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

共產黨人掌握巴伐利亞的那些日子

1918年11月,德國革命爆發。1919年春天,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的工人階級成功奪取政權並宣布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其短暫而英勇的生命中,這個共和國不僅要與公開的反革命作鬥爭,還要與自己缺乏經驗而產生的結果作鬥爭。盡管如此,這些事件代表了1918-1923年德國革命中最鼓舞人心的事件之一。這起經驗所帶來的教訓對今天的革命者來說是無價的。(譯者:Ethan,校對:洪磊)


1918年11月,在所謂的「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多年的流血和苦難之後,德國工人和士兵已經達到了他們可以承受的極限。北部港口城市基爾的水手起義導致了席捲德國的普遍起義。到11月9日,群眾打倒了可恨的德皇,德國資本主義的核心受到了動搖。「十一月革命」成為事實。這些事件為五個月後南部巴伐利亞州的工人奪取政權奠定了基礎。

巴伐利亞的革命

就在革命到達柏林的幾天前,它席捲了巴伐利亞。統治階級已經很緊張了。它指望 SPD(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來約束工人階級。11月6日,在巴伐利亞國王任命的最後一個部長會議上,在一次計劃中的會引發革命的示威活動上發表講話時,社會民主黨代表艾哈德·奧爾(Erhard Auer)向資產階級部長們傳達了一個自信的信息:「不用非常注意艾斯納(Kurt Eisner):艾斯納已經完蛋了。你們完全可以信任這一點。我們控制著我們的人民。我要親自參加示威。什麼都不會發生。」[1]

然而,事件的進展會讓奧爾、社民黨和統治階級感到震驚。第二天,巴伐利亞君主制被推翻,中間派 USPD(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庫爾特·艾斯納成為了巴伐利亞州第一位共和黨政府首腦。

11月7日,數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工人)響應了社民黨和美國民主黨的號召,向慕尼黑的特雷西婭草坪(Theresienwiese) 游行,爭取「和平與自由」。在奧爾本人帶領的銅管樂隊後面,一部分聚集的工人被帶進了城市。這場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像征性的,由社民黨領導人設計,以消散不斷上升的革命情緒,因此此後不久便解散了。

然而,艾斯納向另一部分工人發表了致辭。他對成千上萬的工人發表講話,要求立即實現和平,實行八小時工作日,救濟失業工人,並要求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三世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他還呼吁成立工人和士兵委員會,然後與一部分人群一起游行到了軍營。

厭戰的士兵熱切地加入了運動,工人也把自己武裝了起來。革命者釋放了政治犯,占領了整個城市的戰略要地。一個工人和士兵的委員會組建了起來,艾斯納被選為主席。大約在這個時候,路德維希國王夜裡逃到了他在基姆湖附近的莊園。幾天後,他退位了。短短幾個小時內,這場革命就結束了維特爾斯巴赫王朝對巴伐利亞長達 738 年的統治。

在整個德國,舊的君主制已經被群眾的革命運動瓦解了。問題是:什麼會取代它?答案並不完全清楚。俄國革命——工人通過蘇維埃掌權(「蘇維埃」是俄語中「理事會」或「委員會」的意思)——是對巴伐利亞和整個德國群眾來說的一個令人印像深刻的例子。德國工人還組織了工人和士兵委員會(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相當於他們的俄羅斯同行的翻版。事實上,雖然後來在巴伐利亞建立的工人政權在德語中被稱為「巴伐利亞共和國」(Bayerische Räterepublik),但在英語中它被翻譯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Bavarian Soviet Republic)。這確切表達了工兵委員會(Arbeiterräte)的意義:蘇維埃。

在巴伐利亞同樣成立了農民委員會,其程度比德國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這證明了革命深入巴伐利亞社會的深度,盡管這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巴伐利亞農民聯盟(Bayerischer Bauernbund, BBB)左翼領導人甘多佛(Gandorfer)兩兄弟的領導。到 1918 年 12 月,巴伐利亞已經有大約 7,000 個活躍的委員會,其中許多負責組織公共生活。

當時,勢頭顯然是站在群眾一邊的。在紐倫堡、奧格斯堡、羅森海姆、帕紹和拜羅伊特,與慕尼黑一樣,官方建築被革命工人和士兵占領了。政治犯被釋放。只有在雷根斯堡,出於對革命群眾的恐懼,市長本人才主動將資產階級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代表召集到市政廳,以組成一個聯合的「秩序委員會」。

盡管如此,在這些委員會成立的同時,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舊國家結構仍然完好無損。這本質上是一種雙重權力的局面,類似於 1917 年俄羅斯二月革命之後的時期,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權力暫時與資產階級的權力共存。這樣的局面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遲早,其中一個階級將取得勝利。

社民黨和獨立黨扮演的角色

在最初的震驚之後,巴伐利亞的舊精英——資本家、貴族和將軍們——和德國其他地區一樣,環顧四周,意識到他們已經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在這個時間點,他們無法與勞動群眾正面衝突。因此,他們必須首先依靠社民黨的領導人來確保「和平與秩序」。

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是此時德國兩個主要的工人階級政黨之一,另一個是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該黨是在戰爭期間從前者中分裂出來的。戰前,社民黨一再承諾反對任何帝國主義衝突。然而,在戰爭爆發時,它的態度卻發生了大轉彎,全力支持德帝國主義的戰爭目標。

隨著戰爭的發展,左翼反對官員的聲音越來越大。部分社民黨議員迫於來自下層的壓力,以和平主義立場反對戰爭。被開除黨籍後,他們於1917年成立了USPD獨立黨。

盡管組成獨立社民黨隊伍的工人正朝著革命方向前進,但黨的領導層卻在改良主義和革命之間不斷搖擺不定。

隨著十一月革命的爆發,社民黨試圖有意識地鎮壓革命。當革命到達柏林時,社民黨領袖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感到有必要宣布成立共和國,但他這樣做只是為了奪取對運動領導權的控制。

