，但从大体上看，它是联邦最终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并最终将战争转变为一场革命解放战争。从本质上讲，该计划要求通过联邦陆军和海军的联合压力，协调扼杀南方。通过对南方海岸线的海上封锁，以及对密西西比河的协同推进，夺取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将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有效地把南方分裂成两半。
战争开始时，联邦军队只有16000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西部。尽管不是所有最优秀的军事干部，但西点军校训练出来的一大批军官都投奔了南方联盟。南方得到了罗伯特·李（Robert E. Lee）、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和詹姆斯·尤厄尔·布朗·斯图尔特等人。但北方得到了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威廉·特库姆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菲利普·谢里登（Philip Sheridan），以及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仍是组织高手的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
双方都有不少军事蠢才和不称职的政治将领，他们之所以能够掌握指挥权，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财富和资金来组建和装备自己的部队。南方邦联的许多人认为北方人软弱无能，不像南方人热情好客。
但是，正如乔治·蒂克诺在萨姆特堡遭到轰炸后不久从波士顿写来的信中所说：「（北方）热情而真诚，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人力和财富；我们中最优秀的人都自愿加入，一往无前，可以预见，将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追随着他们……我们战争的热情曾经十分慢热，但我们终于淬出黄金，即便这烈火将在漫长的岁月里燃烧殆尽，但这份温度将始终在历史的长河里留有余香。」
在南卡罗来纳州宣布退出联邦后的日子里，威廉·谢尔曼曾先知先觉地告诉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南方朋友：
「你们南方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国家将血流成河，天知道结局会如何！这是愚蠢的，疯狂的，是对文明的亵渎！你们对战争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胡话。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
你们也误解了北方人民。他们是和平的民族，但也是真诚的民族，他们也会战斗。他们不会作壁上观，看国家毁于一旦，而不付出努力拯救它……此外，你们的人和战争工具凭什么能对付他们？北方可以制造蒸汽机、火车头或火车车厢；你们却几乎不能制造一码布，一寸履。
你们急于与地球上最强大、机械最精巧、意志最坚定的民族开战，而他们近在咫尺！你们注定要失败——你们在精神和意志上做好了准备，但在其他方面，你们束手无策，这是必败的开局。起初，你们会取得进展，但随着你们有限的资源开始枯竭，你们将被欧洲市场拒之门外，你们的光辉伟业将节节败退。如果你们的人民能够停下来思考须臾，他们一定会看到——你们终将失败。」
萨姆特堡事件后，林肯征召了75000名为期三个月的志愿兵。但他最终不得不又征召了42,000人，然后又征召了500,000人，同时将征兵期限延长至三年，并实行全国征兵。战争结束时，超过210万人在联邦军队服役，联邦军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训练最好、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约有18万名黑人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是奴隶。另有75万人在南方军中服役。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动员。虽然与早期战争相比，早期交战非常血腥，但很快就可以看出，这不会是一场轻松或短暂的战争，这是一场梦魇般的屠杀。
一场前所未见的战争
尤利西斯·格兰特后来在其非凡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夏罗之役之前，我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公民都相信，[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政府叛乱就会突然很快崩溃。[但在夏罗之役之后，]我放弃了所有温和拯救联邦的想法，除了彻底征服，我们别无选择。」
![「[但在夏罗之役之后，]我放弃了所有温和拯救联邦的想法，除了彻底征服，我们别无选择。」//图片来源：Adam Cuerden](https://marxist.tw/wp-content/uploads/2025/03/Battle_Shiloh_Image_Adam_Cuerden.jpg)
全国上下都对夏罗之役感到震惊，林肯受到很大压力，要求解除统帅尤利西斯·格兰特的职务。但林肯感觉到格兰特身上的一些需经历大浪淘沙才能发现的优秀特质，正如他所说：”我不能轻易让这个人离开，他会战斗。」
还有一次，当有人污蔑并投诉格兰特在执勤时酗酒时，据说林肯说：
「但你们知道他从哪搞来的威士忌吗？」
「我们不知道，总统先生。但您为什么想知道呢？」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会给军队里的每个将军送一桶这种醇香浓厚的威士忌」
这些趣闻轶事让我们对林肯作为一名领导者有了深刻的了解。他知人善任，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干和能力，尽管他们有弱点；他知道如何从相互矛盾的性格和利益中建立一个团队；只要工作完成得好，与他人分享功劳，他没有任何意见。
