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史達林/毛主義, 泰德·格蘭特, 著作與文獻, 馬克思主義理論

列寧與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

附錄B 列寧被藏匿的書信

列寧最後的鬥爭

艾倫·伍茲

以下這些書信從1922年12月延伸到1923年3月,也就是在列寧政治生涯最後的日子,當他對抗日益痛苦和致殘的病痛時。列寧這個時候的寫作所經歷的困難在他們簡短的篇幅,以及信件之間的間隔,也就是醫生不允許他工作的時段上能看得出來。然而盡管憑著壓縮的篇幅,我們仍然可以在這些書信中看到了列寧完全了解在政府和黨內所發展的情勢。與他最後幾篇著作(《日記摘錄》、《論合作社》、《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起來看,這些文獻組成了對抗官僚腐化的一部完整綱領。

在他最後活動的歲月裡,列寧完全致力於處理蘇維埃經濟在新經濟政策後的面對的問題。1921年,在千萬農民小資本家群眾的壓力下,蘇維埃工人政府被迫從社會主義式計劃和工業化道路撤回,以便為在城市裡受飢荒所苦的工人們獲得糧食。在內戰期間使用的糧食徵收政策被放棄以平息工人政府必須贏得支持的農民,以免覆滅於反動之手。糧食自由市場被重新建立,對於農民和小貿易者也實施部分妥協,而經濟力量的主要杠杆(國有化的銀行和重工業,被政府壟斷的對外貿易)仍然掌握在工人政府手中。

這些撤退主要是由歐洲工人奪取政權和支援蘇聯的延誤而強迫施加於布爾什維克們的。從1905年起,列寧就已經再三申論如果沒有來自歐洲工人們的支援,俄國工人是無法持續掌握政治力量的。在落後,文盲普遍,經濟和文化上貧困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任務並不是創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從飢荒中搶救千萬百姓,重建殘破的經濟,以及提供住房和小學,亦即將俄國拖入二十世紀內。

社會主義的勝利需要的是在所有先前社會都沒有達到的高度生產力量發展下。只有在主要的需求和貧困完全被消除的情況下人的思想才能從每日為生存的磨練、掙扎中提升至更崇高的視野。達成如此社會轉變的條件在今天的世界已經存在。在人類歷史上,我們首次能夠據實的說任何人都不再有經驗飢餓、流落街頭和成為文盲的必要。

所有的潛力近在眼前-在各種由資本主義發展所創造的科學、科技和工業上,雖然它們仍然在一個不完整,無政府和未發展的方式下吸允全球的資源。只有在一個整體的,調和的生產計劃基礎上才得以實現這些潛力。但是這也必須由生產資料共有制和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的出發點來執行。

這些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被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並沒有以在前沙皇帝國的領土之內「建立社會主義」為目標來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而是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響出第一槍:

「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列寧寫道,「至於哪一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期間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1]

對列寧來說,俄國革命的第一重要性就是它為世界工人所樹立的典範。在1918-1921年間橫掃歐洲的革命浪潮之失敗也是後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歐洲革命勝利的基礎上,俄國龐大的潛在礦產財富和工人大眾可以與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連結。而一個歐洲社會主義聯邦也可能改變了歐洲和亞洲人民的命運,並為社會主義世界聯邦開啟大門。反而,膽小與無能的工人領袖,導致了歐洲工人們經歷了幾十年的困苦、失業、法西斯主義和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另一方面,全世界唯一的工人政府被孤立在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並起始了官僚腐化和斯大林主義反動。

德國工人階級在1921年3月所經歷的失敗迫使了蘇維埃共和國以自己手頭上的資源來生存。在1921年10月17日的一場眼見中,列寧描述了這些後果:

「你們應當記住,現在包圍著我們這個經過多年磨難而貧窮不堪的蘇維埃國家的,不是會用自己高度發達的技術和工業來幫助我們的社會主義法國和社會主義英國。不是的!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它們的高度發達的技術和工業,全部都歸反對我們的資本家所有。」[2]

為了蘇維埃政權的生存,與農民們想要盈利的訴求和解是必要的,盡管這也犧牲了唯一真正能夠帶動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階級建立工業的利益。