在巴伐利亞,由艾哈德·奧爾和其他人領導的 社民黨扮演了同樣的角色。群眾已經入場,無論是國家機器還是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都無法抵擋。社民黨領導人在工人中失去了很多威信。11月8日,也就是革命後的第二天,奧爾本人在《慕尼黑郵報》上描述了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是如何不希望發生革命的,甚至不想要一場針對君主制的革命:

「在德意志祖國可怕的困境的壓力下,沒有我們的參與,昨天的團結變成了一種表達政治意願的行動,是任何人現在都不可小視的。」[2]

但革命現在已成為既定事實。整個地區都在建立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資產階級正節節敗退。社民黨的領導層很快改變了路線,打起了親革命的幌子。如果不這樣做,社民黨就將完全失去其對工人階級的影響。與此相反,社民黨領導人試圖將新成立的委員會的控制權奪取到自己手中。總的來說,他們最初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慕尼黑以外的地區。

然而,在慕尼黑市內,其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被稱為革命工人委員會(Revolutionärer Arbeiterrat,RAR)——被證明是左翼的溫床。代表慕尼黑工人階級的 革命工人委員會成為了巴伐利亞州最重要的委員會,並在此基礎上呼吁組建一個由來自整個地區的代表組成的中央委員會。

艾斯納正式當選為革命工人委員會的領導, 並且被宣稱為新共和國的總理。但他對革命沒有明確的看法,在群眾和資產階級兩邊的矛盾壓力下不斷動搖。資產階級已經跪下了,但艾斯納並沒有打倒它,而是利用他的權威和委員會的權威來保護它。

早在臨時全國委員會(由工人和士兵委員會的代表、州議會成員——主要是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代表組成)的第一屆會議上,艾斯納就推動選舉了某些社會民主黨人擔任過渡政府的部長。例如,奧爾被任命為內政部長。兩名資產階級部長也被帶入政府。由於他們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這些人被工人階級中最活躍的階層所憎恨。但最終,艾斯納並沒有帶領工人階級上台,而是寄希望於贏得舊的君主制國家官僚機構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支持。

新政府在為減輕自下而上的巨大壓力做出一定讓步的同時,也在竭盡全力引導革命走上資產階級民主的無害道路。起義五天後,政府試圖將到處湧現的士兵委員會置於其控制之下。新立法授予士兵委員會的權利要比德國其他地區更進一步。軍官的權力被嚴重削弱。士兵委員會有權罷免某些未經任命的軍官,有權要求罷免其他軍官,並有權自己推薦替代者。從表面上看,革命似乎徹底打破了軍官對巴伐利亞「他們的」士兵們所享有的權力。但歸根結底,通過這些措施,艾斯納政府是將在部隊中擁有實權的士兵委員會降格為了一個咨詢機構。與此同時,軍隊高層的權力最終完好無損。

最後,艾斯納的計劃對巴伐利亞的革命來說是一個死胡同。他計劃在建立「形式民主」(即召開州議會)之前,先創建群眾的「活的民主」。這是一種想要調和工人、士兵和農民委員會與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烏托邦式嘗試。

他的立場反映了他一方面受到資產階級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受到在委員會中組織起來的慕尼黑工人的壓力。在部長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艾斯納解釋說,「[……] 即使國民議會的結果不像我們預期的那樣,議會也不能再發揮它以前的作用,因為它不再可能反對慕尼黑工人委員會,否則就會發生第二次革命。」[3]

艾斯納沒有支持真正的工人民主——也就是說,他沒有按照俄羅斯的路線建立一個蘇維埃國家。歸根結底,他試圖在某種權力分享協議中調和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將巴伐利亞存在的雙重權力局勢正式化。但這兩個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一方的統治排斥另一方的統治。艾斯納在這兩個階級之間進行調解的想法只會導致工人士氣低落和迷失方向,讓反革命得以重新集結和反擊。

艾斯納絕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征用大地產和大規模工業——的想法對他來說是陌生的。因此,在這一時期,經濟和政治權力仍然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而「活民主」的建立仍然是一個烏托邦。盡管如此,艾斯納還是站在了社會民主的左翼一邊,後者在資產階級的支持下開始在德國各地推動議會選舉,以此作為破壞並最終摧毀工人委員會的手段。

然而,社會緊張局勢正在加劇。停戰後,數以萬計的退伍軍人無家可歸,大規模失業現像普遍存在。只有以委員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解決工人的問題。但艾斯納未能與資產階級決裂,導致工人對他的政府普遍感到失望。

在整個德國,第一波革命以背叛告終。工人成功擊敗了統治階級,將他們贏得的權力交給了他們的傳統政黨:社會民主黨。然而,後者的領導人立即將權力還給了資產階級,並與他們合作,組織了一場血腥的反革命。1919年1月在柏林舉行的斯巴達克團起義(The Spartacist Uprising)代表了自下而上阻止這種背叛的絕望嘗試,但遭到殘酷鎮壓,其領導人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蔔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被謀殺。這標志著第一波德國革命的結束。

在巴伐利亞,氣氛也在迅速變化。艾斯納最終在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壓力下屈服了。斯巴達克團起義在第一天就被鎮壓,在此事件的直接影響下,他要求於1月12日舉行州議會選舉。由於艾斯納和獨立黨未能帶頭,而且沒有替代政黨,士氣開始低落了起來。選舉的結果是保守的巴伐利亞人民黨(Bayerische Volkspartei, BVP)獲勝。與1912年一樣,它成為了最大的政黨,但投票人數大大減少。與此同時,社民黨贏得了33%的選票,幾乎是1912年州選舉時的兩倍。另一方面,獨立黨則僅獲得了2.5%的選票。

這一結果也表明,直到那時,農村才剛剛開始感受到革命的影響,盡管群眾對反對舊政權取得了巨大勝利,但群眾的意識卻滯後於事態發展。在農村,農民、貧農和大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特別尖銳。230,000名最貧困的農民一共只有170,000公頃的耕地。另一方面,584個最大的莊園卻占地100,000公頃!艾斯納政府根本沒有提出土地改革的問題,因此未能贏得農村貧困人口的支持。

