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承接《什麼是工人政黨？（上）》）

外國工人黨的歷史借鑑

工人政黨在國際上並不罕見，且在大部分西北歐國家都是主流大黨並多次執政過，其他國家也有非常顯著的工人政黨。日本從前的社會黨和現在的共產黨也是我們上述組織定義上的工人政黨。然而我們以下舉出的德國、英國、巴西、義大利和俄國範例，是歷史上最突出代表工人政黨如何興起又如何逐漸被工人唾棄的個案。

先把結論講在前頭：工人政黨的興盛是由於遵循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參與，他們得以爭取改良也是如此。而他們衰敗則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所造成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

先從歐洲開始，我們可以考察兩個有些許不同建黨過程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

雖然社會民主黨存在於很多國家，但德國社民黨的興盛過程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的親自參與讓它的演變有著重要代表性。

德國社民黨正式建立於1875年，是當時德國改良派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elle）和以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及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kt）並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有直接聯繫的馬克思派合併而成。社民黨是在德皇體制卑斯麥宰相治下仍施行《反社會主義法》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一開始是由運動者們建立的地下非法組織。

在這裡要注意的是，與現在不同，當時「社會民主」一詞其實就是指革命共產主義。「社會民主」的名稱從一開始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是不確切的，因為這個名稱會讓人以為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是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融合的（詳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和恩格斯「《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序」）。使用這個名稱實際上就是當時德國的馬克思派和拉薩爾派做出的一種妥協。然而後來在地下時期，由於馬克思派的革命路線在黨內和實踐上取得重大成果，快速將改良派邊緣化，也因此「社會民主黨」基本上倡導的都是共產主義的觀點和綱領。歐洲其他國家內效仿成立的社民黨也是如此。

也正是因為那時的社民黨具有革命共產主義的觀點，黨得以從一小批幹部開始迅速在地下環境內開展跟同時自己開始鬥爭的德國工人階級接觸，幫助後者組織工會對抗資本家，最後蔚為一股浪潮，從而逼迫德皇當局撤銷《反社會主義法》。社民黨和德國工運同時在合法環境下也迅速擴張，從而成為德國工人階級認定為他們階級代表的群眾大黨。

根據丹麥馬克思主義者瑪莉·佛萊迪克森（Marie Fredricksen）的著作。全盛時期的德國社民黨在1912年有907,112名黨員。在1914年，他們發行90份不同的日報，聘請了約3500名黨員全職從事黨務和黨報工作，而另有3000名黨員全職從事工會和附屬機構工作[1]。

然而，雖然從一小批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指導下的活動者們成功建立了群眾大黨，但是在當時德國資本主義也進入其衝刺成長階段，國家開始富有，擠進世界列強的隊伍。理解消滅社民黨已經是不可能的德國統治階級開始轉而透過讓步（如提高薪資、社會福利等等）的手段，讓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一層生活較為優渥的人士，尤其是開始直接賄賂、收買工會組織的領導。

在這個情況下，社民黨內部開始出現一批不再訴求革命，對改良資本主義有幻想的政治和工運領導，逐漸開始接受資本主義的永久存在，並排擠革命派的主張。在這個物質環境下，政治上公開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標性人物是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但後來更透過黨內首席理論家和馬恩兩人的學生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自己把馬克思主義扭曲到毫無革命性以後，讓革命派變成少數，主流則成為支持資產階級的改良派。最終，1914年，德國社民黨甚至支持德國統治階級發動帝國主義戰爭，並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決裂，放棄國際主義，也宣告了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社民黨內的斷流。

當然，德國社民黨先前贏得的群眾基礎和資源大到難以消散。因此在被納粹政權非法化一段時間後，又以大黨姿態在二戰後重獲新生直至今日。但是二戰後的德國社民黨也從未重拾其馬克思主義的根源，反而是一邊透過工人階級支持成為西德以及後來統一德國政壇兩大黨的其中一黨，但另一方面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服務，成為了典型的所謂「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幫辦」。幾次取得政權後居然開始攻擊工人階級的利益，大砍以前爭取到的社會福利項目，最後成全了保守派基督教民主黨在梅克爾（Angela Merkle）下的16年執政。於2021年重返執政的舒爾茨（Olaf Scholz）社民黨居然以「承諾繼續梅克爾政策」作為選戰標榜，並傳承了反工人階級的政策，更於2023年極力反對鐵道和運輸工人為了爭取自己權益而發動的罷工。

