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50週年：美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在《獨立宣言》發表二百五十週年之際，我們激動地宣布，美國革命共產主義者（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RCA）出版了約翰·彼得森（John Peterson）撰寫的一本全新著作——這是有史以來第一部以單卷本形式、從馬克思主義視角講述了美國的那些革命動盪的作品。我們在下方刊登此書的導言。
您可以在世界共產主義學習營上聆聽作者約翰彼得森講述美國的第一次革命。這是一屆由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主辦的國際革命思想學習營，將於8月2日至7日舉行。立即報名！
無論用什麼手段，直接生產者都被剝奪了生產資料，被迫生產用於交換而非自用的商品。隨著時間推移，絕大多數人口淪為一無所有的受僱勞動者，而深不可測的財富卻聚斂於極少數人手中。
這並不是說，這個過程是一個全能全知的統治階級有意識推行的政策。他們的行動帶來了大量的繁榮、崩潰與始料未及的後果。這不過是資本主義把自身邏輯推向必然結局的過程；它一旦掛上擋，便會自行其是。
但美國歷史遠不止於此。它同樣是一部群眾反抗、犧牲與革命徵收的歷史。原住民、奴隸、契約僕役，以及其他因經濟所迫來到這裡的人們，絕不會不加抵抗地接受動產奴隸制或僱用奴隸制在他們身上強加的統治。
隨著這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階級鬥爭也隨之發展。這場進步與反動之間的辯證較量貫穿整個歷史，並將持續下去，直到社會主義革命為消滅階級差別奠定基礎，迎來沒有國家、沒有貨幣的共產主義。
革命的允諾
美國可以說不折不扣地誕生於革命之中，而《獨立宣言》就是它的出生證明：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壞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它或廢除它，並建立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據的原則和組織其權力的方式，務必使人民認為唯有如此才最有可能實現他們的安全與幸福。”
《獨立宣言》出自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之手——他是啟蒙運動之子，本人卻蓄有奴隸——因而通篇充滿矛盾，在奴隸、原住民和婦女的權利問題上尤其如此。儘管如此，就其本質而言，它是對一個民族不言而喻、不可剝奪的革命權利的大膽捍衛——而這正是共產主義者張開雙臂去捍衛、去擁抱的權利。
《獨立宣言》直接挑戰君主統治的合法性，確立人民主權為合法政府的基礎，由此以理想化的方式表達了美利堅民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訴求——儘管當時仍有相當一部分人（雖屬少數）依舊認同英國和君主制。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另一端仍立著一份截然不同的文件：美國憲法。 《獨立宣言》所說的是所有人的「安全與幸福」，與之相對，憲法所關心的卻是如何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南方的奴隸主統治集團實現這一點。它把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奉為神聖，同時默許動產奴隸制繼續存在。
唯有妥協，才能確保建立起一個半中央集權的聯邦國家，使之擁有徵稅和徵兵的權力，用以鎮壓民眾起義和奴隸暴動，並迫使原住民就範。
但是，為確保憲法獲得通過而不得不模糊處理的種種界線，最終使第二次革命成為必然。同樣地，南北戰爭一團混亂的結局，使重建時期的悲劇幾乎不可避免。而那個時代未竟的事業，正是今天社會主義革命不可或缺的原因。
我們為何需要辯證唯物主義
公開的階級戰爭與內戰的革命時期，產生於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往往還有軍事等多重危機的交會。就像地震和火山一樣，累積的矛盾和壓力最終會到達一個臨界點，釋放出巨大的蓄積能量，衝破現狀所能容忍的極限。
群眾的力量如同大壩後面的洪水；隨著壓力增大，即使微小的裂縫也能使整座結構潰決。同樣地，群眾觀念的轉變也可能是劇烈的──當他們的認知突然與現實相契合的時候。
群眾不再屈服於他們昔日主人的政治機構和武裝隊伍，而是創造起屬於自己的機構和隊伍。從改良主義到革命，從階級合作到階級獨立，群眾意識的突然轉變，甚至會讓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措手不及。
革命是雜亂無章、非線性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反革命。在革命鬥爭的白熱化之中，階級鬥爭的這兩極可能相互重疊、彼此滲透。這並不總是簡單的“好人”對“壞人”的問題。簡單化的、非歷史的道德說教不僅不夠用，還可能導向反動的結論。為了撥雲見日，我們必須始終把歷史的長遠眼光記在心中，辨別交戰各方所代表的根本階級利益——哪怕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人，如果只是抽像地看，也做出了一些令人質疑的舉動。
正如托洛斯基在《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中所解釋的：
「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能成為正當的目的，只是它是趨向於增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並趨向於消滅那人壓迫人的權力的。」
本書所考察的三個革命片段，都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或本有潛力這樣做，卻被反革命所打斷。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粗糙的經濟決定論者。然而我們懂得，歸根究底，經濟是社會上層建築賴以立足的基礎──意識形態、宗教、哲學、精神生活、政黨與思潮、法律條文、社會與文化規範、美學等等，無不如此。這一切彼此互動、相互制約；在歷史的關節轉折點上，量轉化為質，質也轉化為量。
在致約瑟夫·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一封非凡書信中，恩格斯闡明了他和馬克思關於歷史辯證法、決定論、個人作用等問題的思考，值得大段引用：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話。
