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時間2026年10月10日在英國全國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中，700名共產主義者遭到倫敦警察局殘酷對待。多名同志遭到踢踹、推擠、按到在地，更有11名同志遭警察逮捕。

當天，英國革命共產黨（RCP，以下簡稱英革共）以和平的方式參加了示威遊行，當隊伍行徑到新蘇格蘭場（New Scotland Yard）附近時，現場有一小搓猶太復國主義者進行了反示威、並躲在警察防線後對英革共的同志大聲辱罵。

就在這時，一群警察突然從反示威的人群中衝出並強行逮捕了英革共一位同志，隨後英革共700位同志上前要求釋放被逮捕的同志時，又有10位同志遭逮捕。幸運的是，經過一整晚在警察局前面的抗爭之後，我們同志最終被無保請回。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理解到：不論是是自稱「民主老牌」國家的英國或是誇耀自己「民主新生」的中華民國統治階級，面對群眾時的兇殘程度跟他們口裡宣稱的「獨裁國家」是ㄧ樣的。

警察為何逮捕我們的同志?

英國警方對此逮捕行為給出的理由是：RCP的同志配臉部遮蓋物，並拒絕警察要求其摘下的指令，違反其今年出台的『2026年犯罪與警務法』，我們其他聲援的同志則阻礙了他們執行逮捕的公務。

何其荒謬的的是，不斷出言挑釁和平抗議群眾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同樣也帶著面罩，但警方卻絲毫沒有任何行動，面對我們的同志，卻倒是毫不手軟直接將人直接帶走，可見警方宣稱是多麼的虛偽。

事實上，英國同志在這個場合被視為攻擊目標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跟其他將巴勒斯坦解放當作某種例行公事的團體 (也包括主辦方) 不同，他們在此這個場合中規模龐大且充滿活力，構成了政治威脅。

更重要的是，同志們不只是在重複遊行主辦方從2023年就開始的「從A點到B點」的陳腔爛調，或是某種道德譴責，而是扎實地將英國帝國主義國內軍國主義和緊縮政策聯繫起來，也將英國警方的鎮壓與統治階級的腐朽本質聯繫起來。

這正是理解此次事件的關鍵。當我們將帝國主義、緊縮政策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關係揭示出來，並動員群眾反對這些政策時，便直接挑戰了統治階級所維護的社會秩序。也因此，警方的逮捕行動因此不能只被視為個別的執法事件，更必須放在國家權力與階級鬥爭的脈絡中理解。

國家機器的本質

雖然我們的公民課本將國家定義成某種抽象的組成，亦即所謂的「人民」「政府」「領土」與「主權」，然而事實上國家並不是脫離社會階級關係、完全中立的力量，而是產生於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並與階級統治、階級衝突及既有生產關係密切相關的政治機構。

事實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早已指出「國家」作為一個統治階級機構的壓迫性：

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國家在政治上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在這情況下，統治階級掌握了資產階級政府的國家機器，將其改造成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並且透過制定服務於自身階級的法律來合法化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這並非我們刻意散播的陰謀論，而是在歷史的洪流中可以親眼見識到的: 為了對付二戰後龐大的罷工浪潮，美國統治階級在1947年通過《塔夫脫—哈特利法案》，限制了工會的罷工權利，而近期最明顯的則是2023年英國政府通過的《2023年罷工（最低服務水平）法案》，要求特定產業不得全面罷工，藉此削弱勞工的談判權。

也因為在存在階級的社會當中階級矛盾的存在，如果每個階級都有自發性武裝力量的話，那麼就有可能發生武裝鬥爭，進而影響社會的「安定」，因此擁有公共權力的統治階級就會需要一支武裝力量來維護既有秩序及其利益，也就是武裝部隊、警察、和其他機構組成的武裝團體。他們實際的的功能就是維護資本主義的「秩序」，即意味著當資產階級的打手、工具，打擊群眾對資產階級發動的鬥爭。

而警察身為國家公共權力的執行機關，也不像課本講的是所謂「人民保母」，而是統治階級對內鎮壓一切社會混亂以維持自身統治的武器。這並不表示每個警察入職的時候都已經下意識決定要充當資產階級的狗或是「迫害」人民，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相信作為警察的個人可能是真的認為自己在做正確的事。問題在於，警察整體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最後避不可免的得執行統治階級的命令，或是為了自身仕途討好上層而主動出擊。不論是在「獨裁」中國，或是「民主」英國，本質都是一樣的。

為了真正的民主而鬥爭

當然，與前者不同的是，後者並不一定會訴諸直接的暴力來擺平群眾抗爭，尤其在整體的資本主義情勢還能夠負擔得起些許的改革時，如同二戰後的西歐國家透過所謂的社會福利來緩和階級鬥爭。

然而，這不是資產階級國家必有的特徵，而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才有的產物 –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急速下墜的現在，國家對於暴力的使用可謂是越來越平凡，不論是在法國學運時對手無寸鐵的學生丟催淚彈導致其失明，或是在巴勒斯坦抗爭直接對我們的同志動手。

這一點放在台灣也同樣適用。儘管政府經常自詡為亞洲民主的典範，並藉此凸顯自己與中國大陸「獨裁」政權的差異，但每當民眾起身抗爭，政府鎮壓的手段卻未必有多大不同。從南鐵東移到青島路濟南教會迫遷案，都能看到政府如何以公權力壓制抗爭者。

與此同時，面對到對現狀提出不同主張的左翼倡議團體，政府竟以《國家安全法》、《刑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反滲透法》等法律相威脅；相較之下，對於可能也有同樣違法行為的藍綠白陣營，政府的態度卻顯得寬鬆得多。這些現象揭示了台灣「民主奇蹟」敘事的矛盾：當民主的外衣掩蓋不了國家權力對抗爭者的壓制，以及法律運用上的雙重標準，這套自我標榜的民主神話，也就逐漸露出了裂痕。

台灣革命共產黨絕對跟我們的英國同志站在一起，一同譴責英國政府的野蠻，也絕對會跟國內外任何曾經遭受警方「正義鐵拳」的群眾在一起。然而，也如同我們所說的，這並不只是一次偶然的警民衝突，而是在資本主義下必然會繼續發生的事情。當群眾運動只要求有限的政策修正時，國家或許能夠透過協商與改革作出讓步；但當抗爭進一步挑戰既有的財產關係、資本權力與政治秩序時，國家機器便會毫不猶豫的展現他們的真面目。

對於希望改變這個社會的革命者而言，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只反對個別警察的暴力行為，或是假裝國家如同政府說的是「人民所有的」並試圖進行某種體制內的改革。我們必須徹底打破統治階級對國家機器的支配，才能建立真正屬於大眾、而非少數人的民主 – 不只是每四年投票一次決定壓迫者的自由，也可以掌控生產力量並規劃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從根本上改變多數人受壓迫的現狀。然而，這並不能只靠一小撮人，而是需要更廣大的力量。如果你認同社會需要改變，也認同我們需要真正的「大眾民主」，那就不要猶豫，立刻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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