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 泰德·格蘭特, 精選, 著作與文獻, 馬克思主義理論

《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

第二部分:新類型的托洛茨基主義

我們首先開始出版一份名為《工人國際新聞》(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的月刊,我們的方向是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面向工黨。英國正在進入革命前夕的局面,英國統治階級正在做的不是對外戰爭的準備,而是內戰的準備。這種事件的發展,將導致工黨內部的危機,並為革命趨勢提供擴大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在工黨內開展工作的同時,也在那個時候精力充沛地努力在各處宣傳我們的材料,並試圖影響人們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方向發展。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設法招募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和獨立工黨的成員。這些新招募的成員隨後協助了我們在工黨內的工作,特別是我們在工青團中的工作,我們在工青團中與史達林主義者進行了一場巨大的戰鬥。

當我們開始發展我們趨勢組織的工作時,我們就自覺地、有意地決定背棄小宗派,不論是戰鬥小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其他殘餘份子。相反,我們將面向群眾運動。我們要面向工人階級,開始真正的建設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過程。雖然我們最初只有九名成員,但這九名成員都是非常敬業的人。米莉有來自南非的私人資金,所以她和拉爾夫都能為新組織全職工作。其他成員主要是失業人員,只有幾個同志真正在工作。我記得,希利有一份工作。其餘的人則靠失業救濟金過活。好吧,至少我們從國家那裡得到了微薄的生活費,用於革命活動的目的!作為全職專業人員,我們得到了大約50美元。作為全職專業人員,我們每周大約有15先令。那些接受國家援助的人,每周可以增加到17先令,在那個時候,如果你不喝酒不抽煙,你就可以勉強維持生活。

於是,我們九個人開始了一場建設工人國際聯盟的澎湃運動。第一個任務是出版我們的材料。由於我們沒有錢,要想把東西進行商業印刷,費用太高。然而,拉爾夫設法撿到並修理了一台破舊的阿迪納印刷機,幾乎沒有花任何的錢。任何熟悉這種專門印刷小卡片的機器的人,都知道那更像一個玩具而不是印刷機。總之,我們得到了一個小阿迪納,也找到了一個排版師來做排版。我們後來自己設法進行排版。李和哈斯頓都擁有一定的機械技能,所以我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進行印刷工作。但至少可以說,阿迪納的印刷工作是個背水一戰的工作!

我們寫文章、校對、準備印刷、操作印刷機和銷售雜誌。我記得,也許直到淩晨一、二、三點,我們都在忙,用格羅夫斯的話說,就是「轉動手柄」。就這樣,我們每個月都要翻出《工人國際新聞》,主要是專門轉載托洛茨基的材料和國際運動的文章。我們的第一期《工人國際新聞》於1938年1月脫稿,頭版刊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題目是《格別烏逍遙於俄國境外——致所有工人階級組織的公開信》(GPU Stalks Abroad – Open Letter to All Working Class Organisations)。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時刻,也是建立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務。

我們選擇了某些地點來銷售雜誌。海德公園、托特納姆宮路和皮卡迪利,我們每週六和週日定期在那裡銷售。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找到了聯繫人,因為許多到倫敦旅遊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到海德公園和演說者之角去。此外,來自倫敦和其他國家的工人去西區遊玩,也不可避免地要經過皮卡迪利或托特納姆宮路。因此,我們在當時的銷售中結識了不少的聯繫人和後來加入的會員。我們盡可能地參與了所有發生的罷工,與產業工人取得了聯繫,慢慢地,開始有涓涓細流的工人加入了我們的組織。從一開始,我們的趨勢組織就是工人階級組成的。特別是從工程工廠中爭取來的工業工人,我們在工程師聯合會(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中建立了基礎。我們完全不理睬那些舊的宗派主義趨勢組織,他們的成員中絕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沉迷於他們的紙上談兵,而我們則展開了重建運動的工作。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湊錢買了一台腳踏式的二手踏印機。我們設法撿到了一台非常便宜的——我想大約20英鎊。我敢肯定,以現代標準來看,它肯定是非常古老的!但與阿迪納的小手柄搖動機器相比,它是一個巨大的飛躍。這台腳踏機使我們可以出版比小雜誌格式更大的尺寸。我們還印製了工青團帕丁頓支部的公報,叫《探照燈》(Searchlight)。我們的同志實際上是把這份刊物作為《社會主義青年》的復刊,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掌握了帕丁頓青年支部。後來這本刊物變成了《社會主義青年》(Youth for Socialism),一直維持到1941年。

我們製作的第一批小冊子之一是1938年7月托洛茨基的《西班牙的教訓》(The Lessons of Spain),拉爾夫和我本人為該書寫了導言。我們給托洛茨基寄去了一本,他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祝賀工人國際聯盟取得了這一偉大的成就,特別是我們有了自己的印刷機。我們覺得我們已經步上正軌,並在六個月內發展到30名同志。雖然主要是在倫敦,但我們贏得了其他地區的同志,甚至迎來了戰鬥小組三分之一的成員。我們開始建立一個主要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年輕的、非常有活力的組織。

我必須說,即使在那個早期階段,我們就已經引起了英國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雖然我們只有一個小團體,但他們對我們的活動產生了興趣。後來,軍情五處的確有派人打入我們的組織,但即使在組織還這麼小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打探我們。我記得有一個叫瓊斯的小夥子來了,他說他是個煤氣工人,想加入我們的組織。後來,我們偶然間確認了他其實是一名探員。但他在申請加入時我們馬上就有了懷疑。我們只看了一眼他的腳的大小,就知道瓊斯同志的來歷了!當時組織的總部就在拉爾夫和米莉家的地下室裡。由於他說他在煤氣廠有一份工作,我們就把查明真相作為我們的工作。幾天來,我們一直監視著煤氣廠問工人們瓊斯先生在哪個班工作? 工人們都很困惑他們對這個瓊斯先生一無所知。他告訴我們,他是共產黨員——其實他身上有一張共產黨員證——所以他顯然也是在共產黨內做臥底工作!

我們繼續以各種的藉口阻撓瓊斯加入。首先,在加入之前,我們告訴瓊斯,他必須向組織捐錢,以顯示他的革命操守。當然,作為一個有說服力的特務,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了錢。然後,出於幽默感,我們決定對瓊斯探員玩個把戲。他對我們出版的每份報紙和傳單的複印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一定要拿到這些傳單!我們剛剛發行了第一期《探照燈》,他就和我們聯繫了。所以我們決定跳過第二期,只把第三期放在第二期上。可憐的老警探瓊斯為了追蹤幽靈般的第二期而驚慌失措!他一定因為這次失敗而在蘇格蘭場受到了責難,因為他瘋狂地試圖找到失蹤的號碼。他嘗試了幾個月,當然,失敗得很慘!

在瓊斯探員失敗後,特務處接下來又派來了一個女性的臥底探員。我們也把她看成是另一個特務,我們告訴她同樣的故事:「如果你想加入組織,你必須做出經濟上的犧牲。」當時我們想出版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需要「12鎊和10先令」。於是她乖乖地拿出了「12鎊和10先令」,當然,我們也讓她撲了空。事後,當哈斯頓被捕後,被懷特黑德探員(Detective Whitehead)——處理第四國際的政治保安處處長——盤問時,懷特黑德問道:「你的錢從哪裡來的?」哈斯頓回答說:「嗯,據我記得,是你們付錢買了《過渡綱領》!」「這當然讓他閉嘴了」。總之,她給了我們「12和10先令」後,也沒能進入組織。

坎農扮演的角色

1938年中,巴黎的國際書記處正在為第一次世界大會,即第四國際的成立大會制定計劃。自1933年起,托洛茨基就提出了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來取代已經破產的史達林派和改良派的國際組織,並用以作為世界革命的武器的想法。在整個30年代 ,托洛茨基嘗試為這個國際組織的發展作出準備 。然而,其他國際組織是在工人階級進步和革命的時期出生的 ,而第四國際則是在工人階級遭受巨大失敗和退縮的時期成立的 。儘管如此,第四國際在1938年的成立還是與世界戰爭和革命動蕩的視角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根據這一觀點,托洛茨基預測,在十年內,舊組織將一個不剩,第四國際將成為地球上的主導力量。

作為巴黎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前奏,美國托派領袖、世界大會代表坎農從美國前來,為在英國建立統一的托派組織做準備。他想像著要一舉就拂去分歧,統一起運動。當時,在倫敦地區有三個獨立的團體聲稱有托洛茨基主義的根基,蘇格蘭也有一個。有戰鬥小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革命社會主義黨,還有我們,即工人國際聯盟。革命社會黨是從社會主義工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工黨在蘇格蘭基本上是一個宗派組織,在格拉斯哥、愛丁堡和約克郡有一些殘餘份子,他們已經朝著托洛茨基主義的方向發展。

這就是坎農來到這個國家時的狀況。我們相當敬仰坎農,他在運動中有著悠久的革命資歷。他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經常和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聯繫。同志們對他非常尊敬。當我們見到坎農時,他告訴我們,他的任務是在9月第四國際的成立大會之前,將英國的各個團體統一起來。成立大會是最後期限,我們不能等到一切都在大家的腦海裡,才進行這次統一。我們則告訴他,我們贊成統一,但必須在正確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當時,鑒於各個小組之間的根本分歧,我們必須正視眼前的問題,即如何工作:打入還是不打入,獨立工作還是在工黨內工作。我們告訴坎農,在我們能得到統一之前,我們必須在一個明確的政策上達成一致。任何一個同意的組織內部都必須同意一份打入的政策或獨立工作的政策。當然,除此之外,少數派的民主權利也要被確立,他們可以完全自由地提出他們的立場,並試圖在組織的框架內說服多數派。

坎農說:「是的,但是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趨勢組織和C. L. R. 詹姆斯的趨勢組織是絕對不會接受的。」於是我們反駁說:「如果他們不準備接受,那麼,就我們而言,當然不會有任何團結。」坎農試圖說服我們,但未能說服任何一位領導同志。我們告訴坎農,我們會給他一切機會,讓他向我們組織的普通成員講話,我們還邀請他在我們每月的總會議上講話。他接受了邀請,問我們有多少成員? 我們告訴他,我們有30名成員。他看著我們,按照「美國式」的計算方式,如果你實際上有30名成員,你就要把它翻倍,聲稱你有60人;如果你有60人,你就把它翻倍,說你有120人,以此類推。所以當我們說我們有30個成員時,坎農說,「你是說15個吧」。這顯然是其他組織計算成員人數時使用的方法。坎農繼續說:「我從別人那裡瞭解到你們有10個或15個成員」。這可能是哈伯和傑克遜告訴他的數字,他們不知道我們的發展速度有多快。和往常一樣,他們完全不了解我們的情況。於是我們堅定地說:「不,我們有30名成員。」坎農顯然不相信我們,只是點了點頭。

我們的會員大會是在華威大道哈斯頓家的一個房間裡舉行的,那裡也放著印刷機。會前,我們驕傲地向坎農展示了這台腳踏機,他也適當地讚賞。坎農坐在會議最前面的桌子上。會議要開始的時候,正好是七點半。在場的有十個人,坎農就問我們要不要開始。我們說:「不,再等等。再給我們幾分鐘時間,等同志們都到齊了再說。」坎農只是笑笑,什麼也沒說,看著自己的筆記。然後又過了大約十分鐘,房間里有二十個人,於是坎農又問我們是否應該開始議事。我們又說:「等一下,再給我們幾分鐘。」到了八點一刻,令坎農意外的是,房間裡竟然有30人。所以我們告訴坎農,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他一定認為我們很天真或什麼的。那時的坎農大概驚艷地在想:「他們說他們有30人,他們居然真的有30人!」

坎農對我們的成員發表了有力的講話,主張不惜一切代價與其他托派團體合併起來。然而,他的論點沒能說服任何一個同志。工人國際聯盟的成員是同質的、堅定的,在合併問題上的態度是明確的,無論是領導層還是普通成員。我們向他指出了其他團體的弱點。我們說:「你還沒有和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基層會員開會,也沒有和戰鬥小組的成員開會。只有我們的趨勢組織準備讓你和我們的會員見面,公開討論出事情來。」我們告訴他,原因是其他趨勢組織非常鬆散,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在政治上也很窩囊。

在我們與坎農的討論中,他告訴我們,在戰術問題上,他可以看出我們對工會或對工黨的態度不是宗派主義的。根據他的說法,我們的總體方針是正確的。在合併這個問題上,我們就是宗派主義!我們告訴他,相反,我們在合併問題上採取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他見到討論毫無進展,就問我們是否願意參加即將召開的合併大會嗎?我們說:「我們當然要來參加合併會議,我們要在會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對此沒有異議,坎農也沒有異議。事實上,我們提出了自己的關於觀點和策略的文件,是唯一能提供明確而完整的政治解釋的人。

合併會議在南倫敦的克拉帕姆某處舉行。我們的30位同志出現了,還有大量的其他人,甚至那些早已退出政治活動的「政治殭屍」。他們甚至還撈出了哈利·威克斯(Harry Wicks)和亨利·薩拉(Henry Sara)。我不記得當時到底有多少人,房間顯然爆滿了。薩拉主持了會議。他曾參加過最初的托洛茨基主義趨勢,即巴勒姆小組。因此,儘管他們在建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方面的記錄很差,但會議對他們還是給予了一定的寬容和善意。在這些議事會上,像往常一樣,會議並沒有按時開始,而且很多人仍然在走動。拉爾夫·李幽默地觀察到:「這就像一場法國臥室的鬧劇,人們四處走動,一扇門打開,另一扇門關閉…很難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正如所料,我們在合併會議上被當成賤民一樣。沒有人和我們說話。我們完全被忽視了。我們最後只是在自己之間討論,耐心地在大廳裡等待會議開始。

最後,會議遲了一個小時才開始。他們仍在從一個房間繞到另一個房間,即使在這麼晚的階段也試圖達成一項大家都能接受的協定。無論如何,他們在一個多小時後成功地把其他小組召集起來。然後,如果你能相信的話,他們只花了大約20分鐘就在領導人之間達成了協定。事後我們聽說坎農說服詹姆斯來美國,答應給他一個在美國社會黨建立黑人運動的職位。他還設法說服薩拉一個聯合的組織的好處。在此基礎上,他們設法達成了某種妥協。妥協的內容是,這兩種策略都是合理的,他們將同時進行公開派和打入派的策略。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是瘋狂的。

會議由年輕的美國人古爾德(Nathan Gould)致開幕詞,他是國際書記處駐歐洲代表。他沒有談具體的分歧和方向,而是談到了《過渡綱領》。沒有就使我們產生分歧的戰術和戰略進行政治討論。當我們看到提出的《合併協定》時,大吃一驚,公開說:「這怎麼能行呢?」我們明確表示,我們不會與提出的這種無原則的協定有任何關係。拉爾夫·李發表了一篇演講,他說:「坎農就像把兩隻基爾肯尼貓的尾巴綁在一起的人,它們最終會把對方撕成碎片。」他預言,把這三個團體聯合起來,你們要做的就是把三個組織「合併」成十個。這將是這一切最後的結果。資源是有限的,錢和同志也是有限的,如果這兩種手段都用上,就會毀掉這個組織。贊成打入主義戰術的人會說資源應該歸他們使用,他們會指著會議決議,公開派也會這樣做。因此,這是一個癱瘓組織的公式。坎農很生氣,因為我們拒絕接受《合併協定》。他站起來說:「我會會把搞分裂的人像蟲子一樣踩死。」薩拉也附和道:「這是個醜聞。這是我們從美國來的客人同志。他卻受到了可恥的待遇!」

我們拒絕了這種說法。這時,我插話了:「即使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來到這裡,我們還是會做同樣的事。我們不像史達林主義者,我們必須明確地說明分歧,這是我們運動的原則。應該允許每個同志說出自己真誠的信念。」我最後說:「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站在我們面前,提出我們不同意的立場,我們完全有機會提出自己的理由。而他也會贊成的。」之後,整個爭論就被放棄了。

我必須承認,坎農也站起來制止這種幼稚的論調,並說他不反對我們這些攻擊。他繼續說:「我們可以接受,但我們也可以回擊」然後,他繼續向我們「回擊」,但沒有對我們的成員產生任何影響。我們絲毫不為所動,因為我們知道會發生什麼。新的合併組織聲稱有170名成員,取名為「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然而,戰鬥小組的人致力於打入主義;舊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主張獨立工作,而革命社會黨原則上反對打入主義。這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鬧劇,後來也是如此。同時,30人的工人國際聯盟拒絕認可合併協議,繼續在工黨內開展工作,同時對外面的機會也有靈活的態度。

哈斯頓和我,特別是哈斯頓與坎農進行了多次討論。坎農顯然對工人國際聯盟印象深刻。會議結束後,他問我們是否要見他,我們同意了。坎農坦率地告訴我們:「好吧,你們還沒有加入這個組織,但我希望你們能和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問我們是否會派代表參加國際組織的成立大會,條件是我們自己和聯合趨勢的關係要和諧。顯然,我們絕對同意國際的綱領和政策。我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寫的《過渡綱領》,它提出了國際組織在過渡要求的基礎上進行群眾工作的思想。我們說,我們完全同意國際的思想、方法、政策和綱領。我們解釋說,我們非常希望申請,至少是以同情者組織的身分申請加入國際。於是他問我們是否會派代表參加世界大會,我們告訴他,我們會討論這個問題,並盡力派人參加。如果我們能籌到錢(這一直是個絆腳石)我們肯定會派代表參加。在與我們的討論中,坎農很強調我們應該出席大會。他一定是希望我們參加,因為他可能認為,大會將施加足夠的壓力,促使我們與其他團體聯合起來。這可能是他心中的想法。