许多最著名的战役，包括安蒂特姆战役、弗雷德里克堡战役、钱斯勒斯维尔战役、葛底斯堡战役、莽原战役、史波特斯凡尼亚郡府战役、冷港战役和陨石坑战役，都发生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东部战场。但在西部战区，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的夏罗（Shiloh）、斯通河（Stone’s River）【译者注：位于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和奇卡莫加（Chickamauga）等地，也发生了大量惨烈而血腥的战斗。
许多联邦将军同情奴隶制和南方，并积极破坏林肯的政策。他们设想的是在展示压倒性的武力后恢复现状，而不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彻底改变社会关系。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 Burnside）和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等高级将领高估了敌人的实力，或者根本就不在状态，面对肩上的重任，他们陷入了僵局。
例如，麦克莱伦成功组建了一支规模宏大、训练有素、耗资巨大的部队——波多马克军团，但他一直找借口不实际使用这支部队，部分原因是害怕失去这支部队。这让气急败坏的林肯在1862年春天感叹道：「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使用这支军队，那我倒是想借用一段时间——只要我能看看如何让它发挥作用！」
马克思的批评甚至更为尖锐，他认为麦克莱伦的将领才能差劲到「足以断送最强大和最有训练的军队」。然而，马克思认为，北方将领的这种弱点有其政治和阶级基础：
「麦克累伦和大多数基干军官们一样，是西点军校出身的；一种小团体观念【esprit de corps】把他多多少少同敌方的老伙伴们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人都对「非军人」出身的后起之秀怀着嫉妒。在他们看来，战争应当按照纯业务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目的始终应当是在旧基础之上恢复联邦，因此，战争首先必须排除原则性的和革命性的倾向。对于一场本质上是原则之战的战争抱着这种看法真是妙极。当年英国议会军的第一批将军们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
‘但是’，——克伦威尔在1653年7月4日在向长期议会的‘渣滓’致词时说——‘一当信奉虔敬和宗教原则【a principle of godliness and religion】的人们起来领导，一切都变化得多么大呵！’」
与英国革命初期相提并论尤为恰当。在这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最初是由议会领导的，议会议员们花了很多时间摇摆不定，试图与保皇派阵营找到共同点。然而，一旦克伦威尔和更多的革命分子接管了革命的领导权，事态就迅速发展起来。这不仅加强了战场上的革命，还激发了全国上下群众对克伦威尔模范军的支持。
同样，在美国，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和其他领导问题，联邦军在东部的战斗在头两年相当不顺利，北方的士气和信心也出现了剧烈波动。然而，包括士兵在内的广大民众坚决支持战争，并希望将战争进行到底。
相比之下，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的战术、战略和作战天才、斗牛犬般的勇气和韧性、在炮火中的冷静、对后勤的精通以及对他所面对的敌军指挥官的个人熟悉程度，使他在西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包括攻占肯塔基州的亨利堡（Fort Henry）和田纳西州的多纳尔逊堡（Fort Donelson）。格兰特的军事哲学简单明了：「战争的艺术很简单。找出你的敌人在哪里。尽快找到他。尽力打击他，然后继续前进。」
格兰特对战李将军
战前，没有人会想到尤利西斯·格兰特会崛起成为联邦军队的统帅，并最终成为美国总统。尽管他是西点军校训练出来的军官骨干，但他离开军队时却因酗酒而谣言四起。
邦联方面，最著名的将军无疑是罗伯特·李。他是一位所谓的「绅士战士」，据称他本人憎恨奴隶制，但为了保卫他深爱的家乡弗吉尼亚州而英勇作战。但关于他性格的真实情况却有些不同，在本文作者和尤利西斯·格兰特看来，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他也被高估了。
尽管李在萨姆特要塞前宣布，如果能拯救联邦和防止战争，他将释放所有奴隶，但在他看来，黑人是下等人，需要白人坚定的文明之手。作为种植园主，他将奴隶家庭分开——这是比殴打更残酷的惩罚。这样的事也不少。他的两个逃跑的奴隶被抓回来后，他不仅鞭打他们，还把盐水倒进他们的伤口里。
与之相比，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的做法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个时候，格兰特从他的岳父那里得到了一个名叫威廉·琼斯的奴隶，他的岳父拥有一个中等规模的种植园和多达30来个奴隶。格兰特与琼斯和其他奴隶一起在他简陋的基地里干活，其中包括一个手工建造的小木屋，木屋的名字很讽刺，叫「贫瘠之地」。1859年3月29日，格兰特前往圣路易斯法院，写下了一纸释放书，合法地将琼斯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格兰特当时经济拮据，本可以以100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将琼斯卖掉，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至于他们的军事才能，虽然李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战术天才的时刻，但他也犯了不少错误，其中一些还相当严重。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更广泛的战略思维方面，李的视野要比格兰特局限得多。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这两位将军所表达的不同阶级利益以及他们自身的阶级背景。
