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中间偏左的政府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都深陷危机。改良主义已经撞上了现实的礁石，在这个紧缩的时代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满足工人和青年。丹尼尔·莫利剖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并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这样的领导人指明了在捍卫既往成果的斗争中前进的道路。 (按：本文原文发布于2016年9月14日

如果以最宏阔的视野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就能辨认出一个个泾渭分明的政治经济时代：例如19世纪末的上升期、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时期的深刻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分崩离析，以及二战后的新一轮上升期。其中一个突出的趋势是：上升期往往伴随着改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壮大，而下行期则伴随着它的衰弱以及两极化。这个过程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机械性的，任何概括都必须附加极为严格的条件、允许例外存在。尽管如此，这样一种规律似乎确实真实存在。

当今时代有许多独特之处。但有一点清清楚楚：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深刻衰落的时代——这场衰落自2008年以来大大加速，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与我们相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史无前例的蜕化、衰落甚至灭亡。

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2016年4月2日报道，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支持率已跌至70年来的最低点，过去几年间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 「在去年举行全国大选的五个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成员国中，社会民主党人在丹麦丢掉了政权，在芬兰、波兰和西班牙创下史上最差战绩，在英国也距这样的谷底仅一步之遥。」就连「天生」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也已「成熟」为一个更接近寻常的国家，紧缩与私有化一样。

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影片仿佛已经倒著放了几十年。这些经济体中几乎唯一还在成长的东西就是不平等，而且人人心知肚明。众所周知，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几年内甚至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根据《卫报》（ The Guardian ）2016年5月19日报道，1998年至2013年间，美国工人阶级的净资产缩水了53%。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则报导：「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负资产或其他难以挣脱的羁绊，锚定在破败的社区里。他们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他们的劳动市场参与率正在下滑。申领残障津贴的人数正在攀升。阿片类处方药泛滥成灾。」（《金融时报》，2016年）

因此毫不奇怪，《经济学人》（2016年3月19日）最近发现，美国工人觉得「欧巴马是为不工作的人服务的」（即超级富豪）。 「引人注目的是，对总统的赞扬大多被对国家现状的愤怒所淹没……当被要求概括奥巴马先生时，这些男人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他是个好人、是个令人失望的人、是个『了不起的演讲家』……是一个未能约束超级富豪及其政治影响力的人。」文章也补充道：「仓库工人杰夫·麦柯迪（Jeff McCurdy）描述了同事们靠时薪14美元的工资拉扯家庭的艰辛。 ‘他们的孩子连所需的健康食品都吃不上……他们还纳闷人们为什么一肚子火。

这些现代生活的事实所指向的那个无可回避的结论，竟然连这份头号资本主义报刊自己也作了暗示：

「工会会堂里的这些男人们想要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外国贸易伙伴必须支付足以维生的工资、遵守全球环境规范……他们强烈地感到，这个经济体制是故意做局坑他们的；他们想要对资本主义作出比主流政客所能兑现的更大的改变。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读者不妨读一读凯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为《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杂志撰写的文章，看看这些「主流政客」究竟如何看待工会会堂里那些愤怒的男男女女（或如该文所称的「白人工人阶级」），就能得到一份坦白的交代。威廉森在文中露骨地写道：

「关于这些机能失调、每况愈下的社区，真相是：它们死了活该。从经济上讲，它们是负资产。从道德上讲，它们无可辩护。忘掉你们那套廉价做作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式的’废话吧。忘掉你们对挣扎中的铁锈地带工厂城镇的假仁假义，忘掉东方要忘掉的人’废话吧。忘掉你们对挣扎中的铁矿论Burke）对此有意见，就连艾德·伯克也一并忘掉。 Trump）的演讲让他们感觉良好，奥施康定（OxyContin）也是如此。

