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是西班牙內戰爆發90週年。 在這場革命與反革命的殊死較量中，數百萬的工人和農民奮起反抗，英勇對抗法西斯主義。儘管他們最終被擊敗並遭到殘酷鎮壓，但他們的鬥爭在工人階級的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至今仍激勵著今天所有的階級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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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就在本期雜誌付印之際，敘利亞東北部羅賈瓦革命的最後殘存力量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

(編者註 : 2026八月底敘利亞政府與羅賈瓦達成協議，這場革命走向了終局)

同時，我們也必須努力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因此，本期《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將專門探討這些重要運動的經驗。

相似之處

西班牙革命與羅賈瓦革命之間存在著若干驚人的相似之處。

首先，兩者都與內戰緊密相連，舊國家的權威在內戰中瓦解。在西班牙和羅賈瓦，面對極端反動之敵的毀滅威脅，一般民眾都拿起武器，組織起來保衛自己的社區。

在此過程中，群眾建立起自己的基層工農民主機關。這些機關以街區、村莊和工作場所中的「革命委員會」或「人民委員會」的形式出現，並開始接管社會的運作。

在兩場革命所贏得的重要社會與民主成果中，女性的地位居核心。女性拿起武器，加入革命民兵，同時也在後方承擔至關重要的角色。

兩場革命都帶有濃厚的無政府主義色彩。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工會聯合會——全國勞工聯合會（CNT）在西班牙革命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其領導人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事態的發展。在羅賈瓦，領導革命的政黨民主聯盟黨（PYD）自稱堅定擁護「民主邦聯主義」——這是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Öcalan）的意識形態，它深受無政府主義者默里·布克欽的「自由意志市政主義」影響。

無政府主義者自己也引以為傲地強調這共同的思想脈絡。大衛·格雷伯——可以說是21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者——把羅賈瓦的發展形容為「自1930年代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實踐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政治實驗之一」。^[1]

在肯定兩場革命令人鼓舞的進步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一個悲劇性的事實：兩者最終都失敗了。

在這兩場革命中，革命的敵人都得到了外國列強的支持，而羅賈瓦和西班牙共和國寄託在所謂「民主」帝國主義列強身上的希望，也都遭到了背叛。但他們的失敗，不能僅僅歸因於帝國主義的陰謀與背叛。

關鍵在於，在這兩場革命中，其領導人都為了專注於純粹的軍事鬥爭而壓制了運動中革命性的社會一面，結果反而是兩方面都受到了損害。

在西班牙，工人和農民被阻止奪取地主與資本家的大部分財產。領導階層為此辯稱：只有一個廣泛的、跨階級的、為捍衛資本主義共和國而戰的“人民陣線”，才能擊敗法西斯主義；只有在實現這一點之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

在羅賈瓦，也出現瞭如出一轍的邏輯。人民保衛軍（YPG）民兵和基層委員會受到民主聯盟黨領導層的束縛。後者為了確保與當地阿拉伯酋長、鄰國以及美國帝國主義結成軍事同盟，而淡化了革命綱領。

歸根究底，兩場革命的領導人始終把形式上的民主，置於鬥爭所提出的根本社會與階級問題之上。這非但沒有增強這兩場運動，反而在政治上削弱了它們，為失敗埋下伏筆。

這種相似性並非偶然。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和敘利亞民主聯盟黨的錯誤，都源自於無政府主義本身的根本問題。

國家

自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誕生以來，二者就被視為相互對立的革命理論。但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卻往往被諸如第一國際和俄國內戰之類的具體歷史爭論所掩蓋。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關鍵的政治分歧，在於國家問題：這是任何革命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

今天人只要生活在社會中，就不可能不碰到國家那令人生畏且無所不在的權力。我們首先在它的軍隊、警察、法庭等機構中看到它，但也在龐雜的文官官僚機構中看到它——後者幾乎監控並幹預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國家遠非什麼中立的仲裁者，也不是供民眾集體管理社會的論壇；它的存在首先是為了保護老闆和地主的財產與利潤。無論我們談論的是軍事獨裁，還是自由主義的議會民主，國家的存在都是為了維護「秩序」──也就是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

只要看看政府與大企業之間數不清的勾連、各國針對工人運動的壓制性立法，以及一系列國家對世界人民的帝國主義式劫掠，就能看清事情的真相。國家從根本上來說不過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如果說統治階級的經濟權力是其統治的基礎，那麼國家就是維持這種統治不可或缺的手段。

社會上大多數人所受的壓迫都與國家聯繫密切，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的。他們的分歧在於這種連結的本質，以及我們為之奮鬥的革命應對它採取何種立場。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爭論，常常被描述成這樣：一邊，馬克思主義者籠統地維護國家及其警察、軍隊和官僚機構，但堅持工人階級必須用自己的國家機器取代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另一邊，無政府主義者則力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徹底廢除國家。

