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是西班牙内战爆发90周年。 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较量中，数百万的工人和农民奋起反抗，英勇对抗法西斯主义。尽管他们最终被击败并遭到残酷镇压，但他们的斗争在工人阶级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至今仍激励著今天所有的阶级战士。

[我们在这里发布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英文第54期、中文第15期的社论，该杂志是革命共产国际的理论季刊。点这里购买英文版！或点击此处造访我们的中文电报频道，下载中文电子版。 ]

同时，就在本期杂志付印之际，叙利亚东北部罗贾瓦革命的最后残存力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编者注 : 2026八月底叙利亚政府与罗贾瓦达成协议，这场革命走向了终局)

同时，我们也必须努力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本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将专门探讨这些重要运动的经验。

相似之处

西班牙革命与罗贾瓦革命之间存在着若干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都与内战紧密相连，旧国家的权威在内战中瓦解。在西班牙和罗贾瓦，面对极端反动之敌的毁灭威胁，一般民众都拿起武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社区。

在此过程中，群众建立起自己的基层工农民主机关。这些机关以街区、村庄和工作场所中的「革命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的形式出现，并开始接管社会的运作。

在两场革命所赢得的重要社会与民主成果中，女性的地位居核心。女性拿起武器，加入革命民兵，同时也在后方承担至关重要的角色。

两场革命都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合会——全国劳工联合会（CNT）在西班牙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领导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事态的发展。在罗贾瓦，领导革命的政党民主联盟党（PYD）自称坚定拥护「民主邦联主义」——这是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的意识形态，它深受无政府主义者默里·布克钦的「自由意志市政主义」影响。

无政府主义者自己也引以为傲地强调这共同的思想脉络。大卫·格雷伯——可以说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把罗贾瓦的发展形容为「自1930年代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实践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政治实验之一」。^[1]

在肯定两场革命令人鼓舞的进步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两者最终都失败了。

在这两场革命中，革命的敌人都得到了外国列强的支持，而罗贾瓦和西班牙共和国寄托在所谓「民主」帝国主义列强身上的希望，也都遭到了背叛。但他们的失败，不能仅仅归因于帝国主义的阴谋与背叛。

关键在于，在这两场革命中，其领导人都为了专注于纯粹的军事斗争而压制了运动中革命性的社会一面，结果反而是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害。

在西班牙，工人和农民被阻止夺取地主与资本家的大部分财产。领导阶层为此辩称：只有一个广泛的、跨阶级的、为捍卫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战的“人民阵线”，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实现这一点之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

在罗贾瓦，也出现了如出一辙的逻辑。人民保卫军（YPG）民兵和基层委员会受到民主联盟党领导层的束缚。后者为了确保与当地阿拉伯酋长、邻国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结成军事同盟，而淡化了革命纲领。

归根究底，两场革命的领导人始终把形式上的民主，置于斗争所提出的根本社会与阶级问题之上。这非但没有增强这两场运动，反而在政治上削弱了它们，为失败埋下伏笔。

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和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的错误，都源自于无政府主义本身的根本问题。

国家

自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诞生以来，二者就被视为相互对立的革命理论。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却往往被诸如第一国际和俄国内战之类的具体历史争论所掩盖。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关键的政治分歧，在于国家问题：这是任何革命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

今天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可能不碰到国家那令人生畏且无所不在的权力。我们首先在它的军队、警察、法庭等机构中看到它，但也在庞杂的文官官僚机构中看到它——后者几乎监控并干预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家远非什么中立的仲裁者，也不是供民众集体管理社会的论坛；它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保护老板和地主的财产与利润。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军事独裁，还是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国家的存在都是为了维护「秩序」──也就是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

只要看看政府与大企业之间数不清的勾连、各国针对工人运动的压制性立法，以及一系列国家对世界人民的帝国主义式劫掠，就能看清事情的真相。国家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如果说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是其统治的基础，那么国家就是维持这种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

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受的压迫都与国家联系密切，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这种连结的本质，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革命应对它采取何种立场。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争论，常常被描述成这样：一边，马克思主义者笼统地维护国家及其警察、军队和官僚机构，但坚持工人阶级必须用自己的国家机器取代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另一边，无政府主义者则力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废除国家。