但結果也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被革命第一次喚醒政治生活的一大批工人,他們將支持傳統工人政黨、社民黨及其新發展出的左翼言論視為實現目標的最簡單方法。與此同時,規模小得多的獨立黨領導人未能成為 社民黨的替代者,因此該黨僅獲得了一小部分選票。歸根結底,獨立黨的方案與 社民黨的方案並沒有決定性的不同,艾斯納也無法解決巴伐利亞的社會問題。因此,階級鬥爭繼續在社民黨內部表現出來。其成員在事件的影響下傾向於得出革命性的結論。然而,該黨的領導人卻有意識地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

革命再次爆發

盡管已經舉行了議會選舉,但群眾的壓力仍然很大,以至於州議會實際上一個多月都無法召開。在那幾天和幾周裡,巴伐利亞的事態以極快的速度發展。2月12日,社民黨內政部長奧爾在沒有警告政府的情況下,發表了關於召開州議會的聲明。這引發了2月16日的大規模示威,示威者聚集在慕尼黑的特雷西婭草坪。在游行中,人們提出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要求。

德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它的兩位傑出領導人盧森堡和李蔔克內西就被殺害了。
德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它的兩位傑出領導人盧森堡和李蔔克內西就被殺害了。

無政府主義者埃里希·穆薩姆 (Erich Muhsam) 這樣描述了抗議活動:

「在慕尼黑的公共建築前,人們舉起了紅旗,游行隊伍經過的許多私人住宅也是如此。可能有15,000名參與者。僅德國共產黨(KPD)方隊就形成了整個游行隊伍。慕尼黑駐軍的幾個團形成了封閉的編隊。他們用馬車載著重傷者一同行進。委員會的多位成員出席,各廠派代表團出席。革命工人委員會作為主要組織者,舉著巨大的革命標志出現在前面,受到了熱烈歡迎。但是,盡管艾斯納在這場游行中處於領頭地位,但他這樣做卻違背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覺得太格格不入了,於是半路把車調頭,和昂特萊特納(Unterleitner)和雅菲(Jaffe)部長一起在德國劇院等候群眾代表團的到來,其中群眾代表團的發言人朗道爾(Landauer)代表無產階級提出了要求。」[4]

面對這些事件,奧爾做出了讓步,推遲召開議會,同時仍在幕後暗中破壞委員會。2月19日,在巴伐利亞州議會大會期間,社民黨終於設法推動委員會的大會將其會議地點從議會大樓移開,為州議會就職會議掃清了道路。這時,反動勢力對艾斯納已經不耐煩了,決定自己動手。

1919年2月21日,艾斯納前往州議會的開幕會議,他計劃在那裡宣布辭職。他沒能走到那裡。還沒到州議會大廈,一位名叫阿爾科-瓦利(Arco-Valley)伯爵的中尉從背後朝他頭部開了兩槍,將他擊斃。在謀殺案發生前,這位刺客寫了一張紙條:「艾斯納是布爾什維克,他是猶太人,他不是德國人,他沒有德國人的感覺,[他]破壞了所有愛國思想和感情,[他]是叛徒。」[5]

資產階級報刊通過令人作嘔的誹謗運動,公開宣揚舊貴族、軍官和資本家的反動情緒,為這起謀殺案埋下了伏筆。對他們來說,艾斯納——盡管他絕不是布爾什維克——以他「對法律和秩序的立場不明」以及對工人壓力的反應,就是他們的一枚眼中釘。

當資產階級暗地為他的死感到高興時,沮喪和憤怒在慕尼黑工人階級中蔓延。左翼 革命工人委員會 的一名成員,一位名叫阿洛伊斯·林德納 (Alois Lindner) 的廚師,衝進州議會並向奧爾開槍,因為奧爾選擇召開州議會會議而置謀殺案於不顧。在隨後的騷亂中,一名身份不明的人開槍打死了保守黨議員奧塞爾(Osel)。州議會議員在沒有選舉出政府的情況下就散去了。

在艾斯納遇害的衝擊下,一種新的革命情緒席捲了巴伐利亞工人階級。一場大罷工立即爆發了,因工人領袖的動搖而大受鼓舞的反動派發現自己完全癱瘓了。2月25日召開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地區代表大會對這些事件作了回應,將立法權移交給巴伐利亞委員會的中央執行機構(「巴伐利亞共和國中央委員會」),並決定武裝工人階級。2月26日,有數十萬工人給庫爾特·艾斯納隨行送葬。 3 月 1 日,委員會大會宣布了要建立自己的政府。

事態已經達到沸點,但工人階級從根本上仍然缺乏明確的革命領導。社民黨和獨立黨的改革派和中間派領導仍然是工人的領袖。德國共產黨則剛剛成立。它的成員很少,在工人階級中的基礎薄弱。

與在俄國革命前十五年中裡作為馬克思主義干部組織成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不同,德國共產黨是在德國革命的熱潮中成立的。盡管羅莎·盧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對社民黨的領導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斯巴達克團只是由她和其他人在戰爭爆發後創立的。

在共產黨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的代表大會上成立之前,它一直是一個松散的革命者網絡。該黨剛一出現在日光下,其最傑出的領導人盧森堡和李蔔克內西就在柏林被謀殺了。

盡管缺乏經驗且在工人階級中根基淺薄,但德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計劃在巴伐利亞得到了巨大而廣泛的支持,正如反對2月16日州議會開幕的群眾示威所表明的那樣。巴伐利亞黨主席馬克斯·萊文 (Max Levien) 是工人運動中廣受歡迎的知名人物,曾擔任慕尼黑士兵委員會主席。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德國共產黨會迎來大量成員的加入,或者形成強大的組織。

