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50周年：美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在《独立宣言》发表二百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激动地宣布，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RCA）出版了约翰·彼得森（John Peterson）撰写的一本全新著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单卷本形式、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讲述了美国的那些革命动荡的作品。我们在下方刊登此书的导言。
您可以在世界共产主义学习营上聆听作者约翰彼得森讲述美国的第一次革命。这是一届由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主办的国际革命思想学习营，将于8月2日至7日举行。立即报名！
无论用什么手段，直接生产者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生产用于交换而非自用的商品。随着时间推移，绝大多数人口沦为一无所有的受雇劳动者，而深不可测的财富却聚敛于极少数人手中。
这并不是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统治阶级有意识推行的政策。他们的行动带来了大量的繁荣、崩溃与始料未及的后果。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把自身逻辑推向必然结局的过程；它一旦挂上挡，便会自行其是。
但美国历史远不止于此。它同样是一部群众反抗、牺牲与革命征收的历史。原住民、奴隶、契约仆役，以及其他因经济所迫来到这里的人们，绝不会不加抵抗地接受动产奴隶制或雇用奴隶制在他们身上强加的统治。
随着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也随之发展。这场进步与反动之间的辩证较量贯穿整个历史，并将持续下去，直到社会主义革命为消灭阶级差别奠定基础，迎来没有国家、没有货币的共产主义。
革命的允诺
美国可以说不折不扣地诞生于革命之中，而《独立宣言》就是它的出生证明：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如此才最有可能实现他们的安全与幸福。”
《独立宣言》出自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之手——他是启蒙运动之子，本人却蓄有奴隶——因而通篇充满矛盾，在奴隶、原住民和妇女的权利问题上尤其如此。尽管如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一个民族不言而喻、不可剥夺的革命权利的大胆捍卫——而这正是共产主义者张开双臂去捍卫、去拥抱的权利。
《独立宣言》直接挑战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确立人民主权为合法政府的基础，由此以理想化的方式表达了美利坚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诉求——尽管当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虽属少数）依旧认同英国和君主制。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另一端仍立著一份截然不同的文件：美国宪法。 《独立宣言》所说的是所有人的「安全与幸福」，与之相对，宪法所关心的却是如何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南方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实现这一点。它把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奉为神圣，同时默许动产奴隶制继续存在。
唯有妥协，才能确保建立起一个半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使之拥有征税和征兵的权力，用以镇压民众起义和奴隶暴动，并迫使原住民就范。
但是，为确保宪法获得通过而不得不模糊处理的种种界线，最终使第二次革命成为必然。同样地，南北战争一团混乱的结局，使重建时期的悲剧几乎不可避免。而那个时代未竟的事业，正是今天社会主义革命不可或缺的原因。
我们为何需要辩证唯物主义
公开的阶级战争与内战的革命时期，产生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往往还有军事等多重危机的交会。就像地震和火山一样，累积的矛盾和压力最终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释放出巨大的蓄积能量，冲破现状所能容忍的极限。
群众的力量如同大坝后面的洪水；随着压力增大，即使微小的裂缝也能使整座结构溃决。同样地，群众观念的转变也可能是剧烈的──当他们的认知突然与现实相契合的时候。
群众不再屈服于他们昔日主人的政治机构和武装队伍，而是创造起属于自己的机构和队伍。从改良主义到革命，从阶级合作到阶级独立，群众意识的突然转变，甚至会让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措手不及。
革命是杂乱无章、非线性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反革命。在革命斗争的白热化之中，阶级斗争的这两极可能相互重叠、彼此渗透。这并不总是简单的“好人”对“坏人”的问题。简单化的、非历史的道德说教不仅不够用，还可能导向反动的结论。为了拨云见日，我们必须始终把历史的长远眼光记在心中，辨别交战各方所代表的根本阶级利益——哪怕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人，如果只是抽像地看，也做出了一些令人质疑的举动。
正如托洛斯基在《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中所解释的：
「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能成为正当的目的，只是它是趋向于增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并趋向于消灭那人压迫人的权力的。」
本书所考察的三个革命片段，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或本有潜力这样做，却被反革命所打断。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粗糙的经济决定论者。然而我们懂得，归根究底，经济是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立足的基础──意识形态、宗教、哲学、精神生活、政党与思潮、法律条文、社会与文化规范、美学等等，无不如此。这一切彼此互动、相互制约；在历史的关节转折点上，量转化为质，质也转化为量。
在致约瑟夫·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一封非凡书信中，恩格斯阐明了他和马克思关于历史辩证法、决定论、个人作用等问题的思考，值得大段引用：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论，在参与者头脑中的斗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教义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著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一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过的事物。 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理解最复杂、最难预测的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就必须自觉而能动地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清本质的规律，掌握革命及与之相对的反革命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性。
托洛斯基在其宏伟的自传《我的生平》（ My Life）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
「后来，这种整体高于部分的观点成了我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刻板的经验主义者把那些往往是想像出来的甚至是误解了的事实奉为真知，这样的做法令我非常厌恶。
「我努力探寻凌驾于个别现象之上的规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我也免不了仓促、错误地得出一些结论，尤其是在我还年轻、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都不太丰富的情况下。
「但是我认为不管在什么领域，只有掌握了总体的脉络，我才能够继续前进，有所作为。」
倘若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淹没在一片支离破碎的事实与数字汪洋中的危险。
什么是革命？
归根究底，社会革命是由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所推动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中所阐明的：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身为人类史上最伟大事件的领袖，让我们看看列宁还要补充些什么：
「无论从革命这个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论策略书》）
而托洛斯基则以他无与伦比的生动方式，把革命描述为「历史那受灵感激发的狂热」。
这些基本定义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点。纵观历史，我们一再看到：当社会顶层出现深刻的分裂时，群众便感受到机会，从底层奋起，去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强而有力地把自己的印记打在历史进程之上──即便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制定的计划，也没有一个能胜任事变所提出任务的领导。
正如托洛斯基在其著作《俄国革命史》（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的序言中雄辩地指出的：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问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总超出于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门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造成。
