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中間偏左的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傳統政黨都深陷危機。改良主義已經撞上了現實的礁石，在這個緊縮的時代拿不出任何東西來滿足工人和青年。丹尼爾·莫利剖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並為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這樣的領導人指明了在捍衛既往成果的鬥爭中前進的道路。 (按：本文原文發佈於2016年9月14日

如果以最宏闊的視野審視資本主義的歷史，就能辨認出一個個涇渭分明的政治經濟時代：例如19世紀末的上升期、兩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時期的深刻危機和帝國主義的分崩離析，以及二戰後的新一輪上升期。其中一個突出的趨勢是：上升期往往伴隨著改良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壯大，而下行期則伴隨著它的衰弱以及兩極化。這個過程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機械性的，任何概括都必須附加極為嚴格的條件、允許例外存在。儘管如此，這樣一種規律似乎確實真實存在。

當今時代有許多獨特之處。但有一點清清楚楚：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深刻衰落的時代——這場衰落自2008年以來大大加速，但實際上從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就已經與我們相伴。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在許多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史無前例的蛻化、衰落甚至滅亡。

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2016年4月2日報道，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選舉支持率已跌至70年來的最低點，過去幾年間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 「在去年舉行全國大選的五個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EU）成員國中，社會民主黨人在丹麥丟掉了政權，在芬蘭、波蘭和西班牙創下史上最差戰績，在英國也距這樣的谷底僅一步之遙。」就連「天生」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也已「成熟」為一個更接近尋常的國家，緊縮與私有化一樣。

在整個發達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影片彷彿已經倒著放了幾十年。這些經濟體中幾乎唯一還在成長的東西就是不平等，而且人人心知肚明。眾所周知，美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幾年內甚至停滯不前，甚至不斷下降。根據《衛報》（ The Guardian ）2016年5月19日報道，1998年至2013年間，美國工人階級的淨資產縮水了53%。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則報導：「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被負資產或其他難以掙脫的羈絆，錨定在破敗的社區裡。他們的預期壽命正在下降。他們的勞動市場參與率正在下滑。申領殘障津貼的人數正在攀升。阿片類處方藥氾濫成災。」（《金融時報》，2016年）

因此毫不奇怪，《經濟學人》（2016年3月19日）最近發現，美國工人覺得「歐巴馬是為不工作的人服務的」（即超級富豪）。 「引人注目的是，對總統的讚揚大多被對國家現狀的憤怒所淹沒……當被要求概括奧巴馬先生時，這些男人們的回答各不相同：他是個好人、是個令人失望的人、是個『了不起的演講家』……是一個未能約束超級富豪及其政治影響力的人。」文章也補充道：「倉庫工人傑夫·麥柯迪（Jeff McCurdy）描述了同事們靠時薪14美元的工資拉扯家庭的艱辛。 ‘他們的孩子連所需的健康食品都吃不上……他們還納悶人們為什麼一肚子火。

這些現代生活的事實所指向的那個無可迴避的結論，竟然連這份頭號資本主義報刊自己也作了暗示：

「工會會堂裡的這些男人們想要一種新的資本主義模式：外國貿易夥伴必須支付足以維生的工資、遵守全球環境規範……他們強烈地感到，這個經濟體制是故意做局坑他們的；他們想要對資本主義作出比主流政客所能兌現的更大的改變。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讀者不妨讀一讀凱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為《國家評論》（ National Review ）雜誌撰寫的文章，看看這些「主流政客」究竟如何看待工會會堂裡那些憤怒的男男女女（或如該文所稱的「白人工人階級」），就能得到一份坦白的交代。威廉森在文中露骨地寫道：

「關於這些機能失調、每況愈下的社區，真相是：它們死了活該。從經濟上講，它們是負資產。從道德上講，它們無可辯護。忘掉你們那套廉價做作的布魯斯·斯普林斯汀式的’廢話吧。忘掉你們對掙扎中的鐵鏽地帶工廠城鎮的假仁假義，忘掉東方要忘掉的人’廢話吧。忘掉你們對掙扎中的鐵礦論Burke）對此有意見，就連艾德·伯克也一並忘掉。 Trump）的演講讓他們感覺良好，奧施康定（OxyContin）也是如此。