在美国，李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他的父亲是一名革命战争英雄，也是一名种植园主，娶了乔治·华盛顿养子的女儿为妻。而格兰特则是一个皮匠的儿子，他是一个失败的农民和小商人，在人生的低谷时，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一车车的木柴。战争开始时，他正在伊利诺伊州加莱纳父亲的皮革店里当店员。
「违禁品」
战争初期，逃亡的奴隶在越过联邦防线后实际上被交还给了他们的邦联主人。毕竟，他们是「有生命的财产」，财产权必须得到尊重。但在1861年5月，三名被用来修建邦联防御工事的奴隶越过了弗吉尼亚州汉普顿路门罗堡的联邦防线。本杰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将军没有将他们归还为奴，而是将他们作为「战争违禁品」被扣押，就像在海上拦截枪支弹药一样。
林肯并不承认南方邦联是外国势力，也不清楚这些被奴役者究竟属于谁，或者他们现在乃至将来是否永远自由。尽管缺乏明确性，但这一看似简单、有限的战争措施却表达了更深层次的历史需要，并产生了自己的生命力。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并迅速传遍了整个南部邦联——包括奴隶主和奴隶。
几个世纪以来，奴隶们以无数种方式反抗他们的主人：他们放慢工作节奏、破坏机器、装病、毁坏庄稼。他们与主人和监工争吵、打架。许多人偷窃牲畜、食物或贵重物品。有些人学会了法律禁止的阅读和写作。还有人焚烧森林或建筑物，或用武器或毒药杀死主人。数以千计的人逃到北方、加拿大、墨西哥或南方的沼泽地，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黑奴社区，或加入美洲原住民群体，塞米诺尔黑人就是一例。还有一些人自杀或自残，以毁掉自己作为财产的价值。
随着联邦军队从四面八方逼近南方邦联，成百上千的奴隶越过战线，以各种方式帮助联邦军作战，包括最终成为穿军装的士兵。
无论联邦军队、战舰、军官或士兵是否有意这样做，早在解放成为官方政策之前，南方的整个社会结构就已经被颠覆了。在许多地区，大多数白人都逃跑了，留下了他们的奴隶。他们把联邦军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同时自己组织起来，占领并耕种前主人遗弃的土地。在联邦军队一步步前进时与这些自我组织起来的奴隶相遇时，革命也就这样一点点进行起来了。这场原本只是镇压地区叛乱的行动，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一些联邦将军，如密苏里州的弗里蒙特和佐治亚州的戴维·亨特，在战争初期曾单方面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受到了林肯的约束。1861年12月，战争刚刚开始几个月，林肯就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年度讲话中明确表示「在考虑镇压叛乱的政策时，我一直非常焦虑和谨慎，以确保为此目的而不可避免的冲突不会演变成暴力和无情的革命斗争。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应将联邦的完整作为我们计划中的首要目标，而将所有不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问题交由立法机构”。
但林肯最终意识到，联邦不仅是在与南方邦联的军队作战，也是在与南方的大多数民众作战，他们认为这是一场防御战。奴隶劳动是南方经济的基础，也让更多的南方人加入了南方邦联的军队。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和制止流血，必须摧毁叛乱的社会和经济根源。
罗伯特·李在1862年夏天击退麦克莱伦入侵弗吉尼亚州的七日战役中取得了巨大胜利，由此，北方试图在维持奴隶制不变的情况下结束叛乱的改良主义战略破灭了，这是历史的一大讽刺。这次军事胜利非但没有捍卫奴隶制，反而使奴隶制的毁灭变得不可避免。
几周后，即1862年8月，林肯在写给废奴主义报纸编辑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里这样说道：
「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可以在不释放任何奴隶的情况下拯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我可以通过释放所有奴隶来拯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我可以通过释放一些奴隶而放过另一些奴隶来拯救联邦，我也会这样做”。
很显然，林肯已经认定解放奴隶是联邦的王炸。现在，他需要找到出牌的最佳方式和时机。同样是在1862年8月，马克思以其一贯的远见写下了如下文字：
「他【林肯】要是设想可以用善意的言词和理智的论辩来说服「忠诚的」奴隶主，那他就错了。他们只对实力让步。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因此，不管军事上谁走运气，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黑奴制度的寿命不会比内战长。」
仅几周后，1862年9月，马里兰州的安提塔姆战役打响，这是美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虽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麦克莱伦成功地击退了罗伯特·李对北方的首次入侵。林肯利用这一势头宣布了《解放奴隶宣言》，承诺在1863年1月1日释放任何仍处于叛乱状态地区的所有奴隶，同时在未脱离联邦的边境各州保留奴隶制度。
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较之进军马里兰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林肯的宣言。林肯是史册上有其独特之处的【sui generis】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也具有这种性质。」