來自柏林的23歲工人、德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卡爾·雷茨勞 (Karl Retzlaw) 描述了與萊文的會面,將黨的思想所享有的大量受眾與黨本身的規模縮小形成鮮明對比:

「會議在慕尼黑的一個大啤酒館舉行。房間裡擠得滿滿當當,很多人坐在椅子和桌子上,站在走廊上。我猜大概有3000人在大廳裡。雖然距離會議預定的開始時間還有一個小時,但房間裡卻是人山人海。演講者的桌子被抬到講台上,銅管音樂從那裡響徹大廳。管理人員保護著主席台不被人群擠占。馬克斯·萊文帶著一大批隨從出現了。後來我才知道,這群人幾乎代表了整個慕尼黑共產黨。」[6]

即使與德國黨的其他成員相比,巴伐利亞共產黨的成員和干部也非常缺乏經驗。因此,該黨犯了很多錯誤。它抵制了州議會和國民議會的選舉。它還拒絕在工會中進行耐心的工作,使得在工人階級中建立穩定的基礎和擴大黨的影響力變得非常困難。也沒有任何企圖進行有系統的鬥爭以在勞工運動和議會中獲得多數席位。因此,黨雖然影響廣泛,卻沒有在關鍵時刻領導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事實證明這後來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許多成員沒有采用耐心的方法,而是對 獨立黨和無政府主義者抱有幻想。系統建設一個獨立黨派的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忽視了。形勢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德共全國領導層決定派一些有經驗的干部到慕尼黑幫助建設黨。其中最重要的是歐根·列維內(Eugen Levine)、我們之前提到的雷茨勞,以及後來的保羅·弗洛里希(Paul Frölich)。在他們於1919年3月中旬抵達後,黨小組才開始在工廠和軍營中系統地建立了起來。

以蘇維埃共和國為當務之急

向左的急劇轉變導致了社民黨內部的危機。艾斯納被暗殺後,許多黨員厭惡地辭職,轉而加入了獨立黨或德國共產黨。然而,這兩個政黨都未能果斷地在這場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來自下層的壓力在社民黨的領導層身上不斷積累疊加,而社民黨則通過提拔那些(至少在口頭上)支持「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人來做出回應。

艾斯納。//圖片來源:Germaine Krull
艾斯納。//圖片來源:Germaine Krull

這並不是真正的左傾,而是維護黨的權威,用它來阻止革命的一種策略。社民黨領導人正全力以赴抵抗「第二次革命」。一個事實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盡管委員會大會宣布了新政府,但社民黨領導人卻確保這個「政府」從未有過集會。社民黨不支持它,即使社民黨成員馬丁·塞吉茨(Martin Segitz)已被提名為其首相!因此,政府仍是一紙空文。

資產階級也無法穩定局勢,盡管他們做出了種種努力並得到了社民黨的明確支持。直到3月17日,國家議會才敢再次召開,社民黨的約翰內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被選為首相。但他的政府在社會中沒有真正的支持基礎,尤其是在慕尼黑,這個革命的溫床。它甚至沒有可以依靠的武裝力量。

但是資產階級不能再等了。為了讓利潤再次流動起來,他們需要「和平」和「秩序」。在社民黨人菲利普·謝德曼(Phillip Scheidemann)的領導下,聯邦政府通過使用右翼自由軍團屠殺工人,暫時使德國各地的工人階級保持著沉默。就這樣,資產階級向巴伐利亞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追隨全國其他地區並在這個不守規矩的州中實現「秩序」。在這種壓力下,州議會長老理事會於4月8日召開會議,最終使政府得以運作。

但對於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來說,這就像公牛面前的紅布一樣。這一舉動清楚地傳達了事態發展的方向:徹底消滅革命及其成果。這些事件在巴伐利亞展開的同時,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於1919年3月2日在匈牙利宣布成立了。在士兵和工人委員會的基礎上進行新的革命,以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想法,在巴伐利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

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與工人願望再次發生直接衝突,他們很可能就會被徹底掃除,並且失去對運動的控制權。因此,黨的一部分領導決定「騎著老虎」以馴服它。在一些社民黨活動中,通過了支持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決議。在4月4日至5日晚上的一次會議上,「巴伐利亞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獨立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巴伐利亞農民聯盟的領導人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會議,決定宣布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德共代表歐根·列維內投下了唯一反對該宣言的一票。他的解釋值得詳細引用:

「我們共產黨人對這樣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懷有最大的不信任,它的發起人是社會民主黨部長施內彭霍斯特(Schneppenhorst)和杜爾(Durr),他們一直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對委員會的想法。我們只能將這解釋為已經窮途末路的領導人企圖通過明顯的革命行動來加入群眾,或者這只是他們的蓄意挑釁。

「我們從德國北部的例子中了解到,多數社會主義者(當時對社民黨的通稱)經常試圖采取過早的行動,以更成功地扼殺他們。你們的整個方法都需要最大的警惕。蘇維埃共和國不是靠一個扶手椅上的決定就能宣布成立的,它是無產階級認真鬥爭和勝利的結果。

「慕尼黑無產階級仍然面臨著這樣的鬥爭。我們正在為[蘇維埃共和國]做准備,我們還有時間。目前,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是極其不利的。德國北部和中部的群眾被打敗了,現在才重新聚集力量進行新的戰鬥,而巴伐利亞並不是一個經濟獨立的地區,很難獨立維持很長時間。在第一次衝鋒之後,會發生以下情況:多數社會主義者會在第一個好借口出現的時候退出,有意識地背叛無產階級。獨立黨會加入,然後讓步,開始動搖、談判,從而成為無意識的叛徒。而我們共產黨人則將用我們最優秀的人的鮮血為你們的行為付出代價。」[7]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一預測在每一個細節上都得到了悲慘的證實。社民黨領導人呼吁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真正動機是推動慕尼黑工人過早起義,以便將工人階級的最先進階層與更廣泛的工農群眾分開。就這樣,他們在政治上為發動反革命做著准備。這正是柏林發生的事情: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被推入起義,而全國群眾卻並不相信起義的必要性,他們承受了血腥的失敗。為了打敗巴伐利亞工人階級,社民黨領導人現在將柏林視為他們的榜樣。