然而,當我們在執行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意識到我們沒有錢派人去巴黎。我們組織內部主要是失業者,生活在溫飽線上。我們根本負擔不起旅費。我們感到非常失望,但我們還是決定發信解釋我們的立場,並請求以同情者身分加入國際組織。我們起草了一封信,為了不重複打字,米莉直接把聲明寫在了範本上,我們把範本抄下來分發給同志們。我們什麼也沒想,只是出於方便,讓它在我們隊伍內部廣泛流傳。事實上,這封信是在會員大會上通過的,然後才裝在一個密封的信封裡寄出去的,當時哈伯正在代表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參加大會,他理應把我們的信如是轉交給大會。

第四國際成立大會

在9月初的世界大會上,英國分會提交了報告。報告中對工人國際聯盟拒絕與其他團體合併進行了尖銳的攻擊。據我所知,是法國代表之一提出了把我們作為第四國際的一個同情團體對待的動議。接著,坎農對我們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指責「拉爾夫·李集團」因為「純屬個人恩怨」而分裂,阻撓統一,拒絕派代表參加世界大會。他說了一大堆謊話,說我們給我們的信是對「全世界」的聲明,是對敵人的公開聲明,純屬複製,沒有打字。由於坎農對工人國際聯盟的攻擊,同情者的隸屬關係也遭到了拒絕。從那時起,坎農就要對工人國際聯盟及其領導層養成深仇大恨,這在今後將產生嚴重影響。

大會結束後不久,10月12日,坎農給托洛茨基寫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了「拉爾夫·李集團」:

「戰鬥小組在過去的六個月內不幸發生了由拉爾夫·李主導的分裂,結果後者在沒有任何原則性理由的情況下成立了另一個集團(工人國際新聞)。這只能帶來混亂和士氣低落——由於這兩個團體都是專門在工黨內工作,所以就更會如此。與此同時,利物浦支部也以機會主義的理由退出了戰鬥派。他們想僅僅作為一個沒有任何國際聯繫的左翼在工黨內工作。」

在倫敦的統一會議上,坎農報告:

「我們對不負責任的分裂進行了強有力的討伐,並明確表示,國際會議將取消多團體的可能性,每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支部。」

「拉爾夫·李集團約有30多人,大多是年輕人,他們與戰鬥小組領導層的有著個人層面上的對立,並製造了非常毒害的氣氛。他們企圖阻撓統一,但在統一會議上遭到無情的打擊,隊伍嚴重動搖。他們的態度受到國際大會的譴責。」

「沙赫特曼在訪問英國期間,也與這批人進行了會談。他的意見與我的意見相同,即他們必須服從國際決定,加入統一的英國分部,否則就會分裂。英國支部只需對這個集團採取堅定而堅決的立場,決不承認其正當性。」

「可惜,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英國同志們,唉,都是紳士。他們不習慣我們『粗暴』(即布爾什維克)地對待鬧分裂團體的方式。不過,我想他們從我們的訪問中學到了一些東西,至少他們說他們學到了。」

「我不會試圖預言英國統一試驗的結果。摩擦無疑是存在的,更糟糕的是,在觀念上無疑存在著分歧。詹姆士集團的一些成員還在從菲爾德-奧勒(Field-Oehler)的觀點出發,對法國轉向進行質疑。」[1]

正如坎農的報告所提到的,大會結束後,馬克斯·沙赫特曼回到英國,要求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立場。他見到我們的時候相當憤慨,問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故意與國際組織決裂。但當我們聽到大會上發生的報告時,我們對坎農和其他人散佈對我們的誹謗感到憤怒。我們就因為這個問題把可憐的老沙赫特曼給質詢了一頓。我要為沙赫特曼說一句,當我們告訴他在合併協定上與坎農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時,他真的很驚訝。沙赫特曼聽了我們的話,他同意和我們的會員談。我們在會上譴責了坎農的突襲,但沙赫特曼盡其所能地為他辯護。「嗯,這的確是一個突襲」他說:「但這是一個好的突襲。坎農想要促成團結。他想把所有趨勢聚集在一起」他還說了諸如此類的話。聽起來就像這些就是在我們背後捅刀子的充分理由。雖然即使在那個時候,他和坎農之間肯定也有摩擦,這給1939-1940年的派系鬥爭蒙上了陰影,但他仍然為坎農辯護。

正如可以預料的那樣,沙赫特曼受到了成員們的冷落,他們完全不相信他的論點。在他回美國後,我們認為,我們實際上是第四國際的私生子。我們仍然會繼續國際的工作。事實上,我們認為,我們是英國真正的第四國際支部。我們對戰前托洛茨基主義發展的看法,在1942年底由工人國際聯盟編製的一份文件中作了總結。我們認為它是我們發展的一個必要的初步階段。但我們認為,工人國際聯盟的成立是與過去的決定性決裂,是英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的真正開端。

工人國際聯盟的文件指出:

「大不列顛共產黨左翼反對派的最初幹部,主要是小資產階級。他們雖然接受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但並沒有試圖把這些思想具體化,並把它們應用於英國運動。在早期的會議中,培養了小資產階級討論圈的精神。沒有真正嘗試讓青年成員和同情者瞭解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和史達林官僚主義在國內或國際上的理論差異,也沒有瞭解左翼反對派的綱領。領導層在訓練年輕份子或進行任何決定性的政治行動方面表現出最大的無能。」

「在左翼反對派重新加入共產黨的運動時期,一批鬆散的個人集合在一起是可能的,因為在這個國家,這使他們能夠以「批判者」的身份公開露面,同時又沒有任何真正的綱領約束他們。然而,當史達林主義者在德國事件上做的背叛促使左翼反對派認為對共產國際的改革已不可能,而採取面向新的第四國際的觀點時,英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基本弱點就暴露出來了。」

「當時給英國同志的指示是把中派組織作為主要工作領域。托洛茨基同志制定的這一觀點,在根本上是正確的。但是由於英國托派完全沒有能力執行這一策略,結果導致了失敗。這種向中派的轉變標誌著一系列分裂的第一次。由無法為一個統一的機建構行事,反對派分裂了 ,一個組織進入了 獨立工黨,另一個組織起初仍然獨立工作 ,後來進入了工黨 。這種最初的分裂是在沒有經過任何徹底討論或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各派系的路線與各人的個人聯盟平行。

「從1934年到1938年,連續發生了一系列分裂。政治路線通常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戰術問題上,而戰術問題又被上升到不可改變的原則。這些派別的特點是有一個核心,一般來說,它是根據個人的隸屬關係而分裂的。少數留在這些派別邊緣的人——主要是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觀點的新份子——漫無目的地從一個團體轉到另一個團體,尋求領導。」

「法國黨轉向社會黨和美國奧勒派在加入社會黨問題上的分裂,為各派創造了新的基礎。『布爾什維克黨獨立』的『原則』成為新的和『更高的』政治討論形式的中心。」

「在這一整個時期,國際書記處對英國運動的真實情況——它的力量、它所開展的工作形式、它在工人中的支持,以及它活動的每一個其他方面——完全不瞭解。國際書記處與英國運動之間的鬆散聯繫為這種情況提供了便利。」

「演變和消失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數不勝數。共產主義左翼反對派、馬克思主義同盟、馬克思主義小組、戰鬥小組、切爾西行動小組、革命社會主義同盟、統一革命社會主義同盟、戰鬥勞工同盟、革命工人同盟、工人國際同盟——僅在倫敦地區就有這些組織,其他各省也不時出現。」

「到1938年9月,在倫敦地區有以下三個不同的團體:(給出這些組織的領導人的名字是為了確定他們的身份,因為後來他們的名字有所改變)。革命社會主義同盟(詹姆斯、鄧肯、萊恩——威克斯、杜瓦爾),馬克思主義同盟(威克斯、杜瓦爾)剛剛在獨立戰術的基礎上與革命社會主義同盟達成統一。戰鬥小組(哈伯、傑克遜),它是工黨的一個打入組織。工人國際聯盟(李、格蘭特、哈斯頓)——工黨內的一個打入派團體。」

「還存在著愛丁堡革命社會黨,該黨正在向第四國際靠攏,並準備在獨立戰術的基礎上影響與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統一。這個團體的領導人是梅特蘭(Maitland)和泰特(Tait)。」

「每年有時一年兩次召開『團結』會議,但沒有任何認真的準備或打算。那些已證明自己沒有能力繼續進行任何有組織的工作、不時退出運動的軟弱份子出現在臺上,並在『討論』中起主導作用。每年越來越明顯的是,舊份子之間的真正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領袖’們決心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抵制任何對他們地位的侵犯,最重要的是,因為缺乏真正的階級和階層。顯然,只有在共同行動綱領的基礎上,在共同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統一合併。」

這就是1938年9月召開『和平與合併會議』時英國運動的立場。在為會前討論而散發的公報中,有三個論題,分別由工人國際聯盟、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和革命社會黨提交討論。這三個團體的代表,以及戰鬥小組的一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由美國同志起草並提出了『和平與合併協定』。對英國多年來一直讓運動內部處於分離狀態的戰術和觀點歧見,沒有進行政治討論。徒有這份『和平與合併協定』,給各組二十分鐘的時間簽字。除工人國際聯盟外,各組都簽署了。」[2]

我們果斷地背棄了所謂的聯合趨勢,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就像我們對過去的戰鬥小組所做的那樣。而且,正如我們所預料的,當坎農和沙赫特曼一回到美國,內鬥就開始了。在這個所謂的合併會議的幾週後,第一個分裂出現了,這個組織開始解散成它的組成部分。革命社會黨看到發生了什麼,就離開了組織。薩拉和威克斯隨即離開了,而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後來一次會議上又發生了深刻的分裂,舊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大多數人分裂出來,組成了革命工人聯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接著是一系列的個人辭退。剩下的這個團體由於形成了對立派別,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他們對托洛茨基所宣導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態度而受到影響。

革命社會主義聯盟視我們為敵人,立即向我們宣戰。我們則開始反攻。我們的翅膀沒有被剪斷,我們的手也沒有被任何協定束縛,所以我們努力地試圖贏得處於危機狀態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支部中最優秀的份子。很快,在1939年初,我們贏得了利物浦的同志們。我們拿下了他們利物浦支部的大部分人,包括吉米·迪恩和湯米·伯查爾(Tommy Birchall)以及其他主要同志。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利茲,在那裡我們贏得了大多數的革命社會黨人。我們把這個黨的領導弗蘭克·梅特蘭和湯米·泰特下的支持者幾乎完全贏過來了。我們很快就在愛丁堡贏得了革命社會黨內的多數支持,而愛丁堡一直是他們的據點,他們在我們的指導下加入了工黨。

直到戰爭爆發前,我們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出版托洛茨基的小冊子。例如,我已經提到過,我們發行了托洛茨基寫的《西班牙的教訓》,並附有我們自己的序言。「西班牙的經驗是對世界工人,首先是對英國工人的警告和教訓」,我們寫道:「昨天在西班牙上演的戲碼今天正在英國排演。如果英國工人沒有認識到歷史擺在他們面前的任務的性質,這些情節明天就會上演。而在準備解決這些任務的過程中,工人階級首先需要一個革命黨。」

多年後重讀這篇文章時時,我必須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序言。托洛茨基給我們發了一封非常熱情的回信。雖然小冊子印得不是很好,但老托有被我們的小小努力所鼓舞到。我們不是國際的正式支部,但托洛茨基從介紹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做法非常健康,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趨勢,而不是一個宗派。重要的是,在我們整個歷史上,我們是唯一一次托洛茨基沒有干預、沒有譴責的分裂,就是我們與戰鬥小組集團的分裂。我們認為,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托洛茨基知道坎農的局限性,並沒有接受他所有的意見,不聽他的一面之詞。第二,他不準備對我們團體作出判斷,直到他確定不同的趨勢是如何發展的。在事情沒有充分成熟之前,他不會過早地在英國進行干預。在任何情況下,他一定對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分裂成碎片的方式感到絕望。目前,他對英國的事情不聞不問,專心致志地處理美國的事件,以及坎農和沙赫特曼之間正在發展的派系鬥爭。

我們確保托洛茨基得到了我們的材料,我相信他肯定會把它與革命社會主義聯盟聯盟的材料進行非常有利的比較。托洛茨基是在等著看英國支部的風向。這個觀點在1939年4月他回答C. L. R. 詹姆斯提出的問題時得到了部分證實。詹姆斯概述了英國支部的簡要歷史,其中提到了合併協定。詹姆斯告訴托洛茨基:「合併與和平的協議規定,每個小組要繼續自己的活動,6個月後要畫出一張工作成果表」但是,詹姆斯接著解釋說:「最後的消息是摩擦還在繼續(原文如此),支持打入工黨集團現在佔了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合併協定的外交式表象已經破裂。詹姆斯接著告訴托洛茨基:「工黨中還有另一個集團——拉爾夫·李集團——拒絕與合併的團體有任何關係,說合併必然失敗。拉爾夫·李集團非常活躍。」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回答詹姆斯的觀點時,沒有提到拉爾夫·李集團,也沒有提到我們不參加合併的決定。此時,托洛茨基更傾向於觀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托洛茨基主義

史達林的外交政策——以避免戰爭來保衛蘇聯——實際上將蘇聯置於巨大的危險之中。他對西班牙革命的背叛使戰爭不可避免。他隨後爭取英國和法國支持的企圖徹底失敗了。波利特在1937年如此熱情地讚揚的各個「民主國家」,實際上允許了希特勒集結軍隊,擴大邊界,因為前者以為希特勒正準備進攻俄國。

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的軟弱,決定了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在捷克斯洛伐克事變時面對希特勒的軟弱無力。事實是,英國沒有做好與德國開戰的準備。實際上,與德國法西斯相比,統治階級更害怕英國的工運,他們把工運視為抵禦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堡壘。那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邱吉爾,也曾是墨索里尼的狂熱崇拜者。英國統治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直到戰爭前都一直同情納粹。1939年的頭幾天,張伯倫和他的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在羅馬與墨索里尼共進晚餐,舉杯向這位阿比西尼亞的新皇帝致敬。哈利法克斯對義大利外交部長西阿諾(Ciano)說:希望佛朗哥儘快「解決西班牙問題」。這就是所謂的「英國民主主義者」!

最後,在英國帝國主義把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龐大的軍火工業一板一眼地交給希特勒後,史達林放棄了與「民主國家」簽訂條約的念頭,而是與希特勒做了一筆交易。1939年8月,德國和俄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使得歐洲戰爭不可避免,但確保了希特勒首先向西而不是向東進攻。蘇聯與德國建立了友好的貿易關係。實際上,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史達林承擔了希特勒軍需官的角色。雖然能容許蘇聯在不同的資本主義強國之間周旋以保障自身安全,但史達林的政策完全背叛了列寧主義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簽字儀式結束後,史達林提議敬酒——敬阿道夫·希特勒:「我知道德國人民是多麼熱愛他們的元首」「因此,我應該為他的健康乾一杯」。

在這之後不久,德國人和俄國人佔領了波蘭,紅軍進入了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在那裡,俄國人受到的歡迎比他們所預期的還要熱烈。在1940年初的卡累利阿(Karelia)戰役中,他們遭受了可怕的傷亡——也許有100萬人被殺或受傷。紅軍在芬蘭所經歷的問題表明了史達林的大清洗所造成的可怕傷害。正是這一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促使希特勒決定進攻蘇聯,他錯誤地認為蘇聯很容易被征服。

這些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相當大的震撼。工運中有一半成員對史達林的大清洗感到震驚和不安,並對希特勒-史達林條約感到羞恥。當然,我們盡可能地讓史達林主義者的生活變得困難。雖然這些事件具有致命的嚴肅性,但我們從未失去幽默感。畢竟,幽默感在工人階級的宣傳和鼓動中也有一席之地,在英國勞工運動中尤其有效。我記得我們在一首配樂為《哦,我親愛的克萊門汀》的歌曲中無情地嘲笑了他們,歌曲是這樣唱的:

「托洛茨基是個納粹。

是的,我知道這是一個事實!

我先是讀了一遍,然後說了一遍。

在《史達林-希特勒條約》之前。

(副歌)

哦,親愛的,哦,親愛的

哦,我親愛的黨路線

永不斷絕,不離不棄你

哦,我親愛的黨路線

在克林姆林宮,在克林姆林宮

在1939年的秋天

坐了一個俄國人和一個普魯士人

制定黨的路線

在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

北極之子閃耀的地方

坐著一個老布爾什維克

他們稱他為「骯髒的豬」

黨員同志,黨員同志

你的命運真可憐!

