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者按：

本文作者借由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中针对1848革命失败的评论，讨论马克思认为「革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步入困境，又应该走向何方。

对当代的读者而言，1848是一个遥远的年份，当时的世界格局与今天也大不相同。彼时工业革命尚处在年轻的阶段，欧洲各封建王朝仍然四处林立，虽然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近一甲子，但欧洲的整体格局仍然更深刻地受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影响。在拿破仑被打败后，梅特涅试图重整欧洲旧有的封建秩序，透过维也纳会议清除民主革命带来的影响。

然而革命是无法透过政治合谋被清除的。1830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的16年后，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人民再次推翻波旁王朝，拥护路易菲利普建立七月王朝。有趣的是路易菲利浦的政府在18年后亦迎来了1848年革命，历史在欧洲大地上又一次押了韵。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就1848年革命的具体进程进行了分析。对今天的读者而言，除了当作历史故事来阅读，我们仍可以注意本文的主轴：「变革社会的尝试与困境」，并借此思考我们当前的处境。历史学家多伊彻时常对比历史上不同阶段的革命，如果今日劳动者被压榨仍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争取劳工的解放仍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那么马克思的分析与批判就仍保持着锋芒。我们在此诚挚邀请读者与我们一同思考。

时代背景

本书最初是卡尔．马克思于1850年在《新莱茵报》的〈政治经济评论〉之中陆续撰写的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并由马克思的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将这一些文章汇整过后，加上自己回头检视历史并加注评论而写成的导言，于1895年重新出版。这本书收录的评论文章，所涵盖的时代范围约略从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直至1850年夏勒．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于总统任期内废除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普选权，对这段期间的社会脉络与阶级结构的政治经济评论。当中汇整出的内容，第一章描写的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最后一章则描写当时还是总统的拿破仑三世废除法国公民的普选权，以及波拿巴分子与秩序党在议会间的权力拉锯。而关于马克思对1850年后法国政治经济的评论，则是马克思发表于《革命》月刊上的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本文分析的章节，即第一章〈1848年6月的失败〉描述了从1830年推翻君主专制的波旁复辟王朝，由路易－绯力一世建立君主立宪的奥尔良七月王朝开始，到1848年六月巴黎工人起义失败后的这段期间。它对于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之所以发生及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全方位的论述与解释，包含其时代背景、政治局势、历史事件、社会脉络、经济状况、阶级结构……，等各项物质基础条件，论证了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前因后果与其为何失败，以及这场失败的革命如何为往后的革命带来成功的价值。

一、七月王朝的统治

书中最先引用了七月革命胜利后，银行家及法国首相雅克．拉菲特脱口而出的一句：「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作为开头。接着开始剖析了在七月王朝时代的阶级结构。

首先马克思指出，七月王朝的政权并不是一个由所有资产阶级普遍掌握的民主国家，而是议席被资产阶级当中的顶尖分子，即金融家、铁路大亨、煤铁和森林的持有者所垄断，他们在本书中被称为金融贵族，当中的代表人物有末任首相法兰索瓦．皮耶．纪尧姆．基佐（实际上的最后一任首相路易－马蒂厄．莫莱任期极短）。而次要的资产阶级，即工厂主等工业资产阶级，加上学者和律师等中产阶级的代表，则作为议会中主要的反对派与相对少数派，当中的代表人物有知名经济学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至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则完全被排除在议会政治之外。

由于七月王朝统治阶级的腐败等诸多原因，使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马克思举了当时在法国一起著名的弊案论证当时议会的腐败，许多众议院议员和大臣透过其职权，强迫国家出资私营的铁路建设，而事后，却发现众议院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含一部分内阁大臣，都或多或少的持有这些铁路公司的股份。（铁路产业在当时欧洲金融市场的地位极高，引发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为方便理解可大致类比为现今台湾的房地产。）

这样公库私用的腐败对法国当时严峻的经济问题自然是火上加油，法国不可避免地也就在财政困难的泥沼里越陷越深。然而，由于七月王朝的统治从前述来看已明显依附于这些金融贵族，因此七月王朝无法对这些人加太多税或进行财政改革，比如法国政府曾试图进行邮政改革，却遭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抗议。而只能透过不断发行公债来解决，而法国则不得不透过最不利的条件来向这些银行家借款，也就是高利贷。