事实是，这类先生女士们从来都是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的；如今的不同之处在于，全世界广大的工人阶级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如今也与统治阶级一样，热切地怀有这种对工人阶级的仇恨。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安吉拉·伊格尔（Angela Eagle）、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之流对本党工人阶级选民的鄙夷，看上去比保守派还要更甚。

英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并无二致。在英国各地，我们都能看到破败的商业街，街上仅有的新店舖是一元商店。自2008年以来，每40个新增就业机会中只有1个是全职职缺。工作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零工时合约的活计。英国经历的去工业化比其他任何大国都更严重，尽管铁锈地带和资本主义腐朽的残骸如今已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仍在进行的对Sports Direct公司的调查揭露：这家大公司连法定最低工资都不支付，不准工人上厕所休息，仓库里甚至发生过好几起分娩，因为公司拒绝给产假和病假。 Sports Direct集中体现了全国范围内对工人阶级地位的全面进攻；真正需要的是对整个英国资本家阶级的审判——他们与Sports Direct的老板迈克·阿什利（Mike Ashley）毫无二致。同样，英国百货公司BHS一面倒闭、老板们一面中饱私囊，这正是为整个英国资本家阶级写下的一句贴切的墓志铭。

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

事实上，我们正​​在目睹的是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深刻危机的开端。所谓的反建制情绪不仅侵蚀社会民主党人，也侵蚀主流右派。这一现像如此普遍，甚至蔓延到了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后者刚刚选出了自己的「菲律宾川普」。放眼世界，哪里还能找到一个自信而受欢迎的主流资产阶级政党或社会民主党？直到不久之前，人们或许还会说德国；但如今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的公信力正迅速流失给右翼的反动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而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SPD）陷入危机已有十多年了。

已开发资本主义世界各地的民调一致显示，人们对政治人物和媒体抱持着深刻（且前所未有）的不信任，甚至是赤裸裸的蔑视。在美国，国会的支持率只有15%至18%，创史上最低。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的鄙视程度不相上下。下图显示了近年来支持率的急剧下滑：

对本国整个民主制度持否定态度的欧洲人比例已显著攀升，目前已达45%。

这种发自肺腑的「反建制」情绪在英国极为普遍，代表着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信心的彻底丧失。 《金融时报》引用了南安普敦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尔詹宁斯（Will Jennings）一项很有分量的研究：

他研究了自1940年代以来英国人对政治建制的态度。结论是：信任度数十年来持续流失，如今已低到令人警觉的地步。

英国的「大众观察」（Mass Observation）档案库收集日记和其他私人信件。档案显示，今天人们笔下的医生、神职人员和律师，与1945年时大同小异。政客则不然。正如詹宁斯教授与人合著的一篇近期论文所指出的：“公民们如今描述自己对政客的’仇恨’，说政客让他们’生气’、’恼怒’、’义愤填膺’、’恶心’、’作呕’。”

论文补充说，用在政客身上的词还包括：傲慢、粗鄙、腐败、猥琐、狡诈、可憎、撒谎、寄生、自大、可耻、下作、油滑、没骨气、卖国、软弱、窝囊。正如詹宁斯教授所说：「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政治不信任都在上升——你看到的是一种普遍的沈疴。」（《金融时报》，2016年6月15日）

下面几张图把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体制是做了局的」——这种感觉四处弥漫；人们普遍认为，整个「体制」的结构已经烂到无法修补，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我们那备受吹嘘的民主制度的自负之处，在于宣称人民是主权者──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大多数公共辩论都以此为前提。实际上，民主制度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资本主义之下，从来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国民主权”，真正说了算的从来都是富有的企业主。在当今这个世界市场碾压一切的时代，国民主权的幻像已被大大削弱；当然，对这一幻像打击最狠的，还是资本主义这场仍在持续的危机。