朝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對於農民,小商人和投機份子(「奈普曼」)所做出的讓步在1921-1922年間防止了經濟的崩壞。城鄉之間的貿易在對前者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復辟。對於農民的減稅也侵蝕了投資工業所需要的經費。重工業停滯了下來,而許多輕工業則落入私人企業手中(在1923年,88%的工業企業都是私人擁有或是出租給私人管理,但這些大部分都是小型企業。)而農業的復蘇也強化了蘇維埃社會內的資本主義元素,而不是社會主義元素。擁有大型肥沃的農地和能夠購買必須設備、馬匹,和肥料的資本的富農們得以賺進暴利。事實上,農村內的貧富差距在新經濟政策下馬上明顯且驚人的升高。富農們囤積糧食以推高價格,甚至從貧農們手中買斷農作物,然後日後在價格升高後賣回給他們。

列寧憂心地觀察著這些傾向,他也重復警告著勞動階級必須抓緊經濟杠杆的必要。在1922年11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列寧簡而言之: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業豐收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良好也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有重工業。而要使重工業情況變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資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資金,那我們就會滅亡,就不能成為文明國家,更不用說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了。」[3]

在這段時期,列寧探討了電力是否能夠成為突破俄國極度落後情況的一個可能領域。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則致力於處理在新經濟政策下實際上失焦的整體政府工業計劃。他在此時重復申論強化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來計劃工業復蘇的必要。列寧一開始對這項計劃並不信任,但不是因為他駁斥計劃,而是因為充斥於蘇聯政府機構內的官僚弊病。他對於這些官僚會將一個擴增和強化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變成紙上談兵感到憂心。

盡管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途徑有所不同,但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完全同意強化經濟內社會主義元素以及遏止國家回溯到「農民資本主義」的迫切需要。然而,部分布爾什維克卻也對來自於富農的壓力低頭。關於蘇聯政權會走向哪條道路的問題在1922年三月的對外貿易壟斷爭論上被完全地提出來。

對外貿易的壟斷

在1918年4月實施的對外貿易壟斷,是一個防止社會主義經濟被外國資本侵蝕和征服的重要措施。在新經濟政策下,貿易壟斷成為了面對資本主義趨勢更重要的防波提。1922年初,在列寧的請求下,安·馬·列扎瓦(A.M. Lezhava)起草了「論對外貿易」一文,其中強調強化壟斷和嚴格審查進出口活動的需要。盡管如此,中央委員會對此還是分裂的。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反對列寧的提案並主張放松壟斷,而索科利尼科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甚至要求完全廢止壟斷。

在同年5月15日,列寧寄了如下的信給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

有鑒於此,我建議用向政治局委員徵詢的方式通過下述指令:「中央委員會確認對外貿易壟斷,並決定一律停止研究和籌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合並事宜。各人民委員應秘密簽字,原件退斯大林,不得復制。」[4]

同時,列寧也致信給斯大林和弗魯姆金(M.I.Frumkin,對外貿易副人民委員)強調「有關削弱對外貿易壟斷的一切議論、商談和委員會等等都應正式禁止。[5]

斯大林的回應則是規避性的:

「我並不反對在現階段‘正式禁止’減輕對外貿易壟斷的措施。但是我還是認為減輕已經是必要的。[6]

5月26日,列寧遭受了病魔的第一次襲擊,也讓他直到9月前都無法工作。自此期間,盡管列寧有所請求,但是對於「減輕」對外貿易壟斷的問題卻又被提出來了。在10月12日,索科利尼科夫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推動了放松對外貿易壟斷的決議案。列寧和托洛茨基都不在場,而決議案也以絕大多數支持而通過。

10月12日,列寧在與斯大林討論過這個問題後透過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員會。列寧對於這次決議表示抗議,並要求這個問題在12月的全體會議上再次被提出來討論。隨後,斯大林致信中央委員會委員:

「列寧同志的信並沒有說服我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是錯的…然而,有鑒於列寧同志對於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必須延遲的堅持,我會投票贊成延遲,讓這個問題在下次列寧同志會出席的全體大會上討論。」[7]

10月16日,大家都同意將此議題延遲至下一次的全體會議。然而,當全體會議的日期將至時,列寧開始憂心他的健康情況將讓他無法發言。在12月12日,他首次致信托洛茨基請求他負責「為我們共有的看法,也就是維持和強化對外貿易壟斷的無條件需要辯護。[8]」列寧寫的信件清楚地顯示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這段期間聯盟的存在。它們展現了列寧對於托洛茨基政治判斷的隱含信任,這是由歷年來在蘇聯政府領導內共事所產生的信任。而也不意外的,在這段期間列寧也不會找其他人來為他的意見在中央委員會上辯護。就連他其他的知己,弗魯姆金和斯托莫尼亞科夫(Stomoniakov)都不是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得知列寧為鬥爭所做的准備以及他與托洛茨基形成的聯盟後,中央委員會不戰則退。在12月18日,10月通過的決議案被無條件撤銷。列寧主義派對於在黨領導內支持富農份子的第一輪戰鬥中勝出。這場戰鬥將在列寧死後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繼續進行,他們是唯一在斯大林政治反革命的血口前高舉列寧的旗幟和綱領的人。

