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者按：

本文作者藉由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第一章中針對1848革命失敗的評論，討論馬克思認為「革命」在什麼條件下可能會步入困境，又應該走向何方。

對當代的讀者而言，1848是一個遙遠的年份，當時的世界格局與今天也大不相同。彼時工業革命尚處在年輕的階段，歐洲各封建王朝仍然四處林立，雖然法國大革命已經過去近一甲子，但歐洲的整體格局仍然更深刻地受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影響。在拿破崙被打敗後，梅特涅試圖重整歐洲舊有的封建秩序，透過維也納會議清除民主革命帶來的影響。

然而革命是無法透過政治合謀被清除的。1830年，波旁王朝在法國復辟的16年後，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人民再次推翻波旁王朝，擁護路易菲利普建立七月王朝。有趣的是路易菲利浦的政府在18年後亦迎來了1848年革命，歷史在歐洲大地上又一次押了韻。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馬克思就1848年革命的具體進程進行了分析。對今天的讀者而言，除了當作歷史故事來閱讀，我們仍可以注意本文的主軸：「變革社會的嘗試與困境」，並借此思考我們當前的處境。歷史學家多伊徹時常對比歷史上不同階段的革命，如果今日勞動者被壓榨仍然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如果爭取勞工的解放仍舊是我們的首要目標，那麼馬克思的分析與批判就仍保持著鋒芒。我們在此誠摯邀請讀者與我們一同思考。

時代背景

本書最初是卡爾．馬克思於1850年在《新萊茵報》的〈政治經濟評論〉之中陸續撰寫的一系列時事評論文章，並由馬克思的摯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將這一些文章彙整過後，加上自己回頭檢視歷史並加註評論而寫成的導言，於1895年重新出版。這本書收錄的評論文章，所涵蓋的時代範圍約略從1848年的法國二月革命直至1850年夏勒．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即後來的拿破崙三世）於總統任期內廢除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普選權，對這段期間的社會脈絡與階級結構的政治經濟評論。當中彙整出的內容，第一章描寫的是巴黎工人六月起義，最後一章則描寫當時還是總統的拿破崙三世廢除法國公民的普選權，以及波拿巴分子與秩序黨在議會間的權力拉鋸。而關於馬克思對1850年後法國政治經濟的評論，則是馬克思發表於《革命》月刊上的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本文分析的章節，即第一章〈1848年6月的失敗〉描述了從1830年推翻君主專制的波旁復辟王朝，由路易－緋力一世建立君主立憲的奧爾良七月王朝開始，到1848年六月巴黎工人起義失敗後的這段期間。它對於巴黎工人六月起義之所以發生及失敗的原因作出了全方位的論述與解釋，包含其時代背景、政治局勢、歷史事件、社會脈絡、經濟狀況、階級結構……，等各項物質基礎條件，論證了巴黎工人六月起義的前因後果與其為何失敗，以及這場失敗的革命如何為往後的革命帶來成功的價值。

一、七月王朝的統治

書中最先引用了七月革命勝利後，銀行家及法國首相雅克．拉菲特脫口而出的一句：「從今以後，銀行家要統治國家了」作為開頭。接著開始剖析了在七月王朝時代的階級結構。

首先馬克思指出，七月王朝的政權並不是一個由所有資產階級普遍掌握的民主國家，而是議席被資產階級當中的頂尖分子，即金融家、鐵路大亨、煤鐵和森林的持有者所壟斷，他們在本書中被稱為金融貴族，當中的代表人物有末任首相法蘭索瓦．皮耶．紀堯姆．基佐（實際上的最後一任首相路易－馬蒂厄．莫萊任期極短）。而次要的資產階級，即工廠主等工業資產階級，加上學者和律師等中產階級的代表，則作為議會中主要的反對派與相對少數派，當中的代表人物有知名經濟學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至於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則完全被排除在議會政治之外。

由於七月王朝統治階級的腐敗等諸多原因，使國家陷入了財政困難。馬克思舉了當時在法國一起著名的弊案論證當時議會的腐敗，許多眾議院議員和大臣透過其職權，強迫國家出資私營的鐵路建設，而事後，卻發現眾議院多數派的全體議員包含一部分內閣大臣，都或多或少的持有這些鐵路公司的股份。（鐵路產業在當時歐洲金融市場的地位極高，引發了嚴重的泡沫經濟，為方便理解可大致類比為現今台灣的房地產。）