「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打破那排斥他们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篱，扫清他们传统的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来替一种新制度创造最初的基地了…
「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
这场革命是由有血有肉的个人集体进行的，是一场活生生的力量的较量，不同的人口阶层彼此对峙，并与现状所摆出的种种力量相对抗。 1915年，列宁指明了构成革命情势的关键要素：
「一般说来，革命情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
（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让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2）被压迫阶级的贫穷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
（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第二国际的破产》）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导致权力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却维持旧的财产形式；而社会革命则导致财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并产生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在追溯特定社会中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时，我们也必须把阶级之间与阶级内部的动态、矛盾和张力都考虑进去。
回顾历史记录便会发现，革命并不像统治阶级想让我们相信的那么罕见。然而，成功的革命却极为稀少。事实上，正如大多数罢工以失败告终一样，大多数革命也都归于失败。要确保成功，需要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一次幸运契合——首先是要有一个高瞻远瞩、准备并愿意突破资本主义所设限制的领导。
然而，即便在失败之中，直接参与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也能学到深刻的教训。把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努力总结上升为理论，我们就能避免未来再犯同样的错误。
正是基于这一切，本书所讨论的历史时期才称得上是革命性的。我们将会看到，不同阶级的利益先是相互吻合，继而彼此分道扬镳，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最终外溢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和内战。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关于美国第一次革命，已经出版了十万多种著作，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一人的就有一万多种。有一万六千多部传记是献给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其数量之多，仅次于耶稣基督和威廉·莎士比亚。至于重建时期，尽管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也有几部出色的大部头，出自WEB杜波依斯（WEB DuBois）和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等人之手。
简而言之，关于这三个时期，都有许多高品质的历史著作可供参考，其中一些还或多或少地用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考察了经济与阶级的动态。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再写一本呢？
首先，还没有一本著作把这些彼此关联的时期汇集在一起，并从一种能动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立场出发，总结出其中的许多教训。我们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美国的布尔什维克。在思想和行动中，我们力求体现的不仅是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和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精神与实践，还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精神与实践。
因此，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唯一真正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集体的政治水平，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塑造了这个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动态之上。而这样做的意义，则在于赶在日益临近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更迅速、更有效地建设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
和其他科学一样，历史学并不凌驾于、也不超脱于弥漫在社会之中的阶级矛盾之外。同样的基本素材，可以有五花八门、令人眼花撩乱的解读方式。用伟大的历史小说家兼政治评论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话来说：
「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堆关于那些声名显赫的逝者的、多少算是达成共识的事实；而每一代人都倾向于按照时代的需要，来重新排列这些事实。”
本书毫不掩饰地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切入美国历史。然而，尽管我们有自己的阶级立场，在梳理材料时仍力求采取全面的方法。我们不会为了证明某种先验的框架而专挑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数字和引文。恰恰相反，我们所呈现的，是那些最能阐明结论的材料──而这些结论，是透过对这些矛盾过程的透彻分析得出的。用托洛斯基的话来说：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考虑任何实际问题的一切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时，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发展。
「它从来不把一时的情况与整个前景混同起来，而是把一时的形势置于整个前景之中，以此来分析当前形势的全部特性。一切政治都要以这样的具体分析为出发点。」（《普通的极左派与特别不可救药的极左派（一些理论思考）》）
透过一连串逐步的逼近，我们得出愈发细致入微的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介入今天在我们周围展开的类似进程而做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至少必须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在特定社会中如何演变，并特别留意那些关节性的临界点。但最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不止于此：它们透过既提供具体事例、又提供发人深省的轶事，让革命的历史活了起来。同时，它们也展示了过去的斗争如何为今天的阶级斗争提供启示。
《美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America ）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分别对应于阶级战争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篇章——它们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那些重大战役之前。这些经验帮助锻造了美国的民族国家、民族性格与民族认同，为我们今天所投入的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
全书大致按时间顺序展开，并在适当的时候前后跳跃，以详述某些特定的主题。由于它着眼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相互关系的大局，因而不得不略去许多事件和人物。未来，我们打算撰写一部多卷本的美国革命史，去做远为详尽的叙述，涵盖更为广泛的事件、人物，以及受压迫、受剥削群众的种种斗争。
而在此之前，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本篇幅紧凑的小书能帮助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去体察一个革命时代的节奏、内在矛盾与张力。我们也希望它能鼓励他们深入发掘那段丰富的历史──它就潜藏在我们学校里所教的那个被神话化的美国的表象之下。
《独立宣言》发表二百五十周年，正是探究那些鼓舞人心的阶级斗争传统的绝佳时机——不仅是美国革命的传统，还有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传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在我们日益走近第三次美国革命之际，共产主义者必须谙熟这个充满独特矛盾的国家那无比珍贵的革命遗产。
正如本书所展示的，也正如《巨人：美帝国主义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Imperialism ）一书所详述的，美国统治阶级从一开始的一贯做法（modus operandi），就是为了攫取土地、战利品、自然资源、劳动力、利润和权力而羞辱去消灭、征服、扩张和权力而羞辱。它先是在美洲、继而在全世界，以一种精心算计的、种族主义式的大规模屠杀与暴行的癫狂，肆无忌惮地把一个又一个国家夷为废墟。
难怪现代美国会被视为反动与反革命的堡垒。但一切事物最终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因如此，我们坚信：它最光辉的革命时刻，不在过去，而就在并不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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