而这则导致了金融贵族透过交易所的金融波动，更进一步地去掠夺小资产阶级等群众。这些金融贵族透过自己对国家不稳定的财政的了解及各种国家秘密，以及在内阁与议会上对国家信用体系和公债发行的控制，在债券市场上制造急遽的价格波动，也就是割韭菜。这种市场波动常使得小资产阶级的投资者倾家荡产，并使得这些金融贵族赚取暴利，更进一步冲击法国政府与资本市场的信用体系。

由于国家的财政赤字越高，对于这些投机者越有利，因此作为统治阶级的这些金融贵族反而不断在加重法国的负债。马克思举例论证这点：在七月王朝的最后几年，法国当时的年均出口总额通常都低于7亿5000万法郎，然而每年的非常态国家开支却都接近4亿法郎。也就是说，法国不计正常预算，每年光是临时编列的非常年行政开支，就超过了年出口总额的一半。这对本身就已经面对财政困难的七月王朝无疑是一记重击。

此外，在外交政策上，由于基佐政府在瑞士内战中高调支持保守派的神圣同盟与瑞士独立联盟政府，并对自由派的瑞士联邦政府施压。这个神圣同盟是由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这三大国在击败拿破仑后组成的，并扶植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基佐政府在国内除了获得统治阶级本身的支持外，可说是两面不讨好。

首先，支持天主教会的保守派本身对于七月王朝的世俗化倾向已经长期不满，并不会因为基佐政府对独立联盟的支持就转而拥护七月王朝，而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对于基佐政府背叛革命支持神圣同盟的行为自然更是怒不可遏。此外，由于拿破仑战争将大西洋革命传播到东方，随后爆发的1846年波兰独立起义以及1848年义大利革命先后遭到神圣同盟镇压而死伤惨重，更加深了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怒火。

二、七月王朝的垮台

于1845年和1847年先后爆发的两场席卷全欧洲的经济危机，几乎是压垮七月王朝与基佐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1844年晚疫病的爆发使马铃薯产量大减，这场瘟疫在1845年夏季传入法国北部，在法国造成了饥荒与物价飙涨，严重冲击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生计，与此同时金融贵族却透过囤积粮食和哄抬价格等方式赚取暴利。

法国政府在饥荒中打击平民并保护屯粮者，以及不公正的法庭审判，更加速了七月王朝的灭亡。举例而言，在饥荒中由妇女领导的比藏赛粮食骚乱中，比藏赛的无产阶级要求屯粮者以公平的价格贩售粮食未果后，围攻了屯粮者的谷仓，而随后一名地主开枪打死了示威者，导致群情激愤而升级了抗争规模。最后，法国政府应屯粮者要求，从其他城市将军队调入比藏赛进行镇压，更处决了几名示威者并将无数示威者判处苦役。

而在1847年，随着英国在1840年来铁路狂热造成的泡沫经济终于破灭，引来了席卷欧洲的1847年恐慌，造成大量商人、工厂与银行破产。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生产力大幅增长，但运输能力的不足则可能导致英国面临产能过剩的经济威胁，因此铁路就在那个时代成为了重要的金融资本，把持了铁路形同把持了经济命脉。当时的乔治．哈德森一个人就垄断了约1600公里的铁路，更借此踏入政界，代表保守党先后担任了约克市市长与下议院议员。而在1840年左右英国的铁路技术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引发了一大波投资浪潮，英国政府也通过了许多相关法案鼓励发展，大量的热钱随之造就了铁路狂热中严重的泡沫经济。

到了1845年，随着投资热潮达到巅峰，这个泡沫逐渐出现破灭的迹象，许多铁路股票投机者在1845年秋季破产，之后更随着爱尔兰大饥荒的冲击、信贷收紧、供给过剩（许多无意义的路线被投资与兴建）、内线交易、股价回落等诸多因素，整个铁路股市在1847年秋季彻底崩盘，并连带造成工商业与金融业的崩溃，随之影响了全欧洲。

由于工商业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过去作为议会内的少数派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开始无法忍受金融贵族的统治，因而倒向了革命派，联合小资产阶级举办多场宴会运动抗议金融贵族并要求扩大选举权（当时法国大约只有24万人拥有选举权）。随着宴会运动被基佐政府禁止，于是在1848年2月，七月王朝便迅速在二月革命中垮台了。

三、第二共和的建立

在二月革命中，除了金融贵族以外的几乎所有阶级都团结支持革命，因而给革命者创造了许多对于未来法国的美好幻想。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来源于各阶级间的妥协，参与二月革命的各个阶级彼此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也让许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于新政府有过错误的期待。