那场不期而至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违背了保守派与社会民主派所有参与者的意愿，剧烈地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如今所有政客都必须匍匐在平衡预算和无止尽紧缩的祭坛前。早在金融危机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就已经放弃了装模作样，不再假装自己的主张与保守派有什么重大不同。但金融危机残酷地暴露了他们的彻底空洞，暴露了他们没有能力为任何东西而战。这一点当然在希腊暴露得最为形象：先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随后是更戏剧性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而「民主」无力控制市场这一点，也同样在法国的奥朗德和委内瑞拉的统一社会主义党（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PSUV）身上暴露无遗。各地的选民都看得到：如果选出一个左翼改良主义政府，它会立即面临资本外逃和经济危机，而它向「市场」的投降多半来得又快又丢脸。

这场危机恰恰揭示了：这个体制确实是做了局的，资产阶级民主确实是一场骗局。这一觉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打击必然最为沉重，因为正是这些政党背负著「证明」我们能透过「民主」驯服资本主义的重担。对人民主权这幻像下注最重的，正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斯基论及大萧条时期社会民主困境的这段话，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

「危机并没有让『社会主义』政党强大起来，恰恰相反，它削弱了这个党，正如它压低了贸易额和银行的资金…今天，要找对经济景况最乐观的评估，你不得不去翻的不是资产阶级报纸，而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如果资本主义的萎缩造成社会民主主义的萎缩，那么资本主义的死期将至，就不能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早亡。

酝酿数十年的危机

事实是，社会民主主义完全依赖资本主义的健康状况。它随资本主义的波浪起伏：经济条件允许时就推行改良，而面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却只能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它没有能力真正挑战统治阶级，只想着说服统治阶级，因此对统治阶级的攻击永远毫无准备。改良主义必然无法预见它调控市场的种种尝试所不可避免的后果──例如通货膨胀与资本外逃──因为它的立足点恰恰是一种幻觉：以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能够消除这个体制的不公与无政府状态。于是，它的计画便一次次触上现实的礁石而沉没。

正是20世纪70年代的这类失败给了社会民主主义最初的一击，使它从此一蹶不振。 1974年至1979年的威尔逊—卡拉汉政府是凭著激进纲领当选的，承诺推行大规模国有化。但战后繁​​荣此时已彻底耗尽。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的冲击，使资本家的思维从凯因斯主义转向了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让工党领导层措手不及——他们既没有预见到这一转变，也不理解其长远意义。他们的政府饱受恶性通膨、资本外逃、英镑崩盘之苦，最后还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一场羞辱性的纾困。

与激进左翼联盟如出一辙，当年的工党政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盘吞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方案，抛弃了自己赖以当选的整套左翼纲领。同一时期的另一个例子，是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81年凭左翼纲领当选，两年后便实行「紧缩转向」。 1930年代危机中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可耻背叛也是一样：他抛弃了自己的纲领和政党，与保守党和自由党联手组成紧缩政府。

必须强调改良主义领袖们对此何等毫无准备，因为这种缺乏远见正是改良主义的特征──它徒劳地假定资本主义可以被驯服、可以变得理性。同样必须强调的，是统治阶级决定性地抛弃了与社会民主主义相辅相成的凯因斯主义思想。强调这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显示：市场那无政府、无计画的运动，在剧烈改变和限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过程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分量。而恰恰是这一特征，改良主义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

事实上，至少在英国，社会民主主义从那时起就一直「擅离职守」。它再也没有恢复胆气，因为它的胆气建立在一个如今已被彻底炸毁的假设之上：资本家及其体制可以与高税收、赤字财政和庞大的福利国家永久共存。当代改良主义领袖的演讲和承诺总是出奇地空洞、含糊、满纸陈腔滥调，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在最近一次臭名昭著的采访中，安吉拉·伊格尔说不出她挑战杰里米·科尔宾领导权的政治依据究竟是什么。她根本无话可说，没有任何政治内容。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已经毁掉了她和她那类人的全部选项。其实我们知道她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她的投票记录证明她是紧缩与战争的支持者。只是这话她不能公开说，于是她什么都不说。