事實是，這類先生女士們從來都是這樣看待工人階級的；如今的不同之處在於，全世界廣大的工人階級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尤其是，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如今也與統治階級一樣，熱切地懷有這種對工人階級的仇恨。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安吉拉·伊格爾（Angela Eagle）、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西格瑪爾·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之流對本黨工人階級選民的鄙夷，看上去比保守派還要更甚。

英國和歐洲的情況也並無二致。在英國各地，我們都能看到破敗的商業街，街上僅有的新店舖是一元商店。自2008年以來，每40個新增就業機會中只有1個是全職職缺。工作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零工時合約的活計。英國經歷的去工業化比其他任何大國都更嚴重，儘管鐵鏽地帶和資本主義腐朽的殘骸如今已是所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仍在進行的對Sports Direct公司的調查揭露：這家大公司連法定最低工資都不支付，不准工人上廁所休息，倉庫裡甚至發生過好幾起分娩，因為公司拒絕給產假和病假。 Sports Direct集中體現了全國範圍內對工人階級地位的全面進攻；真正需要的是對整個英國資本家階級的審判——他們與Sports Direct的老闆邁克·阿什利（Mike Ashley）毫無二致。同樣，英國百貨公司BHS一面倒閉、老闆們一面中飽私囊，這正是為整個英國資本家階級寫下的一句貼切的墓誌銘。

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

事實上，我們正​​在目睹的是整個資產階級民主深刻危機的開端。所謂的反建制情緒不僅侵蝕社會民主黨人，也侵蝕主流右派。這一現像如此普遍，甚至蔓延到了印度和菲律賓這樣的前殖民地國家——後者剛剛選出了自己的「菲律賓川普」。放眼世界，哪裡還能找到一個自信而受歡迎的主流資產階級政黨或社會民主黨？直到不久之前，人們或許還會說德國；但如今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的公信力正迅速流失給右翼的反動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而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SPD）陷入危機已有十多年了。

已開發資本主義世界各地的民調一致顯示，人們對政治人物和媒體抱持著深刻（且前所未有）的不信任，甚至是赤裸裸的蔑視。在美國，國會的支持率只有15%至18%，創史上最低。民主黨選民和共和黨選民的鄙視程度不相上下。下圖顯示了近年來支持率的急劇下滑：

對本國整個民主制度持否定態度的歐洲人比例已顯著攀升，目前已達45%。

這種發自肺腑的「反建制」情緒在英國極為普遍，代表著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信心的徹底喪失。 《金融時報》引用了南安普敦大學政治學教授威爾詹寧斯（Will Jennings）一項很有分量的研究：

他研究了自1940年代以來英國人對政治建制的態度。結論是：信任度數十年來持續流失，如今已低到令人警覺的地步。

英國的「大眾觀察」（Mass Observation）檔案庫收集日記和其他私人信件。檔案顯示，今天人們筆下的醫生、神職人員和律師，與1945年時大同小異。政客則不然。正如詹寧斯教授與人合著的一篇近期論文所指出的：“公民們如今描述自己對政客的’仇恨’，說政客讓他們’生氣’、’惱怒’、’義憤填膺’、’噁心’、’作嘔’。”

論文補充說，用在政客身上的詞還包括：傲慢、粗鄙、腐敗、猥瑣、狡詐、可憎、撒謊、寄生、自大、可恥、下作、油滑、沒骨氣、賣國、軟弱、窩囊。正如詹寧斯教授所說：「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政治不信任都在上升——你看到的是一種普遍的沈疴。」（《金融時報》，2016年6月15日）

下面幾張圖把這一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個體制是做了局的」——這種感覺四處瀰漫；人們普遍認為，整個「體制」的結構已經爛到無法修補，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變。我們那備受吹噓的民主制度的自負之處，在於宣稱人民是主權者──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大多數公共辯論都以此為前提。實際上，民主制度從屬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資本主義之下，從來不存在什麼真正的“國民主權”，真正說了算的從來都是富有的企業主。在當今這個世界市場碾壓一切的時代，國民主權的幻像已被大大削弱；當然，對這一幻像打擊最狠的，還是資本主義這場仍在持續的危機。