「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論，在參與者頭腦中的鬥爭，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教義的進一步發展。
「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一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過的事物。 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的）使他嚮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誌等於零。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理解最複雜、最難預測的社會現象的內在本質，就必須自覺而能動地運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認清本質的規律，掌握革命及與之相對的反革命的內在邏輯與規律性。
托洛斯基在其宏偉的自傳《我的生平》（ My Life）中，進一步闡述了這種方法的重要性：
「後來，這種整體高於部分的觀點成了我的理論工作和政治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刻板的經驗主義者把那些往往是想像出來的甚至是誤解了的事實奉為真知，這樣的做法令我非常厭惡。
「我努力探尋凌駕於個別現象之上的規律。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時我也免不了倉促、錯誤地得出一些結論，尤其是在我還年輕、書本知識和生活經驗都不太豐富的情況下。
「但是我認為不管在什麼領域，只有掌握了總體的脈絡，我才能夠繼續前進，有所作為。」
倘若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有淹沒在一片支離破碎的事實與數字汪洋中的危險。
什麼是革命？
歸根究底，社會革命是由社會經濟基礎的改變所推動的。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中所闡明的：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
「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身為人類史上最偉大事件的領袖，讓我們看看列寧還要補充些什麼：
「無論從革命這個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論策略書》）
而托洛斯基則以他無與倫比的生動方式，把革命描述為「歷史那受靈感激發的狂熱」。
這些基本定義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起點。縱觀歷史，我們一再看到：當社會頂層出現深刻的分裂時，群眾便感受到機會，從底層奮起，去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強而有力地把自己的印記打在歷史進程之上──即便他們並沒有一個明確制定的計劃，也沒有一個能勝任事變所提出任務的領導。
正如托洛斯基在其著作《俄國革命史》（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的序言中雄辯地指出的：
「一種革命之最確實現象，就是群眾的直接干涉歷史事件。在平時，國家——不問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總超出於人民之上，而歷史則由這一行業的專門家：君王，大臣，官僚，議員，新聞記者所造成。
「但在這些緊急關頭，即當群眾再不能忍受舊制度之時，他們就打破那排斥他們於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籬，掃清他們傳統的代表，以他們自己的干預來替一種新制度創造最初的基地了…
「在我們看來，革命的歷史，首先乃是群眾強行踏進自己命運之主宰圈的一種歷史。」
這場革命是由有血有肉的個人集體進行的，是一場活生生的力量的較量，不同的人口階層彼此對峙，並與現狀所擺出的種種力量相對抗。 1915年，列寧指明了構成革命情勢的關鍵要素：
「一般說來，革命情勢的特徵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舉出以下三個主要特徵，大概是不會錯的：
（1）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要讓革命到來，單是「下層不願意」照舊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夠的，還需要「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
（2）被壓迫階級的貧窮和苦難超乎尋常地加劇；
（3）由於上述原因，群眾積極性大大提高，這些群眾在「和平」時期忍氣吞聲地受人掠奪，而在風暴時期，無論整個危機的環境，還是「上層」本身，都促使他們投身於獨立的歷史性行動。 」（《第二國際的破產》）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區分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政治革命導致權力從統治階級的一個階層轉移到另一個階層，卻維持舊的財產形式；而社會革命則導致財產關係的根本變革，並產生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在追溯特定社會中階級關係與財產關係不斷變化的力量對比時，我們也必須把階級之間與階級內部的動態、矛盾和張力都考慮進去。
回顧歷史記錄便會發現，革命並不像統治階級想讓我們相信的那麼罕見。然而，成功的革命卻極為稀少。事實上，正如大多數罷工以失敗告終一樣，大多數革命也都歸於失敗。要確保成功，需要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的一次幸運契合——首先是要有一個高瞻遠矚、準備並願意突破資本主義所設限制的領導。
然而，即便在失敗之中，直接參與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也能學到深刻的教訓。把工人階級改造社會的努力總結上升為理論，我們就能避免未來再犯同樣的錯誤。