社会民主党人本来可以从这段经验中学到教训：靠一点一滴的改良逐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面对资本罢工，他们本来可以动员工阶级起来反击，号召工人支持剥夺那些破坏经济的资本家，等等。但这样做就意味着用革命来挑战资本主义。结果，他们被这场冲击吓瘫了，干脆向紧缩的要求缴械投降。这幅不光彩的景象导致工党在1979年被赶下台，此后的事尽人皆知。

正因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都落下了这样的名声：可悲可怜、摇摆不定、毫无原则、害怕乃至厌恶自己的工人阶级基础——此外还有那个被人议论得更多的名声：经济管理不善。他们为什么无法恢复昔日的声望呢？

成熟到糜烂

托洛斯基在1938年的《过渡纲领》（ Transitional Programme ）中指出，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到有点糜烂了。如果资本主义的衰退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社会就会腐烂下去。我们等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喜欢谈论「宏大历史叙事」的终结，尤其是以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叙事终结。他们宣布进步与理性已经完结，退缩到主观经验和主观诠释之中。这是一种犬儒而没有方向的哲学，除了为维护资本主义辩护，当然还有充当智识上的诡辩，别无任何用处。但凡有影响力的哲学，其影响力都事出有因：它们必定反映了某些真实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所确实反映的（尽管是不加批判地反映出来的），恰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烂熟。所谓“宏大叙事的终结”，其实就是社会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领导的失败。

看看欧洲和北美那些去工业化后的荒原，看看群众对政治的普遍疏离，看看主流政治的犬儒与空洞，就清楚资本主义已经走进某种死胡同、开始衰落了。这个体制正在腐烂。实际上，它当年建立庞大的福利国家时曾一度越出了自身的极限，如今就必须反过来吞噬工人阶级夺得的这些阵地。

被70年代的危机打了个措手不及，对资产阶级的进攻毫无防备，一心要替资本主义当管家的改良主义者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市场至上。柴契尔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打击干得非常彻底；这场失败对左翼而言是奇耻大辱。在英国，矿工一被击败，毫无防御能力的工人运动就被掏空了五脏六腑。工人阶级大规模退出政治活动，而社会民主党高层的政治钻营者则放开手脚，向「新自由主义」全面投降。

今天，正是这些政党被掏空的过去与资本主义当前的严重危机结合，制造出了它们那种空洞的金句式政治。这种超现实的空洞在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治下达到了顶峰：他一方面觉得有必要把工党摆到保守党的左边、靠批评紧缩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又完全接受紧缩的必要性、接受工党必须显得「对经济负责」。人们认为他软弱、糊涂、没有原则、与工人阶级的熊熊怒火相距十万八千里——这个评价一点不冤。

在去年夏天工党领导权选举之前，整个党仿佛在梦游中走向死亡。人们不停地徒劳寻找某种成功的神奇配方，而这配方从来就没有任何实际的原料。这个或那位议员会站出来，极度含糊地大谈需要某种神祕的新「策略来传达我们的主张」。但他们没有任何主张，也永远不可能有，因为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他们的职责就是替一个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当管家。这场辩论吵吵嚷嚷，却又空洞得出奇——不过话说回来，越是空的容器，敲起来越响。

左翼必须抛开一切顾虑

在这幅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中，资产阶级为社会民主主义设想的前景，是让它崩塌成政治利益拼盘中的一种小众政党。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身分不过是一种表面的认同，因此社会民主党或许还能在那些恰好保留着鲜明工人阶级认同的地区——比如纽卡斯尔或德国的鲁尔区——维持自己的力量。即便如此，一旦政党不能表达工人阶级民众的真实利益，这种忠诚也可能而且必将被一点点磨蚀掉，工党在苏格兰的处境就是明证。而这或许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如果它未能挣脱自身的惰性，未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其文化形象）而奋斗的话。