這樣公庫私用的腐敗對法國當時嚴峻的經濟問題自然是火上加油，法國不可避免地也就在財政困難的泥沼裡越陷越深。然而，由於七月王朝的統治從前述來看已明顯依附於這些金融貴族，因此七月王朝無法對這些人加太多稅或進行財政改革，比如法國政府曾試圖進行郵政改革，卻遭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抗議。而只能透過不斷發行公債來解決，而法國則不得不透過最不利的條件來向這些銀行家借款，也就是高利貸。

而這則導致了金融貴族透過交易所的金融波動，更進一步地去掠奪小資產階級等群眾。這些金融貴族透過自己對國家不穩定的財政的了解及各種國家秘密，以及在內閣與議會上對國家信用體系和公債發行的控制，在債券市場上製造急遽的價格波動，也就是割韭菜。這種市場波動常使得小資產階級的投資者傾家蕩產，並使得這些金融貴族賺取暴利，更進一步衝擊法國政府與資本市場的信用體系。

由於國家的財政赤字越高，對於這些投機者越有利，因此作為統治階級的這些金融貴族反而不斷在加重法國的負債。馬克思舉例論證這點：在七月王朝的最後幾年，法國當時的年均出口總額通常都低於7億5000萬法郎，然而每年的非常態國家開支卻都接近4億法郎。也就是說，法國不計正常預算，每年光是臨時編列的非常年行政開支，就超過了年出口總額的一半。這對本身就已經面對財政困難的七月王朝無疑是一記重擊。

此外，在外交政策上，由於基佐政府在瑞士內戰中高調支持保守派的神聖同盟與瑞士獨立聯盟政府，並對自由派的瑞士聯邦政府施壓。這個神聖同盟是由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普魯士王國這三大國在擊敗拿破崙後組成的，並扶植了波旁王朝的復辟，基佐政府在國內除了獲得統治階級本身的支持外，可說是兩面不討好。

首先，支持天主教會的保守派本身對於七月王朝的世俗化傾向已經長期不滿，並不會因為基佐政府對獨立聯盟的支持就轉而擁護七月王朝，而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對於基佐政府背叛革命支持神聖同盟的行為自然更是怒不可遏。此外，由於拿破崙戰爭將大西洋革命傳播到東方，隨後爆發的1846年波蘭獨立起義以及1848年義大利革命先後遭到神聖同盟鎮壓而死傷慘重，更加深了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的怒火。

二、七月王朝的垮台

於1845年和1847年先後爆發的兩場席捲全歐洲的經濟危機，幾乎是壓垮七月王朝與基佐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1844年晚疫病的爆發使馬鈴薯產量大減，這場瘟疫在1845年夏季傳入法國北部，在法國造成了饑荒與物價飆漲，嚴重衝擊了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生計，與此同時金融貴族卻透過囤積糧食和哄抬價格等方式賺取暴利。

法國政府在饑荒中打擊平民並保護屯糧者，以及不公正的法庭審判，更加速了七月王朝的滅亡。舉例而言，在饑荒中由婦女領導的比藏賽糧食騷亂中，比藏賽的無產階級要求屯糧者以公平的價格販售糧食未果後，圍攻了屯糧者的穀倉，而隨後一名地主開槍打死了示威者，導致群情激憤而升級了抗爭規模。最後，法國政府應屯糧者要求，從其他城市將軍隊調入比藏賽進行鎮壓，更處決了幾名示威者並將無數示威者判處苦役。

而在1847年，隨著英國在1840年來鐵路狂熱造成的泡沫經濟終於破滅，引來了席捲歐洲的1847年恐慌，造成大量商人、工廠與銀行破產。工業革命後，英國的生產力大幅增長，但運輸能力的不足則可能導致英國面臨產能過剩的經濟威脅，因此鐵路就在那個時代成為了重要的金融資本，把持了鐵路形同把持了經濟命脈。當時的喬治．哈德森一個人就壟斷了約1600公里的鐵路，更藉此踏入政界，代表保守黨先後擔任了約克市市長與下議院議員。而在1840年左右英國的鐵路技術得到了突破性的發展，引發了一大波投資浪潮，英國政府也通過了許多相關法案鼓勵發展，大量的熱錢隨之造就了鐵路狂熱中嚴重的泡沫經濟。

