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 泰德·格蘭特, 精選, 著作與文獻, 馬克思主義理論

《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

第五部分:一個時代的終結 ——英國革命共產黨的最後歲月

在1947年至1949年期間,我們痛苦地試圖零碎地構建趨勢組織。我們獲得了零星的新同志,但也失去了少量的人。總的說來,我們的隊伍相對完整,但我們的財力卻在不斷地消耗。我們所有的困難主要集中在財政問題上了。當運動在上升的時候,你會從同情者、聯繫人和支持者那裡得到錢。但當情況不妙時,這些資金來源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枯竭。在戰爭期間,我們曾有幾個富裕的同情者,他們給了我們一筆可觀的捐款。現在,他們的同情心已經改變了。他們受到了社會情緒的影響。他們說,我們實際上是做生意的,我們只關心結果。我們希望看到革命運動的發展。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他們不再是革命的熱心支持者,而是對其他事情有興趣了。

一位過去的同情者靠繪畫發了財。起初,這只是他的一個興趣。但隨著他對革命熱情的減退,他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轉向了藝術和繪畫。後來,有一天,他決定不想在革命上浪費錢了,於是這個資金來源就枯竭了。他把精力轉到了繪畫上,賺了一大筆錢。然而,我們主要的富有支持者,是一個叫斯皮瑞根(Spiregen)的帽子製造商。他給了我們很多錢,支撐了運動很長時間。但這個來源也枯竭了。所以,認識到我們的困難,我們被迫將全職專業人員的數量從16人減少到6、7人左右。報紙的成本必須要支付,而當時的印刷成本也在以天文數位的速度上升。所以我們不得不削減《社會主義呼喚報》的規模。最後,由於資源不足,我們不得不從雙週報改為月報。我們仍然滿懷信心地期待著情況的改變,即使目前的狀況應該會持續幾年。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肯定是在逆流而上的。

就在這個時候,哈斯頓感到了壓力。他當時生病了,患有胃潰瘍。在戰爭期間和隨後的幾年裡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他,顯然已經精疲力竭。哈斯頓對第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越來越失望。必須說,他對國際抱有某些幻想——其他同志,包括我在內,都不抱有這種幻想。在戰爭末期和戰後不久,哈斯頓對我們在戰爭過程中提出的錯誤觀點越來越感到絕望,我們1942年的小冊子《為奪權做準備》就是一個縮影。當然,我們已經糾正了觀點,並分析了正在展開的局勢。然而,哈斯頓已經病入膏肓,疲憊不堪,並傾向於以消極的方式看待事物。

我們困難的根源在於客觀形勢。這樣的困難壓在我們所有人身上,包括領導層。哈斯頓乃是一介人中之龍,儘管他後來放棄了托洛茨基主義,我也毫不忌諱地這麼說。他無疑具有巨大的優點。然而,雖然他有很多政治敏銳性和一定的理論水準,但他更多的是傾向於一個政治活動家和召集人,而不是一個理論家。在這些越來越大的壓力下,到了1948年秋天,哈斯頓開始尋找出路。他越來越不積極。他對事情的發展情況感到厭惡,並且無疑也是受到他對於運動主觀懷疑的影響,他提出了加入工黨的問題。

1948年12月,哈斯頓在英革共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他堅持認為,他所建議的打入策略版本是不抱有希利的幻想的,並聲稱此時在工黨內可以取得大的收穫。但這實際上等於說,哈斯頓是認輸了。有一次討論和投票,他發現自己在政治局中是少數派的一員。他完全被孤立了。於是,哈斯頓決定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以便在組織內部據理力爭。

哈羅德·阿特金森是英革共的領導人和組織者之一,他剛從美國出差回來。他對這種情況非常激動。他堅持認為,如果不支持哈斯頓,對組織來說將是一場災難。如果實話實說,很不幸地阿特金森和哈斯頓一樣,都處於士氣低落的狀態。他全力支持哈斯頓,說我們除了加入工黨別無選擇。於是,我們又安排在政治局討論哈斯頓的提議。這一次,哈斯頓和阿特金森在他們之間成功地獲得了多數票,這個提案在12月8日、9日被提交給中央委員會。他們的決議的結論是:

「因此,我們提議作為關鍵問題向黨內提出,解散作為獨立組織的英革共,讓我們的成員加入工黨。」

「我們建議,解散應以公開聲明的方式進行。我們應該通過一系列的文章來教育和準備我們趨勢組織的支持者們,黨的領導層應該與工黨進行接觸,目的是確保英革共公開加入工黨的最佳結果。由此可見,應該把擬議的方針通知工黨,如果它被黨的大多數人接受,就應該展開談判,目的是與認同我們觀點的人一起工作。」(《關於英革共觀點的聲明》,作者:哈斯頓、阿特金森、特爾斯和查理斯)。

在政治局內,只有吉米·迪恩和我本人強烈反對打入工黨。我們現在儼然變成領導層中的少數派。英革共最高領導層的大多數人現在已經轉到了打入主義的立場上…但不是遵循托洛茨基提出的經典打入主義,具有可以帶來客觀發展的前景,而是只能讓我們在工黨的框架內把力量凝聚起來的打入主義。政治局的多數派寫道:

「在1947年9月的英革共大會上,我們對於打入主義的策略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激烈鬥爭,黨以最大的信心再次確認了公開工作的路線。」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在適度收益的基礎上繼續前進,鞏固和加強我們的地位,從而以最佳方式保持我們的勢力,直到經濟和政治形勢發生對我們有利的變化。但是,我們的立場所產生的累積效應使得我們必須重新評估我們過去的觀點。」

「在這份文件中,我們希望向成員們提出我們對黨的未來前景和任務的積極展望。我們在此暫且不提這牽涉的一些問題,其中一部分已經在對國際書記處的答覆中處理過,其他問題我們希望在今後的公報中處理。」

「現在我們認為,等到工黨環境發生變化後,再介入已經形成的左翼,希望奪取其領導權是錯誤的。想像著工人僅憑我們的思想就會追隨我們,這顯然是一種幻想。當工人們在一起工作的過程中,學會了信任我們的時候,他們才會追隨我們。接受未來政治發展將主要圍繞工黨的觀點,就意味著接受參與工黨左翼的必要性。」

「當然,我們不能在不利於革命左翼形成的條件下建立革命左翼。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建立一支全國和地方領導人的骨幹隊伍,並把工黨中無疑存在的左派批評家具體化,為我們的趨勢組織創造一個基礎。」

「客觀形勢的整體性質決定了我們面臨的是一個艱苦而耐心的工作時期。我們對迅速發展不抱幻想。而是要在今後一個時期內,在工運中建立起一種革命的政治趨勢,這種政治趨勢將成為未來的基礎。」[1]

第四國際機不可失地插上一腳,指責多數派犯下了取消主義的錯誤。

國際書記處表示:

「這份文件是取消主義傾向的表現。」他們接著譴責英革共迅速採取「幫助國際的反對者莫羅和沙希特曼的立場。與沙希特曼、莫羅、德馬齊埃(Demaziere)和其他第四國際叛徒走的是同樣的道路!如果你們想要第四國際能夠與你們合作,你們就必須重新評估你們的政治活動,理解它如何帶你們走向破產…」

「這些同志們的政策會讓黨變得無動於衷,這是非常危險的。他們聲稱改良主義正在改造工人階級,因為史達林主義正在為工人階級取得勝利,所以他們什麼也不能做。他們對建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沒有多大希望;他們對第四國際的發展沒有希望。打入工黨的建議看起來就像一個絕望的人把自己淹沒在深水中的行為。」[2]

吉米·迪恩和我本人在領導層中孤立無援,陷入了深刻的兩難境地。很明顯,加入工黨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初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上反對的原因。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做公開的政治工作就會產生奇跡。說實話,在客觀情況下,打入或不打入工黨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在現有的情況下,在工黨外我們不會有什麼收穫,但在工黨內也不會有什麼收穫!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犯了一個機會主義的錯誤。當時是很難看出來的。現在回想起來,就清楚多了。

我們認為,我們有維持組織的基本責任。在1938年至1948年期間,工人國際聯盟和英革共表現出了它的勇氣。戰爭期間和戰後整個時期的經驗加強了這個組織,當時我們在關於一系列問題的辯論中收到了教育,包括打入主義和革命的戰術。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政治鬥爭,以保持公開黨的姿態,我們無疑會獲得組織的絕大多數支持。哈斯頓和政治局的多數派肯定會被孤立。但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他們是組織的最高領導人。我們在十幾年的共同工作中建立了這種領導層,我們不想失去這些同志。