在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逊位后的临时政府组成，实际上只是反映了革命中各阶级在社会上的权力结构，在临时政府中无产阶级的代表仅有路易．让．约瑟夫．夏尔．布朗以及亚历山大．马丁（人称工人阿尔伯）两人而已。而在路易－绯力一世退位后的动荡时期，对巴黎拥有事实上的统治权的实际是当时在街垒作战的武装工人，而非新组成的临时政府。从路易绯力一世在2月24日退位并成立临时政府后，当时主导临时政府的阿方斯．马里．路易．德．普拉．德．拉马丁和雅克－夏尔．杜邦．德勒尔直至2月25日中午都不愿意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声称在街垒中的革命者无权宣告共和国的成立，只有法国的多数国民有这个权利而已。也就是说刚即位的路易－绯力二世在这期间仍是法理上的国王。

然而这次在街垒中作战的革命者已经记取了七月革命的教训，决心不再被资产阶级欺骗而让法国再出现新的国王，因此仍未解除武装的他们决定透过武力争取共和。弗朗索瓦－樊尚・拉斯拜尔于是代表巴黎的无产阶级前往市政厅声明此事，命令临时政府在两小时内宣布成立共和国，否则他则要带着20万人回来质问。当时革命者仍未解除武装且街头的街垒也仍未拆除，临时政府此时唯一能动员的武装力量只有松散的国民自卫军，因此共和国很快就被宣告成立了。广泛的普选权也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得到了落实。

临时政府原先承诺会保障工人的生存权与就业权，然而过几天便成为了空头支票。于是两万名被糊弄的工人涌向巴黎市政厅抗议，要求政府成立专责的劳动部负责劳工事务。临时政府于是迫于压力下成立了一个常设于卢森堡宫的咨议委员会，负责找寻改善工人生活的办法向临时政府提供建议。然而这个卢森堡委员会实质上只具备咨议性质而没有任何实权与预算，毕竟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就已经是劳动部了。

这就好比现今台湾的劳动部不论在哪个政党的主导下，都时常被劳工讥讽为「资动部」。以最近的案例为例，当台铁工会抗议低薪血汗的排班制度时，三百多名工会成员遭到台铁报复性惩处，而劳动部却认定台铁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劳动行为。后来在2019-2024六年的缠诉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两度判决工会胜诉。然而理应帮助劳工的劳动部却反过来跟着台铁公司一起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随后最高行政法院独创了将民事契约中对等双方坐下来厘清权利义务的概念应用到权力不对等的公务员劳雇关系的创新法学见解，用来做出将台铁员工视为已经「默示同意出勤」的政治性判决，推翻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所有判决使工会败诉而难以再上诉，无视于工会的抗争行动本身已是「明示的不同意」。

因此马克思便在书中讽刺道：「（临时政府）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他们得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里忙着探求点金石，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

由此可知，事实上无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工人的诉求只能透过一个虚无飘渺的卢森堡委员会在体制中表现出来。而在临时政府中，工人的代表仅有负责卢森堡委员会的勃朗和阿尔伯两人，形同是被安排在临时政府边缘位置的仅具象征性的代表，国家机器的运作实质上全部在资产阶级手上。而卢森堡委员会不具实权的事实则证明了无产阶级不可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完成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否则将自己寄托于资产阶级统治下原子化的体制内改革是注定无法成功的。

随后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即雇佣劳动，工人被资产阶级雇佣并组织劳动即是资本主义下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因此法国的革命状况受制于法国当下的生产关系即物质基础，而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则受制于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地位与世界市场的规律，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分析也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并不是孤立存在于单一国家之内，而是嵌入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之中。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被理解为某一民族国家孤立地完成自身建设。 

而无产阶级在这几个月内数次的抗议中，虽然大多都得到了临时政府小幅度的短暂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都无法解决无产阶级最基础的生活问题，且这些改革许多都在短期内被快速撤销。马克思便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成为社会革命利益的汇聚中心，在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必须处在一个能将各项资源与利益汇聚在一起的地位，才能够行塑出革命的主体以及革命的内容与策略。而法国当时的无产阶级虽然发动了数次具规模的抗争，但因为并没有去把握机会控制生产资料以及经济命脉，以及过于冒进并未在革命进程中起到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纳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也招致了六月起义的惨败。