例如，根據格雷伯的說法：「那些馬克思主義者來了，警察還會在那裡。人數說不定還會更多，對吧？無政府主義者來了，整個結構都會被改變。人們會被告知，警察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2]

因此，無政府主義者通常把馬克思主義者稱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而把自己稱為「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或「反國家社會主義者」。

然而，這其實是對雙方立場的一種扭曲。

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主張廢除現存的國家機器：全部廢除。馬克思在1871年寫道：「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3]

那麼，舊國家究竟該由什麼來取代──如果確實需要某些東西來取代它的話？ 馬克思在論述1871年巴黎公社時——他曾把公社讚譽為「終於發現的、可以藉以實現勞動在經濟上的解放的政治形式」——這樣解釋道：

「民族的統一不是要加以破壞，相反地，要由公社在體制上、組織上加以保證，要透過這樣的辦法加以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於民族、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4]

恩格斯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把國家描述為“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其最壞的方面必須立即加以剪除，直到新的一代能夠“把這整個國家廢物拋到垃圾堆裡去”。

那麼，在這些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構想中，國家還剩下什麼呢？本質上就是被壓迫者有組織的力量，用來對付剝削者的反抗——即「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把它描述為「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 ^[5]

所有這些思想都被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繼承並加以捍衛，這部著作寫於他在1917年領導俄國工人奪取政權前僅幾個月。從那時起，這些思想就一直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核心。

無政府主義的道路

從上文可以清楚看出，馬克思主義者最後爭取的是一個沒有國家、擺脫一切壓迫的社會。事實上，諷刺的是，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無政府主義最重要的原因。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一詞源自古希臘語，意為“沒有統治者”，通常被概括為“反對國家”或“廢除國家”。但無政府主義理論實際上主張什麼呢？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是第一個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人。他大膽地論述了國家必須被「解散」乃至「摧毀」的必要性。但他對於如何實現這一點的構想，與馬克思提出的革命性的「摧毀國家政權」相去甚遠。

蒲魯東非但沒有號召工人奮起從統治階級手中奪取政權、進而拆毀其國家機器，反而堅決拒絕任何形式的爭取政權的鬥爭。用他自己的話說：

「如果社會革命是由政治革命帶來的，那麼它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害。」^[6]

相反，他相信國家會隨著工人合作社和互助團體的擴展而逐漸解體——這些合作社和團體彼此進行交易，自行接管國家的各項職能。而在此期間，國家的壓迫機器則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巴枯寧和彼得·克魯泡特金與蒲魯東不同，他們認為國家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被廢除。他們設想國家會在一場自發性爆發的革命中被一舉清除，而這場革命將同時從人民群眾中湧現。

和馬克思一樣，他們主張以群眾建立的民主公社取代國家官僚體系。然而，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是國家權力的延伸，因而對齊加以拒絕，也拒絕以政黨作為領導和組織起義的手段。

在他們看來，這些做法必然導致國家一切禍害的復闢，無論那是資產階級國家還是工人國家。相反，社會革命的任務應由各公社在地方層級完成，彼此之間只進行自發性和自願性的協調。

兩人都承認需要某種共同的力量來保衛革命，例如工人民兵，但他們堅持這種力量必須由自治團體的聯合體組成，不存在任何中央權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中任何組成部分。

歸根結底，無政府主義的一切變體都主張把資產階級國家架空，而不是直接奪取並將其摧毀。在這一點上，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不過是提出了一種加速版的蒲魯東主義。

按照這個策略，革命只能在純粹防禦的基礎上應對剝削者及其國家的反抗：公社只有在遭到攻擊時才起而戰鬥，指望資產階級國家最終自行消亡。在羅賈瓦，這被賦予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名稱——“保護玫瑰的刺”，即一種“和平共處”的政策，只有在遭到攻擊時才訴諸暴力衝突。

但無論是在羅賈瓦、在西班牙，或是在巴黎公社，這項策略最終導致的結果始終如一：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在奪取政權這一步前戛然而止，從而讓資產階級國家原封不動地存續下來。

簡言之，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想要廢除國家，而正是因為他們並沒有這麼做。

雙重政權

理論上的錯誤必然導致實踐中的災難。無政府主義者在國家問題上錯誤的策略，恰恰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時期變得最為觸目驚心也最為危險。

在每一場革命中，群眾都會自發性地創造出民主機關──公社、代表會議（「蘇維埃」）或各種委員會──來保護和擴大自己的運動。這些革命民主的群眾機關的產生，從來不是由某個政黨或個人所決定的；它們是從運動中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的。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為無政府主義圈中常見的那種崇拜自發性、拒斥領導的傾向提供了支持。但革命並不會隨著民主機關的創立就宣告結束。最終，會出現一種「雙重政權」的局面：這些機關與原有統治階級的國家形成對峙。

雙重政權的局面從根本上來說是不穩定的，最終只會以兩種方式之一收場：要麼工人委員會推翻舊國家，要麼統治階級重新掌控局面、鎮壓革命。然而，無政府主義的策略卻企圖把這種令人痛苦的僵持局面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指望那個「非國家」最終使舊國家變得多餘。在實踐中，這是致命的。

