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 精選, 馬克思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與道德

在社會轉型的鬥爭中什麼是道德的,什麼是非道德的?75年前,托洛茨基寫下了他的傑作《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他在其中解釋道,道德是階級鬥爭中關鍵的意識形態組成部分之一。(本文原文發表於2013年3月27日,譯者:周樹馬)

「統治階級將其目的強加於社會,並使社會習慣於將所有與其目的相矛盾的手段視為不道德。這是主流道德的主要功能。它追求的理念不是為大多數人,統治階級強使社會承認它的目的,並使人們的思想養成一種習慣,以為凡是與這目的違反的手段,都是不道德的。這是官家道德的主要職能。它所追逐的思想是不為大多數人而為愈來愈少的人之‘最大幸福’。但如果專憑暴力,那麼這樣的制度是甚至連一個星期都不能延續的。它需要道德的水門汀。」(列夫·托洛茨基,《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1938)

階級鬥爭不能簡化為純粹的經濟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涉及生活的各方各面。今天的資本主義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有機的危機,一場經濟危機,其基礎是資本主義作為一個體系已經無法再推動生產。我們有數百萬人失業,而很多工廠裡卻空無一人,很多機器也無人運作。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是因為那些本可以被生產出來的東西不被人們需要,而是因為資本家無法出售這個體系下有能力生產的所有東西,從而無法為資產階級創造足夠的利潤。

這場經濟危機導致了普遍的社會危機和統治階級的政權危機——國家腐敗、政治醜聞、教會性醜聞以及媒體對人們的私生活的非法侵入。總而言之,經濟危機也表現為道德危機。

虛偽

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任意一天翻開報紙,你都會發現有人在抱怨社會道德的缺失。在丹麥,政府正計畫削減學生補助金,為了讓這個襲擊正當化,學生們被描繪得貪婪又自私。還有一場持續不斷的關於「社會欺詐」的運動,旨在羞辱所有領取救濟金的人。

當年輕人的憤怒和沮喪漫溢出來並引發街頭抗爭時,人們就會大聲疾呼道德的終結,就像2011年夏天英國騷亂期間的情況一樣。人們哭喊著:「看看那些被燒燬的汽車和被洗劫的商店!」。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認為搶劫和焚燒汽車是解決年輕人困境的方法。它不會改變任何東西——可能還會起到反作用。不過,我們不會為那些單純抱怨年輕人「不守規矩」的人發聲。我們的任務不是哭鬧,也不是嘲笑,而是理解。

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這些憤怒和暴力爆發的背後隱藏著什麼?

在表象之下,我們看到的是人們對這個富人歧視窮人、這個無法為整整一代人提供未來的社會所產生的愈來愈大的挫敗感。

其次我們要問:這些抱怨道德缺失的道德偽君子是誰?

這個社會的上層已經腐爛到了根。每天的同一份報紙上,你都能看到一樁接一樁涉及當權派的醜聞。

2009年的英國議員醜聞,他們挪用大量公共資金並聲稱其為「支出」,是用於翻新豪華公寓、支付不存在的房屋費用,甚至修復城堡周圍的護城河的「支出」!在西班牙,執政黨人民黨目前捲入了腐敗醜聞,不用說西班牙王室了。當西班牙工人階級遭到大規模襲擊時,胡安·卡洛斯國王正在非洲進行一次耗資20,000英鎊的大象狩獵(且是受保護物種)。

在英國,媒體本身也被曝光為腐朽不堪:他們侵入一名被謀殺少女的手機,賄賂警察,並收買和勒索該國最高辦公室的負責人。然後我們還有銀行家和金融投機者,他們可以說是通過欺騙人們來賺錢的。

考慮到這一切,我們很容易看出,那些為年輕單親母親在騷亂中偷一雙運動鞋的不道德行為大聲疾呼的人只不過是偽君子。這些「道德家」捍衛的是一個已經腐朽的社會;他們捍衛的是少數人的特權;他們捍衛的是一個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所有人,但每年卻仍有260萬五歲以下兒童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社會;他們捍衛的是一個根據英國慈善機構樂施會的資料,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在過去20年裡增加了60%的社會。而同一份報告還顯示,2012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00人的收入足以消除極端貧困四次。

如果我們想要談論不道德,那麼這種情況才是不道德的!統治階級嘴上講「自由」,但豐衣足食的「自由市場」卻無法為飢餓的人們提供食物。

作為捍衛這一體系努力的一部分,他們將所有反對該體系的人視為不道德的。而那些最堅持不懈地與之鬥爭的人,即馬克思主義者,則被描繪成最不道德的人!