《解放奴隶宣言》不仅解放了叛乱地区的奴隶，还允许将他们武装起来，编入联邦军队。格兰特本人对这一措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正如他所说：「通过武装黑人，我们增加了一个强大的盟友。他们将成为优秀的士兵，从敌人手中夺走他们[将]削弱敌人，同时也增强我们的力量。因此，我坚决支持推行这一政策。」
革命性的战争
现在，战争的利害关系一目了然，战争的第二幕，即革命阶段，将比第一幕更加惨烈和血腥。正如激进共和党人赛迪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在解放黑奴并将武装自由黑人作为官方政策之前所说的那样：
「战争不会结束，除非政府更充分地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除非他们发现这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必须被彻底压倒，进一步努力的力量将被彻底摧毁。这是一个可悲但真实的选择。」
「只要战争按照目前的原则进行，南方就永远不可能沦落到这种地步。在采用新的战争模式之前，拥有数百万人口和无数财富的北方永远不可能征服南方。只要这些州还保留着通过强迫劳动耕种田地的手段，你们就可以年复一年地耗费成千上万人的鲜血和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却丝毫不会达到目的，除非你们通过自己的屈服和国家的毁灭来达到目的。奴隶制在战争时期给南方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不需要也不会将他们的目光从土地耕种中移开。每个体格健壮的白人都可以从军队中抽调出来。黑人哪怕不拿起武器，他们都是战争的中流砥柱……
赐之利剑，予之经纶，他（将军）须臾就能镇压叛乱，平定四方。」
解放奴隶制最初被视为一项战争措施，旨在削弱邦联发动战争的能力，它意味着自1863年1月1日起，在那些反抗联邦政府的地区，所有作为奴隶的人都将「从此获得自由，永远自由」。虽然不包括那些没有战乱的边境州的奴隶，但这仍占奴隶人口的八分之七，这一决定性数字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余奴隶最终获得自由。奴隶不再被视为被没收的财产或违禁品，这意味着战争结束后，他们也不可以被归还奴隶主。
虽然在1862年7月《第二次没收和民兵法案》颁布后，路易斯安那州、堪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组建了一些黑人步兵部队，但在该法案颁布后组建的第一支正式的全黑人部队是著名的马萨诸塞州的第54部队，该部队由该州的废奴主义者州长于1863年2月初组建，电影《光荣战役》对此曾有所描述。然而，即使身着军装，歧视依然存在，黑人士兵的军饷一直低于白人士兵，直到战争后期。
正如我们所见，约有18万黑人士兵在联邦军队服役，约占总数的10%。其中约有一半是不久前逃亡的「违禁品」，四分之一来自对联邦效忠的边境各州，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北方的自由黑人。在战争期间牺牲的4万名黑人士兵中，有1万人死于战斗，另有3万人死于感染或疾病。当南方军与黑人部队交战或俘虏黑人部队时，他们尤其会成为目标或被直接屠杀，例如在皮洛堡和围攻彼得斯堡期间的火山口战役中发生的情况。
几个月后，黑人部队才开始大规模作战，但战争远未结束。对联邦军来说，还有许多考验、磨难、逆转和千钧一发，更不用说还有数十万人死亡。
1862年12月，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联邦军将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 Burnside）派出一波又一波的部队，对坚固的守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徒劳无功的冲锋，造成联邦军近 13000人伤亡，而邦联方面仅有4,000多人。1863年1月下旬，约瑟夫·胡克将军接替了伯恩塞德的职务，但这次可耻的，试图绕过邦联部队袭击里士满的「泥泞行军」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那年5月，联邦军波托马克军团在离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不远的一个小十字路口，即钱瑟勒斯维尔，再次迎战罗伯特·李及其主要部下石墙·杰克逊。这是李将军的大胜之战，他冒险分兵（兵力约为二比一），对联邦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胆而血腥的突袭，胡克伤亡17000人，而他自己仅伤亡12000人。
这是一场辉煌的战术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却具有毁灭性，因为联邦军可以承受这样的损失，而南军却无法承受。更直接的后果是，石墙·杰克逊在一次侦察行动后返回的途中被自己的部队意外射杀，几天后他就去世了，这让李失去了他最信任、最久经考验的指挥官。尽管如此，这场胜利还是让李壮起胆子尝试第二次入侵北方——挺进宾夕法尼亚州。他的目的是打击联邦军的士气，促使北方民众转而反对战争。
他的远征于6月开始，7月初达到高潮，17万多名士兵汇聚在葛底斯堡小镇，这几乎肯定是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战斗打响时，波托马克军团最新的指挥官乔治-米德才上任几天，这更增加了战斗的戏剧性。
这是战争中规模最大、最血腥的一场战役，包括西半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炮击。从第一天比福德将军的轻骑兵和钢铁旅的壮举起，到麦田（Wheatfield）、桃子园（Peach Orchard）和魔鬼穴（Devil’s Den）的大规模屠杀、到第一明尼苏达旅冲下墓园岭，至第二天约书亚·张伯伦和第20缅因州旅冲下小圆顶，再到第三天皮克特臭名昭著的冲锋，双方集体和个人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令人难以置信，为无数的书籍、文章和电影提供了灵感。
北方在葛底斯堡取得胜利的消息在7月4日独立日当天传到了华盛顿。同一天，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的陷落使联邦有效控制了被林肯称为「父亲河」的密西西比河。
虽然联邦已经占领了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它也是联邦最大的城市，但密西西比河的战略要地仍在叛军手中。林肯在提到维克斯堡时说过：「战争永远不会结束除非那把钥匙在我们的口袋里」