到了1845年，隨著投資熱潮達到巔峰，這個泡沫逐漸出現破滅的跡象，許多鐵路股票投機者在1845年秋季破產，之後更隨著愛爾蘭大饑荒的衝擊、信貸收緊、供給過剩（許多無意義的路線被投資與興建）、內線交易、股價回落等諸多因素，整個鐵路股市在1847年秋季徹底崩盤，並連帶造成工商業與金融業的崩潰，隨之影響了全歐洲。

由於工商業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受到的衝擊最大，過去作為議會內的少數派的工業資產階級也開始無法忍受金融貴族的統治，因而倒向了革命派，聯合小資產階級舉辦多場宴會運動抗議金融貴族並要求擴大選舉權（當時法國大約只有24萬人擁有選舉權）。隨著宴會運動被基佐政府禁止，於是在1848年2月，七月王朝便迅速在二月革命中垮台了。

三、第二共和的建立

在二月革命中，除了金融貴族以外的幾乎所有階級都團結支持革命，因而給革命者創造了許多對於未來法國的美好幻想。然而實際上，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來源於各階級間的妥協，參與二月革命的各個階級彼此的利益是對立的。這也讓許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於新政府有過錯誤的期待。

在國王路易菲利浦一世遜位後的臨時政府組成，實際上只是反映了革命中各階級在社會上的權力結構，在臨時政府中無產階級的代表僅有路易．讓．約瑟夫．夏爾．布朗以及亞歷山大．馬丁（人稱工人阿爾伯）兩人而已。而在路易－緋力一世退位後的動盪時期，對巴黎擁有事實上的統治權的實際是當時在街壘作戰的武裝工人，而非新組成的臨時政府。從路易緋力一世在2月24日退位並成立臨時政府後，當時主導臨時政府的阿方斯．馬里．路易．德．普拉．德．拉馬丁和雅克－夏爾．杜邦．德勒爾直至2月25日中午都不願意宣布成立共和國，並聲稱在街壘中的革命者無權宣告共和國的成立，只有法國的多數國民有這個權利而已。也就是說剛即位的路易－緋力二世在這期間仍是法理上的國王。

然而這次在街壘中作戰的革命者已經記取了七月革命的教訓，決心不再被資產階級欺騙而讓法國再出現新的國王，因此仍未解除武裝的他們決定透過武力爭取共和。弗朗索瓦－樊尚・拉斯拜爾於是代表巴黎的無產階級前往市政廳聲明此事，命令臨時政府在兩小時內宣布成立共和國，否則他則要帶著20萬人回來質問。當時革命者仍未解除武裝且街頭的街壘也仍未拆除，臨時政府此時唯一能動員的武裝力量只有鬆散的國民自衛軍，因此共和國很快就被宣告成立了。廣泛的普選權也隨著共和國的建立而得到了落實。

臨時政府原先承諾會保障工人的生存權與就業權，然而過幾天便成為了空頭支票。於是兩萬名被糊弄的工人湧向巴黎市政廳抗議，要求政府成立專責的勞動部負責勞工事務。臨時政府於是迫於壓力下成立了一個常設於盧森堡宮的諮議委員會，負責找尋改善工人生活的辦法向臨時政府提供建議。然而這個盧森堡委員會實質上只具備諮議性質而沒有任何實權與預算，畢竟財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對於資產階級而言就已經是勞動部了。

這就好比現今台灣的勞動部不論在哪個政黨的主導下，都時常被勞工譏諷為「資動部」。以最近的案例為例，當台鐵工會抗議低薪血汗的排班制度時，三百多名工會成員遭到台鐵報復性懲處，而勞動部卻認定台鐵的行為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後來在2019-2024六年的纏訴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兩度判決工會勝訴。然而理應幫助勞工的勞動部卻反過來跟著台鐵公司一起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隨後最高行政法院獨創了將民事契約中對等雙方坐下來釐清權利義務的概念應用到權力不對等的公務員勞雇關係的創新法學見解，用來做出將台鐵員工視為已經「默示同意出勤」的政治性判決，推翻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所有判決使工會敗訴而難以再上訴，無視於工會的抗爭行動本身已是「明示的不同意」。

因此馬克思便在書中諷刺道：「（臨時政府）在財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銀行和交易所近旁，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禮拜堂，這個禮拜堂的兩個祭司長路易．勃朗和阿爾伯所負的任務就是要發現樂土，宣告新福音，並使巴黎無產階級有事可做。與任何塵世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同，他們既沒有任何經費預算，也沒有任何執行權力。他們得用自己的額骨去撞碎資產階級社會的柱石。盧森堡宮裡忙著探求點金石，而市政廳裡卻在鑄造通用的錢幣。」