那場不期而至的金融與經濟危機，違背了保守派與社會民主派所有參與者的意願，劇烈地改變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如今所有政客都必須匍匐在平衡預算和無止盡緊縮的祭壇前。早在金融危機之前，社會民主黨人就已經放棄了裝模作樣，不再假裝自己的主張與保守派有什麼重大不同。但金融危機殘酷地暴露了他們的徹底空洞，暴露了他們沒有能力為任何東西而戰。這一點當然在希臘暴露得最為形象：先是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PASOK），隨後是更戲劇性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而「民主」無力控制市場這一點，也同樣在法國的奧朗德和委內瑞拉的統一社會主義黨（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PSUV）身上暴露無遺。各地的選民都看得到：如果選出一個左翼改良主義政府，它會立即面臨資本外逃和經濟危機，而它向「市場」的投降多半來得又快又丟臉。

這場危機恰恰揭示了：這個體制確實是做了局的，資產階級民主確實是一場騙局。這一覺悟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打擊必然最為沉重，因為正是這些政黨背負著「證明」我們能透過「民主」馴服資本主義的重擔。對人民主權這幻像下注最重的，正是社會民主主義。托洛斯基論及大蕭條時期社會民主困境的這段話，在今天極具現實意義：

「危機並沒有讓『社會主義』政黨強大起來，恰恰相反，它削弱了這個黨，正如它壓低了貿易額和銀行的資金…今天，要找對經濟景況最樂觀的評估，你不得不去翻的不是資產階級報紙，而是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如果資本主義的萎縮造成社會民主主義的萎縮，那麼資本主義的死期將至，就不能不意味著社會民主主義的早亡。

醞釀數十年的危機

事實是，社會民主主義完全依賴資本主義的健康狀況。它隨資本主義的波浪起伏：經濟條件允許時就推行改良，而面對資本主義的週期性危機，卻只能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它沒有能力真正挑戰統治階級，只想著說服統治階級，因此對統治階級的攻擊永遠毫無準備。改良主義必然無法預見它調控市場的種種嘗試所不可避免的後果──例如通貨膨脹與資本外逃──因為它的立足點恰恰是一種幻覺：以為高明的政治手腕能夠消除這個體制的不公與無政府狀態。於是，它的計畫便一次次觸上現實的礁石而沉沒。

正是20世紀70年代的這類失敗給了社會民主主義最初的一擊，使它從此一蹶不振。 1974年至1979年的威爾遜—卡拉漢政府是憑著激進綱領當選的，承諾推行大規模國有化。但戰後繁​​榮此時已徹底耗盡。石油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危機的衝擊，使資本家的思維從凱因斯主義轉向了貨幣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這讓工黨領導層措手不及——他們既沒有預見到這一轉變，也不理解其長遠意義。他們的政府飽受惡性通膨、資本外逃、英鎊崩盤之苦，最後還要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一場羞辱性的紓困。

與激進左翼聯盟如出一轍，當年的工黨政府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全盤吞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縮方案，拋棄了自己賴以當選的整套左翼綱領。同一時期的另一個例子，是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81年憑左翼綱領當選，兩年後便實行「緊縮轉向」。 1930年代危機中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的可恥背叛也是一樣：他拋棄了自己的綱領和政黨，與保守黨和自由黨聯手組成緊縮政府。

必須強調改良主義領袖們對此何等毫無準備，因為這種缺乏遠見正是改良主義的特徵──它徒勞地假定資本主義可以被馴服、可以變得理性。同樣必須強調的，是統治階級決定性地拋棄了與社會民主主義相輔相成的凱因斯主義思想。強調這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顯示：市場那無政府、無計畫的運動，在劇烈改變和限制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過程方面，具有決定性的分量。而恰恰是這一特徵，改良主義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

事實上，至少在英國，社會民主主義從那時起就一直「擅離職守」。它再也沒有恢復膽氣，因為它的膽氣建立在一個如今已被徹底炸毀的假設之上：資本家及其體制可以與高稅收、赤字財政和龐大的福利國家永久共存。當代改良主義領袖的演講和承諾總是出奇地空洞、含糊、滿紙陳腔濫調，對此我們早已司空見慣。在最近一次臭名昭著的採訪中，安吉拉·伊格爾說不出她挑戰傑里米·科爾賓領導權的政治依據究竟是什麼。她根本無話可說，沒有任何政治內容。這是因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已經毀掉了她和她那類人的全部選項。其實我們知道她的政治內容是什麼：她的投票記錄證明她是緊縮與戰爭的支持者。只是這話她不能公開說，於是她什麼都不說。