有經驗的幹部是珍貴的資源。他們是在鬥爭的過程中產生的。我們的幹部在戰爭、紐卡斯爾審判、尼思補選等過程中受到了考驗。他們受到了戰爭本身的考驗,受到了資本主義、改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壓力。他們在砲火中仍不改初衷。他們是極有才華的人。因此,吉米和我陷入了一個可怕的困境。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苦苦思索,並決定無論正確與否,這都是一個試圖要維護既有領導團隊的問題。我們希望為了未來,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團隊。因此,我們決定不反對政治局多數派的建議。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而且產生了不可預見的後果。

我們表示,我們不會在組織的隊伍中就這個問題展開運動。這時候,我、吉米和政治局少數派喬治·漢森(George Hansen),向所有成員發表了一份聲明:

「討論並沒有使我們相信,在目前的形勢下,打入工黨將構成一種上策。但是,面對絕大多數領導幹部和經過訓練的幹部,以及相當一部分的隊伍贊成打入工黨的事實,鑒於客觀形勢將使黨陷入困境,我們認為繼續我們的反對將是徒勞的。」

「我們認為,目前無論我們在哪裡活動,我們的運動都沒有很大的發展機會。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任務包括維護組織的團結、加強對我們幹部的教育、提高整個組織的理論水準。這些任務對於今後,無論我們在內部或是在外部,都將構成至關重要的任務。」

最後,我們的聲明是如此作結: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進行鬥爭並不符合運動的最大利益。」(泰德·格蘭特、吉米·迪恩、喬治·漢森致英革共所有黨員的信)

無論我們做什麼——在工黨內或工黨外——我們都可能在人群中找到那一、兩個可以成為同志的人,但頂多只能獲得極少數。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在目前的環境下,很難賣出報紙,很難獲得聯繫人,革命的思想也很難贏得聽眾。我們明白,在工黨內或在工黨外,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準備進行鬥爭。我們很公開地說,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挽救領導團隊。如果我們能打入工黨,並保持我們的組織完整,那麼,也許在以後的階段,當存在著經典的打入主義條件的時機到來(在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這種條件),我們就能與廣大的左翼聯繫起來。將來必然會出現打入主義的條件,而如果我們還在外面,那麼我們就必須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工黨。所以在這個階段,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是在工黨的內部還是在外部,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多地保持組織的完整,特別是領導層。如果我們成功了,就不會有問題。無論如何,它不會像最終的結果那樣的災難性。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很可能無論如何都會失去哈斯頓。我們還可能失去特爾斯,以及阿特金森和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當下還不能絕對肯定會發生什麼事。但是,無論如何,運動內部的大部分力量都會被保留下來,特別是活躍的基層同志。我們至少會保留英革共的核心,並有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和形象。

1949年1月8日、9日,中央委員會批准了由哈斯頓、阿特金森、特爾斯和查理斯簽署的政治局多數派聲明。但隨後在2月,以山姆·伯恩斯坦(Sam Bornstein)、山姆·李維(Sam Levy)、阿爾夫·斯諾貝爾(Alf Snobel)、亞瑟·迪恩(Arthur Deane)——他們都不是中央委員會成員——為首,組織內年輕的階級同志,舉起了維持公開工作的旗幟,並宣佈自己成立派系。他們拒絕加入工黨,希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公開黨。他們發表了一份由14位同志簽署的題為《捍衛公開路線》的聲明。聲明最後指出,工業鬥爭水準低下,工黨內右翼勢力上升,條件是我們所知道的最不利於打入的條件,完全否定了托洛茨基和英革共向來所概述的入黨的必要條件。聲明還以《格蘭特同志的詭異狀況》為題攻擊我本人,說我的立場是矛盾的。在這個時期,公開工作是正確的,但鑒於領導層的立場,我也遷就於多數派了。

公開工作派又編寫了一份題為《再談英國的真實情況》的文件,對他們的立場作了更充分的解釋,並引用了過去反對打入工黨,但現在站出來贊成打入的同志的立場。最後它說:「我們相信,不僅公開的黨可以維持,甚至還有小規模發展的可能。」他們指責打入派「完全絕望地抓住打入路線不放」。