費利克斯·莫羅在其傑作《西班牙革命與反革命》中寫道：

「階級合作其實潛藏在無政府主義哲學的核心之中。在反動時期，它被無政府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壓迫的仇恨所掩蓋。但在雙重政權的革命時期，它必然會浮出水面。」^[7]

在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領袖曾誇口說，他們本來可以在1936年7月奪取政權，但由於拒絕任何形式的政權，他們拒絕這樣做。

結果，資產階級國家——連同它的將軍、文官系統和議會機器——得以重整旗鼓、重振聲勢，把工人和農民的勝利成果一一奪回。而最諷刺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部長們竟然在11月加入了政府，其藉口是：既然工人和農民控制著民兵和革命委員會，國家實際上就已經不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了！

無政府主義領導人最終重複起社會民主主義的那套觀點，這並非偶然。無政府主義在實踐中蛻變為改良主義，因為兩者都把抽象的「民主」置於階級鬥爭之上。他們主張資產階級國家和工人國家同樣糟糕，因此既不為前者、也不為後者而鬥爭，而只為籠統意義上盡可能廣泛的「民主」而鬥爭。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羅賈瓦，那裡的資產階級國家可以說還要更為孱弱。民主聯盟黨在領導創建了自治的民主機關之後，又在其上架設起一套自由主義議會制政權，同時把兩者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格雷伯在2016年明確點出了這個問題。他解釋說：“這正是人們在革命性的雙重政權局面中會預料到的情形”，並補充道：“雙方不只是結成同盟……而實際上是由同一場運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由同一批人一手建立起來的”。 . ^[8]

他對羅賈瓦革命唯一的建議，就是把這種安排「正式化」。但雙重政權的局面無法在紙上解決。要麼資產階級被推翻、其國家被摧毀；要麼工人被擊敗、其委員會被摧毀。

民主聯盟黨非但沒有摧毀國家，反而實際上重建了它，同時保護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財產。這使羅賈瓦的革命進程陷入停頓，為庫德人乃至整個地區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於是，無政府主義這種在和平時期口頭上如此革命的思潮，一到革命與內戰的時期就變得保守起來。而一種在革命時期不再革命的「革命」意識形態，又有什麼用呢？

布爾什維主義

那麼，怎麼辦？從巴黎公社的經驗到羅賈瓦的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要保存並擴大屬於被壓迫者的新生革命政權，唯一的辦法就是領導他們直接從舊統治階級手中奪取政權。

事實是，人類迄今最接近用被壓迫者的民主自我組織去取代壓迫性資本主義國家的一次，正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領導這場革命的，正是無政府主義的那幾個眼中釘：列寧、托洛斯基和布爾什維克黨。

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4月的綱領，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其他一切要求和口號都被明確地同這一點聯繫在一起。而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布爾什維克真的把它付諸實現了。

布爾什維克依賴革命的工人和農民，使蘇維埃成為全國唯一的政權。為此，他們不得不克服俄國國內外其他「共和主義」政黨的瘋狂抵抗與譴責。

從這個意義上說，布爾什維主義可以被視為言行一致。與此相反，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許諾自由與民主，結果卻把鬥爭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界線之內。正因如此，列寧在體面社會和無政府主義圈子裡都同樣遭人痛恨。

但必須承認，無政府主義運動內部既有改良主義的一翼，也有革命的一翼，正如歷來有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改良主義者一樣。關鍵的差異在於：改良主義者必須修改、扭曲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為階級合作辯護；而一個同改良主義徹底決裂的無政府主義者，則必須放棄無政府主義者最神聖的信條──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拒斥。

我們歡迎一切為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建立工人自治而奮鬥的同志。我們只想補充一點：僅僅在地方範圍內自發性地為此而奮鬥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國際範圍內組織起來，建立一個能夠把這些經驗教訓付諸實踐的革命政黨。

這並不是什麼留待遙遠未來的計畫。未來一段時期，新的革命將不可避免地到來。讓我們做好準備，把西班牙、羅賈瓦以及世界各地革命者為之獻出生命的自由理想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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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大衛·格雷伯：羅賈瓦為何重要”，Novara Media，Youtube

^[2]  D·格雷伯：“敘利亞、無政府主義與訪問羅賈瓦”，The Anarchist Library，2017年7月2日

^[3]  K‧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衛紅出版社（Wellred Books），2021年，第41頁

^[4]同上，第45–46頁

^[5]  F·恩格斯：“恩格斯致茨維考的奧古斯特·倍倍爾”，《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進步出版社，1982年，第275頁

^[6] 轉引自G·伍德科克：《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一部傳記》，Black Rose，1987年，第75頁

^[7]  F·莫羅：《西班牙革命與反革命》，衛紅出版社（Wellred Books），2022年，第42頁

^[8]  D·格雷伯：“前言”，《羅賈瓦革命》，Pluto Press，2016年，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