史達林同志不愛你

因為你離開了黨的路線!」

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加了幾句《友誼地久天長》(Auld Lang Syne)的調子:

「是否應該忘記老布爾什維克

也從未被人提起過

你會在西伯利亞找到它們

後面還有個球和鏈子

後面的球和鏈子,我親愛的

一個球和後面的鏈子

因為史達林槍斃了很多人

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戰爭中的英國

1930年代後半期,英國的階級鬥爭出現了好轉的跡象。在總罷工失敗後,工業戰線經過近十年的被動低潮後,其積極性又開始上升。工會領導人無力控制一連串的非官方罷工。1937年倫敦公共汽車罷工顯示出高度的戰鬥性。《泰晤士報》警告工會領導人:如果他們不能維持秩序,當局就必須找到其他方法。這是對將進行獨裁統治的隱晦威脅。在戰前時期的軍隊演習,不是基於與德國開戰的假設,而是基於英國本身的內亂。各大保險公司第一次拒賣內戰風險保單。

1939年9月,英國對德國宣戰。在很短的時間內,英國警方旗下的蘇格蘭場突襲了工人國際聯盟的辦公室。這為整個戰爭時期奠定了基調。有趣的是,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卻沒有受到特別情報處的影響。由於他們缺乏活動和宗派主義的做法,他們沒有被視為潛在的危險,也沒有得到國家的絲毫重視。國家的襲擊只影響了那些活躍的、對發動戰爭的意圖構成某種威脅的組織。蘇格蘭場的探員們來到我們的總部,那是在哈斯頓的房子裡,並把這個地方從上到下搜查了一遍。他們幾乎一整天都在那裡,翻閱我們的資料,每一份文件,每一張紙片。他們還反覆盤問我們。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對戰爭的政治立場和其他問題,然後他們就離開了。在那之後,每月一次蘇格蘭場的來訪就成了一種常態。有時,他們變得如此熟悉,以至於我們和他們開玩笑。「別這樣」我們說:「為什麼要這樣突襲我們?只要你告訴我們,給我們你們部門的地址,我們就會寄給你會議通知」儘管我們用幽默圓場,當局但還是打亂了我們的活動,把一切都弄得亂七八糟。當然,反對戰爭的我們被認為是該死的麻煩,但他們對此也無可奈何。在那些日子裡,保安部隊主要對公開支持德國的共產黨和法西斯組織感興趣。

有一件趣聞,就在戰爭開始後,我們驚訝地發現弗朗克突然出現在英國。當時的他被認為是政治上反對第四國際的,因為他與法國的托洛茨基運動決裂了,托洛茨基曾尖銳地批評他的行動。他是作為從國際上分裂出來的莫利尼耶集團(法國國際主義共產黨,PCI)的代表來到英國的。托洛茨基並沒有因為我們的分裂而攻擊或批評我們,但是他卻用最尖銳的語言譴責了莫利尼耶-弗朗克的趨勢。托洛茨基以他慣有的機智比喻說,莫利尼耶就像一頭乳牛,給了很多奶後就踢翻了桶!他把莫利尼耶和弗朗克都定性為腐敗的機會主義者和冒險家。托洛茨基親筆寫的一份決議強調,雖然歡迎他的支持者回來,但完全排除了莫利尼耶重返托洛茨基運動的任何問題。

弗朗克為躲避法國當局的抓捕而逃到英國。他試圖在英國宣傳莫利尼耶集團,企圖為他們的團體與工人國際聯盟締造串聯。我們毫不含糊地向弗朗克解釋說,雖然工人國際聯盟在第四國際創建大會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但我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托派運動的忠實組成部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準備攻擊第四國際。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被承認為第四國際的正式英國支部。因此,我們拒絕與弗朗克有任何往來,他夾著尾巴走了。他沒能說服任何一個同志,讓我們相信有必要背棄國際組織,或者試圖建立某種新的敵對組織。英國當局後來把他拘留了。當然,工人國際聯盟對他的拘禁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但當他被釋放後,他給我們造成了一段時間的困擾,當時他扶值了希利的宗派主義行徑。

由於未能說服我們與莫利尼耶團結,弗朗克想盡一切辦法在我們小組內部組織某種派別。他設法說服我們的一位同志貝蒂·漢密爾頓(她後來站在希利一邊),說我們在工人國際聯盟內部有一個不健康的內部制度。據說這是因為我們的隊伍內部沒有任何真正的分歧。對弗朗克來說,這是不健康的!住在漢密爾頓家的弗朗克讓她相信,一個沒有內部派別的組織是不符合布爾什維克的標準。他爭辯說,即使沒有政治分歧,你也必須在組織內有派別!最後,我們無法容忍這種無稽之談,隨即以漢密爾頓與敵對組織有聯繫為由,將她開除了。

另外,希利在戰前一兩個月,宣佈他要在利華兄弟(Lever Brothers)公司開始新的職業生涯。當時他的工作必須使他挨家挨戶散發傳單,這次是他即將在公司裡取得一個重要的主管工作。所以他開始漸漸淡出政治,準備完全離開這個運動。也許我真的不應該承認這一點,但我還是設法勸說他留下來!「好吧。你說可以得到一份主管的工作,甚至可以更上一層樓。但這有什麼用呢?」我問他:「再過幾個月就要打仗了,到時候你的工作怎麼辦?你的工作不會長久的。所以這個計劃是個愚蠢的想法。」經過討論,他選擇了繼續留在運動中。當時,希利作為我們趨勢組織在工業領域的組織者,進行了積極的工作。但這並沒有持續多久。

托洛茨基的軍事政策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提出了在戰爭中無條件保衛蘇聯的口號。這使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醞釀的危機達到了頂點。以沙赫特曼和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為首的少數人反對托洛茨基的立場。他們認為蘇聯的政權已經墮落到不再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如托洛茨基所堅持的那樣——而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引發了一場辯論,托洛茨基以他一些最精彩、最深刻的文章和文件參與了辯論,這些文章和文件後來被彙整成《保衛馬克思主義》一書出版。

不用說,我們與托洛茨基的立場完全一致,這也構成了我們後來發展和深化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思想的基礎。

工人國際聯盟從一開始就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在1939年9月的《社會主義青年》雜誌上,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拒絕戰爭》。然而,與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那些坐著長篇大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實際上被戰爭嚇得不知所措了,我們把我們的鼓動帶到了工廠和工作場所,試圖與工人階級聯繫起來。就在1940年6月法國淪陷之前,托洛茨基在他最後的一些著作中,寫下了他一生中最優秀的政治材料。他研究革命運動對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正如我當時指出的那樣:「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式的國際主義對一般的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對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作了最好的理論闡述。這些文章片段將永遠是馬克思主義處理問題的方法,以及以辯證的方法作為決定革命黨的政策的手段的經典論述。」

托洛茨基指出,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對戰爭的態度。但是,如果說實話,由於革命運動對1914年8月的背叛感到措手不及,列寧和其他主要的國際主義者趨勢於是以一種略為極左的方式來提出問題。國際主義者捍衛了國際主義、階級團結的思想,提出了革命失敗主義的口號。他們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在戰爭中,自己的統治階級如果戰敗是較小的罪惡。如果將這份口號以一種粗暴的、毫無限制條件的方式提出來——這正是宗派份子在過去80年裡所做的事情——這一政策可以理解為支持外國資產階級。無知的宗派份子根本不知道1914年決定列寧立場的具體情況。

列寧之所以這樣表達自己的觀點,是為了在革命先鋒隊和第二國際的社會愛國主義叛徒之間劃清界限。第二國際領導人的背叛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就連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感到震驚。這一背叛造成了巨大的迷失和混亂。由於這個原因,列寧傾向於把棍子往一個方向彎曲。然而,他強調的革命失敗主義政策是針對國際組織的幹部,而不是廣大群眾。革命失敗主義不是使工人階級加入革命黨的手段。遠遠不是如此。1917年,俄國的群眾被「和平、麵包和土地」、「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所征服。革命失敗主義永遠不可能贏得群眾對革命的綱領和旗幟的擁護。所以列寧在1917年春天回到俄國後,改變了對戰爭口號的看法。他根據具體的情況調整了自己的口號。這就是確保布爾什維克黨成功的原因。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與1914-1918年的戰爭並無本質區別,但具體情況不同,在戰術和口號上,必須考慮到這一點。正如托洛茨基在1940年遇刺前口述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所解釋的:

「正如我們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樣,目前的戰爭是上次戰爭的繼續。但延續並不意味著重複。一般說來,延續意味著發展、深化、尖銳化。我們的政策,革命無產階級對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是上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主要是在列寧領導下制定的政策的延續。但是,延續並不意味著重複。在這種情況下,延續也意味著一種發展、一種深化和一種磨礪。1914年我們是措手不及的。」

「在上次戰爭中,不僅整個無產階級,還有它的先鋒隊,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這個先鋒隊的先鋒隊也被打得措手不及。對戰爭的革命政策原則的闡述,是在戰爭已經全面爆發,軍事機器實行無限統治的時候開始的。戰爭爆發一年後,在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革命的少數派仍不得不遷就中派的多數派。在二月革命之前乃至之後,革命份子都覺得自己不是權力的競爭者,而是極左的反對派。甚至列寧也把社會主義革命歸入了一個多少有些遙遠的未來…」

「1915年,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不得不發動的革命戰爭。但這是一個不確定的歷史觀的問題,而不是明天的任務。革命派的注意力集中在保衛資本主義祖國的問題上。革命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純粹的否定回答可以作為宣傳和培訓幹部的基礎,但它不能贏來不願被外國軍隊征服的群眾。」

「在戰爭前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五分之四,即佔參加政治生活(報紙、選舉等)的工人的五分之一。二月革命後,無限的統治權轉到了保衛派、孟什維克和蘇維埃的手中。誠然,布爾什維克在八個月的時間裡征服了絕大多數工人。但在這次征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拒絕保衛資產階級祖國,而是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也只有靠這個革命的口號!批判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放棄保衛資產階級民主等等的,都不可能把絕大多數人征服到布爾什維克一邊去…」[3]

一方面要對帝國主義戰爭保持不可調和的原則性和堅決的反對態度,另一方面要把我們對戰爭的態度用廣大群眾能夠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正是從這種方針出發,托洛茨基最初提出的第四國際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是由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發展起來的。當然,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是1914-1918年的繼續。因此,我們是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及其戰爭的。用列寧喜歡引用的克勞斯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話說:「戰爭是政治用其他手段進行的延續。」

同盟國只是利用反法西斯的宣傳來掩蓋他們的戰爭目的。然而,我們必須考慮到,廣大的工人群眾是真正想打敗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支持對希特勒的戰爭。我們也想打敗希特勒,但要用我們自己的手段和方案。這只有通過進行一場反法西斯的革命戰爭才能實現,這意味著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階級不能與法西斯主義進行真正戰爭的觀念上的。英國資產階級在戰前就支持法西斯主義來進行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只有工人階級才能與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因此他們必須徵收統治階級、接管國家,進行真正的革命戰爭。

史達林主義者和戰爭

共產黨在抗戰初期進行了多次翻筋斗。1939年戰爭爆發時,英國共產黨還在走在「人民陣線」的路線上。所以在戰爭的前六週,他們支持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然後不久之後,當史達林與希特勒簽署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條約時,路線被匆匆改變了。英共領導人對希特勒-史達林條約的簽署完全措手不及。因此,有一段時間,波利特繼續以一貫的激烈態度推行他的「愛國」路線,號召所有真正的愛國者支持對希特勒的戰爭等等。

在幾天之內,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英共把它的路線改為反對戰爭的路線。可憐的老波利特在克林姆林宮的主子面前跳得還不夠快,他落了個丟人現眼,被杜特這個更具奴才氣的傀儡取代為英共的總書記。鑒於史達林-希特勒條約的存在,以及俄國和德國對波蘭的瓜分,莫斯科現在對英法兩國的「民主國家」充滿敵意。不久,英共就號召英國工人承認「邱吉爾和達拉第,艾德禮和布盧姆」 是他們的主要敵人。英國共產黨現在採取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立場。但這是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反戰立場。它不是一個真正建立在列寧主義式國際主義的立場基礎上的的反戰主張。

波利特和坎貝爾被迫做出羞辱性的懺悔,承認他們的「社會愛國主義」錯誤。他們是幸運的。在法國,共產黨起初尋求與德國人達成協定,甚至派出代表團請求允許在被佔領的巴黎出版法共的機關報《人道報》,任何反對這條路線的法共領袖甚至被出賣給了蓋世太保。作為莫斯科外交政策的可靠喉舌,共產黨盡心盡力地攻擊「民主的」帝國主義列強。實際上,他們的立場是「和平——按希特勒的條件」。換句話說,由於希特勒-史達林的約定,英共不再是英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而是成了德國帝國主義的辯護人。如此突然的轉變,自然在他們的基層中引起了一定的唏噓。實際上,他們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就完成了這一轉變,因為更多的無產階級份子認為放棄人民陣線主義是一種左轉。然而,這意味著我們所接觸到的共產黨的優秀份子更容易接受我們的思想。

他們改變的方式引起了一些有趣的事件。杜德利·愛德華茲(Dudley Edwards)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同志,他曾經擔任過獨立工黨革命政策委員會的書記,在1960年代加入了我們,當時他是牛津汽車廠的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工廠代表。他本來要在一次公開會議上就戰爭問題發表演講,準備按照舊政策的思路發表演講,支持戰爭。在他要發言的前幾分鐘,有人拉著他的袖子,低聲說:「同志,你不能發表那個講話。路線已經改變了!」而在兩分鐘內,杜德利不得不即興發表了一篇不同的講話,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立場!

路線變化的突然性在黨內迅速造成了危機。要向工人們解釋為什麼昨天的敵人突然變成了盟友,為什麼英國的「民主」突然變成了「英國帝國主義」並非易事。英共在這個時候失去了很多支持。當哈利·波利特在1940年2月的銀鎮補選中向工人階級選民介紹他們的綱領時,他以12票對1票遭到拒絕。儘管如此,英國還是保住了大部分工人,他們對放棄公開的階級合作舊政策感到欣慰。儘管新政策仍然是真正共產主義政策的極左扭曲,但離開共產黨的人大多數是中產階級類型。

英共組織了一個「人民大會」(People’s Convention)來替代英國國會。我們參加了會議,並派出了代表,因為許多工會會員都參與了這次會議。我們設法通過工會派代表來表達我們的立場。我們把我們的立場與《工人日報》所提出的和平主義或半和平主義的和平立場對立起來。雖然我們的立場得到的票數相對較少,但考慮到大會被史達林派操作的特點,我們仍然取得了相對的成功,我們因此與英共基層進行了一定數量的接觸。

但事件將使共產黨再次陷入危機。1941年6月30日,希特勒的軍隊進攻了俄國。德軍在俄國邊境集結了100個陸軍師,以摧枯拉朽之勢進行打擊。希特勒對蘇聯的進攻,迫使史達林主義者匆匆改變路線。《勞工月刊》召開了一次工業會議,目的是煽動罷工。會議進行了,但會議的內容卻發生了變化。他們沒有討論如何組織罷工,而是把如何提高工業生產力的問題列入了議程!在戰爭餘下的時間裡,史達林主義者公開地推行了罷工破壞政策。

在1942年的英共會議上,英共的總書記波利特讚揚所有的罷工破壞者:「我向我們的同志致敬,一位來自赫爾的碼頭工人,他在一次工作中卸下了一艘急需的貨物。當其他碼頭工人發動罷工時,他奮力反對,因為他相信,他所建議的行動方案可以讓工人們不用罷工就能得到想要的東西。這是多麼大的勇氣,多麼神聖的真正階級意識的精神,就這樣走上船舷,恢復工作。這不是罷工破壞。這是對法西斯主義的打擊,就像現在紅軍中的一個小夥子對德軍做出的任何打擊一樣至關重要。這聽起來很奇怪。它可能被誤解。托派和獨立工黨指控我黨,特別是我個人為罷工破壞者。這些來自於法西斯主義有意識的支持者們的罵名,我們是可以承受的。」(1942年英共會議)

工人國際聯盟與戰爭

當我們收到托洛茨基關於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材料時,我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把這個政策應用於英國的條件,我們的綱領要求工黨與戰時的國民政府決裂,要求工黨根據社會主義綱領上臺執政。在一個社會主義的英國,我們將在軍事上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同時我們還將進行階級宣傳,並向普通德國工人伸出友誼之手,呼籲他們推翻希特勒。軍事政策還包括由士兵選舉軍官、由工會訓練軍官、建立工人民兵、在武裝部隊中建立委員會、對工人進行武器使用訓練,等等。換句話說,它旨在提出與軍隊和戰爭有關的階級問題。它試圖表明,儘管帝國主義者口口聲聲說要打倒法西斯主義,但他們畢竟對打擊法西斯主義沒有絲毫興趣,正是他們首先協助希特勒上臺。唯一能夠對抗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是工人階級,但為了有效地對抗法西斯主義,必須對所謂民主國家的統治階級以及法西斯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相對於和平主義和良心上的反對,我們是贊成同志們到軍隊中去進行革命工作的。

德軍入侵法國後,工黨與以邱吉爾為首的保守黨和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工黨領導人宣佈在戰爭期間實行選舉休戰。這一行動得到了黨的會議以2,413,000票對17萬票的巨大支持。這反映了當時的情緒。納粹軍隊已經進入荷蘭和比利時。荷蘭人在短短二十天內就被擊潰了。比利時國王已經投降。法國的英軍被困在敦刻爾克的海灘上,被前進中的德國人硬生生地壓住了。九天後,義大利站在德國一邊參戰。又過九天後,法國資產階級不戰而降屈服於希特勒。形勢已經到了絕望的地步。

G. D. H. 科爾表達了當時英國工人的心情:

「一時之間,沒有時間提出異議或責難。敦克爾克之後,所有重要行業的工人都在體力允許的情況下在所有的時間工作——往往比合理的工作時間多得多。漸漸地,一些秩序被引入了工業戰爭的組織中。空襲善後服務(The ARP services)被熱情地執行了,通常是由那些在救援中度過夜晚後又回去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執行的。當戰爭大臣要求15萬名志願者充當『傘兵守望』來嚴防德國傘兵部隊時,有75萬人加入了後來的國土警衛隊(Home Guard)。」[4]