吉米·迪恩和我完全被嚇到了。我們對此發展毫無準備,並且措手不及。如果我們能預見到這種發展,我們可能會採取不同的態度。鑒於我們的「中立」立場,以及我們沒有做好參與鬥爭的準備,這些同志對吉米·迪恩和我抱有完全的敵意。因為他們在隊伍中沒有足夠的權威,所以不能獲得多數。在他們看來,我們讓黨失望了。所以他們組織了一個公開工作派,並在普通黨員中獲得了支持,可能是25%左右的支持。哈斯頓的立場也得到了25%左右的支持,而其餘的人主要是沒有決定的。

為了嚇唬組織,也許是由於缺乏經驗,甚至可能是某種政治上的怨恨,公開工作派說,如果英革共決定加入工黨——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明顯的可能性——那麼我們將不得不接受希利的領導。我的天!那是一個可怕的前景。公開工作派的同志說,希利1947年的路線會被證明是正確的。畢竟,他首先提出了加入工黨的問題,雖然完全不正確,而且走了一條機會主義的道路。不過,如果英革共解散,我們加入工黨,就必須接受希利的領導。我和吉米對這個想法絕對感到驚恐,我們強烈反對這個建議,因為我們明白會發生什麼。我堅持要求某些條件,否則我們必須完全反對合併。但哈斯頓因為疲憊和健康情況不佳影響了他的判斷力而迷失了方向,他順應了這個不可思議的想法,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接受了希利的領導。

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雪崩已經開始了,但我們無法阻止它。危險總是存在的,如果你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如果你不採取堅定的原則性態度,即使是在戰術問題上,你也會把自己困在角落裡。公開工作派認為兩個不同的集團在操作同一個戰術是不可取的。雖然我們堅決反對把趨勢組織的領導權交給希利派,但我們無法阻止我們腳下的地面發生變化。我們認為,我們的成員數是希利派的三倍多,接受他的領導是可笑的。然後,第四國際領導層興高采烈地插手了。普里瓦斯按照巴布洛的命令,強調如果英革共不接受希利的領導,就等於脫離了第四國際。這一點被公開工作派的同志們抓住了,他們強調了一點,加入工黨就意味著按照希利的條件與他合併,因為這是巴布洛的立場,也是國際領導的立場。

理論上,我們可能會接受希利的領導——如果作為組織領導機構的全國委員會代表了組織內部的實際政治平衡,因為我們擁有大多數成員。但這肯定不是希利的主意。他得到了國際方面的支持。1949年6月4日、5日和6日,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代表「國際」組織向會議發了一封「問候信」。在對英革共內的「取消主義和親史達林主義」傾向進行了一系列攻擊之後,信中得出結論說:英革共對國際的正確態度還沒有到來,領導同志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按照這些方針對組織進行教育。「問候信」中還包括對我給大衛·詹姆斯的所謂「軟弱」答覆進行攻擊。中委會則發表了由我自己起草的回信,回應了他們的批評:

「你抱怨詹姆斯的結論沒有得到格蘭特的處理。你怎麼能這樣說呢? 詹姆斯對鐵托和毛澤東抱有幻想。我們認為格蘭特以唯一有說服力和教育意義的方式——即處理鐵托主義和中國史達林主義的反動方面——進行了回答。格蘭特的回答的主要部分恰恰涉及到鐵托和毛澤東是否作為『繞過第四國際與史達林主義(俄國)官僚機構進行鬥爭的不自覺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在這裡評論說,你給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不加批判的信,恰恰為鐵托是『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觀點加碼。如果你認為格蘭特的答覆不夠充分,那麼你的任務就是答覆詹姆斯。沒有人能夠阻止你譴責我們沒有按照你認為應該做的方式回答詹姆斯。但是,既然這樣做了,你就必須認識到,理論問題不是靠譴責就能解決的,特別是當這些譴責沒有伴隨著任何理論上的反駁時。你不能指望我們用你的理論觀點來反駁詹姆斯,特別是鑒於你在東歐問題上的立場,而且,坦率地說,我們不知道你將如何按照你給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信來建立一個反對詹姆斯的理由。」(1949年6月25日)。