蘇聯的稻草人

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對方總用簡單的一句「看看蘇聯發生了什麼!」來反駁他們的觀點,但這樣的回應並不是反對社會主義鬥士的有效論據。社會不能被抽象地看待,而必須實際地分析每個社會的歷史處理程序和物質基礎。真相是具體的。

蘇聯在俄羅斯工人於1917年十月革命中奪取政權後成立。他們建立了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由工人委員會,也就是「蘇維埃」,來管理。問題是,1917年的俄羅斯是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家,全國很多地方都仍存在著封建關係。

俄國革命的領導人列寧和托洛茨基非常清楚,十月革命是點燃歐洲革命,維持俄國革命的唯一途徑的火花。這場革命確實在整個歐洲引發了一場革命浪潮,但就像我們在別的文章中解釋的——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對工人的阻礙——革命失敗了。特別是德國革命的失敗對於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來說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使其陷入了孤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後的內戰以及21支外國軍隊入侵的破壞後,俄國經濟遭受重創,這是革命墮落和史達林領導的官僚統治集團崛起的物質基礎。平等以及國家和階級劃分的逐漸消失並沒有像馬克思所預見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那樣發生,官僚機構的興起導致了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的加強。

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反對這些趨勢,同時他們捍衛革命建立的物質基礎,比如計畫經濟。今天對蘇聯的資產階級批評者很容易忽視的是,蘇聯的計畫經濟——儘管受到官僚主義扭曲——仍然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率,並在教育、醫療、科學等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

《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是在莫斯科審判期間寫成的,當時成千上萬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其他人面臨莫須有的指控,許多人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法西斯特工而被判處死刑。這是史達林鞏固其統治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這篇文章中表明,所有那些聲稱史達林主義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延續的「道德家」,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工運內部的人,都無法解釋在莫斯科審判期間發生的事情。

史達林對成千上萬為革命付出一切的真正的革命共產主義者的處決,在他和所有老布爾什維克之間挖掘了血的鴻溝。這表明史達林不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延續,而是與這一傳統的徹底決裂。托洛茨基和在蘇聯捍衛列寧思想的左翼反對派遭到史達林主義特工的追捕、流放和殺害。托洛茨基在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一書中祭奠了他的兒子萊昂·謝多夫(Leon Sedov),他在托洛茨基撰寫文字時被史達林主義特工殺害。

所有道德家的原則都很抽象,這些原則根據評估者的不同而不同。對於宗教人士來說,達爾文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都承認生命是進化而來的,而不是被創造而來的。對於希特勒來說,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一樣的,因為他們不相信「種族」和「血統與榮譽」的學說。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來說,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雙胞胎,因為他們不會在資產階級民主面前低頭。所有這些道德家的共同點是他們看不到每種情況的潛在物質條件。

道德主義者將蘇聯史達林主義的墮落(這是具體的歷史現實)與超歷史抽象概念的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立。他們輕易地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由於資產階級民主只是運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手段,所以只會帶來危機和失業。他們還迴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在蘇聯史達林崛起的同一時期,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未能推翻資本主義而放棄了「民主」,反而推動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世界大戰。

托洛茨基解釋說,這種政治中的道德論,在工人運動和廣義的左派中也存在,並且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有其階級基礎。政治基礎是他們面對反動和革命時的無能為力和混亂。這些來自中間層的思想家是那些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主要階級的火線之間,已經跌倒或即將跌倒的人。他們所渴望的是具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很不幸,那是一個烏托邦。

這些人已經放棄了一切科學的分析方法。大多數左派評論家都採用了與資產階級相同的理論,即所謂的「常識」。但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釋的,社會的主導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如果不有意識地與這些主導思想決裂,最終就會落入統治階級的後塵,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所有政府,無論其政治面貌如何,都在推行同樣的緊縮政策。