1940年期間,我們通過《社會主義青年》的版面,試圖按照托洛茨基所宣導的方針來確定方向,以普通工人能夠理解的方式解釋統治階級在戰爭中的作用。我們必須考慮到工人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當時在工廠內,工人階級為了生產戰爭武器,每天工作18個小時甚至20個小時。由於我們進入在群眾運動中,我們本能地明白,托洛茨基的這種做法是對列寧立場的發展,是絕對正確的。由於我們對工人有正確的定位和方針,所以我們熱情地接受了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立場。為了給他們點讚,這個立場也立即被美國社會黨所採納。坎農就這個問題作了許多發言,我們把這些發言刊登在我們的報紙以及《工人國際報》上。然而,在國際的其他部門,有宗派人士反對這一政策。他們只是想重複列寧在1914年的立場和革命失敗主義的政策。這反映了一種脫離了真正工人階級運動的宗派主義方法。他們不能以靈活而有原則的方式與當地的實際情況聯繫起來。

工人國際聯盟積極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立場。我寫了一篇《社會主義呼喚報》的社論,概述了這一政策:

「英國工人希望看到真正結束一切形式的希特勒主義和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統治。他們希望在反對這些罪惡的共同鬥爭中贏得歐洲各國人民的支持。他們希望看到蘇聯給予充分的真正的援助,使它免於毀滅,並使它能夠恢復和重建已經失去的一切。他們希望看到中國戰勝日本軍國主義。他們希望有一個真正的國際『聯合戰略』,使這些任務得以完成,並帶來真正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只要帝國主義仍然掌舵,就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只有當工人採取有效措施反對帝國主義時,這些目標才能成為現實,即從言語領域轉為行動領域。這種措施必然包括:立即給予印度和殖民地以自由,在工人控制下將銀行和一切重工業及軍備工業收歸國有;由士兵選舉軍官,將武裝部隊併入武裝人民。只有採取了這些措施,英國的戰爭才會轉變為真正為民族解放和保衛蘇聯而進行的戰爭。只有工人的政府才能採取這種措施。只有工人的政府才能為真正的『全球性質的統一戰略』奠定基礎。因為唯一能跨越國界和大陸障礙的力量,就是工人群眾反對資本主義的共同利益。」(《社會主義呼喚報》,1942年11月)。

這些必須考慮到英國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敦克爾克事件發生時,當希特勒的軍隊橫掃挪威、荷蘭、丹麥、比利時和法國時,英國軍隊已經被打垮,正在撤退。這在英國引起了立即入侵危險的警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社會主義青年》中提出了必須武裝英國工人階級的口號。如果統治階級對保衛英國是認真的(當然他們並不是)那麼他們就必須武裝民眾。

法國統治階級允許巴黎不經掙扎就落入德國人手中。納粹佔領了法國,在維希建立了一個由貝當領導的傀儡政府。當時《每日電訊報》上有一位法國將軍的採訪,他承認他們本可以保衛巴黎。然而,只有當他們把民眾武裝起來並組織起來時,才有可能進行這種防禦。這種政策被認為是太危險了,因為他們對1871年的公社記憶猶新。新生巴黎公社的前景是法國統治階級面臨的一場噩夢,因此,與其冒著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可能,他們也要投降,這暴露了他們的徹底腐朽和無能。他們不願意冒這個風險去武裝工人階級,而是寧願把巴黎拱手讓給納粹。

1940年,當駐法英軍戰敗後從敦刻爾克撤離時,一股巨大的恐懼和驚慌的浪潮——現在很難想像——席捲了工人階級。我們在《社會主義青年》中認為,如果希特勒入侵,英國也會發生和法國一樣的事情。我們解釋說,如果有工人在工會的控制下武裝起來,英國就能得到保衛,並能成為抵禦法西斯主義的堅不可摧的堡壘。應該逐個工廠地武裝工人而不是組成國土警衛隊。在這個基礎上,完全可以保衛英國,使希特勒無法入侵。然而,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如果到了緊要關頭,英國統治階級寧可向納粹賣命,也不願意冒險武裝工人階級。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鼓動是揭露英國統治階級虛偽立場的一種手段。我們設法使我們的立場得到了呼應,這使我們能夠在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中擴大我們的影響。

同時,在1940年初,弗朗克由於沒有得到我們組織的回應,與一個小小的奧勒派組織取得了聯繫,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團體,由一個叫雨果·奧勒(Hugo Oehler)的人領導。他們在加入美國社會黨時,從美國工人黨分裂出來。和英國一樣,這些宗派份子在黨的獨立性問題上總是採取不靈活的極左態度。當然,美國托洛茨基派決不是一個大黨。他們最多只有幾千名黨員。如果美國社會黨是一個大黨,那麼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而獨立黨的原則可能是正確的。但和以往一樣,從「原則」的角度看問題,宗派主義者缺乏任何分寸感。

在英國有一小部分這樣的團體,由兩個小夥子領導,叫厄尼·羅傑斯(Ernie Rogers)和鄧尼斯·萊文(Denis Levin)。他們最終完全離開了這個運動,萊文後來在商界做得相當不錯。但當時,他們在考文垂(Coventry)從事飛機工業的工作,弗朗克與他們有聯繫。他四處尋找一些支持點,他給了他們一些絕妙的建議:他告訴他們,他們應該發傳單,要求工人們奪取工廠!現在想像一下吧。工人們面對納粹軍隊入侵的迫在眉睫的前景,每天在軍火公司工作長達20個小時,而弗朗克說這是奪取工廠的時候了。這就是你所說的無懈可擊的時機!但極左派的萊文和羅傑斯認為這是一個絕妙的主意。這個主意對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們秘密地分發了他們的《致英國工人的公開信》傳單。一個 是完全匿名的,沒有任何出版者的名字或位址被傳來傳去。.

幾天後,有人找到了羅傑斯和萊文的住處。他們以一種非常密謀感的方式,從頂樓偷看誰在那裡。令他們驚恐的是,在下面他們看到一個員警手裡拿著一份他們的傳單。可想而知,兩位英雄慌了手腳,從後門衝出,轉入「地下工作」。他們逃出考文垂,來到我們這裡,請求援助,要錢等等。他們說他們是在逃避員警的追捕,大家都在追捕他們。與此同時,房東太太與同樣在考文垂工作的趨勢組織成員山姆·沃爾特斯(Sam Walters)取得了聯繫,並告訴他:「你知道有個員警打電話來找你的朋友。他說你的朋友們忘了在傳單上印上他們的名字,地址和授權。」 整個事件就是為了一個小小的技術細節。可想而知,宗派份子又錯了一次。

當然,我們沒有歇斯底里的極左立場,但我們確實認真關注了安全問題。當戰爭爆發的時候,在最初的幾個星期裡,我們根本不清楚會發生什麼。員警曾經突襲過我們,所以我們不確定事件會以何種方式發展。沒有人知道這個組織是否會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因此,在非法的情況下,我們決定派某些同志去都柏林,在愛爾蘭建立組織的基地。愛爾蘭是一個中立國,所以如果我們成為非法組織,我們可以通過同情者的海員從那裡製作和發送革命的文件材料。如果有必要,我們將能夠建立某種廣播電臺,向英國的工人廣播。

當時決定讓拉爾夫、米莉和我留在英國,並派哈斯頓和其他幾位同志去愛爾蘭。他們與愛爾蘭工黨的左翼進行了接觸,特別是與詹姆斯·康諾利的女兒諾拉·康諾利·奧布萊恩(Nora Connolly O’Brien)進行了接觸。他們還與愛爾蘭共和軍的青年接觸。希利在沒有與我們趨勢組織的領導層進行任何討論或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宣佈要離開他當時工作的利物浦,回到愛爾蘭。他原是多尼戈爾人。不久,他在一次爭吵後退黨,這是當年的他第二次退黨,但還是被勸了回來。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設法建立了一個面向愛爾蘭工黨的有組織的團體。於是在愛爾蘭準備了一個基地,以便在必要時協助英國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

「我們決定派拉爾夫·李和泰德·格蘭特去製作報紙,並對我們派過去的那批人進行培訓,為此我們決定派四、六個年輕人和他們一起去愛爾蘭。」哈斯頓回憶說:「在這種情況下,拉爾夫·李決定不去了,我們認為泰德一個人無法完成這項工作。我被派去代替李和格蘭特領導去愛爾蘭的小組。」

「我們忠實地遵循著打入主義路線。我們與都柏林的愛爾蘭工黨左翼有聯繫。我們的主要聯繫人是諾拉·康諾利·奧布賴恩,她是詹姆斯·康諾利的女兒,也是我們當時最好的聯繫人之一,當我們飢腸轆轆時,她不時地給我們提供食物。」

「同時,我們與愛爾蘭共和軍中相當活躍的年輕人進行了接觸。在都柏林共和軍中,領導層往往是右翼,因為年輕人往往是社會主義或工黨取向的,我們與他們取得了聯繫,並使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托洛茨基運動。我們把他們作為一個派別留在愛爾蘭共和軍中,直到他們最後被趕走,但這也是我們活動的一部分。」

當被問及愛爾蘭共和軍領導層對此有何看法時,哈斯頓回答說:「他們根本就不太喜歡這樣。事實上,有一次很經典的場合,我在自由廳(Liberty Hall)開辦授課,那裡是運輸工人工會的總部,當時有十幾個愛爾蘭共和軍的武裝人員進來,開始在大廳裡鑽來鑽去。結果工會要求我們不要再在那裡開會,因為他們擔心會對他們造成影響。最後,他們(愛爾蘭共和軍)給我四十八小時回英國,否則他們會把我炸死!」[5]

當時我們出版了一份名為《工人日記》的小型日刊,這主要是拉爾夫·李的努力和我本人的一些協力。然後這份日刊在我們全國各地的成員中傳閱,並有效地用來補充《社會主義青年》和《工人國際新聞》。萬一我們成為非法份子,被迫轉入地下,我們至少可以翻出一樣的文件材料。組織的每個支部都有一套由不屈不撓的拉爾夫·李製作的絲網印刷設備,這樣,如果中央的領導層被逮捕,所有的聯繫都被切斷,他們就能拿出東西來。

此時,我們在工黨內的工作,包括工青團的青年工作,正急劇下滑。在這個階段,工黨內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政治上的休戰扼殺了黨內的生活,我們越來越多地被迫進行獨立的公開工作。由於史達林主義者的破壞,工青團在1939年幾乎完全消失了。年輕的泰德·威利斯(Ted Willis),也就是後來的威利斯勳爵,曾為共產黨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黨工作。史達林主義者把幾百個年輕人送進了青年團,實際上已經把青年團接管了。由於我們只有少量的力量,我們沒有能力打敗他們。他們成功地把工青團的大部分人收進了共青團。當然,後來又失去了這些人的大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工青團幾乎被摧毀了。

到了1940年,工青團中還剩下的人要不是被徵召入伍,就是在軍火廠長期工作。工青團實際上已經完全消失了。青年組織的所有政治活動都停止了。至於工黨本身方面,各個區支部和選區黨幾乎沒有任何活動。工會支部仍然存在,並在戰爭期間有一些生命力,但這主要是年長的工人以及在軍備工業中從事保守職業的一層人。

在1940年期間,我們被迫做越來越多的公開工作。獨立工黨由於其反戰活動以及和平主義的立場,開始有所發展,所以我們對它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在戰術問題上,我們總是非常靈活。雖然我們認識到群眾組織的重要性,但我們從來沒有盲目崇拜過它們。戰術是一個在態度上有張有弛的問題,而不是必須始終保持頑固的原則問題。在那個時期,我們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青年》和《工人國際新聞》,不僅轉向了獨立工黨,還轉向了共產黨的隊伍。

戰術的靈活性

我們面向獨立工黨的路線,顯示了我們處理事情的靈活方式。哈斯頓在回顧戰術時,為了說明戰術是如何發展的,他寫了一篇文章,值得引用:

「獲得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沒有捷徑可走。然而,運用正確的戰術,可以幫助融入到工人隊伍中去,並以此加快取得領導權的進程;戰術上的錯誤,會使革命政黨陷入不健全和孤立的境地,並使其幹部的精力耗費在毫無結果的活動中。隨著工人運動的每一次轉變,革命家在戰術上的任務就會改變,並承擔新的重點。這一點對工人國際聯盟來說尤其如此。正因為它缺乏歷史背景,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缺乏支持,以及它在幹部構成上的年輕化以及缺乏經驗,所以它不得不從外部對勞工組織進行衝擊。但是就是在這點上,我們的弱點使我們可以採取非常機靈的策略,而迅速變化的事件認為有必要在有需要時時對其進行回顧。」

「然而,組織策略的改變總是在革命組織的隊伍中引起意見分歧。這些分歧產生於對政治形勢的評估;這些分歧也產生於由於既定的常規,以及不願意在一個時期內改變自己的習慣而產生的保守主義;這些分歧也產生於真正的政治分歧,從極左的宗派主義到中派的投降。這些分歧的界限並不總是涇渭分明的。」

「作為我們下一步工作的前提,有必要根據我們的經驗來回顧我們過去的策略。我們的組織從成立之時起,就採取了加入工黨的策略。在我們提交給1938年合併會議的命名為《英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任務》的文件中,這一立場被概括為『全力以赴進攻』的口號。在這裡,我們提出要把我們黨員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工黨。」

「我們的論點很簡單:我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打破我們幹部的孤立狀態;這只有通過進入群眾組織才能做到。英國工人將會進入,而且正在進入激進化的新階段。雖然被推遲了,但這個運動將比歐洲大陸工人運動更加革命性。工人階級的主流將遵循歷史的規律,並穿越過工黨。左派提出『獨立組織』和公開性執政黨的原則,自願地把我們的同志從群眾組織中孤立出來,在這個階段是罪不可赦的。如果我們在一個時期內正確地工作,把自己深入到群眾組織中去,當情勢的擺盪來臨時,我們就會在工黨內擔任領導職務。我們將在激進化過程中進入的工人中擁有一個基礎;這時,我們將打破在政治上的孤立狀態,收穫一連貫的黨內工作成果;這時,我們就可以角逐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客觀地來看,形勢並沒有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實現。戰爭貫穿了工人的運動。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們被迫修改我們的思路。」

「那段時間的收穫是什麼? 要從那次事件中吸取什麼教訓? 這是現在必須回答的兩個重要問題。」

「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說明,在實踐中,我們並沒有執行我們自己的策略;相反,我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這一策略。《工人國際新聞》和第四國際主義文件的出版,以及獨立的托洛茨基主義研究會的運行,成為我們工作的主軸。《社會主義青年》,在最初的階段試圖以打入主義戰術為基礎。但當史達林主義者與工青團決裂,只留下一個組織的軀殼時,《社會主義青年》就越來越成為一個公開的宣傳主義刊物,最後演變成《社會主義呼喚報》。對工黨投入的每一盎司精力,就有10盎司投入到第四國際的直接公開工作中。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允許工黨的工作干擾我們的公開工作。而我們正是從公開的領域中招募了大部分的新生成員加入工人國際聯盟。雖然我們確實從工黨那裡取得了一些組織上的收穫,但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成功地嵌入工黨的結構中。從我們所接受的戰術的更廣泛方面來看,我們根本沒有收穫。我們早期的幹部中沒有一個人佔據領導地位,從而影響任何地區的地方工黨。此外,我們從來沒有代表參加工黨全國會議,在那裡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策略完全失敗了。然而,我們在那個時期的思想,其總體基礎仍然是正確的。工人們還沒有與工黨決裂,還將轉向工黨。這就是我們提出工黨要奪取政權的過渡性口號的背景。」

「我們『轉向工黨』的主要成就在於方法和展望的方面。它是在我們的成員中造成了一種種認真態度的原因,而這種態度即是我們必須與工人在一起,我們不能孤立自己,不能犯過去極左派的錯誤。它使這個團體反對無用的宗派主義,多年以來這種宗派主義使英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英國工人階級的血脈相隔開來。」

「18個月前,我們在黨的憲章草案中用政黨的概念代替了集團的概念。這樣做是為了打破我們組織中瀰漫的半密謀主義的氣氛,這種氣氛是打入主義戰術的後遺症,也是為了打破我們對當戰爭爆發時,將會發生鎮壓的錯誤估計,這種估計導致了組織為準備『非法型態』而採取的行動。這也反映了組織從一個地方組織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組織,並符合擴大和協調我們活動範圍的需要… 。」

「但是,宣稱自己是一個獨立的政黨是不夠的。昨天所有反對極左派的論點在今天一樣適用。雖然有必要在獨立的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下並圍繞一個宣傳團體,在工人面前提出我們的政治趨勢,但同時必須了解我們目前的力量對我們的『獨立性』所施加的限制。」[6]

托洛茨基之死

1940年夏天,由於個人和健康原因,拉爾夫·李決定返回南非。哈斯頓和其他同志從都柏林回來沒多久。李的離開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打擊。毫無疑問,他是這個趨勢組織最重要的領導人,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繼續發展這個組織。當拉爾夫回到南非後,他重新開始了他的革命工作,並建立了一個新的組織,也叫工人國際聯盟。南非的工人國際聯盟進行了多次鬥爭,最後以失敗告終,導致該組織在1946年崩潰。本來就抱病在身的拉爾夫,被這些挫折弄得非常疲憊。他把最後一分錢都花在了革命運動上,倒在了極其困難的時刻。不幸的是,我們這些至少可以給他一些幫助的人,卻對此事一無所知,直到為時已晚。不幸的是,拉爾夫·李自殺了。對於這樣一位巨人,我的同志和朋友來說,這是一個悲慘的結局,我們的運動將永遠記住他的歷史貢獻。