這種作為讓德國社民黨大幅流失基層工人的支持。如今，重返執政不到幾年後，社民黨的支持度暴跌至15%，不僅遠遠落後於剛剛下台的基督教民主黨（32%），更顯著落後於公開極右派並且殘渣著法西斯主義成員的「德國另類選擇黨」（23%）。如此趨勢下，我們不能排除德國社民會面臨他們法國同僚社會黨的命運：從一開始全國工人階級無可爭辯的政治代表，在背叛自己工人基礎後淪為邊緣角色。

英國工黨

在英吉利海峽遙望歐陸的英國，也有一個名為工黨的政黨，現今也是該國政壇內兩大黨其中之一，長年與保守黨競爭，但執政年數遠不及前者。工黨的興衰史雖然和歐陸社民大同小異，但是其形成有形式上的不同，值得我們深入考察。

和德國社民一樣，英國工黨的成立也跟馬克思主義有關係，但是其發展過程較歐陸社民為緩慢。緩慢的發展原因首先是先天性的問題，其一是當時在英國活動的馬克思派內的主流「社會民主聯盟」把持著相當宗派主義，故步自封的路線，並沒有積極與工人組織基層做出連結，而是以工會都是閹雞工會而拒絕與之互動，不聽從恩格斯的屢屢勸告拒絕轉向。另一方面，工會內少數激進活躍人士，如凱爾·哈第（Keir Hardie）雖然接受部分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仍然訴求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這派人士後來是建立了工黨前身獨立工黨。雖然恩格斯當時熱烈歡迎他們對建立工人階級政治代表所邁出的第一步，但也指出：「獨立工黨的策略十分含糊。」這也就是為什麼獨立工黨自己無法成為後來的群眾大黨：工黨。

工黨的正式成立則是起於1899年，在當時階級鬥爭劇烈的背景下，英國的最大工會聯盟（Trade Union Congress）在內部工會代表討論下表決成立一個階級政黨，英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羅布·蘇沃爾在他的著作《勞動者的事業：英國工運史》中敘述了工黨的成立過程：

「在1899年普利茅斯工聯代表大會上，溫和的鐵路服務人員聯合協會（該工會很快就會被塔夫谷的鐵路公司起訴）提交了一份歷史性的決議，呼吁國會委員會與社會主義和合作社一起召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獨立的工黨代表問題。經過激烈的辯論，卡片票以546,000票對434,000票的微弱優勢贏得了決議，礦工和棉花工會投了棄權票。這標志著一個決定性的變化，使成立獨立工人政黨的構想得以實現。

在短短幾個月內，1900年2月27日，來自69個組織的129名代表在法靈頓紀念堂集會，代表568177名工會委員會成員，成立了工黨。參加會議的組織由工會、獨立工黨、社民聯盟和費邊社組成，目的是在國會中促進勞工的利益。這次歷史性的會議是工人階級向前邁出的一大步，會議決定成立勞工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後來簡稱為工黨。」

雖然工黨成立一開始有眾多工會在工會聯盟的旗幟下直接參與，工會的表決票也制度性地在工黨歷屆黨大會中有巨大重量，加盟工會的會員會自動被給予工黨黨籍。但是，英國工黨並不如早其德國社民那樣被革命派主導，反而是改良派持續佔上風，在階級鬥爭上採取羞羞答答、支支吾吾的妥協路線。也因此雖然一開始有可觀工運基礎，但是爭取更大層群眾支持則是相當緩慢的過程，其中工黨也接收了不少從當時的大黨自由黨跳船來投靠的機會主義份子，更淡化了其激進程度。

然而，由於工黨是直接建立在工會組織上的政黨，工會基層的情緒變化終究也會傳達到工黨內部並撼動其領導層，為革命主張拓展可以發展的空間。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工黨長年都是各色改良主義領導的，但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也都有一席之地，不會被基層工人黨員視為異類。而且在階級鬥爭上揚，革命路線開始被基層接受的不同時段內，工黨的綱領也會有所動搖。

最指標性的改變莫過於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受俄國工人革命鼓舞的英國工人階級也將想要效仿俄國階級同僚的願望傳遞進工黨，迫使改良主義的費邊社領銜起草工黨的第四憲條，也就是把工黨的終極政治目標定義為「確保生產工具，分銷渠道和交易媒介均為共同擁有；各行各業由公眾管理控制，其制度已盡善盡美。建基於此，確保工人，不論勞心或勞力者，能盡享其工作成果。此等成果應以最公平的方式分配。」基本上，在激進基層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鼓吹下，英國工黨一度宣布自己是致力於廢止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政黨。

其後，工黨的整體支持度持續攀升，雖然緩慢，但於1924年1月終於入閣執政。但是這個首屆工黨政府卻是跟被擠到第三名的資產階級自由黨聯合組閣，並推舉極度改良派的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作為黨魁和首相。一開始就遭到所有資產階級的激烈抹黑和自由黨的挖角。腹背受敵的工黨又是被終於妥協路線的麥克唐納領導，因此不到10個月後第一屆工黨政府就宣布倒閣。