例如,根據多位證人的說法,來自社民黨的巴伐利亞戰爭部長施內彭霍斯特極力主張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在新政府還沒有宣布成立,舊政府還沒宣布廢黜的時候,他甚至還主張推遲幾天,以爭取其他城市對這一想法的支持!根據他自己的聲明,他隨後離開慕尼黑前往巴伐利亞北部,是為了「宣傳建立委員會共和國的主張」。實際上,他立即加入了霍夫曼政府,該政府已從慕尼黑逃離到了班貝格,並開始集結反革命軍隊(「白軍」)和准法西斯自由軍團。

「偽蘇維埃共和國」

所謂的蘇維埃政府終於在4月6日宣布成立,並受到了巴伐利亞各地工人的熱烈歡迎。到4月8日,在最初的熱情浪潮中,除紐倫堡外,巴伐利亞南部和大城市幾乎所有較大的委員會都加入了它。但早在4月9日,這個過程就開始瓦解了。在一些城市,如因戈爾施塔特和維爾茨堡,反革命士兵和學生在資產階級的支持下推翻了委員會的統治。

與此同時,曾如此強力推動慕尼黑左翼組織宣布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社民黨領導人,現在發生了轉變,呼吁保衛議會和官方政府。在許多委員會中,社民黨領導層的這種新的、公開的反革命立場意味著支持蘇維埃共和國的多數派被推翻了。這加劇了社民黨領導層與基層普通黨員之間的矛盾。在混亂中,社民黨政府和反動派設法在重要城市,特別是在巴伐利亞北部地區繼續掌權。

在慕尼黑的社民黨領導人逃跑或干脆擺手不干之後,仍有一系列偶然的人物留在了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層」中。其中包括像埃里希·穆薩姆和古斯塔夫·朗道爾(Gustav Landauer)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這些人是咖啡館裡的文學家和冒險家,僅此而已。他們在工人階級中沒有支持基礎。然而,他們確實懷有一個永無止境的完全烏托邦和浪漫的觀念。

保羅·弗洛里希(社民黨)後來寫了一本關於蘇維埃共和國事件的書,他這樣描述這些人物:

「參與陰謀的先生們互相投票。沒有考慮政治經驗。因此,就選出了一些性格脆弱、頭腦不清的人。」[8]

「人民對外事務代表」利普(Lipp)在穆薩姆的建議下甚至被選為執行委員會(以及政府)主席,但沒人知道他其實患有精神病。在因符騰堡州和瑞士拒絕為巴伐利亞提供火車而嘗試向此兩地宣戰之後,他被罷免並住進了精神病院。

正如列維內所預見的那樣,獨立黨陷入了癱瘓。艾斯納被暗殺後,和平主義者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成為了該黨主席。他只有幾個月的政治經驗,卻擔任了中央委員會和政府的領導。

在他的帶領下,實在是什麼都沒有發生。他沒有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而只是把4月7日宣布為了國定假日。這群先生沒有動員和武裝工人階級占領交通和通訊的中心點,組織共和國的防御,確保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大型工業的社會化——而是在4月7日率先把大學「社會化」了!弗洛里希寫道:

「街角張貼著一張紫紅色的海報: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被打倒了——通過一張海報。通過政治冒險家的浪漫,工人階級沒有做任何事情就被抬上了掌權的位置。無產階級專政只包括一件事:放假。」[9]

工人階級熱情地注視著這個新的「蘇維埃共和國」。但實際上,在新政權被紙上談兵地宣布成立後,工人階級並沒有將社會的韁繩掌握在自己手中。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則在傳播關於慕尼黑局勢的恐怖故事,尤其是在農民中間,他們當時幾乎占巴伐利亞人口的40%。一系列越來越由富農主導的農民委員會因此受到了巴伐利亞農民聯盟中右翼的影響,宣布了對慕尼黑的食品禁令,加劇了嚴峻的糧食形勢。蘇維埃共和國處於嚴重危險之中。

直到4月10日,蘇維埃政府才開始武裝工人,即便如此,總共也只能找到600支步槍。蘇維埃政府發布了一項法令,要求反革命資產階級交出武器。但由於沒有權力工具來執行這樣的法令,結果是可悲的。

棕櫚星期日政變

反革命現在越來越有信心了。持續數天的癱瘓導致反革命得出結論,只需一次堅定的打擊就可以推翻新的蘇維埃共和國。在與慕尼黑的社民黨領導人協商後,仍然在該市肆無忌憚地活動的反革命「共和黨保護部隊」(Republican Protection Force)的指揮官阿爾弗雷德·塞弗蒂茨(Alfred Seyffertitz)前往了班貝格。在那裡,他得到了流亡首相霍夫曼的許可,可以推翻蘇聯政府。

政變於1919年4月13日棕櫚星期日(Palm Sunday)上午發動。海報以「慕尼黑全體駐軍」的名義出現,宣布中央委員會被廢止。共和國保護部隊占領了中央委員會的場地,逮捕了一些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其中包括埃里希·穆薩姆,他們被運出了慕尼黑。

德共最初拒絕了蘇維埃共和國的「藍圖」宣言。在這一點上,它是正確的。奪取政權是一次加強反革命的冒險。真正的、必要的行動方針是首先爭取更廣泛的群眾,特別是農民的支持。然而,現在蘇維埃共和國已成為事實,它得到了廣大工人階級的支持。蘇維埃共和國的失敗就意味著革命的失敗,工人階級意識到了這一點。

盡管如此,德共還是在反革命面前搖擺不定。由於斯巴達克團起義失敗的血腥經歷以及卡爾·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遇害在黨員的腦海中仍然記憶猶新,領導層正在考慮承認失敗。保羅·弗洛里希報告說,黨的領導層首先討論了是否要「[承認]這種轉變[即政變]是一個既成事實,而黨的行動必須要適應它」。[10]