列寧對抗官僚

很久以前,恩格斯解釋了在任何社會內,如果藝術、科學和政府只保留給少數人使用,那這個少數人就會使用和濫用他們的社會地位來維持他們的利益。由於革命被孤立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布爾什維克們不得不徵用一群前沙皇時代的官員們來維持政府和社會的運作。這些份子,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試圖打劫工人政府,逐漸明白了蘇維埃政權是不會被武裝力量消滅的。在渡過內戰的危險後,許多先前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為敵的人開始滲透政府,工會,甚至黨本身。

1921年的第一次「清黨」完全與後來斯大林的可怕作秀公審,屠殺了整個老布爾什維克領袖的「大清洗」毫無關系。沒有任何一個人受到審判、殺害、或落獄。但是特別的黨委員會有被成立來開除上千名以入黨來促進自身利益的仕途主義者和資本家的黨籍。被開除黨籍者的罪行通常是「官僚主義、仕途主義、對於自身蘇維埃政府地位的濫用、破壞黨內同志氣氛、散布毫無根據和從無查證的關於黨或個別黨員,並且損害黨團結和威信的謠言。」[9]

為了執行對於官僚的鬥爭,列寧主張設立「工農檢察院(RABKRIN)」,作為黨內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和保衛者,以對付在蘇維埃政府機關內的外來階級份子。在工農檢察院的核心內列寧部署了當時因其卓越組織能力和剛硬性格而受到列寧重視的斯大林。

工農檢察院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審視並篩選政府內和黨內的負責工作者。任何握有抑制晉升或提拔他人權力的人顯然握有能夠為自身利益服務的權力。工農檢察院從作為對付官僚的武器變成了爭權奪利的溫床。斯大林犬儒地利用他的在工農檢察院的職位,以及他後來控制的書記處,來在他身旁提拔了一群唯命是從,只為能夠將他們提拔到肥缺的人效命的無名小卒們。從黨內道德的最高仲裁者,工農檢察院沉淪到官僚犬儒主義的最底深淵。

托洛茨基在因病痛所困而無法接近視察黨務的列寧之前察覺實情。托洛茨基指出「那些在工農檢察院內工作的人都是在其他領域內碰壁的工作者」並且指出「工農檢察院內爾虞我詐的泛濫已經變成整個國家人盡皆知的諺語了。[10]

盡管托洛茨基有在批評,列寧仍然繼續保衛工農檢察院。但是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開始目睹了來自這個單位的官僚威脅以及斯大林自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的《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內,列寧將這個問題連結於工人政府機構的官僚缺陷:

「我們的國家機關,除了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很大程度上是舊事物的殘餘,極少有重大的改變。這些機關僅僅在表面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11]

但是,在著於1923年3月2日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列寧最後一篇文章內,他對於工農檢察院做出了最猛烈的抨擊:

「讓我們直說吧,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有什麼可要求的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寧還包括了對於斯大林的直接抨擊:

「附帶說一句,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裡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裡也有。」[12]

列寧點出斯大林為黨內官僚派系的可能領袖也見證了他的遠見。在這段期間,斯大林在「機關」的權力對於大多數民眾甚至是黨員都是看不見的,而大部分的領袖們給予他眾所皆知的平庸政治和理論能力,都不相信他有耍伎倆的可能。就連在列寧死後,領導「三部馬車(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團)」的人是季諾維耶夫,而不是斯大林。而這也是以攻擊「托洛茨基主義」作為掩飾,將黨推離於十月革命傳統的命運性第一步。

毫無意外的,列寧對黨的最後忠告是警告斯大林「不忠誠」和「不能容忍[13]」地濫用職權,並主張將他調離總書記一職。

為國際主義的鬥爭

歐洲工人革命的失敗讓第三國際更加注重東方被奴役人民的革命。十月革命給殖民地人民對於他們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鬥爭提供了重大的啟發。刻印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旗幟上的「民族自決權」口號點燃了千萬亞洲和非洲人民的鬥志。

工人政府成立後幾乎第一步就是承認芬蘭的獨立,雖然這也意味著提供一個敵對資本主義政府獨立。馬克思主義者們自然地、堅持地主張在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下所有人民的團結。但是這個團結不能以強迫的手段達成,只有在各國工人和農民的自由同意下才能成功。最重要的是,當一個前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們奪下了政權後,他們有負擔尊重前殖民地人民意願的責任,就算他們希望分割出來。統一可以以後再由勸說和示範的基礎上達成。