欧洲和北美的工人阶级中燃烧着熊熊怒火，弥漫着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和对政治的极度疏离。这不仅是对经济不公的愤怒，也是对政治毫无掌控感的挫败。许多人注意到，每当川普说出媒体眼中的“失言”，他的支持率反而常常上涨。许多人恐怕不认同他那些粗鲁、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言论，也不觉得这些言论有多连贯。但这只是没有抓到重点：人们支持他，不是因为这些言论有多连贯，而是因为他撕毁了所谓的规则手册。看到有人似乎在呼应他们心底的那句话——「你们的政治、你们的规则、你们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他们高兴极了。他们喜欢他毫不在乎主流政治那套装腔作势的礼数，因为他们准确地看穿了：这套礼数不过是涂在谎言表面的一层虚伪光泽。

川普的人气有一部分正是来自他的豁出去、不管不顾。而左翼却似乎还在向统治阶级替自己赔不是，还在被自己的影子吓得发抖。在工党当前这场危机和领导权选举之前，就连科尔宾和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也显得过分谨慎，生怕释放出支持者积压的怒火。麦克唐纳热衷于表白自己对经济的「负责」和「铁的预算纪律」。在大多数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似乎仍带着战败的伤疤，仍然相信右翼的宣传。它不敢挣脱枷锁，因为它知道自己必须替一个老朽的资本主义体制当管家，不能把期望抬得太高。但这对它是致命的：它只有反映群众战斗的怒火与激情才能复兴。就此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正反映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

事实上，2008年以来，社会已经向左转。一场激进化正在发生：人们渴望宣泄过去二三十年的种种不公所积攒下的愤怒，渴望与「建制派」算一算总帐。史无前例​​的脱欧公投结果由此而来，而它又急剧加速了所有这些进程。这股怒火开始找到表达的出口：在许多国家，出口在传统社会民主党之外（例如在西班牙和希腊）；在英国，出口则是工党内部一场史无前例的变化。

一边是工人阶级的怒火和漠视的利益，一边是现实的政治局面──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终于开始收窄。多年来，后现代主义者一直告诉我们：群众性政党已成过去；如今每个人都只关心单一议题，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个中产阶级个体。但事态的发展改变了一切。工党如今是欧洲最大的政党，拥有近60万党员。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那一整套关于社会和政治的展望与理论，正在一一被证伪。一场巨大的阶级斗争正在工党内部展开。工人阶级和普通党员为一方、议员们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宽。但如今这种阶级意识和愤怒不再是被动的了：它有了出口，并且随着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次交锋，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大胆。妖怪已经放出了瓶子，再也塞不回去了。

我们正在工党内部见证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政治痛苦的新生。社会民主主义和阶级合作正处于垂死挣扎之中。柯宾和他的运动不是这个过程的终点，而只是其混乱的开端。他自己仍然是改良主义者。但毫无疑问——我们正亲历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死亡。

我们正在目睹的政治激进化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几乎就像整个运动正在重新起步。我们将看到激进化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地从一个国家涌向另一个国家。在一些国家，现存的社会民主党将被改造、被震撼，正如我们在英国工党身上看到的那样；在另一些国家，则会出现新的政治组合，正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

无论哪种情形，这些现像都将非常不稳定，而且多半是短命的，因为只要它们不与资本主义决裂，在这个危机的时代，它们就会被资本主义的危机所压垮，被迫放弃自己的纲领，激进左翼联盟的下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全世界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正在经历、也将继续经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洗牌。而透过这一过程的喧嚣与混乱，一个清晰的音符响彻云霄：“人民要求推翻政权！”

这个政权——也就是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自己。改良主义已经没有推行改良的空间了。归根究底，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危机的原因。它只有“抛开一切顾虑”，才能摆脱背叛的恶臭。它必须放弃替资本主义当管家这一注定失败的使命，勇敢地投身于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的斗争。战斗的语言和清晰的替代方案，才是工人阶级所需要、所渴望的。

《火花》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共产党」脸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