1940年夏天,我被徵召到先遣兵部隊(Pioneer Corps)隊服役。這就造成了一個兩難的局面。我們對武裝部隊的政策,與以良心拒服兵役的和平主義觀點相反。我們堅持的立場是,革命家應該隨同自己的階級走,如果被徵召,就應該到武裝部隊中去進行革命工作。然而,這種正確的革命政策,隨著徵召的蔓延,有可能破壞組織。如果組織的領導層被徵召,這將是對趨勢組織的嚴重打擊。然而你可以說,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場車禍,頭顱骨折,被裁撤出部隊。哈斯頓也因身體原因被解除徵召。這種情況下,我們得以繼續在組織的領導曾中充分發揮作用。

當我在醫院康復的時候,我從收音機裡聽到了重大的病讓人心碎的消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殺了。同志們都被這一消息震驚了。雖然當時我們從未公開提出,但我們對於負責托洛茨基在科約阿坎區(Coyoacán)人身安全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層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在當年5月第一次暗殺未遂後,為什麼托洛茨基會被允許和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單獨留在書房裡?但我們沒有提出或追問此事,因為這麼做在那時沒有任何實際作用——托洛茨基已經死了。現在,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重任落在了我們的肩上。作為一個多產的作家,托洛茨基留下了豐富的著作和經驗,我們可以從中汲取養分,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運動。在英國,托洛茨基的逝世和世界大戰的開始,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發展和建立工人國際聯盟的緊迫感。我們把他的遺言銘記在心——「前進吧!我深信第四國際的勝利!」

對於作為正式支部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來說,情況似乎正好相反,它已停止出版任何公開的材料。1939年,工黨領導層取締了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在工黨內的前沿組織,即戰鬥工聯,而它立即消失了。戰鬥工聯就這樣消失了,沒有發出一點聲響。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人在他們的象牙塔內是『頑固的革命家』。在那裡,他們可以讓對方相信自己偉大的革命操守,而不是像他們所說的我們這些提出革命軍事政策的「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聲稱,這種「沙文主義」政策是對列寧的背叛,是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屈服。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什麼都無法理解,特別是列寧關於戰爭的立場,以及該如何應用於工人階級所面臨的具體條件這一重要問題。我們對戰爭的真正革命性的反對,使我們有機會在群眾中工作。對革命社會主義聯盟聯盟來說,這種狀況只存在於他們的頭腦中。

1940年後,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殘餘勢力迅速分裂成三個派別。哈伯是中派,羅賓遜領導的另一個派別是左派,最後是勞倫斯領導的所謂的右派。美國人把後一派稱為「托洛茨基反對派」,因為它基本上遵循了國際的正確路線。無產階級軍事政策在1941年9月就遭到了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拒絕,而這種拒絕甚至被作為加入該組織的條件之一!只有「托洛茨基反對派」堅持第四國際官方的軍事政策。羅賓遜的趨勢指責勞倫斯和國際的領導層是沙文主義,並且忠實於他們的觀點,甚至反對建立深層地下防空洞的要求——因為這被看作是一種「護國主義」政策!任何有助於戰爭的事情都不應該得到支持,包括深層防空洞。事實上,更深的防空洞將有助於保護工人免受希特勒的炸彈襲擊,但這並不是重點!顯然,他們這些瘋狂的想法在工人階級中並沒有得到多少支持。另一方面,工人國際聯盟對這種極左的無稽之談不屑一顧,毫不猶豫地號召工人強行打開倫敦地鐵站,作為防空洞使用。

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坐在他們舒適的扶手椅上攻擊工人國際聯盟,說我們有所謂的「沙文主義」。「我們必須指出,工人國際聯盟所有主要政治錯誤的基礎,都是在它對帝國主義戰爭所採取的防禦主義立場中找到的,因為法國的垮臺首先使英國帝國主義的失敗成為一種真正的可能性」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如是說:「護國主義很少以公開的形式表現出來,特別是在一個左派-中派組織中。在一個仍然自稱站在革命失敗主義原則上的組織中,隱蔽尤其必要…」[7]工人國際聯盟被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定性為「一個在政治上不是朝我們的方向發展,而是遠離我們的組織」不幸的是,國際書記處無法繼續配合革命社會主義聯盟領導們公然的宗派主義。國際書記處認識到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瘋狂妄想,於1942年6月21日寫道:「我們認為,你們對工人國際聯盟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在不忽視過去遺留下來的個人分歧的情況下,有必要認識到,你的錯誤態度直接來自於對這個團體在政治上的錯誤評價。你認為它是一個「遠離我們」的中派團體。這是我們絕對不能認同的觀點」。

我在1943年的年中,對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批評和歪曲,寫了一份詳盡的答覆,值得引用來表明我們的政治立場:

「我們對時代問題的政策,仍然是在列寧奠定的堅實基礎上進行的。我們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仍然是不可調和的反對。我們繼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但在資本主義衰落和解體的時代,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延續並不意味著僅僅是重複。在已經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資本主義的衰敗和解體,已經在群眾的革命嘗試中、在法西斯主義中,以及現在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顯露出來。過去時代的一切客觀條件,使無產階級對提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作出了反響。」

「與1914-1918年不同的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幹部已經接受了列寧主義對待帝國主義戰爭方法的訓練和教育。社會民主黨人和史達林派的社會沙文主義,是托洛茨基派早就預料到的。社會沙文主義在理論上的揭露,對於今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來說是無庸置疑的。我們在列寧主義式的國際主義基礎上,建立和打造我們的黨,尤其是在戰爭這個根本問題上。」

「正如托洛茨基曾經指出的,戰爭和革命是對一切組織政策的根本考驗。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延續了列寧主義的傳統。但是,馬克思主義並不在於重複一些短語和觀念,不管這些短語和觀念多麼正確。否則列寧就不可能發展和深化由馬克思首先提出的概念。托洛茨基也不可能提出不斷革命論。如果革命家所需要的只是永無休止地重複一些從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導師那裡摘取的短語和口號,那麼革命的問題就真的很簡單了。大不列顛社會黨將是超級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無可救藥的宗派主義者。正如托洛茨基對極左派的評價:每個宗派份子都將是一個戰略大師。」

「歸根結底,馬克思本人從理論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沒有改變。他的後繼者的任務,根本不是鸚鵡學舌地重複幾個半消化的觀點,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正確地應用於特定時期提出的問題和任務。現在要對待戰爭問題,不僅要從列寧對它的理論定義出發,而且要從贏得群眾擁護列寧主義旗幟的任務出發。在過去的一個時代裡,第四國際的幹部都受到了國際主義精神的教育。我們從列寧建立的原則基礎上看待戰爭,但現在是從一個更發達的角度去看待。我們不是僅僅從分析保衛資本主義祖國的性質的角度進行宣傳,而是從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保衛無產階級祖國的角度進行宣傳。」

「托洛茨基是如此看待這個問題的: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提出一個純粹抽象的和平主義立場是加倍愚蠢的原因;群眾的感覺是必須保衛自己。我們必須說:羅斯福(或威爾基)說有必要保衛國家。這很好,只是必須是我們的國家,而不是六十富豪大戶及其華爾街的國家。』 (《美國問題》1940年8月7日)」

「只有無可救藥的形式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動力,才會從中看到沙文主義的偏離或對列寧主義的拋棄。我們的時代是戰爭和革命、軍國主義和超級軍國主義的時代。革命黨的政策和方針必須與這個時代相對應。戰爭是對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罪行的可怕報應。它是由於工人領導層中的叛徒挫敗了群眾朝著社會主義革命方向奮鬥的這個事實而來。它反映了帝國主義所處的死胡同,也反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成熟度以及過度成熟。」

「上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體現了這一事實,即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一客觀事實迅速導致了工人群眾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即權力問題的主觀立場的成熟。過去一個時代所發生的事件,使工人階級產生了沮喪和茫然的心理。他們憂慮和恐懼地看待第二次血洗的到來,在這次血洗中,他們將只期待痛苦和不幸。在這場戰爭中,從一開始,在英國工人中,特別是在工黨工人中,就沒有對德國人民的仇恨。即使在群眾政治意識遠不如英國的美國,在最近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在戰後的責任和懲罰問題上,也把德國人民和納粹區分開來。這一點,儘管資產階級進行了種種宣傳。如果說美國的情況是這樣,那麼英國的情況則要真實一百倍。」

「然而完全正確的是,特別是在工人階級中,群眾對希特勒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一種不明確但根深蒂固的仇恨。但是,恕我直言,對革命社會主義聯盟領導人來說,這種仇恨不是反動的和沙文主義的,而是來自於健全的階級本能。誠然,它正被資產階級和勞工走狗濫用和歪曲,以達到反動的帝國主義目的。但是,革命家的任務就在於分清楚,什麼是進步的,什麼是反動的態度:把工人們從濫用這些進步情緒的史達林主義和工黨領袖那裡爭取過來。而除了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後一篇文章中所規劃的,在戰爭問題上把工人和剝削者分開的方法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英國帝國主義的腐朽和墮落,使群眾對革命家提出的權力問題做出反響;對哪個階級掌握權力的問題做出了反響。出現的每一個問題都必須從這個角度提出來。我們對戰爭的立場不再僅僅是反對政策,而是由我們所處的時代,即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是作為權力的競爭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接近工人階級的方法。在書面上、在抽象的意義上,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接受《過渡綱領》作為我們在當前時期工作的基礎。托洛茨基指出,客觀形勢要求我們的日常工作通過我們的過渡要求與社會革命聯繫起來。這適用於我們工作的各個方面。世界陷入戰爭,絲毫不要求我們從這一立場上退卻,相反地,卻使這一立場具有更大的緊迫性。但是,構成《過渡綱領》的基礎,並決定我們所有活動家戰略方向的同一理論概念,也構成當前時代面對戰爭的戰略態度的基礎。」

「戰爭是當前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奪取政權的綱領,必須建立在普遍的軍國主義和戰爭的條件下,而不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礎上。對於這種不幸的歷史偏差,我們可以和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同志們表示同情。但可惜我們太軟弱了,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現在必須付出代價。對第四國際的幹部進行社會愛國主義和史達林沙文主義的性質和意義以及其對戰爭的關係的教育是必要的(當然現在仍然是必要的)。在英國的左翼中,有誰像西爾這樣積極地進行了這方面的工作呢? 但我們必須更進一步。《過渡綱領》,如果說它有任何意義的話,那麼它不僅是從今天群眾的意識中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橋樑,而且是孤立的革命家走向群眾的橋樑。」

「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相信自己的立場比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立場優越。它自我安慰說,它堅持列寧在最後一場鬥爭中的立場。這將是非常好的… 如果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理解了列寧的立場。然而,對於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主義的繼承者來說,我們的起點(即使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正確地解釋了列寧的理念,但它沒有)是革命社會主義聯盟領導層的終點!我們從英國以及其他國家下一個社會革命時期即將到來的角度,來處理戰爭問題。英國的工人和美國的工人一樣,不想被希特勒征服,對於那些說『讓我們制定和平綱領』的人,工人們會回答說:『但是希特勒不想制定和平綱領。』因此我們說:我們將用一支有工人軍官的工人軍隊和一個工人政府等等來保衛美國(或英國)。(托洛茨基,同上)」

「托洛茨基的這番話,通篇浸透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它在毫不妥協地保持對資產階級的反對的同時,對基層工人們的態度以及他們頭腦中的問題表示同情和理解。我們不再停留在必須對先鋒隊進行戰爭性質的教育以及拒絕保衛資本主義祖國的教育上,而是要為奪取政權和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而去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8]

完全遠離了公眾生活,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唯一公開的活動,是不同派別之間永恆的內鬥。這就是在一個宗派中的政治活動。當然,這並不影響工人國際聯盟,因為我們並不關心他們在做什麼。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在工運中並不重要,對我們的趨勢組織也不重要。在經歷了所有其他的分裂之後,這些在他們隊伍中新的分裂,非常有效地使他們作為一個組織癱瘓了。他們忙於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內部公報,並在彼此之間討論誰才是高舉著國際主義的旗幟,誰才是高舉著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革命失敗主義的真正旗幟。與此同時,現實生活完全從他們身邊走過。

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堅持認為——當然是在幕後——托洛茨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內已經成為一個中派,回到了他1912年八月集團(August Bloc)的立場,並且放棄了列寧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立場。作為這一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有趣跡象,在敦刻爾克時,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內部左派的領袖羅賓遜(至少應該為他努力執行他們的政策而受到表揚)向極少數還在運作的工黨之一發表了一次演講。他對他們進行了如下訓話:「同志們,希特勒的勝利比支持我們自己的統治階級是更小的罪惡。」然後卻不理解為什麼他立即在全黨基層的支持下被開除出工黨!作為一個優秀的宗派主義者,他安慰自己說,他被開除是因為他的革命頑固派,也許這些工人最終會明白自己的錯誤。

這就是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提出的那種政策和方法。這種在戰爭問題上實行絕對出格的宗派主義和極左主義的政策,是與在毫無生氣的工黨內繼續工作的頑固需要聯繫在一起的!這使他們有機會就在彼此的家中進行他們所想像的政治活動:辯論內部公報的內容。這就使他們有機會在彼此的家中私下進行他們所想像的政治活動:辯論內部公報的內容。而在我們的趨勢內,這兩件事是相輔相成的:工人階級的活動和理論上的明確性。缺少了其中一個就毫無用處,並完全地貧瘠。這種情況導致了他們作為一股政治趨勢的迅速衰落。

工人國際聯盟很快就得出結論:「打入主義」不符合英國的客觀情況。由於工黨在全國聯合政府之中,黨內根本沒有任何活動。工人階級的活動,就其存在而言,已經開始轉向工業戰線。1941年以後,罷工開始爆發,我們以盡可能大的動力介入罷工。到了1940年底和1941年初,我們開始相信,我們能夠取得成果的主要領域是一般的工會,而在英共的成員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應。還有獨立工黨,由於它的偽反戰活動而獲得了聽眾。由於他們似乎是唯一的反戰反對派,所以在戰爭過程中,獨立工黨開始有所收穫。所以我們對它進行了關注。

我們被迫不僅在戰爭問題上,而且在打入主義問題上回答了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他們認為在工黨內工作是完全僵化的,而不是一個戰術問題。

我當時寫到:

「把打入主義的策略變成一種迷信,把它變成一種淩駕於時間和地點之上的神秘原則,有時會使革命社會主義聯盟陷入奇妙的境地。例如,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堅持『批判性地』支持工黨候選人,反對史達林主義和獨立工黨反戰候選人。由於工黨與保守黨的聯合,他們這些有原則的、頑固不化的革命家通過這一立場發現自己處於批判地支持國民政府的地位!投給工黨候選人的票,只能被解釋為投給政府的票,從而支持戰爭。因此,他們在戰爭問題上把自己置於一個徹底的機會主義立場。」(在這裡我們可以說,工人國際聯盟對史達林主義和獨立工黨的反戰候選人給予了批評性的支持;我們從來沒有支持過和平主義的候選人,正如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在1942年7月7日的一封信中謊稱的那樣)。

「打入主義的主要思想 ,即在特定情況下在單一領域行動的必要性,在我們1938年的文件中,用軍事術語概括為:『在攻擊點全力以赴』。這樣一擺,形勢和任務就更清楚了。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沒有從這個角度向工人國際聯盟提出問題,不是沒有意義的。為什麼我們現在不集中力量『全力攻堅』工黨? 因為它會提出這樣的回答:在戰爭中把軍隊集中在沒有戰果的戰線上是荒謬的。今天的『攻擊點』是工業領域。但採取遊擊戰術,可以取得有利的結果。由於事態的發展,我們面前出現了各方面的巨大工作機會——工會、獨立工黨、工廠、工廠代表運動,甚至…是工黨本身。」

「如果把工作集中在工黨內部…現階段最不重要的領域,那就是自殺。在政治上,就像在戰爭中一樣,一個指揮官如果不能在力量關係發生變化時,對他的部下的戰略和戰術部署作出必要的改變,就會使他的軍隊走向失敗。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指揮官就是這樣的人。」[9]

所以,我們清醒地得出結論:在這個階段,保持打入工黨的立場,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隨著事態的發展,在未來的某一階段必然會出現打入的問題。但就目前而言,我們的主要活動必須是在獨立的基礎上進行。這一立場在1941年6月俄國參戰時尤為突出,英共又來了個180度的大翻身,站出來要求百分之百支持戰爭。隨後,他們在工人階級的隊伍中變成了資本家階級主要用來破壞罷工的力量。「工業中的煤炭生產可以通過所有可用的工班的正常工作來提高」英共聲明說:「消除一切可避免的缺勤,在致命事故後繼續工作,並放寬加班限制,以確保所有的面孔每天都得到清點…」

誹謗運動

史達林主義者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隊伍中最響亮的戰爭狂熱沙文主義者。因此我們決定,我們必須在自己的旗幟下,作為支持第四國際的趨勢組織,去進行公開的活動。因此,我們把報紙的名稱從《社會主義青年》改成了《社會主義呼喚報》,不單純是一份給青年的報紙,而是一份面向成年人的報紙,同時繼續出版一份理論刊物《工人國際新聞》。我們在工人國際的旗幟下,作為工人階級內部的一個獨立的政治趨勢,公開地站出來。現在,史達林主義者的親戰立場為我們提供了公開的托洛茨基主義趨勢的巨大可能性。