数周以来，尤利西斯·格兰特冒着酷暑在沼泽地里艰难跋涉，在完全切断补给线和通讯线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规模虽小但却精彩绝伦的战斗，最终将南军赶入要塞重镇维克斯堡。经过几次失败的进攻和创造性的艰苦围攻，守军被迫在格兰特的压力下无条件投降。
许多人认为，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同时取得的胜利是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是「叛乱转折点」——尽管战争又血腥地持续了两年。
格兰特掌控大权
格兰特在维克斯堡表现出顽强和创造力后，林肯知道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将军。在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和失望后他宣布：「格兰特与我休戚与共，剩下的战争我为他肝脑涂地！」
格兰特被授予西部联邦军队的总指挥权，该战区发生了更多的血腥战斗，包括9月的奇卡莫加战役（总伤亡人数仅次于葛底斯堡）和11月的查塔努加战役。查塔努加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它的陷落为谢尔曼几个月后进入佐治亚州和南方纵深地区开辟了道路。
1864年3月，格兰特被调往东部，全面指挥全国的联邦军队。罗伯特·李的神秘色彩令一位又一位联邦军指挥官望而生畏，因此碌碌无为。但格兰特知道，与他所面对的其他将军一样，李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实际上，他在与墨西哥的战争中与李见过一面。
在莽原之役中，气急败坏的格兰特曾对他的军官说：「哦，我已经听腻了李将军要做什么。你们中的一些人似乎总以为他会突然翻两个筋斗云，然后同时落在我们的后方和两翼。回到你的指挥部去，想想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他要做什么。」
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格兰特的了解都被亲邦联军的「失落事业」论调所左右，认为他是个「酒鬼」，是个腐败的坏总统，是个不顾部下死活的莽夫。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承认他的真正品质和低调的天才，以及他基本的诚实和人性的正直。正如托马斯-卡莱尔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所做的那样，他们不得不「把[格兰特]……从一纸荒唐、一大堆诽谤和遗忘中拖出来」。
协同进攻
战争初期，密苏里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大西洋沿岸和海湾沿岸等全国各地几乎都在进行着几场独立的小规模战争。没有协调，北方所享有的许多优势就无法得到利用。
南方军在数量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但他们不得不发动一场以防御为主的战争，而且得益于内部防线，可以根据需要将部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尽管如此，面对数量和技术上都占优势的敌人，南军需要保卫如此广袤的领土，而且从一开始就严重缺乏资源，因此无法阻止联邦军攻克一个又一个战略据点，尤其是在沿海地区。
早在1862年1月，林肯就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将军唐·卡洛斯·布埃尔（Don Carlos Buell），内容如下：
「我对这场战争的总体看法是，我方兵力较多，而敌方则更善于将兵力集中在冲突点上；除非我们能找到某种方法使我们的优势超过敌方的优势，否则我们一定会失败；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时在不同地点用优势兵力威胁敌人；这样，如果敌人不作任何改变，我们就可以安全地攻击其中一个点，或两个点；如果敌人削弱一个点以加强另一个点，我们就不要攻击被加强的那个点，而是夺取并守住被削弱的那个点，这样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随着陆军和海军的迅速壮大，联邦迅速获得了对南方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的手段。南方的许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担心一旦北方的资源被充分调动起来，将会发生什么。林肯在将军们实施计划时遇到了很多困难。除了普遍缺乏协调之外，军方和文职指挥部内部和之间还存在腐败、无能以及一系列小的争权夺利和不信任。
但格兰特与林肯有着共同的战略眼光，即通过协调努力来结束战争，更重要的是，他有不惜花费时间、金钱和人力取得胜利的意志。格兰特深知南方缺少资源，因此他的计划包括同时调动五支独立的联邦军队，从四面八方向南方军施压，防止他们利用内线。
他还知道，除了扼杀经济、解放和武装奴隶之外，一劳永逸地摧毁南方士气的关键是粉碎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因为该军是南方事业的化身和骄傲。一旦这些武装人员的尸埋疆场，分离主义者和奴隶制的游戏就结束了。
南方不一定要攻占华盛顿特区、入侵或占领北方才能获胜。他们所做的这些尝试主要是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但这并不是他们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他们的主要需求是抵抗联邦军队足够长的时间，以消磨北方的士气，迫使他们进行和平谈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得世界大国的承认和某种支持。
然而，解放后，要想得到英国或法国的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面临着来自工人阶级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不要支持反动的奴隶政权。例如，1863年3月26日，伦敦贸易委员会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会议，3000多名工人聚集一堂，表示声援和「同情美国北方各州，支持解放黑人」。