問題是,這種所謂的「常識」並不能用來解釋任何事,尤其是在巨變時期。常識只有在一個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的世界才適用。相反,辯證法分析所有現象、制度和既定規範的上升、發展和衰落,認為道德是階級鬥爭的從屬和短暫產物的辯證觀點在「常識」學派看來是「不道德的」。常識聲明,昨天告訴我們明天會是什麼樣子。事實是,在今天這個動盪的時代,明天將不會像昨天一樣。這些「常識」的倡導者沒有一個能夠預見當前的經濟危機或阿拉伯之春。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面對這樣的批評,「道德主義者」隨即指責道:「也許你們的理想並不是不道德的,但馬克思主義者會不擇手段地達到他們的目標!你們以為只要目的正當就可以不擇手段!」

在馬克思主義的眾多批評者中可以找到功利主義者。他們的座右銘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實際上意思就是「最終得以取得共同福利的手段即是道德的」。因此,從哲學上講,功利主義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必須問這些道德家的是:如果不是由目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還能怎樣呢?你要建立什麼標準來決定做什麼和不做什麼?如果你說個人目的和社會目的都不能證明手段的合理性,那麼你就必須在歷史社會及其發展所提出的目的之外尋找標準——如果不是在地球上,那就在天堂裡。托洛茨基解釋說,這意味著永恆道德、超人類道德的理論如果沒有上帝作為終點就無法存在。事實上,道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的,它與特定時期的必要條件有關。

因此,除了目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之外,其他都不合理。但從中我們無法得到關於我們可以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的答案。「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則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證明了目的的正當性?在現實生活和歷史運動中,「目的」和「手段」不斷交換位置。一台機器在其被製造的過程中是生產的「目的」,直到它完成並投入工廠後,它才成為新生產的「手段」。同樣,「民主」在某些時期是階級鬥爭的「目的」,只是成為階級鬥爭進一步發展的「手段」。

「道德戒律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

那些不侷限於求助於某種「上帝」的人必須承認,道德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它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它服務於社會利益,而且這些利益是相互矛盾的,道德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意識形態都具有階級性。

托洛茨基問道:「基本的道德誡律不是存在著,而且在人類的發展中,不是成為每一集體生活所必需的一個組成分子嗎?這些誡律之存在是沒有疑問的,但它們起作用的範圍卻是極其有限與不穩定的。階級鬥爭所具的性質愈激烈,則‘約束一切人的’標準也就愈無力量。階級鬥爭的最高點是內戰,它把敵對階級間的一切道德紐帶,爆炸到半空中去了。」

在正常情況下,每個人都會同意「不可殺人」。但如果一個男人用槍指著一個孩子怎麼辦?你會殺了他來救孩子嗎?大多數人都會說是的。如果你出於自衛而殺人,陪審團不會對你定罪。在埃及解放廣場,群眾為了自衛而殺死穆巴拉克的安全人員是否合理?如果你看看戰爭時期的國家,你就會發現「你不應該殺人」變成了它的反面,「你應該儘可能多地殺死敵人」。

正如托洛茨基所說:「那所謂‘公認的’道德誡律,實質上只具有一種代數式的,亦即是不確定的性質。這些誡律只表示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人在其個別的行為中,是被某些公共的標準所拘束的,此種標準乃由於它是社會之一分子而發生。」

托洛茨基解釋說,在和平時期,道德似乎「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但隨著社會矛盾的尖銳化,這種情況會發生變化:「當資本主義的勃興時期,尤其在世界大戰前最後的幾十年中,這些讓步,至少對於無產階級的最上層,是具有完全的真實性的。工業在那時的擴張簡直是無有間斷的。文明各國的繁榮增長了,部分的勞苦群眾的繁榮也增長著。民主主義彷彿是堅實的。工人組織髮長著。同時改良主義的傾向加深了。階級之間的關係緩和起來了,至少在外表是如此。這樣一來,社會關係中的某些基本的道德誡律是依照著民主主義的標準與階級合作的習慣建立起來的。人們所得的印像是:社會愈加自由,愈加公正,愈加人道了。進步的上升線在‘常識’看來彷彿是無有窮盡的。」

這也可以適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以及導致2008年危機的最後一次繁榮!