与此同时，卢森堡委员会依然起到了作用。在过去，无产阶级的言论通常无法通过报社的审查，然而卢森堡委员会作为正式的政府机构，法国政府的机关报《总汇通报》则不得不刊登卢森堡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宣传。这也让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突然睡醒，开始使用各种谎言安抚无产阶级。临时政府通过宣传大革命中「博爱」的口号，借此隐藏法国的阶级分野与利益冲突，表示法国人是因为一些误会才分裂成不同的阶级，并将临时政府称为「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来宣传这种博爱，以展开意识形态再生产工程（阿图塞的理论）。此外，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被推翻的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也可以借此机会大肆回归新政权的统治机构。

马克思引用了几段《新莱茵报》的评论形容后来六月起义失败后的状况，当中包含这一段：「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砲火。这就是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fraternité。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

国家信用和金融市场的私人信用体系又像七月王朝那样再次被金融贵族玩弄，而过去七月王朝留下的成堆国债也成为了新政权面临的问题。这些金融贵族质疑共和国无法偿付过去七月王朝发行给他们的债权，使得共和国在刚成立不久后便开始疯狂地采取各种政策讨好这些资本家，比如在偿付期限未满时就先支付了大量的利息来维持国家信用。而这些凯旋回归的金融贵族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任人宰割的模样，则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尽管临时政府表面上看起来财政充裕到能够送出大量利息来彰显自己的信用，然而实际上的财政困难仍是无法掩饰的。也因此临时政府开始向小资产阶级开刀，宣布凭借储蓄银行存摺取款的金额不得超过100法郎，其他存放在储蓄银行的存款则直接被充公，存摺便成了债券，形同向储蓄者强制发售了无利息、无还款期限的永恒国债，用以应付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避免信用彻底崩溃。而由于领到的只剩债券，生活困难的小资产阶级只能将这些债券拿到金融贵族交易所，将这些国债卖给那些高利贷者，于是资本又再一次回流到金融贵族手中了。

接着，临时政府颁布新政策，对农民加税，使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负担了更重的生活成本，并将这些对于农民的税法包装成对大地主加税来欺骗巴黎等大城市的无产阶级。

再接下来，由于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与「解放工人」的口号形同对现有生产关系的破坏，进而破坏新政府对于资产阶级的金融信用，因此临时政府决定开始回过头清理这些没事整天抗议的工人。

四、六月起义的失败

临时政府首先开始了「用无产阶级来对付无产阶级」的策略，资产阶级共和国试图将部分工人阶级组织进国家武装，在国民自卫军当中编列了24个规模1000人的别动队，招募主要是15岁到20岁间的青年无产阶级，当中的成员大多来自帮派分子和盗贼等流氓无产阶级， 使原本可能成为革命力量的阶层被纳入国家机器。 

同时这也是另一项意识形态再生产工程。当这些新的别动队行走在巴黎的街头上时，无产阶级反而对他们高呼万岁，因为无产阶级们误以为这些别动队是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以为他们是那些街垒战士。认为这些别动队不同于其他的国民自卫军，而是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

除此之外，临时政府当时的公共工程部长，亚历山大－皮耶－托马－阿玛布尔．马利．德．圣乔治，并没有按照路易・布朗所设想的工人合作生产模式建立制度，而是建立了以公共工程与失业救济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工厂，将大量失业者编入其中，以为国家的公共建设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然而临时政府没料到的是这些被编入国家工厂的劳工反而成为了日后革命分子当中重要的一员。

马克思用「露天的英国习艺所」来讽刺这个国家工厂。在英国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当中，只允许政府透过将贫民安置在习艺所的方式来救济贫民，然而这些习艺所实际上工作条件极其恶劣，被当时的人民讥讽为「穷人的巴士底监狱」。

然而由于国家工厂让失业者得到了工作，因此国家工厂也就变得像现今右翼口中的移民一样，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代罪羔羊，让小资产阶级得以对国家工厂与当中的工人肆意发泄自己生活的不顺遂。

之后在3月17日事件中，工人对临时政府的不满逐渐浮上台面。在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即后来的巴黎公社委员会在名义上的主席）与亚历山大．泰奥多尔．德萨米的领导下在国民自卫军总部前发动示威游行，要求让革命回到正轨，限制资产阶级的阁员在临时政府中的权力，并要求延期国民议会与国民自卫军的选举，拒绝在居民尚未得到解释、不清楚游戏规则的情况下肆意改选，让选举在资讯不对等中沦为资产阶级的游戏。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出于对工人力量的害怕，也跟着到巴黎市政厅前开始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中较为左倾的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下台，使得平时反对临时政府的劳工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地打出赖德律－洛兰和临时政府万岁的口号。