最後,特別大會以多數票贊成解散英革共,加入工黨。在希利領導組織的問題上,我們投了反對票,但我們發現自己在此問題上是少數派。其中一個原因是公開工作派投了贊成票!1949年7月,《社會主義呼喚報》最後一期特刊問世,宣佈了英革共的解散。它的內容如下:

「經過兩天的辯論,這次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大會以絕大多數票決定解散本組織,並號召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工黨——大多數黨員已經向工黨繳納了工會政治稅。在工黨內,他們將繼續為推翻資本主義體制和建立社會主義的英國而鬥爭」。

它的結論是:

「我們希望有權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加入工黨,以與費邊社和其他組織相同的方式加入。但是,由於工黨1946年關於尋求附屬組織的決定,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已經解散了我們的組織,並將在工黨黨章的框架內,作為個人成員為上述政策而奮鬥。通過解散革命共產黨,並以個人黨員的身份加入工黨,我們認為我們將在幫助英國工人實現其社會主義目標方面發揮最好的作用。」這是由哈斯頓代表解散委員會簽署的。

回想起來,這是運動的一大挫折。會議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與希利派進行合併。正如預期的那樣,在第四國際的支持下,希利在政治局中獲得了多數,在全國委員會中也獲得了多數。儘管我們的支持規模很大,但我們的派系沒有一個人被聘請為全職人員,因為由希利主導的領導機構會選擇這些職位。根據合併條款,在下一次大會之前,多數派必須接受少數派的領導。這次會議將組織對合併情況進行評估,然後選出新的領導層。問題是,希利就是希利,他會用各種骯髒的手段來摧毀舊的英革共領導層,並控制這個組織。此人根本是一介流氓,為了獲得多數席位而不擇手段,後來的事件證明了這一點。

這就是打入主義的致命之處。如果我們在英革共領導層的控制下以我們自己的力量打入,就不會有如此大的破壞力。那是我們的立場,但哈斯頓和公開工作派拒絕了它。另一種選擇,也可以避免分裂,那就是支持公開工作派。但在英革共解散之後,事情開始以相當快的速度崩解。

在完成了他的目標之後,希利獲得了新的信心。他經歷了一次腎上腺素的注射。就他而言,他在1943年開始的鬥爭中被證明是正確的。然後,如人們所料,他開始了一場真正的反對英革共領袖的運動。他想確保在下一次會議時,他能獲得多數席位。我們沒有任何全職人員,所以被迫去找工作。然後希利在全國範圍上上下下,對任何反對派的人,這就是砍、砍、砍!任何不準備完全接受希利統治的人,即使沒有向全國委員會報告,也會被開除。例如,這種情況發生在比爾·克萊明森(Bill Cleminson)身上,他是謝菲爾德的一個主要領導的工程工人同志,也是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他和謝菲爾德的其他同志,就這樣被砍掉了。在紐卡斯爾,大衛·詹姆斯,他在英革共內因我們對中國的立場而持反對意見,也被踢出局。亞歷克·里亞赫(Alec Riach),還有蘇格蘭的領導同志,當他們看到發生的事情時,乾脆就退出了。我感到非常厭惡。我們的趨勢組織在我們的眼前瓦解了。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俱樂部」的大會上盡可能集結一股反對派。

然而,在會議召開前的一段時間里,哈斯頓走過來對我說,他已經受夠了,他要離開這個組織。他說,他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離開後的一段時間裡,他一直堅持這個立場。「我仍然堅持我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哈斯頓說:「但我再也不能忍受這個組織的氣氛了。」我們懇求他:「哈斯頓,我求求你,等到大會以後再決定吧。至少保持沉默,讓我們發動一場鬥爭,趁著我們還有機會在組織中獲得多數席位。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和英革共最好的日子一樣的基礎上。但如果你現在退出,只會給希利派一個機會來徹底摧毀這個組織。」

但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哈斯頓顯然是個崩潰的人。他不再真正關心運動,他只對自己感興趣。這就是最後的結果。他已經完全失去了對革命運動的觀點和信心,完全喪失了士氣。在那個階段,雖然他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拒絕接受我們關於等到大會召開的論點,並在1950年2月向政治局發出了一封辭去組織職務的信。哈斯頓於是在次月被正式開除出「俱樂部」。