例如，根据格雷伯的说法：「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来了，警察还会在那里。人数说不定还会更多，对吧？无政府主义者来了，整个结构都会被改变。人们会被告知，警察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2]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把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而把自己称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或「反国家社会主义者」。

然而，这其实是对双方立场的一种扭曲。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主张废除现存的国家机器：全部废除。马克思在1871年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3]

那么，旧国家究竟该由什么来取代──如果确实需要某些东西来取代它的话？ 马克思在论述1871年巴黎公社时——他曾把公社赞誉为「终于发现的、可以藉以实现劳动在经济上的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样解释道：

「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透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于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4]

恩格斯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把国家描述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其最坏的方面必须立即加以剪除，直到新的一代能够“把这整个国家废物抛到垃圾堆里去”。

那么，在这些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构想中，国家还剩下什么呢？本质上就是被压迫者有组织的力量，用来对付剥削者的反抗——即「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把它描述为「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 ^[5]

所有这些思想都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继承并加以捍卫，这部著作写于他在1917年领导俄国工人夺取政权前仅几个月。从那时起，这些思想就一直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核心。

无政府主义的道路

从上文可以清楚看出，马克思主义者最后争取的是一个没有国家、摆脱一切压迫的社会。事实上，讽刺的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意为“没有统治者”，通常被概括为“反对国家”或“废除国家”。但无政府主义理论实际上主张什么呢？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是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他大胆地论述了国家必须被「解散」乃至「摧毁」的必要性。但他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的构想，与马克思提出的革命性的「摧毁国家政权」相去甚远。

蒲鲁东非但没有号召工人奋起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进而拆毁其国家机器，反而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争取政权的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社会革命是由政治革命带来的，那么它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6]

相反，他相信国家会随着工人合作社和互助团体的扩展而逐渐解体——这些合作社和团体彼此进行交易，自行接管国家的各项职能。而在此期间，国家的压迫机器则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克鲁泡特金与蒲鲁东不同，他们认为国家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被废除。他们设想国家会在一场自发性爆发的革命中被一举清除，而这场革命将同时从人民群众中涌现。

和马克思一样，他们主张以群众建立的民主公社取代国家官僚体系。然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画经济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因而对齐加以拒绝，也拒绝以政党作为领导和组织起义的手段。

在他们看来，这些做法必然导致国家一切祸害的复辟，无论那是资产阶级国家还是工人国家。相反，社会革命的任务应由各公社在地方层级完成，彼此之间只进行自发性和自愿性的协调。

两人都承认需要某种共同的力量来保卫革命，例如工人民兵，但他们坚持这种力量必须由自治团体的联合体组成，不存在任何中央权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中任何组成部分。

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的一切变体都主张把资产阶级国家架空，而不是直接夺取并将其摧毁。在这一点上，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不过是提出了一种加速版的蒲鲁东主义。

按照这个策略，革命只能在纯粹防御的基础上应对剥削者及其国家的反抗：公社只有在遭到攻击时才起而战斗，指望资产阶级国家最终自行消亡。在罗贾瓦，这被赋予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保护玫瑰的刺”，即一种“和平共处”的政策，只有在遭到攻击时才诉诸暴力冲突。

但无论是在罗贾瓦、在西班牙，或是在巴黎公社，这项策略最终导致的结果始终如一：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夺取政权这一步前戛然而止，从而让资产阶级国家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想要废除国家，而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双重政权

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灾难。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错误的策略，恰恰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时期变得最为触目惊心也最为危险。

在每一场革命中，群众都会自发性地创造出民主机关──公社、代表会议（「苏维埃」）或各种委员会──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运动。这些革命民主的群众机关的产生，从来不是由某个政党或个人所决定的；它们是从运动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为无政府主义圈中常见的那种崇拜自发性、拒斥领导的倾向提供了支持。但革命并不会随着民主机关的创立就宣告结束。最终，会出现一种「双重政权」的局面：这些机关与原有统治阶级的国家形成对峙。

双重政权的局面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稳定的，最终只会以两种方式之一收场：要么工人委员会推翻旧国家，要么统治阶级重新掌控局面、镇压革命。然而，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却企图把这种令人痛苦的僵持局面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指望那个「非国家」最终使旧国家变得多余。在实践中，这是致命的。