正是基於這一切，本書所討論的歷史時期才稱得上是革命性的。我們將會看到，不同階級的利益先是相互吻合，繼而彼此分道揚鑣，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最終外溢為公開的武裝衝突和內戰。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關於美國第一次革命，已經出版了十萬多種著作，其中關於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一人的就有一萬多種。有一萬六千多部傳記是獻給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其數量之多，僅次於耶穌基督和威廉·莎士比亞。至於重建時期，儘管受到的關注要少得多，但也有幾部出色的大部頭，出自WEB杜波依斯（WEB DuBois）和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等人之手。
簡而言之，關於這三個時期，都有許多高品質的歷史著作可供參考，其中一些還或多或少地用一以貫之的馬克思主義框架考察了經濟與階級的動態。那麼，為什麼還需要再寫一本呢？
首先，還沒有一本著作把這些彼此關聯的時期匯集在一起，並從一種能動的、革命的共產主義立場出發，總結出其中的許多教訓。我們不是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美國的布爾什維克。在思想和行動中，我們力求體現的不僅是薩姆·亞當斯（Sam Adams）和約翰·布朗（John Brown）的精神與實踐，還有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精神與實踐。
因此，這本不起眼的小書唯一真正的目的，就是提高我們集體的政治水平，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塑造了這個國家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動態之上。而這樣做的意義，則在於趕在日益臨近的社會主義革命到來之前，更迅速、更有效地建設美國革命共產主義者。
和其他科學一樣，歷史學並不凌駕於、也不超脫於瀰漫在社會之中的階級矛盾之外。同樣的基本素材，可以有五花八門、令人眼花撩亂的解讀方式。用偉大的歷史小說家兼政治評論家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的話來說：
「我們所擁有的，不過是一堆關於那些聲名顯赫的逝者的、多少算是達成共識的事實；而每一代人都傾向於按照時代的需要，來重新排列這些事實。”
本書毫不掩飾地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切入美國歷史。然而，儘管我們有自己的階級立場，在梳理材料時仍力求採取全面的方法。我們不會為了證明某種先驗的框架而專挑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數字和引文。恰恰相反，我們所呈現的，是那些最能闡明結論的材料──而這些結論，是透過對這些矛盾過程的透徹分析得出的。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
「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具體的，這就是說，在考慮任何實際問題的一切決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時，馬克思主義不僅要考慮到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還要考慮到它們的發展。
「它從來不把一時的情況與整個前景混同起來，而是把一時的形勢置於整個前景之中，以此來分析當前形勢的全部特性。一切政治都要以這樣的具體分析為出發點。」（《普通的極左派與特別不可救藥的極左派（一些理論思考）》）
透過一連串逐步的逼近，我們得出愈發細緻入微的理解──這一切，都是為了介入今天在我們周圍展開的類似進程而做的準備。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至少必須熟練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去分析階級關係和財產關係在特定社會中如何演變，並特別留意那些關節性的臨界點。但最引人入勝的歷史著作不止於此：它們透過既提供具體事例、又提供發人深省的軼事，讓革命的歷史活了起來。同時，它們也展示了過去的鬥爭如何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啟示。
《美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America ）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分別對應於階級戰爭中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篇章——它們發生在20世紀和21世紀那些重大戰役之前。這些經驗幫助鍛造了美國的民族國家、民族性格與民族認同，為我們今天所投入的階級鬥爭奠定了基礎。
全書大致按時間順序展開，並在適當的時候前後跳躍，以詳述某些特定的主題。由於它著眼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相互關係的大局，因而不得不略去許多事件和人物。未來，我們打算撰寫一部多卷本的美國革命史，去做遠為詳盡的敘述，涵蓋更為廣泛的事件、人物，以及受壓迫、受剝削群眾的種種鬥爭。
而在此之前，我們真誠地希望，這本篇幅緊湊的小書能幫助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去體察一個革命時代的節奏、內在矛盾與張力。我們也希望它能鼓勵他們深入發掘那段豐富的歷史──它就潛藏在我們學校裡所教的那個被神話化的美國的表象之下。
《獨立宣言》發表二百五十週年，正是探究那些鼓舞人心的階級鬥爭傳統的絕佳時機——不僅是美國革命的傳統，還有南北戰爭和重建時期的傳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和傳統；在我們日益走近第三次美國革命之際，共產主義者必須諳熟這個充滿獨特矛盾的國家那無比珍貴的革命遺產。
正如本書所展示的，也正如《巨人：美帝國主義的興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Imperialism ）一書所詳述的，美國統治階級從一開始的一貫做法（modus operandi），就是為了攫取土地、戰利品、自然資源、勞動力、利潤和權力而羞辱去消滅、征服、擴張和權力而羞辱。它先是在美洲、繼而在全世界，以一種精心算計的、種族主義式的大規模屠殺與暴行的癲狂，肆無忌憚地把一個又一個國家夷為廢墟。
難怪現代美國會被視為反動與反革命的堡壘。但一切事物最終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因如此，我們堅信：它最光輝的革命時刻，不在過去，而就在並不遙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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