倒閣後，英國又經歷了如1926年總罷工的階級鬥爭浪潮以及巨大經濟危機。工黨再度獲得支持於1929年以第一席位數勝選。但是握有如此民意的麥克唐納不但沒有鼓舞工人階級奪取政治經濟權力，用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反而是宣布與保守黨和自由黨共同成立「全國政府」，朝野聯合。這至今被視為是歷史性的背叛，也讓工黨在一般工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受打擊，直到二戰結束為止。

二戰結束後，厭倦了邱吉爾保守政府囂張跋扈的英國群眾用選票將工黨送回政府。此時的工黨黨魁是改良主義者艾德禮（Clement Atlee）。雖然主觀上與麥克唐納沒有不同，但是在戰後英國經濟百廢待興的環境下，艾德禮政府訴諸了在老闆們同意下的大幅度國有化政策，並設立了國民健保署提供全民免費醫療服務和多項社會福利措施，但沒有廢止市場經濟。不久後英國和西歐都在美國馬歇爾計畫協助下的經濟起飛，讓這些福利國政策也得以鞏固。失業率在英國一度歸零。在這個情況下，廣大的工人階級以為資本主義已經成功被改良成社會主義了，革命沒有必要。因此這時的工黨締造了幾世代的死忠工人支持者。雖然不是革命，但工黨作為大黨的基礎也是在這時候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下鞏固的，而非羞羞答答的漸進改良。歐陸的社民此時也經歷了相同的發展。

然而這種改良也是在戰後資本主義復甦的異常前提下才有可能達成，一旦資本主義回歸於其整體衰落，那社會矛盾和危機也就接踵而至，改良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在戰後資本主義復甦停止後，歷屆成功勝選的工黨政府頂多是緩慢了保守黨對工人的攻擊，或是直接對抗工人罷工行動（如1976-1979年的工黨內閣）。先前工黨政府的國有化企業也逐漸在用公帑幫忙整頓後重新交回給資本家，在1980年代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執政時達到最高峰。90年代後，以布萊爾（Tony Blair）為首的資產階級份子更被允許打入工黨內，並控制了高層，持續執行了保守黨柴契爾的反工人政策，廢止了訴求跟資本主義決裂的第四憲條，日後更成為美國入侵伊拉克等帝國主義罪行的幫兇。讓工黨如此右傾被柴契爾本人稱之為她「最引以為傲的成就」。

布萊爾曾一度企圖切斷工黨和工運之間的連結，將工黨完全轉變成如美國民主黨這樣的純種資產階級政黨。然而工會和黨內的反彈讓他無法得逞，而工黨仍然保存了與工運的聯繫。因此在一定時間內，工人階級基層間的激進情緒仍然透過工黨的激進化表現出來。在布萊爾的繼承者布朗（Gordon Brown）所領導的黨於2010年敗選後，工黨進入了長年的消沈，直到黨內老左派國會議員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於2015年異軍突起成為黨魁，被視為是黨內「硬左派」掌門的時刻，激勵了黨內的工人基層，也吸引了大批年輕人加入工黨。黨員數從柯爾賓就任前2015年的201,293人在一年內翻倍，到了2018年達到552,000人。瞬間，工黨看似重獲新生。

然而雖然科爾賓為人正直，提出的綱領也相對激進，但最終他還是一位改良主義者，並試圖與黨內的資產階級派系妥協，儘管後者死命製造爭端和子虛烏有的抹黑企圖搞垮科爾賓。結果在一步步讓步下，科爾賓接受了極度不受歡迎的資產階級政策，例如保證重新舉行脫歐公投，儘管那是英國群眾早已厭倦關於脫歐的口水戰。最後科爾賓仍然在選舉內敗在保守黨強森（Boris Johnson）手下。敗選後的科爾賓又未曾正面回擊黨內反動派關於「反猶太主義」的抹黑，而是辭退黨魁，讓黨內右派再度有機可乘重掌大權，最後以凱爾·斯塔莫（Keir Starmer）的接任告終。

斯塔莫在就任工黨黨魁後開始對任何左派大開殺戒，開除或逼退大量中、基層黨員。科爾賓也被剝奪他在國會工黨黨團內的黨籍。右派獵巫的目的是讓工黨再次成為資產階級可以信賴的政黨，尤其是在保守黨開始被瘋狂小資產階級政客霸佔且失信於民的當下。然而工黨先前在工人階級之間建立的信用也終究會被用完。斯塔莫的右傾政策逼迫了部分工會出走工黨，甚至不准工黨籍國會議員聲援罷工。斯塔莫個人毫無魅力，不受工人青睞，在年輕人之間被憎恨，尤其是在他公開聲援以色列對加薩巴勒斯坦人的屠殺後。