在這種擁護戰爭的態度下,軍械廠中大批一直支持共產黨的優秀工人,以及共產黨黨內部的工人都開始對路線產生質疑,並轉入政治反對派。他們無法忍受當時共產黨所形成的破壞罷工的作用和極端的愛國主義。所以我們對共產黨投入了大量的關注,我們開始贏得他們的一些優秀成員。在解釋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的同時,儘管史達林手握政權,我們始終主張保衛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的大部分新成員都來自英共。例如,在諾丁漢,我們贏得了皇家法令工廠的召集人約翰·彭伯頓(John Pemberton),然後在他周圍的一批工廠代表也被爭取到我們的組織中來,包括克勞德·巴索萊姆夫(Claude Bartholemew)和傑克·南丁格爾(Jack Nightingale)。

在蘇格蘭西部達爾莫爾的皇家軍火工廠,我們贏得了副召集人亞歷克·里亞奇(Alec Riach),他參加了因弗戈登譁變 (Invergordon Mutiny),之後加入了共產黨。當我們見到亞歷克時,我們設法安排他和哈斯頓就共產黨在戰爭中的政策進行辯論。他覺得自己有點力不從心,就請坎貝爾或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來代替他辯論。但他被告知要自己處理。共產黨領導人拒絕前來,於是就由亞歷克來承擔起試圖捍衛共產黨立場的任務。至少這個可憐的傢伙很有勇氣。他後來承認,他受到了可怕的政治打擊。無論如何,我們贏得了他的信任,也贏得了工廠裡一些工廠代表的信任。因此,從這個方法中,工人國際聯盟開始在蘇格蘭建立一個工業領域的立足點,我們後來在那裡建立了克萊德工人委員會(Clyde Workers Committee)。

當時我們在格拉斯哥以及愛丁堡發展了一個基地,那裡的共產黨員仍然留在工黨內。當然,我們在工黨中仍然保持著一小部分。我們沒有像所有的極左派那樣,有著離開工黨的瘋狂立場,從而沒有留下後備力量,以防萬一之後需要轉回工黨進行工作。即使在那個時候,在工黨是可行的,是可以取得一些成果的地方,我們的同志還是繼續在那裡工作。但這在現階段是極其有限的。只要有可能,我們就會看到,在這些工黨中,我們的一位同志會努力成為政治教育人員。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的同志將負責組織文獻的銷售。所以在每次會議上,都會有一張販賣文獻的桌子,桌子上會有工黨和工人階級的文學作品,當然還有《社會主義呼喚報》的複印件。所以即使在那時,我們的報紙也是在工黨內部公開銷售的。

然而,即使在這一階段,我們始終面向著工黨的工人以及工會中的工人。在這樣一種沒有宗派主義和極左主義的同情態度下,我們能夠把最優秀的份子爭取到馬克思主義中來。事實上,如果認為即使在工黨工作時,我們招收的趨勢份子也是來自現有工黨黨員的隊伍,那就錯了。這完全是錯誤的。當我們對群眾組織保持這種面向的時候,我們的新成員卻是來自從新一代的工人和青年之中的,然後再把他們帶進工黨。這的確是個悖論,但它也包含著在群眾組織中工作時如何建立趨勢組織的秘密,而只有我們的趨勢組織才明白這一點。

我們成了共產黨的眼中釘,特別是在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蘇聯之後,他們又匆忙改變了政策。史達林主義者對我們的活動和工人國際聯盟高漲的名聲越來越擔心。他們開始認真關注我們的趨勢組織,並發表有關於我們的文章甚至是小冊子。他們譴責我們是「法西斯主義者」和「反革命份子」,並散佈各種關於我們的誹謗和謊言。其中有一本這樣的英共小冊子叫《踢走希特勒的代理人!》(Clear Out Hitler’s Agents),作者是威廉·H·溫萊特(William H. Wainwright)。這篇文章中說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希特勒的特務,因此必須被從工人運動中趕出去。

「英國有一群人偽裝成社會主義者,以掩蓋他們的法西斯主義活動」溫萊特說:「他們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你聽說過第五縱隊吧。托洛茨基派是他們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盟友和代理人… 政府的英國國民軍已經學會了一種對付敵人傘兵和間諜的快速方法。你必須訓練自己去圍捕這些其他更狡猾的敵人,希特勒依靠他們在英國為他做事。這本書是一本簡單的訓練手冊。它將向你解釋希特勒在你的工廠裡發動的新奇戰術。」

溫萊特還說:「托洛茨基是個俄國人,他身邊聚集了一幫不擇手段的叛徒,在蘇聯組織間諜、破壞、破壞和暗殺活動…他們潛入軍隊重要崗位、工人階級組織,甚至政府職位。他們與納粹密謀,一旦他們充分地削弱了國家的力量,使國家的失敗變得十分確定,就把國家的大片土地交給他們…托洛茨基的人是希特勒的人。必須把他們從我國的每一個工人階級組織中清除出去。」

小冊子最後說:「要警惕托洛茨基主義的破壞者。這些人絲毫沒有權利被視為具有誠實觀點的工人。應該像對待納粹份子一樣對待他們。把他們從每個工人階級組織中清除出去。」

最後,關於如何對待托派的建議:

「第一:記住,托洛茨基主義者不再是工人階級運動的一部分。第二:揭露你所接觸到的每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向其他人展示他的思想的走向。像對待一個公開的納粹份子一樣對待他。第三:與每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作鬥爭,他使自己進入了領導權威的位置,無論是在你的工會支部、地方工黨還是合作社。揭露他,確定他有被揪出來。」

其他文章指責我們在工廠內充當法西斯主義代理人,企圖破壞戰事。他們說,我們的激進要求無論多麼合理,都是用來掩飾破壞生產和協助希特勒的入侵。根據他們的說法,我們為工人階級的鼓動只是為了破壞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愛國主義立場,諸如此類。史達林主義的小冊子雖然不多,但要回答這些問題,卻需要一本書的篇幅,因為每一頁上都有那麼多的謊言。於是,我們討論了如何回覆的問題,是用托洛茨基處理這些誹謗的詳細方式來處理,還是用其他方式。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如此詳細地處理它們。我們決定選擇一種不同的方法。

最後,我們找到了對付史達林主義攻擊的非常有效的辦法,使工廠裡的史達林主義者噤若寒蟬。我們出版了一份精美的小傳單,題目是《給工廠工人:要提高警惕,清除老闆的代理人》(Factory Workers: Be on your Guard: Clear Out the Bosses’ Agents)。我們打算在所有我們有人的工廠裡,以及在盡可能多的共產黨有其影響力的工作場所裡,以數萬份的數量分發它們。這就是我們所做的。我必須說這個運動是非常有效的。它真正擊中了他們的痛處,並使他們陷入防守。傳單逐點回答了史達林主義者的謊言,在回覆的最後,我們提出了一個獎勵的提議。傳單最後寫到:「凡是共產黨員能出示他們的小冊子中有沒有至少五處謊言的一頁,我們就給予獎勵十英鎊。」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用今天的錢來計算可能是幾百英鎊。

當我們把它發出去,工人們看了以後,他們就會嘲笑共產黨和他們的宣傳員。共產黨人一提出他們的誹謗,工人們就會問:「你們領到10英鎊了嗎?」可想而知,史達林主義者受到其他工人無情的嘲笑。當然,我們不僅把它作為傳單發表,而且還在《社會主義呼喚報》的版面上作了專題報導。通過這種簡單的手段,這些謊言和誹謗,所有這些由英共不斷放送的粗製濫造的毒藥,都被腰斬了。不用說,沒有人有辦法索取獎金,我們也笑得很開心。

鑒於我們所產生的影響,共產黨不得不派他們的一個領導人溫萊特負責追蹤研究我們的文件材料,特別是《社會主義呼喚報》。他不僅寫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小冊子,而且還寫了《工人日報》上其他大部分攻擊我們政治立場的東西。在戰爭開始時,《工人日報》曾被禁止過,但現在由於他們採取了愛國主義路線,發動了贊成戰爭的運動,他們又被允許出版他們的報紙。在《工人日報》以及《國際新聞通訊》上,他們以極大的敵意譴責我們的材料。溫萊特扭曲了我們的論點,但他發現越來越難以推動關於工人國際聯盟是如何支持希特勒和其他類似的謊言,因為顯然我們對工人階級的先進份子產生了影響。

事實證明,史達林主義者對我們的的誹謗是失敗的,他們決定向保守黨內最壞的愛國主義份子、「週一俱樂部」(Monday Club)的死硬份子等尋求協助。他們與朴茨茅斯南區的保守黨議員喬斯林·盧卡斯(Jocelyn Lucas)爵士的勢力取得了聯繫,我相信這位議員也是一名上校。他們把日本參戰後剛出版的4月號《社會主義呼喚報》交給他。在這個時候,隨著日本的參戰,英國媒體開始大張旗鼓地報導關於日軍惡魔般的滔天罪行,說他們如何砍下嬰兒的頭,或把他們吊起來,等等。這些都是關於日本人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暴行的故事。英共在特拉法加廣場舉行示威,口號是「勿忘香港!」。於是我們出版了一期《社會主義呼喚報》特刊,標題是「勿忘香港——還有其他地方」。我們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幅英軍在緬甸高舉著緬甸遊擊戰士頭顱的照片。這當然是一件令人厭惡和可怕的事情。而且它表明,不是只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才壟斷這種暴行。陸軍高層不得不殘忍對待英軍基層士兵,以使他們做出這種暴行。我們介入了共產黨的示威遊行,報紙賣得非常好。

顯然,當英共大員威廉·加拉格爾把這期的《社會主義呼喚報》的複本交給喬斯林爵士時,他大概氣得跳腳。他給莫里森寄去了一份副本,並在議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鑒於這份報紙攻擊我們的盟友和戰爭目標,完全是顛覆性的,這位尊敬的先生能否說明任何允許它繼續存在的好理由呢?」他問內政大臣莫里森。也許我們很幸運,在聯合政府中擔任內政大臣的是莫里森,因為他回答說:「眾議院知道,這些事情需要大量的仔細考慮,我認為最好是在暗示任何決定之前,我應該考慮所有的情況。」(《漢薩德英國議會議事錄》,1942年4月30日)。當時有傳言說,在下議院的走廊里,有人無意中聽到莫里森說:「如果我真的要對托派份子採取行動,那麼我一定會得到加拉格爾先生的熱烈支持。」加拉格爾顯然也在耳邊,並激動地說:「你是什麼意思?」莫里森回答說:「你我都知道我的意思。」

不久之後,1942年7月,議會討論了工人國際聯盟在英國煤田的活動。據《每日電訊報》報導:

「克勞德上尉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問莫里森先生,對於在約克郡礦工中散發顛覆性的文學作品,他建議採取什麼行動。」據報導:「共產黨員加拉格爾先生面無表情地問莫里森先生是否會調查《工人日報》會產生什麼影響。莫里森先生說:『我請尊貴的朋友不要太熱衷於鎮壓。這個組織只是在推行與他和他的政治朋友們在前段時間所推行的相同的政治政策。』這番話引起了哄堂大笑。」(《每日電訊報》,1942年7月17日)。

作為戰時聯盟中的工黨內政大臣的莫里森,顯然很關注托派的行動。他在與蘇格蘭左翼議員馬克斯頓的一次私下談話中明確表示了這一點,馬克斯頓把這一信息傳給了我們。然而,莫里森曾說過,他知道我們是被誤導的但卻是誠實的人。雖然他從根本上不同意我們的觀點,但他看到我們是一貫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與史達林主義者不同),我們對戰爭採取了原則性的立場。後來,內閣文件中出現了莫里森關於工人國際聯盟的完整報告(見附錄)。他們一定連我們的牙醫記錄以及其他一切資料都檢查過了,試圖找到除掉我們的辦法!但目前,莫里森還不準備採取行動。他讓馬克斯頓告訴我們,叫我們要自重。但是,儘管保守黨對他步步緊逼,他還是忍住不打壓我們。

誰知道莫里森腦子裡想的是什麼?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持和平主義的反戰立場,雖然他現在是工黨的右翼。也許他的良心有點愧疚!但我確實知道,幾年前在海德公園,莫里森不得不得到員警的保護,因為當時仍然在提倡舊的「社會法西斯主義路線」的英共攻擊他,並試圖毆打他。史達林主義者的流氓手段一定對莫里森產生了持續性的影響,現在他決定對他們進行報復。他知道史達林主義者在戰爭方面上所有路線的轉折,而且他們是受莫斯科支配的。因此,他以蔑視的眼光看待他們。另一方面,由於我們明確的國際主義立場,我們已經成為英共的眼中釘。不用說,莫里森不喜歡我們,但當我們在政治上讓共產黨難堪,並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打擊他們時,他一定從我們的勝利中得到了報了私仇的痛快。

工業戰線

隨著戰爭的繼續,階級的情緒也開始發生變化。1943年,採礦業發生的個人罷工——所有這些罷工都是非正式的——比本世紀初以來的任何一年都多。如果我們考慮到戰爭正在進行,而共產黨堅決反對一切罷工,那麼很明顯的,一種深深的不滿情緒正在形成。罷工尤其是在約克郡和南威爾士地區爆發。當時沒有公佈涉及的確切數字,但罷工人數肯定比1926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多得多。約克郡有十二萬礦工正式動員,威爾士有十萬,蘭開夏、斯塔福德郡、達勒姆和蘇格蘭也有幾千人。最後政府不得不退讓,同意對產業的工資結構進行全面改革——這僅僅局部安撫了礦工。

礦工工會的右翼主席威廉·勞瑟(William Lawther)把罷工歸咎於托洛茨基派。黃色報刊立即對此進行了報導。《每日郵報》發表了一篇聳人聽聞的「爆料」,它的一位記者聲稱已經組成了一個特別調查小組,在全國各地追查托派份子。現任勞工部長的前工會領袖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接過了這一提案,指責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他聲稱,這些人不僅擁有大量的會員和金錢,而且在「某些工人階層中的影響力比國王陛下的政府和工會領袖加起來還要大。」麥克·富特(Michael Foot)在他的《安奈林·貝文傳》中回憶了當時工會領導層的恐慌:

「歐內斯特·貝文自然越來越警惕地注視著這場罷工運動。在其他行業,在工程學徒和煤氣工人中也發生了一些其他較小的非正式罷工。報紙報導說,拒絕接受全力支持戰爭意圖的共產主義路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團夥,是煽動者之一。貝文後來說,國家正生活在火山的邊緣,這可能會影響到三百萬工人。4月5日,他出席了一個午餐會,在會上他強調了危險——但主要是礦區的危險。他說,約克郡煤田的停工,比謝菲爾德被炸的情況更糟糕。那天上午他出席了內閣會議,而那天下午他在工聯總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作了發言。他對他們說,由於罷工的結果,在他看來,這些罷工是由有關行業以外的人煽動的,全國一些主要行業正在形成一種癱瘓狀態。根據現行法律,他無權處理煽動罷工的問題。這是他必須擁有的權力。」[10]

當然,正在發生的罷工並不是由「外來的煽動者」——無論是英革共還是其他任何人——引起的,而是由於礦工和其他工人對工業的惡劣條件、雇主的暴利等等的日益不滿。然而,英革共是唯一支持罷工以捍衛工資和條件的組織,而「共產黨」則完全扮演著破壞罷工的角色。因此,貝文的言論顯然是針對我們的。儘管我們的規模很小,但他們對我們非常重視,我們被視為一種威脅。

貝文如願以償。在工會聯合會的支持下,政府出臺了臭名昭著的1AA條例。它的基本條款如下:「任何人不得宣佈、煽動、或使任何其他人參加或以其他方式促進從事基本服務的人員的任何罷工,或從事基本服務的人員的任何停工。」這是一項嚴厲的、包羅萬象的立法,實際上取消了罷工的權利。違反它的懲罰是五年的刑役或五百英鎊的罰款(在那個時代是一大筆錢)——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但最終證明這是一紙空文。從來沒有人根據1AA條例被起訴過。

我們的總部設在帕丁頓附近的奇賈斯特路,在米莉·李(Millie Lee)家中的一個房間裡。印刷機原來存放在離米莉家不遠的沃里克大街的哈斯頓家。我們在地下室運作組織。後來我們搬到了國王十字區諾斯唐街61號的閣樓上。當時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罷工發生在戰爭期間,我們發表了大量的新聞報導。如果你讀過當時資本主義報刊的版面,上面充滿了關於這個閣樓總部的故事。有記者從國王十字車站附近的後院來到這個地方,報導階級戰爭是如何從這個骯髒的隱蔽處發動的。他們用陰謀和誇張的風格寫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們還配上了從路上拍攝的辦公室的照片。在那裡,他們對哈斯頓、米莉·李和我進行了採訪。

在戰爭期間每一次的危機發生時,媒體都會來看看我們在做什麼。例如,1942年年中,當礦工們在約克郡煤田罷工時,約克郡礦工主席霍爾對工人國際聯盟發起了攻擊,說這些托洛茨基主義的煽動者每週被支付10英鎊的報酬(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來煽動工人。當然,這些謊言對礦工們沒有任何影響,只是嚇壞了那些懼怕「床底下的共產黨」的中產階級人士。資本主義報刊大肆渲染,我們則向他們提出挑戰,要求他們拿出證據。