1921年,在格魯吉亞政府持續地與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策劃反擊蘇聯下,紅軍被迫進入格魯吉亞。列寧相當憂心地認為這起軍事行不該視為蘇聯並吞了格魯吉亞,因此讓蘇聯政府和過去沙皇壓迫者的行徑看起來相去不遠。他一再致信中央委員會在格魯吉亞的代表奧爾忠尼啟澤,建議他尋求「與格魯吉亞知識份子和小商人群眾的和解的政策」,並主張與「饒爾丹尼亞或其他相似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建立聯盟[14]。在同年3月10日,他寄出了一封電表強調了「對格魯吉亞的權力機關要特別尊重,對格魯吉亞居民要特別關心,特別謹慎」的必要。[15]

然而,奧爾忠尼啟澤在格魯吉亞的行徑卻是連結於斯大林在黨內集團的。斯大林當時正在起草一個主張俄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與其他非俄國蘇維埃共和國統一的提議。在1922年8月,當列寧臥病在床的時候,一個由斯大林領導的委員會被設立來進行統一的工作。

當斯大林的論文開始浮現時,它受到格魯吉亞黨的中央委員會堅決的反對。9月22日,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通過了以下的決議案:

「斯大林論文提出的一個將獨立共和國轉變為自治區的統一方案現在還為時過早。一個統一的經濟方針和相同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所有獨立的形式必須被保留。」[16]

格魯吉亞人的抗議被忽略了。斯大林一意孤行,企圖強行推動他的主張。他的委員會在斯大林走狗莫洛托夫的主持下於9月23和24日召開。期間他們決議駁斥了格魯吉亞黨決議案(僅有一票反對,也就是格魯吉亞黨的代表姆季瓦尼。)9月25日,這個委員會將決議後的文件送交給在高爾基區修養的列寧。在列寧能夠提供回覆,政治局還沒有機會討論之前,書記團(斯大林黨內集團的中心)就擅自將委員會的決定在十月全體大會之前散發給每位中央委員會委員。

9月26日,列寧透過加米涅夫致信給中央委員會提醒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小心,並且警告了斯大林將這個決議倉促通過的嘗試:「斯大林有點操之過急。」列寧隨後安排與他見面。他當時還沒有察覺到斯大林為了將統一通過的所使用的手段。然而,就連這封信都顯示了他對任何冒犯小國人民的獨立心意進而強化大國民族主義的反對。

「重要的是,我們不去助長「獨立分子」,也不取消他們的獨立性,而是再建一層新樓——平等的共和國聯邦。」[17]

列寧提出的修正案意旨在軟化斯大林原來草案的口氣,給被斯大林認為是錯的「獨立份子」們一點餘地。對於列寧溫和的評論,斯大林以他在9月27日給政治局信中突兀和堅定地反駁回敬,包括了下面這一段:

「關於第四條的問題,在我看來,列寧同志自己有一點’急躁’…毫無疑問,這種’急躁’將為’鼓吹「獨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損列寧的民族自由主義。」[18]

斯大林粗魯的回應毫不含糊地顯現了他對於列寧在他「個人領域內」做出的「插手」,並被他對於列寧介入所造成的後果之恐懼而增強。

斯大林的恐懼是有依據的。在他和姆季瓦尼討論後,列寧確認了整個格魯吉亞的問題被斯大林錯誤的處理,並開始搜證。在10月6日,列寧為政治局寫了一份備忘錄,《就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給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條》:

「我宣布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我那顆該死的牙齒一治好,我就要用滿口好牙吃掉它。」[19]

列寧最後的鬥爭

這時,列寧還尚未完全理解格魯吉亞事件的意義。他並不知道斯大林,為了強化他的勢力,已經肅清了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派中最精明的干部,並在其中央委員會內指派了新的,較為「聽話」的人。

但列寧所知道的消息已經足以讓他產生懷疑。在接下來的這個星期,他開始迅速地搜集格魯吉亞「事件」的有關消息,並說服中央委員會指派李可夫和捷爾任斯基去提佛利司(現為第比利斯,格魯吉亞首都)去調查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訴狀。

在12月23和24日期間,列寧開始對他的秘書口述他出名的對於黨大會的致信。他強調這必須要是保密的[20]。列寧緩慢的、痛苦的進行他的工作,並不時被病痛打斷。但是在整個過程中,他逐漸清楚地認識到主要的敵人是存在於政府和黨的官僚「機器」內,以及其龍頭斯大林。