由此可知，事實上無產階級在臨時政府中幾乎沒有什麼權力，工人的訴求只能透過一個虛無飄渺的盧森堡委員會在體制中表現出來。而在臨時政府中，工人的代表僅有負責盧森堡委員會的勃朗和阿爾伯兩人，形同是被安排在臨時政府邊緣位置的僅具象徵性的代表，國家機器的運作實質上全部在資產階級手上。而盧森堡委員會不具實權的事實則證明了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與資產階級並存的情況下完成革命，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否則將自己寄託於資產階級統治下原子化的體制內改革是注定無法成功的。

隨後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構成，即雇傭勞動，工人被資產階級雇傭並組織勞動即是資本主義下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基礎。因此法國的革命狀況受制於法國當下的生產關係即物質基礎，而一個國家的物質基礎則受制於其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地位與世界市場的規律，馬克思對1848年革命的分析也提醒我們，資本主義並不是孤立存在於單一國家之內，而是嵌入世界市場與國際分工之中。因此，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被理解為某一民族國家孤立地完成自身建設。 

而無產階級在這幾個月內數次的抗議中，雖然大多都得到了臨時政府小幅度的短暫的改革，然而這些改革都無法解決無產階級最基礎的生活問題，且這些改革許多都在短期內被快速撤銷。馬克思便提出了無產階級必須成為社會革命利益的匯聚中心，在社會結構中無產階級必須處在一個能將各項資源與利益匯聚在一起的地位，才能夠行塑出革命的主體以及革命的內容與策略。而法國當時的無產階級雖然發動了數次具規模的抗爭，但因為並沒有去把握機會控制生產資料以及經濟命脈，以及過於冒進並未在革命進程中起到將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納入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作用，也招致了六月起義的慘敗。

與此同時，盧森堡委員會依然起到了作用。在過去，無產階級的言論通常無法通過報社的審查，然而盧森堡委員會作為正式的政府機構，法國政府的機關報《總匯通報》則不得不刊登盧森堡委員會的社會主義宣傳。這也讓臨時政府的資產階級突然睡醒，開始使用各種謊言安撫無產階級。臨時政府通過宣傳大革命中「博愛」的口號，藉此隱藏法國的階級分野與利益衝突，表示法國人是因為一些誤會才分裂成不同的階級，並將臨時政府稱為「消除各階級間所存在的可怕誤會的政府」來宣傳這種博愛，以展開意識形態再生產工程（阿圖塞的理論）。此外，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被推翻的七月王朝的金融貴族也可以藉此機會大肆回歸新政權的統治機構。

馬克思引用了幾段《新萊茵報》的評論形容後來六月起義失敗後的狀況，當中包含這一段：「二月革命的最後一點正式的殘餘物——執行委員會——已像幻影一樣在嚴重事變的面前消散了；拉馬丁的煙火變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砲火。這就是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剝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對立的階級之間的博愛，這就是在二月間所昭示的，用大號字母寫在巴黎的三角牆上、寫在每所監獄上面、寫在每所營房上面的fraternité。用真實的、不加粉飾的、平鋪直敘的話來說，這種博愛就是內戰，就是最可怕的國內戰爭──勞動與資本間的戰爭。在6月25日晚間，當資產階級的巴黎張燈結彩，無產階級的巴黎在燃燒、呻吟、流血的時候，這個博愛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戶前面燒毀了。博愛只有在資產階級利益還和無產階級利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繼續存在。」

國家信用和金融市場的私人信用體系又像七月王朝那樣再次被金融貴族玩弄，而過去七月王朝留下的成堆國債也成為了新政權面臨的問題。這些金融貴族質疑共和國無法償付過去七月王朝發行給他們的債權，使得共和國在剛成立不久後便開始瘋狂地採取各種政策討好這些資本家，比如在償付期限未滿時就先支付了大量的利息來維持國家信用。而這些凱旋回歸的金融貴族看見臨時政府這樣提心吊膽任人宰割的模樣，則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儘管臨時政府表面上看起來財政充裕到能夠送出大量利息來彰顯自己的信用，然而實際上的財政困難仍是無法掩飾的。也因此臨時政府開始向小資產階級開刀，宣布憑藉儲蓄銀行存摺取款的金額不得超過100法郎，其他存放在儲蓄銀行的存款則直接被充公，存摺便成了債券，形同向儲蓄者強制發售了無利息、無還款期限的永恆國債，用以應付臨時政府的財政困難避免信用徹底崩潰。而由於領到的只剩債券，生活困難的小資產階級只能將這些債券拿到金融貴族交易所，將這些國債賣給那些高利貸者，於是資本又再一次回流到金融貴族手中了。