這正是希利一直在等待的機會。希利一收到哈斯頓的辭呈,就說:「啊!我們終於可以幹掉他們了!」他立即在倫敦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即一次集合會,並發出指示,要求各省參加。在這次集合會上,他和當時趨勢組織的聯合領導人勞倫斯提出了一項譴責哈斯頓的決議。決議將哈斯頓成為叛徒,指令任何成員如果被發現與哈斯頓談話,或與哈斯頓有任何瓜葛,將被立即開除出組織。

當然,我們對希利的這種流氓態度進行了鬥爭。如果我們能與哈斯頓保持友好的關係,也許有可能在政治上挽救他,使他重新回到運動中來。這種情況以前也曾發生過,個別的同志在離開運動後又被拉回來。至少友好的方法和同情的態度可以在政治上與哈斯頓達成和解。但對希利來說,這種做法是不可能、完全被排除的。希利要為過去的事情報仇。對他來說,哈斯頓現在是運動的敵人,是工人階級的叛徒!當然,被這樣對待,被打成階級叛徒,哈斯頓也就開始向右翼移動,最後可悲地站在了改良派官僚的陣營裡。

希利利用了這個機會,在整個組織內進行了廣泛的清洗。他開始營造一種絕對不容忍任何反對聲音的氛圍。在會議召開前,他關閉或合併了全國各地的分會。在英革共內,我曾是北倫敦分會的成員,並維持持著分會內同志的支持。為了破壞我的地位,希利很武斷地在政治局中提出重組分會的決議,並把我調到東倫敦的一個分會,比爾·亨特(Bill Hunter)是那裡的領導同志。亨特在英革共內曾表現出無政府主義和不守紀律的行為傾向,我們對此表示容忍,但現在他卻成了順從希利的工具。

地方全體會議之後,希利到我的分會來解釋他對哈斯頓的決議。希利一說完,一個叫大衛·布萊克(Dave Black)的同志就反對道:「可是希利同志,你對哈斯頓提出這樣的決議,我怎麼辦呢? 我有一個妻子,她是IKD的成員(一個反對第四國際的組織)你希望我拒絕和我的妻子談話嗎? 」希利以他一貫的風格回答:「同志,你也該再討個老婆了。」這些對話都是千真萬確!不用說,這位同志立即離開了運動。希利是個十足的流氓。我不需要再多說了,因為我認為這些例子已經顯示了所有問題。

在會議召開前就決定把我調到另一個分會,這完全是沒有原則的。但希利對此並不滿意。在被迫放棄全職工作後,我設法找了一份推銷員的工作,這至少使我有一些空閒時間來組織我們的政治活動,使我有機會積極參與會前的準備工作和會前的討論。於是亨特通過希利提出(顯然是受希利的指示),讓我放棄現在的工作,到工廠去找一份工作。當然,我拒絕接受這個建議。我只是對這個想法嗤之以鼻。我問亨特,這是什麼花招? 這分明是想阻止我在會議前的政治準備工作。然後當我拒絕時,亨特在分會提出了開除我的動議,他們投票決定開除我。這似乎很難想像,不是嗎? 但這絕對是希利和他的傀儡們的典型做法。然而,在第四國際的壓力下,他們被迫反悔,因為第四國際在開除我的問題上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

隨著哈斯頓的退出,希利的下一步行動就是著手對付他在黨內認定的所有「敵人」。在英革共垮臺之前,有十幾個人支持克里夫將蘇聯視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立場。克里夫從後來發生的鬧劇中獲得了大約二、三十個支持者。現在有一層人支持克里夫以做為反對希利領導的親史達林主義立場。很明顯,希利的本質是一個極權主義者。他與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方法毫無共同之處,而與史達林主義的方法卻如一丘之貉。

希利決定召開一次大會來「對付」克里夫。克里夫的支持者提出了他們對國家資本主義的看法,希利很生氣。我只是等著看希利會提出什麼路線。希利轉過身來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回答他?  」我回答說:「你不是領導嗎?應該是你回答他!」但他們在政治上沒有能力回答克里夫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論點。所以,希利當然只是以各種罪名開除了克里夫和他的支持者。當克里夫的支持者想向會議提交他們的文件時,他們被拒絕了。當年晚些時候,克里夫成立了《社會主義評論報》的小組。