但在實地上,氣氛卻完全不同。甚至在未遂的政變發生之前,工廠和軍營中就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壓力,要求年輕的德國共產黨加入蘇維埃政府——甚至完全接管它。現在,隨著反革命恐怖陰影的籠罩,群眾開始動員起來,准備戰鬥。德共領導人對這場革命的死灰復燃感到完全措手不及。雷茨勞報告說,「一種讓我們感到驚訝的革命性精神現在已經出現了。不僅我們的黨員,而且成千上萬的工人都為鬥爭做好了准備。與此同時,城內到處都在與白軍發生武裝衝突。」[11]

德共知道最初的蘇維埃共和國宣言半是冒險半是挑釁。但既然現在它已經成為了一個既定的事實,而且工人——面對公開的反革命——正在動員起來捍衛它,黨不能袖手旁觀。

因此,該黨呼吁建立武裝工人小隊。許多士兵也加入了他們,增加了對反革命部隊的壓力,使反革命部隊撤回了慕尼黑總站。最終,車站被攻破,塞弗蒂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乘火車逃離後逃脫了被殺或被捕的命運。盡管其領導層有許多錯誤和誤判,反革命手中的資源也不少,但慕尼黑工人還是輕而易舉地打敗了資產階級反革命,把權力交到了共產黨手中。

執政的德國共產黨

4月13日,工人和士兵委員會代表大會宣布舊中央委員會解散。一個新的 15人行動委員會作為新政府成立了。新政府由社民黨、獨立黨和德國共產黨的成員組成,但它被牢牢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控制之下,以列維內為首。新蘇維埃政府的綱領確實是一個徹底的社會革命綱領。

巴伐利亞紅軍是以擊敗政變的革命部隊為核心建立的。它由24歲的水手魯道夫·埃蓋爾霍夫(Rudolf Egelhofer)領導。銀行將被置於國家控制之下。只有獲得工人委員會的許可才能提取現金。在金額超過1200馬克的情況下,甚至需要財政人民委員的許可。公共行政被置於工人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工人委員會可以解雇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官員。為了確保供應,大量的食品被從投機者那裡沒收。工廠委員會制定了控制生產的計劃。慕尼黑及其周邊地區的工人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了自己命運的主人。

針對反革命的勝利給了工人階級最活躍的階層極大的信心,也澄清了局勢。許多工人對社民黨領袖角色的幻想煙消雲散,慕尼黑工人正急劇左傾。然而,在其他地方,客觀條件並不那麼好。蘇維埃共和國被孤立在巴伐利亞南部的慕尼黑附近,而反革命軍隊正在向它進軍。

托勒在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中的最後歲月扮演了可恥的角色。
托勒在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中的最後歲月扮演了可恥的角色。

盡管條件不利,蘇維埃政府還是立即開始建立起堅定的防御。20,000支步槍被運送到工廠,在那裡組建了紅衛軍。由革命士兵和志願者組成的紅軍成立了。它充滿了國際主義精神。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戰俘加入了,許多奧地利人也加入了。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分子被解除了武裝。但新的威脅還在不斷出現。雷茨勞報告說:

「軍營裡仍然擠滿了被復員卻不想回家的士兵。我們了解到,他們是在軍官的勸說下留下來的。他們接受的薪水來自柏林和其他無法控制的來源。[…]每天我們都不得不防備部分部隊發動政變。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呼吁工人每天在慕尼黑的大廳和露天聚會。就這樣,工人隨時准備著進行干預,反革命官員也不敢發動政變。」[12]

為了動員工人和組織防御,蘇維埃政府宣布了為期10天的總罷工。但這一決定使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完全停滯,暴露了它賴以生存的基礎是多麼脆弱。

列寧的問候

工人奪取政權的消息在全世界激起了熱情。遠在巴伐利亞邊界之外,另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與俄羅斯和匈牙利共和國並列——被視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又一步,而此時的社會主義革命似乎勢不可擋。德共希望在巴伐利亞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消息能夠重振工人在德國其他地區作戰的意願。

消息也傳到了蘇維埃俄國,列維內曾向蘇俄致以革命的問候。當時,蘇俄內戰正處於關鍵階段,年輕的蘇維埃政權面臨毀滅的威脅。盡管如此,在20世紀初曾在慕尼黑生活過兩年的列寧還是抽出時間來進行了回復。他給列維內的信息值得全文引用:

「向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致敬,

「感謝你們的祝賀,同時也衷心祝賀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懇請你們更經常更具體地告訴我們:你們采取了什麼措施同資產階級劊子手謝德曼之流作鬥爭?各市區的工人和僕人蘇維埃是否已經建立?工人是否已經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是否已被解除武裝?庫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是否已被用來迅速而廣泛地救濟工人,特別是救濟雇農和小農?資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廠和財產以及慕尼黑郊區的資本主義農場是否已被沒收?小農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經取消?雇農和粗工的工資是否已提高一兩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紙張沒收,用來印刷通俗的傳單和群眾性的報紙?是否已實行用六小時工作、用兩三小時管理國家的制度?是否已使慕尼黑的資產階級住得擠些而使工人迅速遷入富人的住宅?是否已把所有銀行拿到手裡?是否扣留了資產階級的人質?是否給工人規定了比資產階級更多的口糧?是否已動員每個工人來擔任保衛工作和郊區農村的思想宣傳工作?只要發揮工人蘇維埃、雇農蘇維埃以及與兩者不同的小農蘇維埃的主動性,最迅速最廣泛地實行諸如此類的措施,你們的地位一定會鞏固起來。必須向資產階級征收特別稅,必須立即用一切辦法使工人、雇農和小農的境況得到真正的改善。

「致以最崇高的敬禮並祝你們勝利。

「列寧」[13]