社會民主黨人本來可以從這段經驗中學到教訓：靠一點一滴的改良逐步走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面對資本罷工，他們本來可以動員工階級起來反擊，號召工人支持剝奪那些破壞經濟的資本家，等等。但這樣做就意味著用革命來挑戰資本主義。結果，他們被這場衝擊嚇癱了，乾脆向緊縮的要求繳械投降。這幅不光彩的景象導致工黨在1979年被趕下台，此後的事盡人皆知。

正因如此，社會民主黨人在大多數地方都落下了這樣的名聲：可悲可憐、搖擺不定、毫無原則、害怕乃至厭惡自己的工人階級基礎——此外還有那個被人議論得更多的名聲：經濟管理不善。他們為什麼無法恢復昔日的聲望呢？

成熟到糜爛

托洛斯基在1938年的《過渡綱領》（ Transitional Programme ）中指出，推翻資本主義的條件已經成熟到有點糜爛了。如果資本主義的衰退不能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社會就會腐爛下去。我們等來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

後現代主義者喜歡談論「宏大歷史敘事」的終結，尤其是以社會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的敘事終結。他們宣布進步與理性已經完結，退縮到主觀經驗和主觀詮釋之中。這是一種犬儒而沒有方向的哲學，除了為維護資本主義辯護，當然還有充當智識上的詭辯，別無任何用處。但凡有影響力的哲學，其影響力都事出有因：它們必定反映了某些真實的東西。

後現代主義所確實反映的（儘管是不加批判地反映出來的），恰恰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這種爛熟。所謂“宏大敘事的終結”，其實就是社會革命時代無產階級領導的失敗。

看看歐洲和北美那些去工業化後的荒原，看看群眾對政治的普遍疏離，看看主流政治的犬儒與空洞，就清楚資本主義已經走進某種死胡同、開始衰落了。這個體制正在腐爛。實際上，它當年建立龐大的福利國家時曾一度越出了自身的極限，如今就必須反過來吞噬工人階級奪得的這些陣地。

被70年代的危機打了個措手不及，對資產階級的進攻毫無防備，一心要替資本主義當管家的改良主義者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市場至上。柴契爾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打擊幹得非常徹底；這場失敗對左翼而言是奇恥大辱。在英國，礦工一被擊敗，毫無防禦能力的工人運動就被掏空了五臟六腑。工人階級大規模退出政治活動，而社會民主黨高層的政治鑽營者則放開手腳，向「新自由主義」全面投降。

今天，正是這些政黨被掏空的過去與資本主義當前的嚴重危機結合，製造出了它們那種空洞的金句式政治。這種超現實的空洞在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治下達到了頂峰：他一方面覺得有必要把工黨擺到保守黨的左邊、靠批評緊縮撈取政治資本，另一方面又完全接受緊縮的必要性、接受工黨必須顯得「對經濟負責」。人們認為他軟弱、糊塗、沒有原則、與工人階級的熊熊怒火相距十萬八千里——這個評價一點不冤。

在去年夏天工黨領導權選舉之前，整個黨彷彿在夢遊中走向死亡。人們不停地徒勞尋找某種成功的神奇配方，而這配方從來就沒有任何實際的原料。這個或那位議員會站出來，極度含糊地大談需要某種神祕的新「策略來傳達我們的主張」。但他們沒有任何主張，也永遠不可能有，因為他們接受了這樣一個前提：他們的職責就是替一個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體制當管家。這場辯論吵吵嚷嚷，卻又空洞得出奇——不過話說回來，越是空的容器，敲起來越響。

左翼必須拋開一切顧慮

在這幅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圖中，資產階級為社會民主主義設想的前景，是讓它崩塌成政治利益拼盤中的一種小眾政黨。在他們看來，工人階級身分不過是一種表面的認同，因此社會民主黨或許還能在那些恰好保留著鮮明工人階級認同的地區——比如紐卡斯爾或德國的魯爾區——維持自己的力量。即便如此，一旦政黨不能表達工人階級民眾的真實利益，這種忠誠也可能而且必將被一點點磨蝕掉，工黨在蘇格蘭的處境就是明證。而這或許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如果它未能掙脫自身的惰性，未能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不僅僅是其文化形象）而奮鬥的話。