在《俄國局勢的真相》一文中,托洛茨基紀錄了他與列寧在後者第二次中風前的最後一次談話。面對列寧建議托洛茨基必須參與新的鬥爭官僚的委員會(參見《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托洛茨基回應道: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按照我的判斷,目前同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鬥爭中,我們必須不要忘記,無論在外省或者在中央,圍繞著某些黨的領導人和領導集團,在省裡、區裡、黨支部裡,在中央,這就是說中央委員會——有一批特選的干部和專家,黨的,非黨的和半黨的專家。你要攻擊蘇維埃的干部,就會碰到黨的領導人。專家也是他的隨從中的一員。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能擔任這項工作。 ’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想了一會,然後說道(我在這裡幾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話):’這就是說,我提議和蘇維埃的官僚主義鬥爭,而你要加上黨的組織局的官僚主義。’

我因為這句話的出乎意外而笑起來,我的頭腦中還沒有這樣成熟的觀念。

我回答道:‘我想是這樣。’

然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說道:‘那麼,好的,我提議組織一個集團。’

我說:‘我總是願意和一位好人組織集團的。’」[21]

這段對談是重要的,因為它澄清了列寧最後著作的內容,尤其是有名的《最後書信》、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以及《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隨著每一天的過去,他在書信中的口氣越來越銳利,他的目標愈發清楚的點出。不管他處理的是哪個問題,他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對抗外來階級勢力對政府和黨造成的壓力之必要,將官僚連根拔起,對於反對大俄國沙文主義的戰鬥,以及對黨內斯大林集團的鬥爭。

雖然列寧堅持要求他的書信被保密,《最後書信》中的第一部分仍然落入書記團和斯大林手中,他們也馬上察覺了列寧介入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並著手開始杜絕它。重大的壓力被施加於列寧的秘書們肩上,以防止列寧發現任何會「惹他生氣」的訊息。

然而,列寧從捷爾任斯基口中得知,在所有其他斯大林派系所犯下的暴行外,奧爾忠尼啟澤甚至離譜到扇了一名格魯吉亞反對派人一巴掌。這可能以後來斯大林統治下的恐怖比起來微小許多,但是卻讓列寧感到無比震驚。他的秘書在其1923年1月30日的日志中記載到列寧說:「我生病前夕,捷爾任斯基對我談過委員會的工作和‘事件’,這對我有嚴重影響。[22]

如果要了解這起惡行的巨大嚴重性,我們必須了解俄國人(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大俄國人)在沙皇體制下對少數民族的態度猶如大英帝國對印度和非洲人一般藐視和橫行霸道。俄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是將這些被欺侮的少數民族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完整人民,擁有自己權利和尊嚴的地位。一個大俄國國家代表欺侮或毆打一名格魯吉亞人是一個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罪行,是一起會至少被開除黨籍或用更嚴厲的方式來處分的沙皇主義暴行。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對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澤火冒三丈,要求「處分有責任的人,以儆效尤。」

斯大林百般阻撓列寧與格魯吉亞之間的通訊。好幾篇列寧秘書的日志都提供了這些官僚性騷擾的清楚景像:

「星期四,1月25日,他(列寧)問拿到(格魯吉亞委員會的)材料沒有。我回答說:捷爾任斯基要星期六才能來,因此我還無法問他。

星期六我問捷爾任斯基,他說材料在斯大林那裡。我給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來電話,說未經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給。他問我是不是對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說了什麼多餘的話,他是從哪兒了解到日常事務的?例如他那篇關於工農檢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況。我回答說,我沒有說,也沒有任何根據認為他了解日常事務。今天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把我叫去問回音,並說要為取得材料而鬥爭。」[23]

這幾句話顯著地揭露了斯大林為了保衛他的地位於他所懼怕的列寧所訴諸的欺凌和官僚手段,盡管後者已經時日不多了。沒有比這些行為更能顯示列寧在《最後書信中》提到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了。

列寧對捷爾任斯基和中央委員會態度的不信任反映在他給他秘書的指示:

「(1)為什麼指控格魯吉亞共產黨原中央委員會犯了傾向主義。
(2)指控它犯了破壞黨紀的錯誤,是指什麼。
(3)為什麼指控外高加索邊疆區委員會壓制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4)肉體上的壓制辦法(‘生物力學’)。
(5)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不在時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在時中央的路線。
(6)委員會的態度。它只審查對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的指控,還是也審查對外高加索邊疆區委員會的指控?它是否審查了生物力學事件?
(7)現狀(選舉運動、孟什維克、壓制、民族糾紛)。」[24]

但是列寧對於黨內不忠和不誠實的份子逐漸增強的察覺也讓他對自己的秘書們有所提防:他們是否也被斯大林堵嘴了呢?