尽管由于纺织厂缺乏南方棉花，英国工人的生活极为困苦，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苦战
这场冲突已经从一场仅仅为了维护联邦而进行的战争转变为一场为了铲除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而且全世界对联邦事业的支持与日俱增。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必须削弱南方的经济。一旦林肯找到了伏龙降虎的战地指挥官，愿意政策执行并能够协调一致，北方的经济和人口实力几乎是势不可挡的。
诸如威廉·谢尔曼等人的联邦将领们认为，必须让南方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最终，战争深入南部邦联的腹地，大批奴隶被释放，铁路和其他财产被摧毁，种植园和粮食被没收。在北方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南方经济却一落千丈，军队和平民都遭受了可怕的苦难。
一般来说，任何一方都不会把平民作为大规模暴力或大屠杀的目标。从古至今，在许多其他内战中，胜利者都会围捕、处决、卖为奴隶等等。当然，如果说军队在全国各地纵横驰骋时没有滥用权力，那也是荒谬的。特别是在边境各州，双方的准军事游击队都对平民进行了恶毒的报复。
谢尔曼的「流浪汉」并不总是对当地的种植园主和蔼可亲，他们在1864年下半年穿过佐治亚州向大海进军时没收了这些种植园主的货物。在葛底斯堡战役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黑人居民被李的北弗吉尼亚军追捕和围捕，即使他们以前从未当过奴隶，却任然被送往南方沦为奴隶。
但可以说，和俄国革命后内战期间白军占领红军占领区时发生的情况，甚至和罗马人在许多国内冲突和征服战争中对待被征服者的方式对比的话，美国内战期间发生的情况和它们截然不同。在前者的战争文献中，不乏友爱和善待受伤或被俘敌军士兵的例子。
然而，「全面战争」的方法不仅针对军队、要塞和其他战略要地，还针对经济（包括奴隶制），最终这耗尽了南方的士气和在战场上维持军队的能力。
在陆上战役期间，格兰特在一系列血战中顽强地追击李，从莽原到史波特斯凡尼亚郡府，再到冷港以及中间的各个地点，并在围攻彼得斯堡和里士满期间施加了压倒性的压力。这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磨砺，北方的许多人都怀疑他是否真的能成功。
菲利普·谢里登（Philip Sheridan）摧毁了弗吉尼亚州谢南多河谷的经济，而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南方联盟的粮仓。谢尔曼围攻并最终夺取了重要城市亚特兰大，电影《乱世佳人》中焚烧亚特兰大的场景成为永恒的经典。随后，他向海岸和萨凡纳进军，然后穿过南卡罗来纳州进入北卡罗来纳州，他的数万名士兵在当地大肆破坏，并靠这些劫掠为生。
谢尔曼估计，仅在佐治亚州，他就造成了1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今天的16亿美元左右。其中大约五分之一「对我方有利」，而「其余的则是简单的浪费和破坏」。他的部队破坏了300英里的铁路、无数桥梁和数英里的电报线路。他们缴获了5000匹马、4000头骡子和13000头牛，没收了950万磅玉米和1050万磅饲料，还摧毁了数不清的轧棉机和磨坊。近两万名获得自由的奴隶追随他的军队而去，他们经常成为复仇的南方人的谋杀目标，因为他们无法对抗联邦军队本身。
正是在萨凡纳期间，谢尔曼签署了第15号特别野战命令，划出40万英亩没收的邦联土地，以便「每个（前奴隶）家庭可以拥有一块不超过40英亩的可耕地」。一些人还得到了旧的军用骡子。这就是「40英亩和一头骡子」作为奴隶制赔偿形式的起源。
结束的开始和开始的结束
正如我们所见，南方联盟无法获得欧洲主要大国的承认。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1864年的大选上，当时林肯的前高级将领乔治·麦克莱伦作为「和平」候选人参加了民主党的竞选。
毫无疑问，这次选举是对战争和解放的一次全民表决，就连林肯本人也认为自己没有多少胜算。但最终，他在士兵的压倒性支持下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而就在大选前几周，亚特兰大的陷落更是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支持。
在1865年3月4日发表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说出了以下铿锵有力的话语：
「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热切祈祷，希望这强大的战祸能够尽快过去。然而，如果上帝旨意让它继续下去，直到奴仆二百五十多年的辛劳所堆积的财富全部沉没，直到鞭子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剑来偿还干净，就像三千年前所说的那样，那么仍然必须说耶和华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完全公正的。」
「让我们不抱恶意，怀着对所有人的仁慈，怀着上帝让我们看到正确的坚定信念，努力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当然，那是一场将四百万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战争。总统任期对林肯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战争的压力和紧张不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11岁的儿子威利在白宫期间也不幸去世。但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
几周后，1865年4月2日，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围攻，南方军在第三次彼得斯堡战役中屈服于格兰特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放弃里士满。格兰特一如既往，只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非个人荣誉，他没有凯旋进军敌军首都，而是立即继续追击北弗吉尼亚军。