雖然在執筆之際工黨民調大幅領先保守黨，如果今年英國舉辦大選很可能會大獲全勝，但這並不是群眾對斯塔莫的幻想，而是對保守黨瘋狂執政的深惡痛絕。但是我們也可以確信斯塔莫一旦執政也只能會做出對工人階級進一步的攻擊，與一般資產階級政府無異。

在這個情況下，工黨的未來還很難說，由於英國幾個最主要的工會仍然是工黨會員，黨的日後走向仍不明朗。但至此我們已經可以從英國工黨的歷史為台灣未來工人政黨得出一些重要教訓。

首先，跟德國社民的不同是，工黨是一個以工會組織而非一小批組織者開始的政黨。台灣目前的情況和英國較為相似，成立工人政黨的呼聲也是從部分工會內部發出的，也因此如果有人真的認真開始組黨，那也較可能順著類似英國工黨的輪廓進行。然而這就讓英國工黨的經驗更值得我們注意：黨的擴張都是在實行鬥爭和激進綱領的時期獲得的，而黨影響力和信用萎縮都是在黨的方向偏重改良主義和妥協時期發生的。黨也招來了一些資產階級人士進入高層，這會對整個工運和工人階級福祉造成禍害。

歸根究底，英國工黨欠缺的是一份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和領導，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長年在工黨內外鼓吹的理念。未來台灣的工人政黨也必須接納馬克思主義者到其陣營內，因為只有革命共產主義的理念和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願景才能夠真的締造一個能讓工人階級解放自身於剝削和壓迫的政黨。

巴西勞工黨

在大西洋的彼岸，南美最大國家巴西也有一個群眾工人政黨：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勞工黨的創黨人盧拉（Luis Inacio Lula da Silva）現任巴西總統，也在2003-2010年間就任過兩任巴西總統，當時蔚為全世界任內支持率最高的政府之一。巴西民主化的過程跟台灣的歷史有驚人的雷同，但勞工黨這個清楚帶領階級的政治組織是促成巴西民主化的主力。

與台灣一樣，巴西人民曾長年在軍事獨裁的統治下生活。1970年代末期，巴西群眾也開展了對獨裁的鬥爭，幾乎與台灣群眾的抗爭同時開展。然而不同於台灣民主運動主要是被黨外小資產階級自由派領導，儘管工人運動在其中有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巴西的民主化則是有清楚的工人階級領導。在此之前，盧拉是一個基層金屬工人，在經歷工殤斷指而求助無門的經驗後投身工運，並逐漸成為了冶金工人工會的領袖。

當時的盧拉以穿著著印有拉美共產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T恤到工人群眾之間倡導革命理念著名，更領導史詩級的「ABC大罷工」，不僅癱瘓了重要的聖保羅工業地區，更舉辦了當時巴西史上規模最大的群眾示威遊行。這場罷工也開始瓦解了先前工會都由軍政府爪牙控制的體制，如台灣國民黨黨國之下的黃色工會一般。在這些鬥爭期間，盧拉與巴西托派運動創始人馬里奧·佩德羅薩（Mario Pedrosa）進行了一場書信交流，隨後他決定創立工人政黨，將其命名為勞工黨。

勞動黨一開始的領導層除了盧拉和幾位工會領袖外，也包括各色知識分子以及前史達林主義者和托派組織成員。IMT巴西支部的一位現任領導同志塞爾吉·古拉特（Serge Goulart）當時也是勞工黨的創黨黨員之一。托派的參與確保早期的勞工黨在階級鬥爭延燒的背景下得以採取最激進且具革命性的主張和路線。

勞工黨由於創黨時期已經有客觀工人基礎，再加上盧拉那時的巨大個人聲望和激進的路線，勞工黨在全國快速突起。透過勞工黨，工運也得到了增強，巴西最大產業工會巴西統一工人中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是勞工黨於1983年串連成立的，並透過它發動了巴西歷史上第一次全國總罷工，以「立即總統直選」為口號對抗獨裁軍政府。將此時的巴西勞工黨描述為一場革命運動的領頭羊是毫不違過的。

被這場由勞工黨主導的群眾抗爭逼到窮途末路的軍政府開始在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暗中幫助下做出妥協，讓出許多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但也是在這個時候，盧拉身旁的改良派對他的影響越來越大，他本人也因為沒有清楚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被改良派「務實」、「可行」的言詞說服，革命派被邊緣化。