「1月24日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說:「先談談我們的’秘密’事務(即最後書信):我知道,您在哄騙我。」我保證並非如此,對此他說:’關於這一點我有自己的看法。‘」[25]

抱病的列寧突破困難地得知政治局已經接受了捷爾任斯基委員會所做出的結論。正是在這個時候(2月2-6日)列寧口述了《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也就是當時對斯大林和黨內官僚做出最直言不諱的批判。格魯吉亞事件說服了列寧政府的腐敗沙文主義是其受到外來階級壓力最危險的跡像: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認真考慮怎樣來克服它的缺點,同時要記住,這些缺點根源於過去,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翻,但還沒有被消滅…」[26]

在他最後一次出席的政治會議,也就是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警告了政府機器已經開始脫離了共產黨人的控制:

「它(國家機器)沒有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它是怎樣行動的呢?就像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似乎有人坐在裡面駕駛,可是汽車不是開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開往別人要它去的地方,這個別人不知是非法活動分子,不法之徒,投機倒把分子,天知道哪裡來的人,還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兩者都是。總之,汽車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盤的那個人所設想的那樣行駛。」[27]

民族主義的毒害,即所有形式的斯大林主義最顯著的特徵,根源來自於小資、富農、奈普曼和蘇維埃官員對於十月革命國際主義的反動。

列寧提議在下一次的代表大會上對抗這起反動趨勢,與他在中央委員會上唯一信賴的能夠倡導他觀點的托洛茨基聯手。

他提議親自處理工農檢察院問題並且正在為斯大林「准備一記炸彈」。他認定黨的「機器」不計代價密謀將他蒙在鼓裡也被他秘書的記錄中反映出來:「除此之外,看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還得到這樣的印像:不是醫生們給中央委員會指示,而是中央委員會給醫生們下指令。[28]」列寧的懷疑太有根據了。這個時候中央委員會內甚至嚴肅的考慮是否該特別為列寧印制一份唯獨提供給他閱讀的真理報,來蒙騙他於格魯吉亞事件的真相!

那些聲稱這一切都是為了列寧健康著想的狡辯是漏洞百出的。如他自己已經解釋道:沒有比中央會員會委員的不忠行徑和他們掩蓋的漫天大謊更能令列寧生氣的了。斯大林對臨終列寧的真正態度完全顯現在一起涉及了列寧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的荒誕事件上。克式為了保衛她丈夫於斯大林的糾纏而受到了列寧這位「忠誠追隨者」的一番辱罵。克魯普斯卡婭在於1922年12月23日對加米涅夫的致信中描述了整個事件:

「列夫·鮑裡索維奇:

由於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在醫生的許可下准許他對我口述一份簡短的信,斯大林昨天打電話給我並且已用最卑鄙的方式對我講話。在過去30年內我從來沒從任何一位同志口中聽到任何一個粗魯的字。黨和伊裡奇的利益對斯大林來說沒有比對我來說還重要。我現在需要最大的自我控制。我比任何一位醫生更清楚該或不該對伊裡奇說什麼,因為我在任何情況下比斯大林更了解什麼會讓他生氣。」[29]

克魯普斯卡婭以一位朋友的身份央求加米涅夫保護她於「對我個人生活的粗魯插手、無故的吵鬧、和威脅」,並提到關於斯大林將她移送監察委員會的企圖時說道:「我沒有力氣或時間來浪費在這麼愚蠢的爭吵上。我也是一個人而我的神經已經緊繃到快要斷掉了。」

列寧威脅與斯大林斷絕任何同志關系以及他在《最後書信》內對斯大林「粗暴行徑」的指控通常都會被以上述事件為依據而草草帶過。但是首先,斯大林的舉動不是「個人的」事件,而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過失,是可以因此被開除黨籍的。這個錯誤被斯大林在黨內的職位以及他應該是致力於消除而不是發揚這類行徑的責任,更加擴大了。然而,這起「芝麻小事」必須要在正確脈絡下來檢驗。它是斯大林不忠最令人作惡和顯著的表現。