4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法庭这个十字路口的小村庄，李和南军主力的末日到来了。为了防止战争陷入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并加快民族愈合的进程，格兰特向李及其部下提出了异常宽松的投降条件。
不到一周后，即4月15日，林肯在福特剧院被著名演员、亲南方狂热分子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刺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和国务卿西华德（Seward）也成为刺杀目标，但均幸免于难。
林肯被谋杀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它改变了重建的进程。如果林肯在位，利用他高高在上的个人权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在条件需要时改变方向的能力，引导国家走过这始终会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过程，情况几乎肯定会大不相同。
相反，田纳西州的安德鲁·约翰逊主持了战后重建的第一阶段。尽管他对南方种植贵族恨之入骨，但他并不是「黑人的朋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与约翰逊目光相接时就准确地推测出了这一点。
战争的代价
联邦和邦联之间的战斗总共持续了四年，跨越10000多个战场，其中约有237场重大战役。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一些战役中，伤亡率高达30%或更高。在安提塔姆战役中，一天之内阵亡、受伤或失踪的士兵人数超过了美国以往所有战争的总和：23000人。相比之下，这相当于二战期间美军在诺曼底登陆时伤亡人数的四倍。
在战争期间，估计有624511名士兵和水手死于战场伤病、意外事故或疾病。这约占1860年人口的2.4%，相当于今天约800万美国人的死亡人数。还有数十万人受伤和致残。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平民伤亡或流离失所。
在联邦军中，普通士兵的死亡几率约为四分之一，更多时候是死于疾病而非战斗。南方联盟的记录不太精确，但有些州的适龄男性军人死亡率高达2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866年，密西西比州整个州预算的20%都花在了假肢上。
战后，邦联的辩护士们编造了一个「失落事业」的神话，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但不幸的是，由于北方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他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毋庸置疑，延续奴隶制的事业并不高尚，但他们的论点也有一定的道理。
北方各州的人口为1850万。南方邦联的人口只有900万，其中350万是奴隶。在没有脱离联邦的南方边境各州，还有250万自由居民和50万奴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从这些州募集了军队。因此，原始的人口统计绝大多数都有利于北方。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经济。
1860年，南方生产的制成品不到美国制成品的10%。仅纽约州的工业产值就比整个南方大四倍。南方在19世纪40年代曾试图实现工业化，以对抗北方不断上升的工业实力，但奴隶劳动和单一的棉花出口过于有利可图且根深蒂固，这使得南方的工业化未能真正起步。在战争期间，南方不仅失去了进入北方市场的机会，而且日益有效的封锁也切断了它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当然，仍有一些走私活动往返于北方和国际之间。
在那个时代，铁路是经济的支柱，是经济相对发展和工业化的坚实标志。战争开始时，北方有24000英里的铁路，战争期间又修建了4000英里。南方在战争开始时只有9000英里，而且只修建了400多英里。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修建更多的铁路。
而就资源总体而言，以2019年美元计算，南方军的战争支出约为230亿美元，而联邦军的支出超过680亿美元，几乎是南方军的三倍。
因此，可以公平地说，只要北方继续战争的意愿依然存在，那么从长远来看，它就一定会取得胜利。众所周知，尽管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1863年在纽约发生的反征兵和反黑人的暴力骚乱，但这种继续战斗的意愿依然存在，而这些骚乱是由刚刚从葛底斯堡战场归来的联邦军队镇压的。
为什么要维护奴隶制？
提起南方奴隶制，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拥有数百甚至数千奴隶的大型种植园。实际上，在1860年，只有一个南卡罗来纳州的水稻种植园拥有超过1000名奴隶，只有13个种植园拥有500到1000名奴隶。大多数奴隶居住在规模较小的庄园里，奴隶人数在20人或20人以下。
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大多数南方人并不拥有任何奴隶，但许多人惊讶地发现，南方只有大约385000名奴隶主，其中大多数人拥有的奴隶不到20个。就直接所有权而言，奴隶制并没有影响到南部邦联的大多数人。然而，大多数不拥有奴隶的南方白人还是认同并维护奴隶制。
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憎恨大奴隶主的财富、权力和贵族式的傲慢，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自己也拥有奴隶，并加入社会精英的行列。在经过几个世纪的种族主义恐吓之后，四百万自由奴隶的前景令他们感到恐惧。从根本上说，他们认为奴隶是对稀缺土地和工作岗位的竞争。