歐洲和北美的工人階級中燃燒著熊熊怒火，瀰漫著一種被背叛的感覺和對政治的極度疏離。這不僅是對經濟不公的憤怒，也是對政治毫無掌控感的挫敗。許多人注意到，每當川普說出媒體眼中的“失言”，他的支持率反而常常上漲。許多人恐怕不認同他那些粗魯、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言論，也不覺得這些言論有多連貫。但這只是沒有抓到重點：人們支持他，不是因為這些言論有多連貫，而是因為他撕毀了所謂的規則手冊。看到有人似乎在呼應他們心底的那句話——「你們的政治、你們的規則、你們的價值觀，對我們來說什麼都不是！」——他們高興極了。他們喜歡他毫不在乎主流政治那套裝腔作勢的禮數，因為他們準確地看穿了：這套禮數不過是塗在謊言表面的一層虛偽光澤。

川普的人氣有一部分正是來自他的豁出去、不管不顧。而左翼卻似乎還在向統治階級替自己賠不是，還在被自己的影子嚇得發抖。在工黨當前這場危機和領導權選舉之前，就連科爾賓和約翰·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也顯得過分謹慎，生怕釋放出支持者積壓的怒火。麥克唐納熱衷於表白自己對經濟的「負責」和「鐵的預算紀律」。在大多數國家，社會民主主義似乎仍帶著戰敗的傷疤，仍然相信右翼的宣傳。它不敢掙脫枷鎖，因為它知道自己必須替一個老朽的資本主義體制當管家，不能把期望抬得太高。但這對它是致命的：它只有反映群眾戰鬥的怒火與激情才能復興。就此而言，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正反映著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

事實上，2008年以來，社會已經向左轉。一場激進化正在發生：人們渴望宣洩過去二三十年的種種不公所積攢下的憤怒，渴望與「建制派」算一算總帳。史無前例​​的脫歐公投結果由此而來，而它又急劇加速了所有這些進程。這股怒火開始找到表達的出口：在許多國家，出口在傳統社會民主黨之外（例如在西班牙和希臘）；在英國，出口則是工黨內部一場史無前例的變化。

一邊是工人階級的怒火和漠視的利益，一邊是現實的政治局面──兩者之間的巨大落差終於開始收窄。多年來，後現代主義者一直告訴我們：群眾性政黨已成過去；如今每個人都只關心單一議題，本質上都不過是一個中產階級個體。但事態的發展改變了一切。工黨如今是歐洲最大的政黨，擁有近60萬黨員。曾經佔統治地位的那一整套關於社會和政治的展望與理論，正在一一被證偽。一場巨大的階級鬥爭正在工黨內部展開。工人階級和普通黨員為一方、議員們為另一方，兩者之間的鴻溝實際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寬。但如今這種階級意識和憤怒不再是被動的了：它有了出口，並且隨著這場鬥爭中的每一次交鋒，變得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大膽。妖怪已經放出了瓶子，再也塞不回去了。

我們正在工黨內部見證社會主義運動和階級政治痛苦的新生。社會民主主義和階級合作正處於垂死掙扎之中。柯賓和他的運動不是這個過程的終點，而只是其混亂的開端。他自己仍然是改良主義者。但毫無疑問——我們正親歷我們所熟知的那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死亡。

我們正在目睹的政治激進化是一個混亂的過程，幾乎就像整個運動正在重新起步。我們將看到激進化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地從一個國家湧向另一個國家。在一些國家，現存的社會民主黨將被改造、被震撼，正如我們在英國工黨身上看到的那樣；在另一些國家，則會出現新的政治組合，正如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

無論哪種情形，這些現像都將非常不穩定，而且多半是短命的，因為只要它們不與資本主義決裂，在這個危機的時代，它們就會被資本主義的危機所壓垮，被迫放棄自己的綱領，激進左翼聯盟的下場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全世界的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正在經歷、也將繼續經歷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洗牌。而透過這一過程的喧囂與混亂，一個清晰的音符響徹雲霄：“人民要求推翻政權！”

這個政權——也就是資本主義——已經耗盡了自己。改良主義已經沒有推行改良的空間了。歸根究底，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陷入危機的原因。它只有“拋開一切顧慮”，才能擺脫背叛的惡臭。它必須放棄替資本主義當管家這一注定失敗的使命，勇敢地投身於為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而進行的鬥爭。戰鬥的語言和清晰的替代方案，才是工人階級所需要、所渴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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