勞工黨從第五次黨大會開始逐漸放棄任何具革命性質的綱領。盧拉也為了企圖擔任資產階級政府而非工人政府的總統而脫下了T恤，穿上了西裝，跟統治階級份子來往，甚至開始反對一些傷害資本家利益的罷工。最後，盧拉成功說服巴西資產階級主流和美國帝國主義：勞工黨不是革命政黨，更不是共產主義政黨。這一切的歷史，請參考古拉特同志的著作《巴西勞工黨的戰鬥緣起和走向建制化的演變》。

在經過跟台灣非常類似的90年代法治轉型後，盧拉終於在2003年勝選擔任總統。此時勞工黨早就不是革命政黨，明文捍衛資本主義。但是盧拉就任的同時全世界也經歷了一場原料價格上漲，讓出產多種原料的巴西經濟獲利。盧拉政府也透過突然增加的政府收入推動了多項社會福利政策，例如「飢餓歸零」（Fome Zero）和「家庭荷包」（Bolsa Familia），讓巴西社會內最貧窮的人和工人階級家庭生活一時之間得到顯著改善。經濟起飛的環境也讓資產階級和美國帝國主義苟同這些政策，來防止巴西走向更激進的委內瑞拉革命路線。

然而在這一切的前提下，首度執政的勞工黨也進入了一段迅速腐化的時期。接受了資產階級政治規則的他們也開始吸收了許多統治階級人士入黨。關於勞工黨官員的貪腐弊案層出不窮，其中有些更是吃相難看。

此外，雖然勞工黨曾扛起了推動巴西民主化的大任，但黨內制度卻非常不民主。除了腐敗官僚肆意操縱章程和會議外，黨也相當仰賴盧拉的個人聲望，至今仍是如此。盧拉的個人意志經常會推翻民主制訂出的決議，黨也幾乎是圍繞著盧拉個人的政治需要和想法運轉。如此黨就不會是群眾民主運作的政治載具，而是盧拉的選舉機器。當然，這一切缺點歸根究底都是因為盧拉和勞工黨領袖們接受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的。

與盧拉個人生涯緊密相連的勞工黨在盧拉完成兩屆總統任期後推出了盧拉欽定的繼任者羅塞夫（Dilma Rousseff）擔任勞工黨總統候選人。雖然還是當選，但是在全世界進入經濟危機而巴西經濟不再成長的前提下勞工黨的支持率雪崩式下滑。聲望不及盧拉的羅塞夫也迅速淪為人人喊打的政客。由於歷年來勞工黨貪污醜聞不斷，看到羅塞夫開始失控的巴西資產階級和美國於是透過巴西法庭製造一場名為「洗車行動」的司法政變，最終罷免羅塞夫，讓時任副總統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黨政客特梅爾（Michel Temer）執政。

特梅爾任期結束後的2018年總統大選內，勞工黨仍然維持主要大黨地位提名聖保羅市長哈達德（Fernando Haddad）為總統候選人。令人跌破眼鏡的是，群眾對勞工黨的厭倦之極讓近三分之一具選舉資格的選民寧可被罰錢也不投票（在巴西，投票是法定義務，不投票會遭罰），最後讓有「熱帶川普」之稱並公開懷念軍政府獨裁的極右狂人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勝選，震驚世界。

博索納羅的瘋狂政見和執政紀錄國內外報導汗牛充棟，本文不再贅述。但其下流程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宣稱「（我的下體）軟不下來！（imbrochável）」，此後列為選戰口號之一。這個字在巴西葡萄牙文內專指此事，並非隱喻。博索納羅的齷鹺程度讓台灣的韓國瑜望塵莫及。勞工黨居然輸給這種人，可見其群眾基礎喪失之程度。

博索納羅任期內的失控程度是巴西資產階級和美國帝國主義無法容忍的。然而一時之間巴西政壇內，包括勞工黨，也沒有可以跟博索納羅抗衡的政治人物。最後他們不得不把他們在「洗車行動」後關進牢獄的盧拉請出山，在與金融資本關係匪淺的資產階級政客阿爾克明（Geraldo Alckmin）聯手參選的前提下與博索納羅對決，在2022年以些微差距險勝後者，執政至今。但是這次重返執政的勞工黨是在「捍衛民主」口號的背後幫助資產階級重建被破壞的資本主義秩序，毫無任何階級訴求。