费利克斯·莫罗在其杰作《西班牙革命与反革命》中写道：

「阶级合作其实潜藏在无政府主义哲学的核心之中。在反动时期，它被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压迫的仇恨所掩盖。但在双重政权的革命时期，它必然会浮出水面。」^[7]

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袖曾夸口说，他们本来可以在1936年7月夺取政权，但由于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权，他们拒绝这样做。

结果，资产阶级国家——连同它的将军、文官系统和议会机器——得以重整旗鼓、重振声势，把工人和农民的胜利成果一一夺回。而最讽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长们竟然在11月加入了政府，其借口是：既然工人和农民控制着民兵和革命委员会，国家实际上就已经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了！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最终重复起社会民主主义的那套观点，这并非偶然。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中蜕变为改良主义，因为两者都把抽象的「民主」置于阶级斗争之上。他们主张资产阶级国家和工人国家同样糟糕，因此既不为前者、也不为后者而斗争，而只为笼统意义上尽可能广泛的「民主」而斗争。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罗贾瓦，那里的资产阶级国家可以说还要更为孱弱。民主联盟党在领导创建了自治的民主机关之后，又在其上架设起一套自由主义议会制政权，同时把两者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格雷伯在2016年明确点出了这个问题。他解释说：“这正是人们在革命性的双重政权局面中会预料到的情形”，并补充道：“双方不只是结成同盟……而实际上是由同一场运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由同一批人一手建立起来的”。 . ^[8]

他对罗贾瓦革命唯一的建议，就是把这种安排「正式化」。但双重政权的局面无法在纸上解决。要么资产阶级被推翻、其国家被摧毁；要么工人被击败、其委员会被摧毁。

民主联盟党非但没有摧毁国家，反而实际上重建了它，同时保护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这使罗贾瓦的革命进程陷入停顿，为库德人乃至整个地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于是，无政府主义这种在和平时期口头上如此革命的思潮，一到革命与内战的时期就变得保守起来。而一种在革命时期不再革命的「革命」意识形态，又有什么用呢？

布尔什维主义

那么，怎么办？从巴黎公社的经验到罗贾瓦的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要保存并扩大属于被压迫者的新生革命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领导他们直接从旧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事实是，人类迄今最接近用被压迫者的民主自我组织去取代压迫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次，正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领导这场革命的，正是无政府主义的那几个眼中钉：列宁、托洛斯基和布尔什维克党。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的纲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其他一切要求和口号都被明确地同这一点联系在一起。而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布尔什维克真的把它付诸实现了。

布尔什维克依赖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使苏维埃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权。为此，他们不得不克服俄国国内外其他「共和主义」政党的疯狂抵抗与谴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主义可以被视为言行一致。与此相反，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许诺自由与民主，结果却把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界线之内。正因如此，列宁在体面社会和无政府主义圈子里都同样遭人痛恨。

但必须承认，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既有改良主义的一翼，也有革命的一翼，正如历来有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者一样。关键的差异在于：改良主义者必须修改、扭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阶级合作辩护；而一个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必须放弃无政府主义者最神圣的信条──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拒斥。

我们欢迎一切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工人自治而奋斗的同志。我们只想补充一点：仅仅在地方范围内自发性地为此而奋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建立一个能够把这些经验教训付诸实践的革命政党。

这并不是什么留待遥远未来的计画。未来一段时期，新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让我们做好准备，把西班牙、罗贾瓦以及世界各地革命者为之献出生命的自由理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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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大卫·格雷伯：罗贾瓦为何重要”，Novara Media，Youtube

^[2]  D·格雷伯：“叙利亚、无政府主义与访问罗贾瓦”，The Anarchist Library，2017年7月2日

^[3]  K‧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卫红出版社（Wellred Books），2021年，第41页

^[4]同上，第45–46页

^[5]  F·恩格斯：“恩格斯致茨维考的奥古斯特·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进步出版社，1982年，第275页

^[6] 转引自G·伍德科克：《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一部传记》，Black Rose，1987年，第75页

^[7]  F·莫罗：《西班牙革命与反革命》，卫红出版社（Wellred Books），2022年，第42页

^[8]  D·格雷伯：“前言”，《罗贾瓦革命》，Pluto Press，2016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