奴隶制让许多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的贫穷白人有了优越感。他们或许贫穷，但至少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黑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如此顽强地对抗联邦的原因很简单，用一名邦联士兵的话来说：「因为你们在这里。」
自由的两面
双方都声称要为「自由」而战。但什么样的自由呢？他们的定义最终反映了国家两半的阶级基础。他们是指个人自由和自由劳动吗？拥有财产的自由？什么样的财产？是土地和人身动产，还是商业农场和工业资本？很明显，哪种形式的自由最终胜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
战争结束后不久，联邦少将戈登·格兰杰于1865年6月19日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发表的「六一宣言」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点：
「得克萨斯州人民获悉，根据美国行政部门的公告，所有奴隶获得自由。这意味着前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绝对平等，他们之间先前存在的联系变成了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可是，他们只被建议安静地呆在他们现在的家中，为工资而工作。他们被告知，不允许他们在军事哨所领取工资，也不允许他们在军事哨所或其他地方无所事事。」
毋庸置疑的是，解放奴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无偿革命征用之一。正是奴隶们自己的大规模行动迫使林肯和他的将军们束手无策。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进一步激化了北方的公众舆论，使其支持废除奴隶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成千上万的奴隶冒着生命危险逃跑，加入联邦军队，并在韦伯·杜波依斯所描述的奴隶「总罢工」中抵制、破坏和阻碍南方经济的发展。然而，正如一位前种植园主所说：「被解放的奴隶一无所有，因为除了自由，他们一无所有。」
资本主义的终极革命
南北战争和随后的重建时期代表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进步阶级的最后一次伟大推动。事实上，美国内战也许是最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以往的革命中，资本家阶级并没有像在将其偏好的阶级和财产关系强加给整个国家的过程中那样有意识地直接扮演阶级的角色。
北方利用战争和其后续在全国范围内瓦解，或加速瓦解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生产形式，还利用这场动乱巩固国家机构，为此后一个世纪的无限制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建立政治和法律框架。
以美元为例。战前，联邦政府发行的唯一货币是金币和银币，或称作投币。私人银行发行了数百种不同的纸币，在特定银行服务的有限区域内可以兑换成现钞。林肯的财政部长正是今天财富500强银行的命名者——萨蒙·蔡斯。1862年2月25日，第一部《法定货币法》获得通过，联邦政府开始发行后来被称为绿钞的货币，这对经济的发展以及联邦政府的作用和权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还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以便为战争胜利提供资金和动员所需的人力物力：关税、税收、征兵，甚至铁路和电报的部分国有化。它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美国。
但是，与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这场巨大的进步运动无法根除所有剥削和压迫。最终，它只能使一个财产所有者阶级凌驾于另一个更加反动的阶级之上，并以更加民主的形式巩固其对国家镇压权力的控制。正是在这种现代形式下，美国资本家对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发动了种族灭绝战争，对黑人工人、农民和佃农发动了凶残的私刑暴民，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帝国主义势力。
我们无需美化这个怪物，就能体会到它诞生的意义，它铸就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国家，并为下一次美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随着奴隶制被一扫而空，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很快成为革命力量和权力的竞争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
仅仅几年后，1871年，世界见证了巴黎公社，这是工人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从那时起，世界上所有重大的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的靠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今天，只有强大的美国工人阶级才能完成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未完成的民主和社会任务。在南北战争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了革命决心和牺牲精神的光荣遗产。因此，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应该研究这一划时代时期的事件和教训，为未来的艰苦斗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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