列寧在他最後活躍的時日內致力於為了在代表大會上對抗斯大林派系而組織。他致信於托洛茨基請求他保衛格魯吉亞的同志們,也致信了格魯吉亞人領袖們熱烈的承諾自己對他們主張的支持。我們必須指出列寧很少在信件中運用諸如「我全心全意地」或者「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禮」這樣的措辭,他較偏好與收斂一點的寫作手法。這代表了他對鬥爭的承諾。我們也該指出列寧的聯盟構成了一個政治上的派系,後來被斯大林主義者們稱為「反黨集團」。斯大林主義者們此時已經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派系並控制了黨的機器。

列寧的秘書福季耶娃紀錄了列寧最後關於格魯吉亞問題的筆記,明顯地為在大會上發言所做的准備: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指示,向索爾茨(亞·亞·索爾茨是俄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編者注)示意,他(列寧.–編者注)站在被欺侮者一邊。讓被欺侮者知道,他站在他們一邊。

三點:1. 不能打人,2. 需要讓步,3. 不能把大國同小國相提並論。

斯大林是否知道?為什麼沒有反應?「傾向分子」和「沙文主義和孟什維主義傾向」這一稱呼證明,這種傾向本身就在大國主義者身上。為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收集報刊上的材料。」[30]

列寧於3月9日慘遭了第三次的中風並導致他變得癱瘓和無助。對於官僚腐化的鬥爭傳承給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但是列寧為反對派對抗官僚,對抗富農威脅,主張工業化和社會主義計劃,主張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和工人民主的綱領打下了基礎。

完筆於1970年4月

列寧被掩蓋書信的新發現

艾倫·伍茲

近年來新被發掘的史料完全印證了我在30年前做出的分析。1994年,一名主任於前蘇共中央文庫研究部的歷史教授尤裡·艾·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發表了一本題為《列寧的遺囑》的書。其中從文庫的機密部門內公布了先前從未公諸於世有關列寧和斯大林的鬥爭的文件。這些史料結論性地證明了斯大林嘗試著孤立病入膏肓的列寧,甚至偽造了列寧給他秘書們的口述。

盡管身負重病,列寧仍然計劃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發動對斯大林派系的攻擊。「在12月23至31日之間」布拉諾夫寫道,「列寧持續地為他在十二次大會上對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殷勤地做准備。[31]」這些史料證明了列寧對托洛茨基提議在十二次大會上結盟。布拉諾夫提供了加米涅夫在1922年12月22日隨後寄給斯大林的一封信:

「親愛的約瑟夫:

今晚托洛茨基打電話給我,說他從老頭子(指列寧)那邊得到了一張便條。他對於大會關於對外貿易部的決議案感到滿意,並要求托洛茨基對大會上一個派系報告來為這個問題在黨大會的討論上做准備。看來他是想要強化他的主張。托洛茨基沒有提供他的意見,但是托要求這個問題必須提交給中央委員會上負責籌備大會的部門。我向他保證會通知你,現在也做到了。

我剛才沒辦法透過電話聯系到你。

在我的報告內我會將決議案熱烈的提供給中央會員會全體大會。握手致意。

列·加米涅夫」[32]

斯大林的回應顯現了他的緊張:

」加米涅夫同志!

我已收到你的通知。我認為我們應該據屬於你的報告而不要將這件事告知派系。老頭子是怎麼與托洛茨基建立通信的?Foerster(列寧的醫生之一)完全不需他這樣做。

約·斯大林」[33]

斯大林的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他恐懼列寧介入大會。利用他對於黨機構的控制,他無所不用其極地維持列寧的孤立,並向他的秘書和醫生們施壓強迫他們就範。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有通信的消息對他來說驚如天雷。這也是後來他與克魯普斯卡婭之間著名的爭吵,導致列寧與斯大林斷絕個人和同志關系的立即起因。「同日,」布拉諾夫寫道,「斯大林以最粗魯的取鬧得罪與克魯普斯卡婭,包括了不當的髒話和威脅。」[34]

在1922年12月23日,斯大林從一份由一名列寧秘書寫下的逐字稿中得知了列寧向大會建議國家計劃委員會應該要被重組。「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35]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聯盟的嚴重威脅。誠如布拉諾夫正確地指出:「我們必須記得在1922年秋季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主張與托洛茨基吻合,也與斯大林的立場完全相斥。[36]」因此,斯大林不可置信地開始竄改列寧的信。

列寧書於1923年12月22日的信內容如下:

「其次,我想提請代表大會注意,在一定的條件下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以立法的性質,在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37]

劃上重點的部分並沒有出現在原來的手稿上,它們也重大地改變了原意。布拉諾夫評論道:

「很可能的是,這份文件在1922年24至29日之間,當中央委員會委員們閱讀托洛茨基陳述他重組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計劃期間被」改良「過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於1922年變得相近。」[38]