接著，臨時政府頒布新政策，對農民加稅，使法國絕大多數人民負擔了更重的生活成本，並將這些對於農民的稅法包裝成對大地主加稅來欺騙巴黎等大城市的無產階級。

再接下來，由於建立社會主義的主張與「解放工人」的口號形同對現有生產關係的破壞，進而破壞新政府對於資產階級的金融信用，因此臨時政府決定開始回過頭清理這些沒事整天抗議的工人。

四、六月起義的失敗

臨時政府首先開始了「用無產階級來對付無產階級」的策略，資產階級共和國試圖將部分工人階級組織進國家武裝，在國民自衛軍當中編列了24個規模1000人的別動隊，招募主要是15歲到20歲間的青年無產階級，當中的成員大多來自幫派分子和盜賊等流氓無產階級， 使原本可能成為革命力量的階層被納入國家機器。 

同時這也是另一項意識形態再生產工程。當這些新的別動隊行走在巴黎的街頭上時，無產階級反而對他們高呼萬歲，因為無產階級們誤以為這些別動隊是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以為他們是那些街壘戰士。認為這些別動隊不同於其他的國民自衛軍，而是屬於無產階級自己的軍隊。

除此之外，臨時政府當時的公共工程部長，亞歷山大－皮耶－托馬－阿瑪布爾．馬利．德．聖喬治，並沒有按照路易・布朗所設想的工人合作生產模式建立制度，而是建立了以公共工程與失業救濟為主要形式的國家工廠，將大量失業者編入其中，以為國家的公共建設提供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然而臨時政府沒料到的是這些被編入國家工廠的勞工反而成為了日後革命分子當中重要的一員。

馬克思用「露天的英國習藝所」來諷刺這個國家工廠。在英國1834年通過的濟貧法當中，只允許政府透過將貧民安置在習藝所的方式來救濟貧民，然而這些習藝所實際上工作條件極其惡劣，被當時的人民譏諷為「窮人的巴士底監獄」。

然而由於國家工廠讓失業者得到了工作，因此國家工廠也就變得像現今右翼口中的移民一樣，成為了統治階級的代罪羔羊，讓小資產階級得以對國家工廠與當中的工人肆意發洩自己生活的不順遂。

之後在3月17日事件中，工人對臨時政府的不滿逐漸浮上檯面。在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即後來的巴黎公社委員會在名義上的主席）與亞歷山大．泰奧多爾．德薩米的領導下在國民自衛軍總部前發動示威遊行，要求讓革命回到正軌，限制資產階級的閣員在臨時政府中的權力，並要求延期國民議會與國民自衛軍的選舉，拒絕在居民尚未得到解釋、不清楚遊戲規則的情況下肆意改選，讓選舉在資訊不對等中淪為資產階級的遊戲。而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出於對工人力量的害怕，也跟著到巴黎市政廳前開始抗議，要求臨時政府中較為左傾的亞歷山大．奧古斯特．賴德律－洛蘭下台，使得平時反對臨時政府的勞工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地打出賴德律－洛蘭和臨時政府萬歲的口號。

4月16日事件則是政府與巴黎資產階級共同為工人羅織的莫名其妙的罪名。當時巴黎的許多無產階級在戰神廣場舉行集會討論國民自衛軍的選舉，並為共和國籌措捐款，然而突然有謠言在巴黎各處快速傳播，表示這場集會是由勃朗、布朗基、拉斯拜爾和埃蒂耶納．卡貝等人領導的武裝工人，意圖進攻市政廳發動政變建立共產主義政府。總集合警報立刻發布，無數代表團跑去向臨時政府宣示效忠要拯救祖國，巴黎全城高呼要打倒共產主義者，賴德律－洛蘭、拉馬丁和阿爾曼．馬利．法蘭索瓦．帕斯卡．馬拉斯特領軍準備鎮壓，一個小時後十萬名全副武裝的國民自衛軍就堵滿了所有通往市政廳的街道。直到集會結束，工人們前往市政廳準備將募集的愛國捐款獻給政府時，才驚訝地發現自己剛才居然在一場陰謀中被擊敗了。