盡管事態發展迅猛,列寧掌握的信息也比較片面,但這些言辭證明了他對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及其措施的弱點有著敏銳的認識。事實上,蘇維埃共和國從未解決過土地問題。列寧清楚地意識到,在德國其他地區失敗之後,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局勢極其危險。因此,在他的信息中,他盡可能地概述了革命如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直到4月27日,他的信息才到達慕尼黑,而那時失敗已成定局。

這份簡短的文件所代表的,是在最困難的情況下革命如何取得成功的藍圖。列寧的建議與斯大林主義者的行為形成了鮮明對比,斯大林主義者後來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主張廢除農民和工人的社會要求,以便與「進步的資產階級」結盟。

相反,蘇維埃共和國只有采取激進措施提高生活水平,從而喚醒整個地區最貧窮且無組織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層,才能取得成功。對於給他們一些值得為之奮鬥的東西、激勵他們采取行動來說,這些措施是至關重要的。資本家計劃用鮮血淹沒蘇維埃共和國,因此革命必須堅決而無情地反對反動派,對他們的意圖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反對反革命的鬥爭

在戰勝棕櫚星期日政變後,蘇維埃共和國在對抗試圖通過軍事力量打破工人階級權力的霍夫曼政府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勝利。他們很快就發現,不可能有效地使用巴伐利亞正規軍來對抗革命。例如4月15日,在弗賴辛鎮,第一步槍兵營的1,200名士兵在與革命者討論後,決定交出他們的武器並轉移到雷根斯堡。軍官們別無選擇,只能服從士兵的意志。即使在第一次肢體衝突中,紅軍也取得了勝利。4月15日,紅軍把白軍趕出了慕尼黑北部的阿拉赫和卡爾斯菲爾德地區。4月16日,紅軍迫使白衛隊從達豪徹底撤退,而就在一天前,火藥廠的工人突然襲擊了數百名白軍士兵並解除了他們的武裝。

然而,這些最初的勝利很快就過去了,革命者未能利用它們。前不久被政府罷免的獨立黨主席恩斯特·托勒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現在,在達豪紅軍部隊的指揮下,他希望進行談判,而不是追趕敗走的白軍。這還不是他最後一次扮演如此悲慘的角色。他的行為讓霍夫曼政府喘了口氣,得以准備反擊。在他們最初的挫折之後,隨著革命未能在慕尼黑以外獲得決定性的支持,角色發生了變化,反攻開始了。

與紅軍不同,霍夫曼的部隊是久經沙場的反革命部隊,對談判沒有任何幻想。其中首先是來自德國各地的自由軍團。後者是反革命的老手,已經將德國北部和中部的各種工人起義淹沒在了鮮血中。這些凶殘的團體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埃爾哈特海軍大隊」(Marine-Brigade Erhardt),它後來因作為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1920年未遂政變(即所謂的「卡普政變」,Kapp Putsch)的主要支柱而臭名昭著。

巴伐利亞資本家在這場血淋淋的財富保衛戰中投入了大量資金。巴伐利亞武裝部隊最高司令部阿諾德·里特·馮·默爾(Arnold Ritter von Möhl )寫信給霍夫曼說:「銀行家圈子將690,000馬克轉給了軍隊最高司令部,供部隊使用」[14]。有了這些資源,霍夫曼政府能夠動員大約60,000名武裝人員,他們現在正在快速前進。

4月20日,奧格斯堡被白軍征服了。然而,在郊區,頑強的抵抗又持續了三天。奧格斯堡最初並未加入蘇維埃共和國,但那裡的工人並不准備接受 獨立黨的城市指揮官與自由軍團談判達成的無條件投降和解除武裝。 

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終結

情況每時每刻都在惡化。失敗現在只是時間問題。德國共產黨由最堅定的革命者組成,但它仍然只有幾個月的歷史。實際上,它並沒有帶領工人階級上台,而是被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推動著取得政權的。它沒有必要的干部來領導當地的鬥爭,而不得不依靠缺乏經驗的共產主義者或像恩斯特·托勒這樣完全的機會主義分子。此外,它不是一個在工人中根深蒂固、久經考驗的政黨。這使蘇維埃政府最後的日子變得非常混亂。

雖然很多工人都想戰鬥到最後,但更多動搖分子希望能與白軍達成妥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托勒再次占據了上風。他已經在幕後暗中破壞德共政府,企圖扭轉他被解除了蘇維埃領導人職務的局面。在對談判解決方案寄予希望的基礎上,他於4月27日成功地將大多數工人委員會召集到了他這一邊,並將共產黨人趕下了台。工人們的希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面對前進的白軍,談判的呼聲完全解除了工人階級的武裝。因此,霍夫曼沒有興趣實際參與談判。反動派認定,反革命一方對工人進行殘酷報復的時候到了。他們想一勞永逸地把最後一個革命的念頭從工人的頭腦中抹去。

隨著共產黨人被趕出政府,蘇維埃共和國最堅定的捍衛者消失了,新政府計劃停止一切抵抗。5月1日,慕尼黑被完全包圍,5月2日,被完全征服。最後一個淪陷的城鎮是5月3日位於羅森海姆(上巴伐利亞)區的 科爾伯莫爾。反革命的恐怖現在已經全面爆發了。

「我們共產黨人只是暫時還沒死的死人罷了。這一點我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是否會放我再多活一段時間,還是我必須加入卡爾·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行列。無論如何,我都會鎮定自若地等待你的判決。因為我知道,無論你的判決如何,事件都無法被阻止……」
「我們共產黨人只是暫時還沒死的死人罷了。這一點我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是否會放我再多活一段時間,還是我必須加入卡爾·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行列。無論如何,我都會鎮定自若地等待你的判決。因為我知道,無論你的判決如何,事件都無法被阻止……」