4月16日事件则是政府与巴黎资产阶级共同为工人罗织的莫名其妙的罪名。当时巴黎的许多无产阶级在战神广场举行集会讨论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并为共和国筹措捐款，然而突然有谣言在巴黎各处快速传播，表示这场集会是由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埃蒂耶纳．卡贝等人领导的武装工人，意图进攻市政厅发动政变建立共产主义政府。总集合警报立刻发布，无数代表团跑去向临时政府宣示效忠要拯救祖国，巴黎全城高呼要打倒共产主义者，赖德律－洛兰、拉马丁和阿尔曼．马利．法兰索瓦．帕斯卡．马拉斯特领军准备镇压，一个小时后十万名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就堵满了所有通往市政厅的街道。直到集会结束，工人们前往市政厅准备将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政府时，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刚才居然在一场阴谋中被击败了。

而4月16日的阴谋实际上是临时政府在为强化自己对巴黎的掌控铺路，在这场闹剧结束后不久，临时政府便以这场「未遂政变」为由将军对召回巴黎，于是巴黎除了国民自卫军外便有了正规军的驻扎，可以随时用于对工人的清洗。

试图要求延期选举的抗争并未成功，5月4日时新的国民议会召开了第一场会议。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制宪国民议会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就连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也得假装自己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被正式宣告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不是二月街垒战士想像的那个共和国，而是被资产阶级重新塑造的国家。

5月15日无产阶级再一次发动抗争，要求国家成立劳动内阁，然而国民议会与执行委员会（取代临时政府的后继机构）在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被正式宣告成立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的妥协，议场中出现了大量挑衅和羞辱工人的发言，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如禁止集会等多项挑衅无产阶级的法令。接着，就连资产阶级自己主导的国家工厂也成为了用来开刀的对象，最开始执行委员会先是用各种手段阻止工人进入国家工厂、修改工资计算方式已降低薪资。再接着，执行委员会开始欺骗非巴黎出身的国家工厂劳工，告诉他们索隆拉吕有工作，便把他们驱赶到索隆拉吕。6月21日《总汇通报》公告将把所有单身工人从国家工厂中驱逐或编入国民自卫军，这成为了引爆工人怒火的最后一根稻草。

隔天，6月22日，工人们透过发动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来回答执行委员会的新政策。这场起义是1848年革命中一次如此鲜明地呈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直接武装对抗的重大事件，也是近代无产阶级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之前也发生过少数几场阶级战争，比如1819英国的彼得卢屠杀和1831的里昂工人起义，但在阶级分野、组成结构、起义目标、冲突规模等要素上都不如六月起义明确），成为革命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六月起义尽管是去中心化而没有统一领导和共同计画、没有经费和充足武器，然而参与六月起义的工人依然拖住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从外省调来的正规军长达五天。而法国政府为了报复工人的起义，屠杀了高达三千多名的战俘。

马克思在此总结道，巴黎的无产阶级并未在二月革命后的四个月中意识到自己需要积极组织革命夺取政权，仅争取体制内的改革，而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已经做好展开清洗的一切准备，而开始故意挑衅无产阶级后，才迟迟被动地被迫发起革命。这点注定了六月起义惨烈的失败。

然而马克思接下来表示，六月起义的失败并不代表这些工人死得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用生命为世界革命上了宝贵的一课，告诉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不能相信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机器展开体制内的改革，而必须积极组织革命以随时准备夺取政权。

马克思接着阐述了法国无产阶级对于世界革命的重要性，由于法国忙于内战使得神圣同盟识破了法国无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实，因此导致神圣同盟更加肆无忌惮地压迫匈牙利、波兰、义大利等地区。因此只有当法国的无产阶级推翻了法国腐败拥肿的资产阶级政府取而代之，欧洲各地的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

当革命的主导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 二月革命的胜利便迅速转化为六月的屠杀。这正是六月起义留给全世界革命者最深刻的教训：没有独立于资产阶级之外的革命组织，没有明确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工人阶级的力量便可能一次又一次被利用、分化，最终反过来成为维持旧制度的工具。 

对我们而言，六月起义不是一段供人凭吊的革命史，而是一项仍然活着的政治遗产。我们认为，台湾工人阶级真正需要的，不是等待某一个政党或团体替我们修改资本主义，而是建立一个能够把工人、青年与被压迫群众的斗争统一起来的革命组织，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能力的革命干部，并将日常斗争提升到争夺政治权力的层次。 

马克思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

　　「只有六月失败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导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血之后，三色旗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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