托洛茨基解釋了世界大戰的爆發如何切斷這一切,社會的所有安全閥如何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基本的道德誡律似乎比民主主義的機關與改良主義的幻想更加脆弱。謊騙,誣衊,賄賂,腐敗,暴力,謀殺等情形,多得前所未有。頭腦簡單的笨人,以為所有這些討厭的事都是戰事的一個暫時性的結束。其實它們是而且現在仍舊是帝國主義衰頹的表現。資本主義腐敗,表示於現代社會及其法律與道德之腐敗。」

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分析了有關社會朽壞導致法西斯主義。而現在工人階級更加強大,並且將有多次機會在法西斯主義被提上議程之前奪取政權。

儘管如此,即使是現在,我們仍然看到「民主規範」被打破的跡象,例如義大利(蒙蒂)和希臘(帕帕季莫斯)強制推行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政府。現在我們看到工人政黨公開捍衛自由主義政策。無論你選擇哪個政府,他們都被「市場」迫使奉行相同的政策。群眾對這一切沒有發言權。只有當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時,「具有人類民主面貌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

布爾什維克的「無道德」

托洛茨基解釋說,這不僅僅是理解唯物主義理論的問題:

「在自由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當中,有不少曾經接納過以唯物論解釋事件的方法,而且也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但這卻並不妨礙他們仍舊成為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教授或政治家。自然,倘然沒有唯物論的方法,那就不成其為布爾什維克的,在這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但是這個方法卻並不是只用以解釋事變,而更是要創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要完成這個任務,如果不完全脫離資產階級及其道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資產階級的輿論,現在卻實際上還完全統治著正式的工人運動。」

這些工人運動中的道德家真正憎恨的是我們揭露了他們所有的虛偽:當他們支援出於「人道主義」目的轟炸利比亞或伊拉克時,當他們聲稱他們正在「拯救」而非削減福利時,等等。

工黨內的右翼和改良主義者經常指責馬克思主義者不道德,就因為我們是有組織的,因為我們有紀律地工作,他們還聲稱我們沒有說出我們目標的真相,等等。事實是,縱觀歷史,他們一直試圖將馬克思主義者孤立並驅逐出工人運動。他們這樣做的真正原因是,只有馬克思主義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的危機,最重要的是,能夠提供一條出路。事實上,這些人是「資產階級的勞工副官」(列寧經常用這個詞來形容工人運動中那些捍衛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家)。

托洛茨基寫道:「但是,謊騙與暴力的‘本身’就該當斥責嗎?當然,甚至同那產生它們的階級社會一樣地該受斥責。沒有社會矛盾的社會,自然,將成為一個沒有謊騙與暴力的社會。不過要跨進這樣一種社會時所當經過的那一條橋,卻除了用革命的,亦即暴力的手段之外,就沒法建造起來。革命的本身是階級社會的一個產物,因此它沒法不帶有階級社會的特點。從‘永恆真理’的觀點來看,革命自然是‘反道德的’。但這只表示出唯心主義的道德是反革命的,就是說,它是替剝削者服務的。」

看看埃及:群眾應該做什麼?呆在家裡接受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他們走上街頭進行鬥爭,從而結束了殘酷的獨裁統治。有些場面確實是暴力的,那是因為群眾知道如何對付反革命挑釁者。這種行為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因此,提出這個問題意味著解除革命武裝,並站在一個在街頭殺害數百人的殘暴政權一邊。

托洛茨基還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是謊言?工人們不向老闆透露罷工計畫是謊言嗎?任何告訴老闆計畫內容的工人都會被視為叛徒。那麼,如果一名士兵對軍隊的戰爭計畫「說出真相」呢?在這樣的鬥爭中,隱瞞真相併在敵人面前撒謊是「道德的」,否則就是「不道德的」。

事實上,統治階級一直在撒謊。例如,為了為伊拉克戰爭辯護,他們完全捏造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顯然,像托尼·布萊爾這樣非常虔誠的人認為,對他本應代表的人民撒謊是道德的!資本家還向公眾隱瞞了他們的真實利潤。當丹麥大公司繳納的稅額被公開時,大企業通過媒體做出了歇斯底里的反應。

他們指責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集中制組織的原則,必須遵守多數人的決定。他們聲稱這種紀律違背了個人的自由。紀律和組織受到無政府主義者和類似分子的攻擊,比如在佔領運動等中。

這些人忽視了一個事實:紀律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發明的。事實上,若任何組織內的多數人做出決定這件事被這些人視為「不民主」,則徹底顛覆了民主的意義。此外,工人們非常清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是一項嚴肅的事情,正是階級鬥爭告訴他們紀律是絕對必要的。每個工人都明白在罷工中遵守紀律的必要性,有紀律和集體行動是工人階級的方法。工人們討論、投票,然後由多數人決定。這是對個人權利的壓制嗎?集體行動是打敗資本家的唯一途徑,工人們唯一的力量就是團結。

