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革命共產主義者再度參選學生會:校園政治的一個重要信號
最近英國革命共產主義學生的一則消息值得注意:今年又有學生同志投入大學學生會選舉。像雪菲爾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 Anton Parocki 跟卡地夫大學 (Cardiff University) 的 Alice Nicholson 已宣布再次參選學生會會長,號召學生為一個「革命性的學生會」而戰。對於許多台灣學生來說,學生會選舉只是校園裡一場例行公事,伴隨著極度低迷的投票率跟當選票數。但英國同志的經驗提醒我們:只要革命者敢於提出清楚的政治立場,即使是在看似平淡的校園選舉中,也能打破原本沉寂的學生政治。
一、學生政治為何如此空洞?
在許多大學裡,學生會選舉早已變成一種形式。候選人談的是福利、活動與各種行政改善,但很少觸及校園真正的權力問題。學生會名義上代表學生,但實際上卻很少有機會參與那些校園內對學生影響深遠的重要決策。

這並不奇怪。現代大學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校園中的重大決策,例如預算如何分配、哪些科系被削減、哪些工作被外包、哪些勞動條件被壓低,通常都掌握在校方管理層與董事會手中,而學生與教職員工往往只能被動接受。學生會在這樣的結構中被安排成一個「參與」的渠道,但這種參與往往只是象徵性的。
正因如此,校園政治很容易被去政治化。問題被描述為「溝通不足」或「行政需要改善」,而不是權力與利益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會對許多人來說,只是累積履歷、建立人脈的機會。
但對革命者來說,這正是事情的核心。校園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空間,而是一個反映社會階級關係的場所。因此,革命者參選學生會的重要性就在於:把這些被隱藏的權力問題重新帶回公開討論之中。
革命共產主義者並不是因為對學生會本身抱有幻想才參選,而是要利用這個公開舞台,把被壓下去的問題重新提出來:誰在決定大學的運作?為什麼校園裡不斷出現外包、削減與勞動壓迫?學生會究竟是學生發聲的平台,還是校方治理的一部分?
當這些問題被提出時,學生會選舉就不再只是「誰比較會辦活動」的競賽,而會重新變成一場真正的政治辯論。
二、英國學生同志的經驗
英國學生同志今年再次參選,並不是憑空開始的。去年在卡地夫大學的學生會選舉中,一位公開以革命共產主義綱領參選的候選人取得了將近一千票,約佔總票數的一成以上。對一個明確提出革命政治綱領的候選人來說,這是一個相當顯著的成果。

這樣的結果說明了一點:一旦有人敢於提出清楚的立場,學生其實願意參與真正的政治討論。許多學生對現狀的不滿其實早已存在,學費上升、生活成本壓力、課程削減、校園勞動條件惡化,所缺乏的是一個能夠把這些問題連結起來的政治解釋。
英國同志的參選正是在填補這個空缺。透過公開演講、討論會與校園宣傳,他們不斷把校園問題與更廣泛的社會矛盾連結起來:教育的市場化、公共資源的削減、資本主義危機對年輕世代的衝擊。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生會選舉成為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它讓革命政治進入原本被去政治化的校園舞台,也讓更多學生開始接觸革命共產主義的觀點。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今年英國同志再次投入選舉。去年的經驗已經證明,只要革命者敢於提出鮮明立場,就能在看似冷漠的校園中打開新的政治空間。
三、對台灣學生的啟發
這樣的經驗對台灣學生同樣具有啟發性。因為台灣的校園並不是沒有矛盾。高教工會多年來揭露高等教育體制中的勞動問題,而最近台大的「新月台」爭議,更讓學生開始正面面對校園中的勞動壓迫與權力結構。
在這場事件中,學生走進課堂,高喊口號,要求校方正視勞工權益。這說明了一件事:學生並不只關心自己的課程與活動。一旦清楚理解情況,學生完全可能站出來,將自己與校園勞工的處境連結起來。
然而,如果沒有清晰的政治方向,這樣的憤怒往往很容易被消解。校方可能拖延處理,學生會可能被迫選擇妥協,而原本尖銳的問題最後只剩下一些行政調整。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校園抗議往往難以持續的原因。
也因此,要達成校園內的變革,跟達成全社會的變革一樣,是需要有一個常態建構的理念性團體推動的。這樣的團體必須要給予一套清楚的政治理論和綱領之上,並且善用校園內各種舞台去推廣我們的理念。這本身就是在活絡真正的校園民主,無異於台灣英勇的異議性社團的傳統。
學生會選舉本身當然不會改變整個制度。但它可以成為一個起點。透過選舉,我們可以推廣讓學生開始思考校園權力結構、理解資本主義教育體系,並理解如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起點。這正是革命共產主義者在英國再次站上學生會選舉舞台的意義。我們臺灣革命共產黨全力支持英國同志的競選,也希冀在未來,我們能夠成為台灣學生政治改變的起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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