在他的序言內,布拉托夫說道:

「至今仍然有對於斯大林是否在列寧這個時期口述文章後竄改了它們的揣測。我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高機密的文庫中找到了,並在此呈現,列寧著作被部分更改的證據。這些更高技術之高超讓列夫·托洛茨基一生都不知道他於1922年12月23日讀的列寧最重要的口述是被竄改過的。斯大林爐火純青的偽造和誤導手法一再讓史學家們吃驚。」[39]

雖然他的觀點仍然與托洛茨基的看法有天壤之別,但是這位前斯大林主義者無法掩蓋斯大林偽造了列寧的書信來蒙騙托洛茨基和黨列寧的看法是多麼相符於托洛茨基主張的事實。就連托洛茨基,如他所說,都沒察覺到這起騙局。

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聯盟由於列寧遭受第三次癱瘓他,讓他無法溝通的災難性中風而無法成真。利用了這個機會,由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三駕馬車」集團故意地將列寧的最後文件藏匿於托洛茨基。托也變成了一起由黨內機關惡意發起的鬥爭風潮的目標。「托洛茨基主義」的迷思在這是被發明來區隔列寧於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學派就此誕生。

這些被掩蓋的書信花了三個世代的時間才重見天日。他們提供了托洛茨基對於事件經過描述可信度的完全平凡。他們確鑿的譴責了斯大林主義者們的謊言和偽造。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證明了不論有多少的追殺和抹黑都無法消滅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理念。誠如托洛茨基寫道:「歷史的前進動力是真理,不是謊言。」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十月革命四周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5.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48.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74.htm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約·維·斯大林的便條並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問題的決定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35.htm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給約·維·斯大林、莫·伊·弗魯姆金的信和給秘書的指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列寧,英文版全集,第四十二卷,《給約·維·斯大林的便條並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問題的決定草案》注解,本書譯者自譯

[7]福季耶娃,《Iz Vospominanity》, P. 28-29,本書譯者自譯

[8]托洛茨基,《論列寧被藏匿的書信》(On 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2/12/lenin.htm,本書譯者自譯

[9]《KPSS v resolyutsiyalch I resheniyakh syezdov, kon/erentsii I plenumov Ts.K.》(蘇共各大會及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案集),1954,第一部分,P. 506-512,本書譯者自譯

[10]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倫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書譯者自譯

[1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我們該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2.htm

[1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寧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譯者注:在這裡,在英文版內談及必須要找一位 「more tolerant, more loyal, more polite and more considerate to the comrades, less capricious, etc.」的人來替代斯大林。中文版全集將此句翻譯為「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但是謙恭的部分也可以被理解為「忠誠」。有鑒於列寧在此期間,以及而後格魯吉亞事件(參見列寧,中文版全集,第五十二卷,《1923年3月5日致托洛茨基》以後所有信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中對於斯大林的評價,譯者認為在此應該被翻譯為「忠誠」。

[14]卡爾(E. H.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倫敦,1950,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98825/2015.98825.A-History-Of-Soviet-Russia-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_djvu.txt,本書譯者自譯

[1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一卷,《給第11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1/003.htm

[16]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寧最後的鬥爭》(Lenin’s Last Struggle),倫敦,1975,P. 48,本書譯者自譯

[1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關於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6.htm

[18]重現於托洛茨基,《斯大林偽造歷史》,第十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18.htm

[19]列寧,中文版全集,《就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給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條》,第四十三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47.htm

[20]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21]譯者注:英文版的《俄國局勢的真相》包括了《俄國局勢的真相和共產黨的任務》還有《斯大林偽造歷史》。這段話的翻譯源自於《斯大林偽造歷史》,第二十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20.htm

[2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寧值班秘書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3]同上, 作者的重點

[24]同上

[25]同上

[2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寧肯少些,但要好些》,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28]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寧值班秘書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29]引用於Moshe Lewin, 《列寧的最後鬥爭》(Lenin’s Last Struggle),倫敦,1975,P. 48,本書譯者自譯

[30]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寧值班秘書日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23.htm

[31]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列寧的遺囑》(Lenin’s Will),1994,P. 23,本書譯者自譯

[32]同上

[33]同上,P.  24

[34]同上,P.  25

[3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

[36]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列寧的遺囑》(Lenin’s Will),1994,P. 25,本書譯者自譯

[3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四十三卷,《給代表大會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6.htm,作者的重點

[38]布拉諾夫(Yuri A. Buranov),《列寧的遺囑》(Lenin’s Will),1994,P. 25,本書譯者自譯

[3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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