在丹麥左翼內部,對於革命組織應該是什麼樣子存在很多爭論。無政府主義者聲稱它應該是未來社會的典範。這忽略了一個事實,舉個例子,使用的生產工具不必看起來像希望建構的最終產品,它應該是適合這項生產的工具。我們需要有紀律的組織,以消除這個社會並建立一個人人享有自由的新社會。

另一方面,改良主義政黨實行嚴格的紀律,但他們利用這種紀律來防止工人做出與勞工運動領導官僚機構的意願相悖的決定。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徹底民主的決策過程,從而採用多數立場。然而,這本身還不夠,如果工人們要在鬥爭中取得成功,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

例如,在丹麥,幾個工人政黨已經開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但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觀察這一情況,我們就不得不問這樣一個問題:誰決定誰有權成為工人運動的一部分?丹麥社會民主黨由赫勒·托寧領導,其政府剛剛對學生助學金和失業者的福利發起了攻擊,以便為丹麥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在英國,埃德·米利班德是否奉行捍衛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

大多數工黨領導人公開捍衛所謂的「自由」政治——即親資本主義政策——並攻擊工人權利。另一方面,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則為爭取勞工運動、勞工的政黨和工會而奮鬥,以制定捍衛工人利益的綱領。他們驅逐我們是因為我們努力爭取群眾組織回歸社會主義綱領!

我們所做的就是說真話並根據事實說明情況,因為事實直接告訴工人們:這個制度已經腐爛到了極點,現在需要的是推翻它並用社會主義社會取而代之。為此,你需要讓你的組織回到社會主義綱領,以捍衛和爭取你的利益。這並不容易,但沒有人會為你做這件事,且沒有其他辦法。

那麼什麼目的是合理的呢?

資本主義正處於有機危機之中。它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也無法為大多數人提供未來。當前,革命浪潮席捲全球,這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官方」道德與被壓迫者的道德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那麼,如果目的證明了手段的合理性,那麼什麼證明了目的的合理性呢?這是所有捍衛資本主義的人和革命者之間的分界線。

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因為馬克思主義表示著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所以能成為正當的目的,只是它是趨向於增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並趨向於消滅那人壓迫人的權力的。」

道德家們則諷刺地回應道:「那麼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切都是可以的嗎?」

托洛茨基回答說:「凡是真正趨向於人類之解放的手段,都是允許的。既然這目的只有經過革命才能達到,那麼無產階級解放的道德,必然是賦有革命性的。」

「我們回答道:凡能使革命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能在他們的心裡注入對壓迫之不可調和的敵意的,能教他們對官方的道德及其民主主義的應聲蟲表示卑視的,能使他們覺悟到自己的歷史使命的,能提高他們在戰鬥中之勇氣與犧性精神的,這些手段,而且只有這些手段,都是允許的與必不可少的。」

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認識到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身的任務。也正因為此,並非所有手段都是允許的,比如:

「所以當我們說目的使手段成為正當之時,在我們看來,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結論:偉大的革命的目的,鄙棄下列這些卑劣的手段與方法:使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反對另一部分,或企圖不讓群眾參加而替群眾謀取幸福;或者減低群眾對於自身及其組織的信心,代之對於‘領袖’的崇拜。」

這尤其適用於那些試圖給工人留下一切都可以通過議會的操縱和談判,或者老闆與工會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印象的「領導人」。

托洛茨基將這一切總結如下:

「工人們的解放,只能由工人們自己來取得。因此,世界上的罪惡,無有大過於欺騙群眾,把失敗說做勝利,把朋友當成敵人,賄賂工人領袖,編造謠言,扮演寃獄,總之,無有大過於史達林主者的所作所為了。」

當然,這並沒有對每種情況下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不允許的問題給出現成的答案,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自動答案。革命道德問題是與革命戰略和策略問題交織在一起的。運動的現實經驗輔之以理論的澄清,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正確的答案。

對我們來說,道德提高了工人對社會進行革命性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的認識,這樣我們就可以結束貧困、飢餓和戰爭,這些是當今社會真正「不道德」的方面,特別是在我們擁有生產力、經濟、科學和技術手段來結束資本主義的一切野蠻行徑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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