《每日郵報》的記者來收集有關我們活動的材料,並寫一篇關於工人國際聯盟和霍爾指控的文章。他採訪了哈斯頓和我。第二天,這篇報導出現了標題:《階級戰爭從閣樓總部發動》(Class War is Waged from Loft HQ)。文章開篇就說:「昨天我在倫敦國王十字附近的一棟建築院子上面的一個空閣樓裡,發現了托洛茨基組織的本營,這個組織被礦工領袖指控在煤場進行顛覆和親納粹活動。」(《每日郵報》,1942年7月15日)。當《每日快報》記者出現在我們的閣樓時,我向記者出示了我的退伍文件和我的真實工資:每周2/10先令。《每日快報》把我描述為「一個蓬頭亂髮的人,每周拿一英鎊的工資,其中包括了由同志從自己的工資中捐款來補足到兩英鎊十先令。」據說我說:「過去我們必須從私人家裡製作報紙,但現在我們得到了支持,會員約有500人,我們已經能夠以每週27先令的租金接管這個辦公室。我們的銷售和其他所有的報紙一樣,都是根據供應部(Ministry of Supply)的配額,它和其他所有的報紙一樣被削減了。但幸運的是,我們有了供應。」(《每日快報》,1942年7月15日)。這些事實反駁了霍爾的指控。

在1941年中,即共產黨採取支持帝國主義的戰爭立場的時候,到1944年,我們把我們趨勢組織的活動發展到了極大的程度。我們在工黨中保持了一個小團體,如上述所解釋的那樣,準備在形勢發生變化時加以利用。然而,在這些年裡,獨立工黨已經發展起來,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更重要的活動領域。因此,我們在工黨中保留了一部分人,並成功地贏得了特爾斯等人的支持,他後來成為工人國際聯盟的工業召集人和戰鬥工人聯合會(Militant Workers Federation)的書記。

我們還招募了T·丹·史密斯(T. Dan Smith),史密斯在泰恩賽德臭名昭著,他後來成為英格蘭東北部的右翼工黨領袖,而後因貪污入獄。比爾·亨特(Bill Hunter)也來自工黨,經過一段時間的良好工作,最後在英革共解體後成為希利的劊子手。其他從獨立工黨招募的同志,也是來自東北,有肯·斯凱特哈韋(Ken Skethaway)、傑克和黛西·羅林斯(Daisy Rawlings)以及赫比·貝爾(Herbie Bell),他們都是我們趨勢組織的終身同志。在整個東北地區,我們控制了獨立工黨在達勒姆和坎伯蘭的兩個分部,我們試圖利用這兩個分部取得最大效果。

貝爾值得特別評論。赫比·貝爾是工人階級的勇敢鬥士。1885年出生於諾森伯蘭,他成為一名農場工人。他加入了英國軍隊,1915年耶誕節參加了英軍和德軍的聯歡會。赫比講述了許多關於他因在隊伍中散佈不滿情緒和「叛變」思想而受到傷害和懲罰的故事。1920年,他加入了獨立工黨,在1926年總罷工期間,他是第2號中央聯合罷工委員會的調度員。他因參與工運活動而被送入杜倫監獄。1945年,為抗議托洛茨基主義者被逐出獨立工黨,他辭職並加入了英革共。同年,他作為英革共候選人參加了沃爾森德區議會的選舉,他的選舉代理人是比爾·蘭德斯(Bill Landles),他至今仍支持我們的趨勢。貝爾是一位活躍的工會會員和工廠代表,他曾經在採礦社區周圍每期賣出100份我們當時的報紙《戰鬥報》(成立於1964年),直到他退休為止。他是一個閱讀面很廣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從未失去過這種興趣。甚至在他人生最後的日子裡,他還在閱讀《反杜林論》和黑格爾。他的敬業精神對認識他的人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他於1978年7月去世,享年83歲,標誌著一位傑出的工人階級革命家的逝去。

雖然獨立工黨的工作很重要,但這不是我們最重要的活動領域。我們的主要工作領域是在工業領域和主要工會內,我們在那裡開始招募越來越多的工人。工人國際聯盟雖然規模相對較小,只有300名左右的成員,但絕大多數——可能有90%左右——都是產業工人階級組成的。1942年8月,工人國際聯盟召開了它的第一次全國會議,在那裡我們首次看到一個人才濟濟且來自工人階級的革命家聚會。會議向第四國際致以問候,並要求接受工人國際聯盟作為英國的正式支部。

「這次工人國際聯盟第一次全國會議,是在英國資產階級目前的戰爭政治強加給我們的半合法條件下召開的,我們向國際書記處致意,表示我們對國際書記處的聲援,並通過國際書記處向全世界第四國際的所有部門表示聲援。在向你致意時,我們再次以我們成員的一致表決,表示希望被承認為第四國際的一個正式支部。」

「1938年的第四國際會議拒絕了工人國際聯盟(當時只是一個小小的少數團體)要求被接受為第四國際的一個正式支部,或被承認為一個同情支部的呼籲。當時會議的這一決定是基於對英國運動以及其各個組成部分的完全不正確的估計。會議把自己的信任寄託在C. L. R. 詹姆斯、梅特蘭和泰特、傑克遜和哈伯手中的『統一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今天,這個『統一的』組織已經分裂成不下五個碎片;C. L. R. 詹姆斯現在與伯納姆-沙赫特曼等修正主義者走在一起(他的偏差在1937年就已經被我們工人國際聯盟的同志們注意到了);梅特蘭和泰特以『道德理由』為由,採取了『良心反對者』的立場拒絕進入英軍基層,果斷地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決裂;傑克遜和哈伯幾乎完全從革命工人的政治視野中消失了。同時,儘管失去了因病返回南非的拉爾夫·李同志,而且與會議上關於工人國際聯盟將分裂成碎片並在泥潭中結束的預測相反,工人國際聯盟吸引了我們在英國的所有真正戰鬥性趨勢加入到它的隊伍中來,並在今天作為第四國際在英國工人階級中唯一有發言權的代表而存在。」

「該聲明記錄了一個事實,即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已經「名存實亡」。它的最後一期報紙《戰鬥報》是在一年多以前出版的。它沒有出版任何出版物。它沒有舉行任何會議,也沒有開展任何討論。名義上它保留了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的地位,實際上它已經完全崩潰了』。」「與此相反,工人國際聯盟正在緩慢而穩定地前進。我們編寫了我們國際運動的每一份重要文件,並出售了數千份。一個真正的全國性組織的雛形已經形成。我們隊伍中的戰鬥派在全國許多地方的工人鬥爭中起著領導作用——在工會和工廠代表運動中,特別是在重工業中,工人階級的大會上都能聽到我們同志的聲音。這是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個新特點。我們的出版物在最惡劣的條件下經常出現,今天它們是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公認的出版物。」

「為奪權做準備」

作為工人國際聯盟的政治書記,我被賦予了起草題為《為奪權做準備》(Preparing for Power)的綜觀文件的任務。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曾刊登在《工人國際新聞》上,今天值得重新複印出來讓更多的人看到。有人說,這份文件及其標題,與當時實際情況脫節。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其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是基於對戰爭中會出現的偉大革命事件的看法。在1942年,這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最可能的道路。我們的目的是要引出形勢中固有的一切革命可能性,並使每個成員的目光提高到歷史所提出的任務上來。這就是《為奪權做準備》中概述的觀點的目的。

就其性質而言,這份文件是非常樂觀的,因為它概述了工業領域戰鬥浪潮的日益高漲和社會變革的發展情緒。它論述了國際形勢,然後分析了英國的發展,特別是獨立工黨、共產黨和工會的發展。與此一起,它還強調了主觀因素——革命黨,作為最決定性的因素的重要作用。

文件指出:

「在英國,也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需要對工會和工廠委員會採取正確的政策,這對一個年輕的革命黨來說是必要的。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正確的態度,我們的組織就註定要在宗派的孤立中消沈。尤其是在今天,當工人們開始騷動和覺醒的時候——從1931年工黨失敗後的工業界相對『和平』的時期,以及當整個工人階級的觀點正在發生轉變的時候,情況更是如此。」

「工人階級的這種覺醒,表現在過去落後的地區發生的罷工次數上,這些地區在戰前只是部分地組織起來了。從貝特斯漢格煤礦開始,礦工的騷亂——一向是英國工人情緒的晴雨錶——在一個又一個煤田發生了罷工。碼頭工人、鐵路工人、工程師和造船工人也發生了小規模的罷工。目前,所有這些罷工都只限於局部規模。但是,這些罷工是對即將到來的火山爆發發出警告的第一聲響。」

「資產階級和工黨官僚機構正驚恐地注視著工人之中這些不滿的跡象,不得不退縮和妥協。他們害怕由於過於頑固的反對,可能會釋放出工人階級那無法遏止的力量。然而,這個過程是以矛盾的方式發展的。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南威爾士和克萊德賽德的高度階級覺悟的工人中出現了可怕的不滿情緒,但在這些傳統的風暴中心卻沒有發生大的運動。其原因並不是工人們不願意戰鬥。而是史達林主義者對這些地區的工廠代表和主要戰鬥派的抑制。毫無疑問地,如果不是這個特點,克萊德賽德已經會發生總罷工,至少在造船工人中會發生。如果史達林一直奉行『人民陣線』時期的偽左路線,他們今天就會在全國範圍內處於群眾運動的頭頂。毫不誇張地說,他們很可能會在每一個工業界的工會中收獲階級中的戰鬥派。但是,希特勒攻打俄國後,黨的路線的改變,暴露了史達林主義的真面目:共產黨已經站出來,成為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主要破壞罷工的力量。」

「這給第四國際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機會,必須盡可能地加以利用。必須再次強調——面對工廠、工會、工廠委員會!」

《為奪權做準備》繼續分析了戰爭的前景,並對未來保持非常樂觀的態度:

「我們有可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使我們的影響力和數量得到空前增長。今天的問題主要是為迅速增長和擴大影響來準備其基礎。工人國際聯盟將隨著左翼運動的發展而發展。必須像我們已經在做的那樣,急劇地、自覺地與過去的心理和觀點決裂。過去最困難的時期是——孤立的成員和群眾的敵視或冷漠。我們能影響的大運動、大事件是當務之急。我們的組織決不能被事件的發展搞得措手不及。」

「趨勢成員們必須有系統地面對工人,深入群眾。最重要的是,必須將第四國際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趨勢,展現在工人群眾面前。」

「組織有必要批判地正視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領導和組織落後於事件的發展。客觀上,條件正在發展,而且已經發展了,這使我們的組織得到最迅速、最有利的發展和鞏固。但基本的薄弱環節在於缺乏訓練有素的幹部。成員大部分是年輕的、沒有經過培訓、缺乏理論教育。組織的影響力雖然有了飛躍性的提高,但大部分還是保持著過去的思維習慣和態度,也就是說,我們仍然保持著一個宣傳小組而不是作為群眾鼓動者的心態。過去一個時期的小組的困難和任務,仍然體現在思想和工作上。在新的觀點的基礎上,必須與過去急劇決裂。」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組織能否面對歷史事件中的決定性問題,將取決於領導層和成員能否在最短的時間內徹底地以這些觀點為基礎,並在組織的日常工作中正視並落實這些觀點。在全國範圍內,首先是在工廠的先進工人中,深深地扎下堅實的根基,成為一種政治趨勢和組織,是該組織的基本任務。」

「英國局勢的不相稱,在於客觀形勢的成熟與我們組織的不成熟和薄弱之間缺乏關係。群眾的迅速推動,導致組織按照西班牙革命中POUM的路線驚人地發展的前景,是植根於這種形勢的。但是,只有當我們意識到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和可能性的範圍時,我們才能實現。只有在這期間,在全國各地建立起革命幹部的骨幹隊伍,我們才能順應形勢。這些革命幹部將作為骨幹,隨著危機的發展,從新招募的新同志中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組織。」

「這些任務必須被完成。我們這個未經訓練、未經考驗的組織,至多在幾年之內,就會被投入到革命的動蕩中去。組織的問題、黨的建設的問題,與群眾的革命動員是並行不悖的。每個黨員都必須提高自己的認識,認識到世界歷史的鑰匙就在我們手中。在英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是當務之急——但前提是我們必須找到通往廣大群眾的道路。」

「革命性的膽識可以成就一切。組織必須自覺地擺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成是情勢內的決定性因素。在革命的浪潮中,我們將不乏把自己從一個小宗派轉變為一個群眾組織的可能性。」

我們在英國軍隊內的工作

隨著我們許多同志應徵入伍,我們的組織在軍隊中開展了積極的革命活動。軍隊絕大多數是由年輕的應徵者組成的。我們拒絕採取獨立工黨的和平主義且支持良心拒服兵役者的立場。相反,我們堅持認為,除了組織運作所需的同志外,我們所有的同志都必須和他們的階級一起進入部隊。當他們被徵召入伍時,他們就把自己的命運和自己階級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種在軍隊中進行革命活動的政策獲得了真正重要的成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過去的爭論已經證明了,和平主義以及依照自己的良心而拒服兵役的策略,作為一種抗戰方法是絕對錯誤的。依照良心拒戰的主要問題是,最優秀的份子、更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份子、更勇敢的份子,只會把自己從工人階級和他們想施予影響的人的運動中分離出來。這種政策將使工人階級任由統治階級的反動軍官和將軍們擺佈。

我們參軍的同志無論在哪裡駐紮,都很快得到了很大的反響。例如,軍方為了提高士兵的士氣,組織了一個叫「軍隊時事局」(The Army Bureau of Current Affairs)的部門,簡稱ABCA。軍官們利用它來向應徵士兵解釋各條戰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教育他們瞭解時事、政治事件等等,並激勵他們進行反法西斯的軍事鬥爭。在許多情況下,在我們的同志駐紮的地方,我們和其他左派一起,接管了一些這樣的ABCA。我們的同志參加了開羅的士兵議會,效果很好,甚至使軍隊首長被迫關閉了議會。在塞雷尼亞(Cyrenaica),亞瑟·利德貝特(Arthur Leadbetter)同志當選為班加西(Benghazi)士兵議會的總理和內政書記,但他被派回開羅,武裝部隊中的「議會制」實驗就此終止了。

我們始終堅持,我們的同志應該是工廠裡最優秀的工人,應該守時、認真,否則工人們不會願意聽你的話,也不會認真對待你。我們採納了托洛茨基的建議,把這個比喻推廣到軍隊的工作中。也就是說,在戰爭時期,我們也應該做最優秀的士兵,展示我們的技術能力和熟練的武器。同時,我們的同志要為改善同袍的條件而奮鬥,並將此與建立士兵委員會和全面的革命立場聯繫起來。

這種策略非常成功。事實上,成功到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就連負責管理的軍官通常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我們的同志。一名上校曾抱怨說,他不能讓這個充滿布爾什維克氣息的小夥子毀了他部隊的士氣。他唯一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把我們的同志重新指派到他不喜歡的軍官所指揮的部隊內。無論同志們走到哪裡,他們都會進行我們的革命鼓動。軍官們憂心地看著我們的同志們成功地「布爾什維克化」了部隊。由於這項革命工作的結果,來自四面八方的士兵們開始聯絡我們。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弗蘭克·沃德(Frank Ward)身上發生的事情,不幸的是,他後來落到了右翼陣營內,在那裡他充當了工黨官僚機構的反托洛茨基主義「專家」。不過當時他在空軍為我們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弗蘭克是當時非常能幹的同志,他是皇家空軍的一名工程師,他在那裡用他的政治鼓動掀起了波瀾。有一次,當弗蘭克正在為一名負責的軍官辯論地支支吾吾時幫忙的時候,軍官突然舉起手來,對我們的同志說:「那好,你來教今天的課吧。」弗蘭克看到了一個機會,就站出來,就第四國際的綱領講了四次課——而且還得到了士兵們驚人的良好反應!他說:「我們的士兵們都很有信心。用這些方法,我們成功地贏得了所有士兵對我們的想法的認同。」

最後,陸軍部的大佬們一定是得到了風聲,知道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決定,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他們勒令弗蘭克·沃德「從空軍光榮退役」,並把他送回了家!當然他們沒辦法,也沒有理由不給他光榮退役的殊榮。弗蘭克的服役記錄是無可挑剔的,他們不想有任何麻煩。他被告知他「不再是戰爭的需要」,當然,我們不會讓它就此結束的!我們發起了一場關於這樁醜聞的運動。我們解釋說,這個人很健康,他絕對沒有任何問題,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但軍方領導卻把他踢出部隊。我們全力地掀起了對這件事的注意。沃德退伍後,隨即成了組織的專業全職工作人員。

我們在軍隊內的革命鼓動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就在這個時候,關於泰德·格蘭特如何是「沙文主義」的一個偉大的神話被製造出來,並被一些宗派到處散佈。這源於我們對駐紮在北非的第八軍的態度。第八軍——或者說他們俗稱的「沙漠之鼠」——在1942年的阿拉曼戰役中給北非的德軍造成了第一次嚴重失敗。這被英國軍事史學家認為是戰爭的轉捩點。我們對此也必須要有點分寸感。在阿拉曼戰役中,英國人擊敗了敵人15個師。俄國人在東線面對的是176個敵軍師。