在資產階級嚴密監督下，現任勞工黨政府已經沒有本錢像2003-2010年那樣實施大規模改革。盧拉本人也從過去誠心訴求革命的勞工變成了老練的政客，熟練煽情、演戲、關說、斡旋的技巧。現在盧拉的支持率大約38%，雖然不算太慘，也遠遠低於他於2010年卸任時的87%。在世界資本主義面臨巨大危機的前景下，第二屆盧拉政府不可能不採取攻擊工人利益的手段維護資本主義，但這也會讓更大一批人唾棄勞工黨，訴求一個新的，真正的工人階級革命黨。

巴西勞工黨的經歷除了再次印證激進戰鬥路線才是擴大工人群眾支持，而革命共產主義綱領才能貫徹始終改變社會的道理外，也為台灣的讀者們帶來一個前革命工人領導和政黨如何能被收編的例子。雖然台灣沒有工人政黨或工人總統，但是也不乏前左派或工會領袖被收編成資產階級政治侍從的例子。未來的台灣工人政黨絕對不能，也沒有時間重蹈覆徹了。

義大利共產黨

上述提到的三個例子目前仍然存在，但他們持續存在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執行著工人階級的意志，反而是資產階級的有用侍從。然而，歷史上也有巨大工人黨最後從人間消失的例子，至此我們就需要看看義大利共產黨的例子。

和德國社民和巴西勞工黨一樣，義共也有革命性的緣起，是為既有義大利社會黨內的革命派為了效仿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成功革命，進而同改良派決裂而加入了由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導的共產國際，自稱義大利共產黨。創黨後黨內有不少非常突出的革命領袖，其中最著名的不外乎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不幸的是，當俄國革命逐漸開始進入史達林主義化的官僚獨裁墮落後，共產國際本身及其各國支部都在莫斯科的策劃下接受官僚化的組織方式，並開始接受各種反馬克思主義，但為史達林主義官僚所依仗來維護自己特權的思想，尤其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即一個國家內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國際革命則可有可無），以及階級合作的革命階段論（在無產階級革命前，無產階級必須要幫助資產階級）。

本文無法詳細闡述史達林主義的形成原因和其與馬克思主義水火不容的性質，但讀者可以參考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以及泰德·格蘭特和艾倫·伍茲的著作《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

然而簡單來說，義共在這個環境下也被改造成史達林主義組織，排擠以托洛茨基主義者為首的革命共產主義者，成為了外交上主張同蘇聯友好，內政上支持「開明」的、「進步的」資產階級，而非工人自己奪取政權。

然而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上台後，被非法化的義共轉入地下，開始艱苦地與法西斯和納粹主義搏鬥。在此期間他們成為義大利地下反法西斯游擊戰的一支力量，透過這樣的鬥爭也在很多革命工人之間建立威信。在二戰結束後，義共轉回地上化，但支持資產階級勢力成立新資本主義政府來取代法西斯。

戰後的義共雖然支持資本主義，但仍然獲得當地工人的支持。黨控制了幾乎所有工會，包括義大利總工會（CGIL）。在1940-1990年代期間義共一度是西歐規模最大的共產黨，1947年具有兩百三十萬名黨員。1970年代仍有一百七十餘萬黨員。光是共青團就有15萬人。1976年義共在當年的大選中也得到了34%的選票。其作為義大利工人階級的政黨之地位無庸置疑，而且是在「共產主義」的名義下贏得如此支持度的。這樣的成長背後伴隨著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很多支持義共的工人都冀望黨會為他們奪取政權。

然而又一次，錯誤的政治領導會讓工人階級失望。就算義共揮舞著讓資本家們顫抖的紅旗，但在西歐的所有史達林主義共產黨都沒有真正訴求奪權，跟資本家們一樣懼怕群眾。義大利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佛萊德·偉斯頓在《處於革命邊緣的義大利——70年代的教訓》一文中解釋道：

「革命的前景是真實的。工人階級本可以奪取政權，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悲劇在於多年來義大利共產黨采取的改良主義立場與議會外左翼無法與寄希望於共產黨的工人群眾建立聯系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1977年變得非常明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義共和CGIL（義大利總工會）領導人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列寧和葛蘭西的真正繼承人，義大利後來的歷史就不會是工人的失敗史。我們會看到一個從上到下都發生了變革的義大利，一個由工人政府掌權的義大利，一個共產主義的義大利。」

多次背叛工人的義共只能看著失望的工人和年輕黨員們轉身而去。1970年代全盛時期後開始流失黨員和選票。但是黨的領導人們見狀不僅沒有結論他們應該放棄妥協並開始戰鬥，而是斷言他們的「共產主義」外衣「太過激進」，讓一般選民怯於支持。