而4月16日的陰謀實際上是臨時政府在為強化自己對巴黎的掌控鋪路，在這場鬧劇結束後不久，臨時政府便以這場「未遂政變」為由將軍對召回巴黎，於是巴黎除了國民自衛軍外便有了正規軍的駐紮，可以隨時用於對工人的清洗。

試圖要求延期選舉的抗爭並未成功，5月4日時新的國民議會召開了第一場會議。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制憲國民議會佔據了壓倒性優勢，就連波旁王朝和奧爾良王朝的擁護者也得假裝自己是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被正式宣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不是二月街壘戰士想像的那個共和國，而是被資產階級重新塑造的國家。

5月15日無產階級再一次發動抗爭，要求國家成立勞動內閣，然而國民議會與執行委員會（取代臨時政府的後繼機構）在這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被正式宣告成立後已不再需要無產階級的妥協，議場中出現了大量挑釁和羞辱工人的發言，執行委員會頒布了如禁止集會等多項挑釁無產階級的法令。接著，就連資產階級自己主導的國家工廠也成為了用來開刀的對象，最開始執行委員會先是用各種手段阻止工人進入國家工廠、修改工資計算方式已降低薪資。再接著，執行委員會開始欺騙非巴黎出身的國家工廠勞工，告訴他們索隆拉呂有工作，便把他們驅趕到索隆拉呂。6月21日《總匯通報》公告將把所有單身工人從國家工廠中驅逐或編入國民自衛軍，這成為了引爆工人怒火的最後一根稻草。

隔天，6月22日，工人們透過發動巴黎工人六月起義來回答執行委員會的新政策。這場起義是1848年革命中一次如此鮮明地呈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共和國直接武裝對抗的重大事件，也是近代無產階級政治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在這之前也發生過少數幾場階級戰爭，比如1819英國的彼得盧屠殺和1831的里昂工人起義，但在階級分野、組成結構、起義目標、衝突規模等要素上都不如六月起義明確），成為革命史上的一大轉折點。

六月起義儘管是去中心化而沒有統一領導和共同計畫、沒有經費和充足武器，然而參與六月起義的工人依然拖住了巴黎的國民自衛軍和從外省調來的正規軍長達五天。而法國政府為了報復工人的起義，屠殺了高達三千多名的戰俘。

馬克思在此總結道，巴黎的無產階級並未在二月革命後的四個月中意識到自己需要積極組織革命奪取政權，僅爭取體制內的改革，而到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已經做好展開清洗的一切準備，而開始故意挑釁無產階級後，才遲遲被動地被迫發起革命。這點注定了六月起義慘烈的失敗。

然而馬克思接下來表示，六月起義的失敗並不代表這些工人死得沒有意義，相反，他們用生命為世界革命上了寶貴的一課，告訴世界各地的無產階級不能相信資產階級主導的國家機器展開體制內的改革，而必須積極組織革命以隨時準備奪取政權。

馬克思接著闡述了法國無產階級對於世界革命的重要性，由於法國忙於內戰使得神聖同盟識破了法國無力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實，因此導致神聖同盟更加肆無忌憚地壓迫匈牙利、波蘭、義大利等地區。因此只有當法國的無產階級推翻了法國腐敗擁腫的資產階級政府取而代之，歐洲各地的無產階級才能獲得解放。

當革命的主導權落入資產階級手中， 二月革命的勝利便迅速轉化為六月的屠殺。這正是六月起義留給全世界革命者最深刻的教訓：沒有獨立於資產階級之外的革命組織，沒有明確奪取政權的政治綱領，工人階級的力量便可能一次又一次被利用、分化，最終反過來成為維持舊制度的工具。 

對我們而言，六月起義不是一段供人憑弔的革命史，而是一項仍然活著的政治遺產。我們認為，台灣工人階級真正需要的，不是等待某一個政黨或團體替我們修改資本主義，而是建立一個能夠把工人、青年與被壓迫群眾的鬥爭統一起來的革命組織，培養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能力的革命幹部，並將日常鬥爭提升到爭奪政治權力的層次。 

馬克思以此作為文章的結尾：

　　「只有六月失敗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國能夠擔起歐洲革命首倡導作用的條件。只有浸過了六月起義者的血之後，三色旗變成了歐洲革命的旗幟－紅旗！

　　於是我們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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