總之,第八軍被視為英軍的頂尖部隊,但當時這些士兵中正在形成一股巨大的革命熱潮。正如我已經提到的,在開羅的士兵議會中,我們的同志實際上被選為首相和內政書記。顯然,他們提出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根據我們的士兵同志的報告,第八軍的士兵說,戰後他們將拒絕解除武裝,帶著槍回到英國,用以確保他們生活會得到改善。這就是這些部隊中正在形成的叛變情緒。在1943年我們趨勢組織的會議上,我提出了一個觀點,以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即軍方建制雖然以為他們擁有了一般部隊的忠誠,但實際上,第八軍的士兵是在叛變。這反映了軍隊的革命發展。這就是我們的第八軍,因為它正在被改造。它正在變得革命化,並且正在向工人階級一邊發展。這就是我這番話的確切意義,如此而已。

當時我在工人國際聯盟會議上說:

「是的,我們在北非和義大利的確有一支勝利的軍隊。我們可以喊『第八軍萬歲!』,因為那是我們的軍隊。我們的一位同志曾和一些人談過,他們收到了第八軍士兵的來信,表示他們完全不滿意軍內生活。我們知道在陸軍、海軍和其他部隊發生的事件,從來沒有報告過,我們也不可能報告。是我們的第八軍在接受錘煉和考驗,是為了改變世界的面貌而組織起來的。這同樣適用於所有部隊。」[11]

古羅馬人常說:「每本書都有他們自己的命運」,而演講內容也有演講者意想不到的命運。上述言論被宗派份子完全斷章取義,並加以歪曲,以便為關於我們所謂的「沙文主義」的虛假指控提供某種可信度。

工業中的戰鬥份子

我們在軍隊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工業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工程工業中,我們正在發展一個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聯合工程工會(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中。在這個工會裡,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雖然小但重要的影響力。我們在全國建立了一個以關鍵活動家為基礎的網路。希利是我們的工業領域組織者,但我們與他有許多歧異。這導致希利要不是辭職,就是多次被開除出工人國際聯盟。每次哈斯頓和我都不顧大多數成員的意願,把他帶回領導層。我們設法說服同志們相信他的組織能力,就把他請回來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大錯誤。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在1943年2月,他走了,說他要加入獨立工黨。鑒於他的記錄,當我們這次讓他回來時,我們拒絕讓他回到領導層。我們告訴他,他必須通過努力重新獲得信任,這促使他在任何他能處理的問題上,組織起反對領導層的活動。這就是希利在工人國際聯盟內部派系化的開始,後來由於坎農和巴布洛的操作,這種派系化得到了鼓勵。

鑒於工業領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們需要在工業界深深紮根,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更換希利。特爾斯成為我們的全國工業組織者。特爾斯是一位優秀的同志,他對政治工作有很好的直覺,並以極大的精力和能力應用於工作上。我們成立了戰鬥工人聯合會,把工業界最優秀的戰鬥派吸引到我們身邊。特爾斯成為戰鬥工人聯合會的書記,辦公室設在諾丁漢的皇家兵工廠附近。它迅速地讓工廠代表委員會,甚至是地區委員會參與進來,特別是工程工人工會的委員會。只要有罷工,全國任何地方都有工人國際聯盟的身影。正如特爾斯後來所說:

「從根本上說,我作為戰鬥工人聯合會書記的基本工作,就是讓這些工人戰士們相互保持聯繫。這是一個試圖在工業內部建立起在共產黨之外的一個政治選擇基地的問題。這就是它的真正含義。積極地推動托洛茨基主義思想,支持工人階級真正的戰鬥份子活動,這一點並不隱瞞。比如人們經常提到的這次巴羅罷工,戰鬥工人聯合會就通過發通告要求支持等方式協助組織罷工,並為罷工籌集了相當多的資金。在那個年代,募集到了什麼,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但那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這就是工人們獲得援助的問題,保持聯繫、工人們在哪裡需要援助等等,當然也一直在為我們的觀點爭論。這就是這一切的實際意義。戰鬥工人聯合會最大的活動是參與了1944年的泰恩賽德學徒罷工。」[12]

在戰時的條件下,所有的罷工都是非正式以及非法的。工人們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參與鬥爭,因此我們的援助是非常寶貴的。我們給他們提供了與工人階級其他階層聯繫的想法,並解釋了如何建立委員會和如何進行鬥爭。在1943年巴羅工程工人罷工期間,這是一次影響造船業的堅定罷工,我們從利物浦派來了吉米·迪恩和特爾斯,後來他們被增選為罷工委員會成員。這些同志在整個罷工期間,協助制定了詳細的戰略和戰術,並反擊了共產黨和政府的猛烈攻擊。

罷工是在我們舉行第二次全國會議時進行的。我們整個隊伍對我們所取得的進展,以及英國和國際形勢的發展非常樂觀。

筆者當時對150名會議代表和與會者說:

「一個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可能性在我們面前出現。你們可以感受到空氣中的革命氣息。這種態度必須貫穿於我們的會議。我們觀點的正確性應使我們有信心為我們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的作用做好準備。不管它的命運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能夠、我們必須、我們將發揮我們的作用,並把我們的政治趨勢印證為一種影響,作為局勢中的一個嚴肅因素,作為一個將在革命中發揮作用的組織。當十二個月前,我們把我們的論文稱為《為奪權做準備》,這並不是一個瘋狂的姿態。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嚴肅問題。」[13]

會議結束後,巴羅罷工已經取得了勝利,是各地工人的戰鬥榜樣。當然,新聞界對托洛茨基派的人進行了打探,看他們能挖出什麼來,但他們什麼也找不到。儘管如此,《每日郵報》的星期日機關報《星期日快報》和其他報紙還是在報刊上開展了一些運動,在頭版頭條大肆報導這些『外來煽動者』等等。但這並沒有什麼效果。當史達林主義者試圖誹謗我們的同志吉米·迪恩和亞瑟·法拉格(Arthur Farrager)時,整個事情就適得其反了。當被問到他們為什麼不為國王和國家盡一份力時,他們回答說:「我正在盡我最大的努力——我是個獻血者」,工人們哄堂大笑。[14]在這場勞資糾紛中,數百份《社會主義呼喚報》被售出。

工人國際聯盟還參與了其他一些罷工,《社會主義呼喚報》經常報導這些罷工。在莫里森起草的關於工人國際聯盟的報告中,他概述了我們的一些介入措施:

「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參加了1941年8月和1943年7月格拉斯哥勞斯萊斯飛機廠的罷工、1943年6月巴恩博皇家軍械廠的罷工,和1943年5月約克郡運輸公司的罷工,但他們的活動一直是為罷工領導人提供建議和鼓勵,而不是挑起罷工。」

正如我們在1943年全國會議上關於工業戰線前景的決議所解釋的那樣,1942年的罷工次數是16年來最多的,在1943年的頭五個月裡,發生的糾紛是1942年同期的1.5倍。會議強調隨著工業鬥爭的深入,工人委員會或蘇維埃的可能發展,特別是戰鬥工人聯合會的作用。該決議指出:

「現在可以看到,不僅是鬥爭範圍的擴大,而且是鬥爭性質的普遍轉變。以前捲入糾紛的工人是孤立的,而對泰恩河上的海王星發動機廠給予全國範圍的支持,南約克郡和南威爾士煤田的礦工對最近影響到特定地區單個礦場的糾紛的聲援,或者諾丁漢郡23000名礦工對一個小夥子被監禁的罷工——這些都表明工人們正在團結一致地建立陣線。但是,特別是諾丁漢郡的罷工,表明了鬥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

「工人們已經意識到必須與其他地區的工人聯繫起來,並獲得他們的支持。作為這些糾紛的指導中心而成立的委員會還不是蘇維埃,但它們指出了工人通過地方領導人的努力,將來會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戰鬥委員會或蘇維埃的中心。所有這些因素都表明,革命社會主義者在工業領域的主要策略,必須是推動產業工人自覺地提高終結勞資之間停戰的必要性。」

「在英國的工廠、礦井和運輸業中,發生巨大爆炸的一切客觀條件正在成熟。從已經發生的鬥爭中產生的領導權問題,在工人階級的意識內越來越尖銳地提出來。工人們已經瞭解到,每當他們被迫站起來抗爭的時候,工黨和工會的領導層,連同共產黨和全國工廠代表委員會,都拋棄了他們,實際上,這些人每一次都在破壞他們的鬥爭。」

共產國際的消亡

同年,即1943年6月,史達林解散了共產國際,以此向同盟國示好,並表明他對世界革命不感興趣。根據曾任美國共產黨主席的史達林主義者,作家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的說法:

「重要的是,這一歷史性的決定是在建立第二條戰線的最關鍵時刻作出的。為了迅速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非常需要這個戰線;但是西方反動派(他們也相信約瑟夫·戈培爾關於共產國際的謊言)卻在阻撓這個戰線。毫無疑問,共產國際的解散在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留下的良好印象,非常果斷地打破了這個致命的僵局。只是在幾個月以後(1943年11-12月),才召開了著名的德黑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最終決定了第二戰線的日期。」[15]

我們在《社會主義呼喚報》特刊上,發表了一篇致工人階級國際主義者的宣言。隨後,我在《工人國際新聞》6月號上寫了一篇題為《共產國際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分析文章,概述了共產國際從列寧領導下的革命機構,到變成史達林領導下的反革命機構的歷史,供同志們與共產黨的戰鬥派討論時使用。它的結論是:

「史達林與已經充滿屍臭的共產國際所實行的策略在納粹進攻蘇聯後完全被摧毀。共產國際必須再一次向右轉,將自己納為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帝國主義的擦鞋墊。但是隨著史達林對美英帝國主義的逐漸依賴,來自資本主義『盟友』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美帝國主義特別要求蘇聯解散共產國際,以保證希特勒被打敗後歐洲不會出現一場社會革命。」

「曠日持久的偽裝已經結束。史達林已經解散了墮落的共產國際。他藉由此舉宣布他會在世界革命爆發時站到資本家一邊。但是帝國主義者們並不了解他們強迫史達林作出這個交易後會帶來的後果。它們無法阻止世界各地新革命的到來。在其開始腐化不到二十年內,共產國際破壞了許多國家內爆發的有利革命情勢。未來幾十年內,隨著資本主義的崩潰,我們也將目睹數次革命情勢。就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風雨歲月,比較於接下來的年代,也只能算是兒戲。在這樣充斥著風暴和動蕩的局勢下,世界革命的工具也會再次被淬煉出來。過去幾十年內除了俄國以外的工人們所缺乏的,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式政黨和領導。共產國際在1917-1923年之間的輝煌歲月將重見天日。在國際工人階級學習新的教訓,認識過去豐富經驗和立足於布爾什維克傳統上而產生對馬克思主義的支持,將能再一次導引勞苦大眾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

工人國際聯盟已經真正實現了自己的目標。我們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機構。我是全國書記,喬克·哈斯頓是全國總召集人,哈羅德·亞特金森(Harold Atkinson)是我們的全國財務主管。在這個階段,我們有四個全職人員:我、喬克、安德魯·史考特(Andrew Scott)(他是《社會主義呼喚報》的助理編輯)和米莉·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團隊,儘管史考特在被徵召入伍後退出了。我們在國王十字街的辦公室非常簡陋,但它們適合我們的目的。這時我們一定有300名成員。事情肯定是朝著我們的方向發展的。

相反,正如我們在發言中所解釋的那樣,第四國際的官方支部——革命社會主義聯盟 ——正處於絕境,並分裂成三個交戰派別。其微薄的力量正在他們眼前瓦解。到1943年夏天,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成立時的170名成員已減少到23人。他們的報紙停止了出版,也沒有帶薪的全職工作人員。1943年,他們的一個派別「托洛茨基反對派」,即所謂的右翼,與我們取得了聯繫,目的是與我們的組織合併。希利派一直與這個「托洛茨基反對派」經常接觸,希望在坎農的指導下,與其構建一個更強大的派系。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當右派準備加入我們的時候,在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中已經成為少數派的領導層,卻使出了一個絕妙的招數,開除了多數派!這是一個確鑿的事實!他們成功地使出了這一招,哈伯與羅伯遜聯合起來開除他們稱為「社會沙文主義者」的托洛茨基反對派。這一切一經完成,哈伯就轉過身來,立即把羅伯遜的支持者也開除出去!所以通過這種方式,少數派成功地開除了多數派。無論如何,「托洛茨基反對派」與我們取得了聯繫,並準備進入我們的組織,而就在這個時候,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薩姆·戈登(Sam Gordon)跟我們接觸。這時,國際組織的總部已經搬到了紐約,因為納粹在歐洲的佔領使它幾乎不可能運作。現在它的存在完全依賴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所以戈登作為坎農的使者介入了英國的發展。

坎農無法接受在英國發生的「可怕亂象」。英國官方支部處於絕對尷尬的處境。這是對坎農來說是一場災難,他們也知道這一點。美國的同志們一直在《美國戰鬥報》雜誌上轉載我們報刊的文章,特別是關於我們對軍事政策的應用以及對工業的干預的文章,他們轉載了很多我們的材料,因為他們能看到在托洛茨基主義政策的基礎上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坎農和其他領導人對這個事態表示惋惜,並說:「這太可怕了。一個非官方的組織把持著托洛茨基主義的官方政策,而官方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卻與托洛茨基主義毫無關係,這是前所未有的發展。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完全是宗派主義的,完全是極左的,對工黨的態度也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於是,國際的坎農領導層就想方設法擺脫這種窘境,當然,他們是以自己的手法來處理的。

首先,他們阻礙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從與我們的合併,並說服後者他們的任務應該是重建已經成為廢墟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因此,他們在1944年1月召開了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所有派別的會議。會議中提出了一項國際書記處決議案,經過一番周折,各方承認為了重建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他們可以正式與工人國際聯盟進行合併談判。在他們看來,國際書記處的工作只是將他們的一小撮支持者與成功的工人國際聯盟聯合起來。國際領導層用槍口逼迫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殘餘份子走到一起,威脅說如果他們不準備接受這個決定,就把他們開除出國際。用電影《教父》中柯里昂老大的話說:「讓我開一個你無法拒絕的條件。」但在國際領導層準備承認我們是英國的官方趨勢組織之前,我們必須經過一個鬧劇般的合併程序。我們並不反對合併。但正如我們當時所說的,就當時運動的實際情況來說,合併並不會帶來太大的改變。工人國際聯盟只會收下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剩餘部分。這就是我們公開而坦率的立場。

我們堅持認為,如果各組織要統一,那麼只能在原則基礎上進行。必須事先堅定地確定戰術、戰略和政治立場,然後在兩個趨勢組織之間進行民主討論。隨後才召開合併會議,在會上作出決定。少數派,不管是誰都有權發展和提出自己的立場,整個組織將對其進行考慮。但一旦會議作出決定,那麼這將是組織的政策。否則就不可能有任何統一。我們決不允許再發生像1938年那樣無原則的統一,我們會說,這樣無原則的統一是造成未來必然分裂的公式。在這一點上,我們被證明是絕對正確的。

於是第四國際派了另一個美國人雪莉·曼根(Sherry Mangan)來歐洲監督合併。他是《生活》雜誌和《時代》雜誌的記者,可以廣泛地旅行。他的收入非常豐厚,大概每年有幾千美元的收入,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他來到英國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合併。令他驚恐的是,他發現我們一直在和哈伯的趨勢,也就是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老領導人保持聯繫,他們向我們通報了他們隊伍中的真實情況,包括人數等等。我們向曼根解釋了這一情況,他很快就意識到我們的地位非常強大。最後,他們很願意接受我們的合併條件,因此安排了一次會議。

當然,在合併會議之前,我們公佈了所有文件。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發表了關於軍事政策的文件,說我們把持著沙文主義的政策。我們提出了我們的立場,即支持以托洛茨基和列寧的政策為基礎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由我們制定並適用於當前形勢。這一立場與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所提出的「革命失敗主義」那種貧乏又無效的鬧劇完全相反。

關於打入主義問題,我們解釋,從長遠來看,即使我們有幾千名黨員,到了一定階段還是要加入工黨——但必須是在托洛茨基指出的典型條件下。這些條件是:當下正在發生的革命前夕或革命的情勢、社會民主主義勢力基層內的激進情緒醞釀、群眾政黨內左翼的發展、以及革命趨勢快速形成的可能性。我們解釋說,雖然這將提供一個黃金機會,但還是被認為是短期的權宜之計。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立場,也是托洛茨基的立場。戰後發生的事件迫使我們修改這一立場,隨著英革共的解體,我們的確也被迫進入工黨一段很長的時間。但在當時,打入主義不是建立組織的可行策略。維持一個公開的獨立政黨是必要的。

註釋

[1]摘自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on),《坎農:一位國際主義者》(James P. Cannon: Internationalist),紐約,1980年7月,P. 27-28

[2]IMT討論/教育文件案集,1944年

[3]《托洛茨基文集 1939-1940》(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9-1940),P. 411-12

[4]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662

[5]哈斯頓與理查森(Al Richardson)的訪談,1978年4月30日

[6]工人國際聯盟內部公報,1942年3月12日

[7]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對1942年12月22日工人國際聯盟小冊子《為奪權做準備》的批評

[8]同上,P. 11-12

[9]格蘭特,《答革命社會主義聯盟》(Reply to the RSL),P. 18-19

[10]麥克·富特(Michael Foot),《貝文傳,1897-1945》(Aneurin Bevan,1897-1945),P. 388

[11]轉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森(Bornstein and Richardson),《戰爭與國際》(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倫敦,1986,P. 89

[12]理查森對特爾斯的訪談,1978年7月6日

[13]引自《戰爭與國際》,P. 77-78

[14]同上,P. 73

[15]轉引自費爾南多·克勞丁(Fernando Claudin),《共產主義運動》(The Communist Movement),倫敦,1975,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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