最終，在蘇聯瓦解和世界多個史達林主義政權倒台的浪潮下，多數義共領導自行決定義大利不再需要一個工人黨和共產黨。於是他們於1991年與其他資產階級政黨協商，公開放棄共產主義和工人階級觀點，改名為左翼民主黨，幾年後逐漸與其他資產階級政黨合併形成如今的義大利民主黨，完全切斷了與工會和工人階級的關係，讓曾經擁有巨大政黨捍衛他們的義大利工人階級任由長年資產階級專政宰割。這也為近年來接二連三透過騎劫基層群眾不滿情緒的極右派政黨有機可乘，工人階級會繼續付出代價。

俄國布爾什維克

看到了這麼多失敗的例子，我們不妨看看一個成功的例子。誠然，成功絕非易事，但俄國布爾什維克是歷史上唯一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且成就了全世界第一個工人民主國家的工人政黨，讓工人階級真正掌握社會主導權，並從此改變世界歷史。

布爾什維克是如何做到這點的歷史是所有誠心期望改變社會的人必須認真、細心學習的。在此我們無法細述其經驗內的所有重要教訓，但是筆者大力推薦艾倫·伍茲的著作《布爾什維克通往革命的道路》以及羅布·蘇沃爾和伍茲的新作《捍衛列寧》。這兩本書是迄今對於如何建立布爾什維克主義革命黨最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值得任何有志之士細讀。本文在此著墨的僅是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並簡談其如何帶領工人階級奪取政權。

布爾什維克其實源自於於1898年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俄國社民工黨的成立背景與德國社民黨類似，是由一小批當時嚮往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學生革命者一開始形成的。那時，俄國處在沙皇獨裁和大部分人民生活在極度落後的農業生活內，但同時也有一小撮城市在外國資本的投資下發展了最新的大型工業技術，並產生了無產階級。也由於這些城市儼然形成了俄國的經濟命脈，在這些城市內勞動的工人階級也同樣掌握著改變社會的潛力，儘管他們在整體人口內佔少數。

同時，落後俄國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資本和沙皇獨裁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毫無動機和能力去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儘管如此的革命可以讓他們獲利。他們寧可不要資產階級民主，也不願見到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發動革命。於是，爭取資本主義民主的政治任務就落在了工人階級肩上。

不過，托洛茨基也在《總結與前瞻》中解釋道，當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為了捍衛新政權，他們不會停留在完成資本主義的任務，而是必須要進入到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作，如建立一個計劃經濟，才能夠守住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如果要完成和永遠生存，工人革命就必須要在國際間擴散，最終在全世界終結資本主義。

俄國社民工黨內一開始並沒有很大政治共識，有眾多領袖、派系。但是最理解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訴求工人階級獨立路線的派系就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雖然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這個名稱是在1903年社民工黨在倫敦的黨大會由於同孟什維克（即少數派）就組織條例發生爭論而得名，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很多時期都居於少數，而逐漸明顯主張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的孟什維克呈現多數派。雖然兩方一直到1912年才正式拆夥，但在那之前兩方基本上是在社民工黨的名義下各自行動。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路線和列寧對理論訓練的堅持讓他們得以渡過顛沛流離的歷史潮流，組織的成長並不是直線性的。從幹部訓練以及在工人之間開設《資本論》閱讀小組開始，布爾什維克和工人階級的連結是首先透過報紙開辦和發行，然後贏得越來越多工人成員後將他們訓練成革命幹部組織者，並開始參與罷工組織和有原則的參與選舉，藉此逐漸累積在更廣闊工人之間的影響力。在適當的時候，他們也參與選舉並多次成功當選，但主要遵循的策略就是如本文上篇提到的議會戰術，而當任何擔任公職或民代的黨員違背了黨的決定會遭到黨紀處分。

但是黨也經歷了幾次歷史事件造成的挫敗而一度流失大量基層黨員，如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後，整個群眾瀰漫著失意的氣氛，沙皇得以重新鞏固政權。這個情況讓工人階級頓時喪失革命意願，社民工黨和布爾什維克也因此遭到打擊，並且在內部造成傾向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壓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沙俄在群眾之間煽動的好戰情緒也讓黨建工作相當困難。正是在這些時候，列寧所做的就是在最精銳的布爾什維克和世界社會主義幹部之間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幹部如何理解當下的情勢並且等待轉變的契機。

果然，1917年二月，聖彼得堡的女工自發在國際勞動婦女節當天發動抗議和罷工，並迅速延燒成一場自發性的革命，迂腐的沙皇政權應聲而倒，但以由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主導的臨時政府代之。此時，列寧和托洛茨基各自都意識到這個臨時政府最終不會實現革命的願望，而是為統治階級消滅革命。於是兩人也各自從流亡海外返回俄國，透過當時已經在俄國境內約8000名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力量大力在工人群眾內擴張階級獨立和揭發臨時政府的資產階級本質。