革命者被追捕並無情地殺害。根據官方聲明,有38名政府軍士兵和93名紅軍成員在衝突中喪生。但其他各種消息來源報道說,反動部隊殺害了多達2,000名工人和紅軍士兵。在統計數據中,這些死亡要麼表現為立即處決、致命事故,要麼根本不是如此。例如,天主教工人協會(Catholic Journeyman’s Association)的21名成員在策劃一場戲劇表演時被抓獲。他們受到了酷刑,有些人被毆打致死。被槍殺的都是「幸運兒」。在許多其他受害者中,紅軍指揮官魯道夫·埃蓋爾霍夫和庫爾特·蘭道爾(Kurt Landauer)也被謀殺了。歐根·列維內也被抓獲並受審。列維內知道他的時間到了,站在審判席上發表了如下的挑釁言論:

「我們共產黨人只是暫時還沒死的死人罷了。這一點我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是否會放我再多活一段時間,還是我必須加入卡爾·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行列。無論如何,我都會鎮定自若地等待你的判決。因為我知道,無論你的判決如何,事件都無法被阻止……

「我還知道,遲早會有其他法官坐在這個大廳裡,然後那些違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將以叛國罪受到懲罰。

「如果你認為合適,就宣布你的判決。我的努力只是為了挫敗你玷污我的政治活動、玷污我覺得自己與之緊密相連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名字以及慕尼黑工人的好名聲的企圖。他們——我和他們一起——我們所有人都以我們最大限度的知識和良知,盡了我們對國際、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責任。」[15]

幾天後,他被判處死刑並被處決,這一決定得到了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批准。

馬克斯·萊文得以逃往奧地利。以社會民主黨人雷納(Renner)為首的奧地利政府決定將他關押一年多,考慮將他送回巴伐利亞的問題,而在那裡他很可能與列維內接受同樣的命運。最後他被釋放並移居蘇聯。1937年,他在那裡成為了斯大林血腥清洗的犧牲品。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一位領導人因「成為反蘇恐怖組織的成員」而被槍殺,斯大林的屠夫們肯定體會不出這種悲慘的諷刺意味。

失敗後,沒過多久,公開的反動派就在巴伐利亞掌權了。1920年,古斯塔夫·里特·馮·卡爾 (Gustav Ritter von Kahr) 成為總理,以准軍事獨裁來統治巴伐利亞。法西斯幫派被允許自由發展和游蕩——正如希特勒1923年未遂政變所證明的那樣。但是,盡管工人階級被擊敗了,革命傳統和對這些偉大事件的記憶仍然存在。巴伐利亞工人的戰鬥失敗了,但在這些戰鬥中,他們吸取了寶貴的教訓,並繼續參與到了德國未來幾年發展的革命事件當中。

1871年,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描述了巴黎工人在建立公社並掌權數周時,是如何「氣勢衝天」的。將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歷與巴黎公社的事件進行比較,乍一看似乎很合適。兩者都是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應用嘗試,但最終都沒有成功。

但在1871年至1919年之間,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歐洲的工人階級和以前不同了。1871年的巴黎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具革命性的城市。1919年的巴伐利亞被認為是德國最保守的地區之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認為是如此。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遠非被孤立於一個城鎮之內,而是在相較過去極大加強的德國、歐洲和世界無產階級的史詩般的鬥爭中鼓舞人心的一幕。

簡而言之,工人階級比50年前強大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像德共這樣一個很小的、非常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也能發揮巨大的作用。話雖如此,最終歷史的任務還是超出了它微小的力量所及。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整個德國革命——最重要的教訓是,一個能夠帶領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先鋒黨不可能在激烈的戰鬥中形成。必須在革命開始之前就耐心地建設它。

當德國共產黨於1918年12月成立時,它面前擺著著人類歷史上最重大事件的新鮮經驗:俄國革命。可悲的是,其年輕且缺乏經驗的干部在他們自己被推入德國革命的旋風之前,沒有時間吸取這些重大事件的深刻教訓。

一個世紀過去了,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正在醞釀之中。新一代人擺脫了過去的失敗,正在脫穎而出,走上了奮鬥的道路。工人階級無與倫比的力量意味著,與1920年代不同,統治階級將無法迅速對工人運動進行迅速而致命的打擊。因此,我們有一定的時間准備。我們必須明智地使用這段時間。

在我們面前的這段時間裡,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扎根於工人階級的鋼鐵般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在建立這樣一個組織的過程中,我們面前有大量的教訓,這些教訓是過去幾代階級鬥士的犧牲留給我們的:俄國革命、德國革命和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今天,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英雄記憶被馬克思主義趨勢保存為工人階級寶貴遺產的一部分。

我們有責任從他們的勝利和錯誤中研究學習,及時建設起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並用社會主義重構社會的革命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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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漢斯·貝葉爾,《巴伐利亞革命1918/1919》(柏林:德國科學出版社,1988),第 14 頁。

[2] 出處同上,第17頁。

[3] 出處同上,第34頁。

[4] 埃里希·穆赫薩姆,《從艾斯納到列維內》,《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柏林:霍芬堡,2013)。

[5] 拉爾夫·霍勒,「猶太人艾斯納」,《時代》,2019年2月6日。https://www.zeit.de/2019/07/antisemitismus-kurt-eisner-freistaat-bayern-rechtsextremismus-attentat

[6] 卡爾·雷茨勞《斯巴達克:崛起與衰落,一個黨務工作者的回憶》(法蘭克福:新批評出版社),第130頁。

[7] 貝葉爾,《巴伐利亞革命》,第75頁。

[8] 保羅·弗洛里希,《巴伐利亞》

[9] 出處同上,第22頁。

[10] 出處同上,第31頁。

[11] 雷茨勞,《斯巴達克》,第141頁。

[12] 出處同上,第147頁。

[13] 弗拉基米爾·列寧,「向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致敬」,1919年4月27日,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獲取於2021年8月9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33.htm

[14] 貝葉爾,《巴伐利亞革命》,第131頁。

[15] 羅莎·列維內-梅耶,《一名革命者的一生》,(倫敦:Saxon House,1973),第2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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