當哈斯頓被驅逐出國際執行委和第四國際時,他被指責為「可恥的逃兵」,這是「哈斯頓作為前英革共的領導人,在過去整整幾年中個人所表現出的所有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政策以及對國際的敵意的必然結果。」譴責哈斯頓的決議案斷言,他放棄托洛茨基主義是反映了「階級敵人對運動中意識形態較弱、較混亂的份子的壓力。」接著,國際執行委批准了「英國支部領導層為維護綱領和組織而對逃兵採取的一切革命紀律措施」,為全面清黨開了綠燈。它還要求「所有忠於革命馬克思主義和國際的英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應該以最大的精力對哈斯頓和那些追隨他的士氣低落份子的一切自滿情緒作鬥爭。」[3]

因此,在開除堅持自己理念的克里夫後,他們又提出了一項決議,即各分會中凡是投票反對開除克里夫的支持者的人,都將自動被開除。事情真的是這樣!雖然我在政治上反對他們,但我抗議這種侵犯他們黨內民主權利的行為,讓我因此被開除了。此後,亞瑟·迪恩、山姆·李維、山姆·伯恩斯坦、特爾斯等人都被開除了。我們還聽說,他們開除了吉米·迪恩和利物浦分會,因為他們提出反對他們在社會主義協會(Socialist Fellowship)方面的機會主義戰術。他們無法回答吉米提出的立場,所以他和整個利物浦分會都被開除了。其他許多人則乾脆厭惡地退黨了。

我們剩下的一項艱鉅的工作,是組織起所有那些被希利的清洗所趕走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忠實於英革共的政治路線和方法的人。我們試圖把利物浦和倫敦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殘餘份子聚集起來。這其中包括迷失道路的人、離開運動的人,以及被趕出來的人。有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要是工人同志,由於發生的所有事情,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士氣。我們試圖拯救他們。但正如能想像的那樣,他們中的一些人把這個爛攤子的責任推給了組織的老領導。

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名義上我是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為了顯得公正,他們建議我回到組織。我建議我回去上訴,不服開除,直到鬥爭到再一次被開除,這已經是我第三次被開除了。但同志們說這是浪費時間,因此投票反對我回去鬥爭的建議。我現在認為,同志們的意見是正確的,在這種條件下回去顯然是愚蠢的。於是我接受了小組的決定,我們又開始了艱難的重振旗鼓的工作。

首先,我們在倫敦有一個小基地,在利物浦有一個小組。總的來說,我們大概有30名同志。但我們現在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活動,除了我們的思想理念和對未來的信念,沒有任何資源。我們一方面受到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希利的壓力。他得到了合併後的資源,也得到了國際領導人的支持和認可。我們絕對是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再次來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如這種性質的分裂之後的情況一樣,我們的支持者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然而,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面對從頭開始重建運動的任務。

有些人把工人國際聯盟和英革共的整個經驗視作失敗。他們無法理解我們的歷史。不幸的是,人生不是直線前進的,革命運動也不是。我們不僅可以從1938年至1949年這段時期看到這一點,而且可以從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以來的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史中看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在廣泛的歷史背景下理解事態的發展,否則我們就會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運動的未來得出悲觀和錯誤的結論。

「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Neither to weep nor laugh but to understand)——偉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這句話,常被托洛茨基引用。托洛茨基當年的經歷是一座思想寶庫,從整體上看,它告訴我們如何才能建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並在工人階級中紮根。作為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我個人所經歷的經驗,極大地增加了我對事件的理解,並有助於豐富我們的集體知識,為我們今後的工作奠定基礎。在戰鬥趨勢中,我們為托洛茨基主義在英國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基礎,也可能是俄國左翼反對派時代以來在國際上最強大的陣地。在我們的經驗基礎上,包括這一時期的工人國際聯盟和英革共的經驗基礎上,我們將構造一個運動,使這些偉大的成就化為泡影。托洛茨基主義將成為英國和國際上的一支群眾力量。希望這本著作能盡其微薄力量,以幫助武裝新一代人去完成今後的歷史任務。

註釋

[1]英革共打入工黨的聲明,1949年3月,P1-5

[2]《吿英革共所有黨員》(To all members of the RCP),1949年2月5日

[3]第四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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