隨著臨時政府反革命的本質越發明顯，越來越多先前對孟什維克有幻想的工人開始轉向布爾什維克。後者也開始在當時到處竄起的蘇維埃（工人議會）內被工人民主選舉成多數。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群過激工人發起武裝抗議，時機過早而布爾什維克必須派人出面勸阻，但被臨時政府誣陷為策劃謀反的「七月日子」。但不久後，極右翼沙皇軍閥柯尼洛夫卻對臨時政府失去耐心而發動武裝叛亂，而布爾什維克則是透過與鎮壓他們的臨時政府形成聯合陣線來對抗柯尼洛夫，最後打敗後者的正確策略，成功、正當地贏得更大一批工人和農民的支持。瞬間黨員增長到數萬人，並取得更多工會的支持和連結。

最後，在俄國舊曆10月24日，布爾什維克在所有蘇維埃的支持下宣布俄國蘇維埃共和政府的成立，從此改變世界。

雖然幾經波折，但布爾什維克最終仍然是工人階級群眾的革命領導，並成功奪取政權，開始向社會主義轉型過渡。雖然而後經歷了由國際革命孤立、落後內部環境、21支外國軍入侵和血腥內戰等等前提下造成的官僚化墮落，成就了史達林的奪權，但史達林主義的所有政策綱領跟列寧主義毫無關聯，反而重拾了相當多孟什維克的階級合作路線，教唆外國共產黨犯下一再錯誤，使革命無法擴散。這最終也為1990年代的蘇聯瓦解鋪路。

史達林主義絕非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產物，而是後者的掘墓人。列寧和托洛茨基所倡導的路線沒有重複本文上述其他例子所犯下的錯誤，而是將目標清楚設定在讓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終極目標上，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朝著這個目標建立黨和逐漸將階級鬥爭理念推廣於工人階級之間，幫助工人組織，強化了階級，最後贏得了勝利。

因此，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經驗是任何訴求工人政黨的人必須接見的正面經驗。在本文付梓之際，列寧逝世已百年。但是他畢生推廣的理論至今仍適用於今日的情勢。任何誠心想要改變勞苦大眾被壓迫現狀的有志之士都有責任看破統治階級對列寧的一切抹黑，認真學習他和布爾什維克黨的理念和經驗。

社會改良還是革命？

至此，我們從外國幾個顯著的例子上可以看到：他們之所以可以興起是因為他們曾把持著革命性的綱領和觀點。而他們沒落則是因為脫離了這種立場。工人政黨的整個存在意義是推翻資本主義，讓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逐漸讓階級本身消亡，而不是改良資本主義，讓統治階級維持他們的地位。

當然，有人可能會以為我們革命共產主義者都在「無限上崗」，認為任何小抗爭都應該要上升到發動革命的程度。這當然不是如此。革命情勢畢竟不是革命黨或工人政黨「發動的」，而是群眾自己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革命工人黨的任務是在革命情勢出現的情況下帶領階級成功奪取政權，沒有什麼「創造運動」、「創造革命」之嫌。

當然，在沒有革命情勢的時候，抗爭還是會出現，譬如個別工人會發動罷工抗爭爭取利益。在這種情況下，跑到糾察線上高喊「總罷工」或者「奪取政權」無疑是荒誕的。在各種情況下，都需要透過提出過渡訴求的手法將具體抗爭的需要連結到社會改變的必要上。但是任何戰鬥的工會工人都知道：如果一開始就從老闆的觀點來降低、妥協自己的訴求，而不是勇敢提出工人真正需要的事情，那最後則會什麼都要不到。罷工一開始就要提出最勇敢的訴求，最後才有可能得到一點讓步。

工人政黨在個別議題上的立場也是要如此。任何有機會為整個階級爭取到的改良當然要最戰鬥性地去爭取。但是跟工會不同的是，工人政黨的任務是不斷向群眾展現任何的改良都頂多是暫時的。列寧也曾經解釋過，改良不過是統治階級懼怕喪失地位時向工人階級做出的讓步，算是革命的副產品。在必要時機，任何改良都會被統治階級搶回去。也因此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才是真正永久鞏固任何改良的方法。當然，社會主義會為所有勞苦大眾帶來遠遠高於改良的生活改善。

在探討了國外幾個顯著的先例後，讓我們看看台灣歷史上的一些失敗經歷，為我們未來的台灣工人政黨刻劃出更明確的輪廓。

（請見下篇續文）

注釋

[1] Marie Fredricksen, The Revolutionary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Wellred Publishers, 2022, P.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