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美国帝国主义的兴与衰
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里,美国的强权就像天气一样,是无可争辩的既定事实。到1945年,美国生产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商品,握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的政府,都是由华盛顿一手扶植、出资供养或撑住的。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望着美国的力量,心中交杂着恐惧与敬畏。在台湾,我们的统治阶级长年以来更事事都要以美国作为榜样。
时至今日,一名前电视游戏节目主持人入主了白宫两次,并借着执政团队翻天覆地地瓦解美帝在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同时,背负著40兆美元国债的美国,不管是在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竞争中还是对俄国和伊朗的军事冒险上一次又一次地蒙羞,与此同时也疏离了其在全球各地的盟友。
不管台湾亲美的资产阶级媒体或者侧翼如何粉饰这一切,美国帝国主义的式微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现实。但是,我们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美帝的衰弱本身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的衰弱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
资本主义帝国
当马克思主义者者谈及「美利坚帝国主义」时,并不是将当今的美国与过去的罗马、蒙古或鄂图曼那种意义上的帝国相比拟。美国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内不同时期的产物: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所达到的最高发展形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并被投入运转,为了其产主累积利润而生产出供市场买卖的商品,同时透过剥削实际运作这些生产资料的工人们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美帝的兴起与衰落,走的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本身的生命周期。
也因此,要了解美帝的历史,就必须要了解资本主义如何在那片土地上登峰造极,又为什么在那里再也维持不下去。
从零开始
学校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北美殖民地是由逃避宗教迫害的欧洲人所开拓的。但这只是历史非常小的一部分。被略去不谈的,是后来移民浪潮的阶级内容。
资本主义最早成形于义大利、西欧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城镇之中,而那些拥有资本、财产但非爵位的商人和制造业主逐渐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台湾学界有时候会音译成「布尔乔亚」的资本家阶级。在那里,这个上升中的阶级的利益处处撞上贵族与王权根深柢固的封建势力。而在大洋彼岸,王权的号令鞭长莫及。对一个有进取心的资产者来说,这恰恰就是北美的诱人之处。
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当时的欧洲「把自己人口中最觉醒、最经得起磨练、最适合发展生产力的分子,一波又一波地抛过了大洋」。
结果,在这些北美殖民地上,虽然名义上是大英帝国王室的领土,但当地经济的实际主导者并非封建侯爵,而是这些在当地落地生根的资产阶级。
也正因为如此,当资产阶级的利益最终无法和大英帝国的利益共存共荣时,一场推翻旧统治阶级的革命就在所难免。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与在它之前的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一脉相承。它有自己的革命党,那就是「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以及后来的「联络委员会」(Committess of correspondence)。当时被称之为「爱国者」(Patriots)的革命派有自己的报刊、自己的集会,内部架构和组织者干部,其中最杰出的领袖是山姆·亚当斯(Sam Adams)。这些革命资产阶级同时也得以赢得手工业者、小农、契约仆役等平民大众的支持,并关键性地动员他们起义反对英国王室。
但它毕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为私产的利益而发动的。它所确立的选举权只限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而当革命立国后,穷苦人民循着同样的逻辑得出结论,争取更彻底的民主,在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和威士忌起义(Whiskey Rebellion)中自己行动起来时,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就把他们镇压了下去。
美国式道路
尽管如此,这场革命建立了当时仍然具有巨大革命性、进步性的资本主义体制,并在地大物博的北美展开了这个新社会制度。美国领土也从十三个州迅速向西扩张。
这一切发展的基础是相当生猛、灵巧的资本主义土地发展。列宁在论述土地问题时,区分了资产阶级发展的两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
在普鲁士式道路上,旧的地主经济缓慢地演变为容克地主经济,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极其痛苦的剥夺和奴役。
在美国式的道路上,由于没有欧陆的腐朽封建地主经济,农民们则「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更加快速地将经济推向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式的道路是最迅速的一条。它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也因此最快地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
这一切绝不是对美国资本主义道德上的肯定。这些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美洲原住民族的种族灭绝清出来的,是靠对劳苦大众的暴行压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美国资产阶级进步,并不是因为它仁慈。它之所以起过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因为它扫除了生产的桎梏,尽管这些桎梏都是用最残暴的手段扫荡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解释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
重心的转移
到19世纪中叶,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已经开始赶超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述1850年世界情势时写道:「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
他们接着分析:
「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过了18个月,而美国佬就已经着手建设铁路,修建大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理斯,从巴拿马到旧金山已经有轮船定期航行;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了…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
但此时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仍需要面对一个巨大的障碍:奴隶制。
奴隶制对美国资本主义一开始是相当必须要的。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纺织工业的原料,也是北方和英国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但起初进步的东西不会永远进步下去。到了1850年代,奴隶制度已经成为生产的绝对桎梏。北方把剩余价值投进机器和铁路,南方则把剩余价值投进更多的奴隶,并且处处都有理由阻挡全国性的工业发展政策。
因此,双方的冲突首先并不是一场道德争论,不论约翰·布朗(John Brown)这样的为废止奴隶制而牺牲的斗士何等英勇。那是两种不可调和的财产形式之间的碰撞,而最终更加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北方的胜利,也代表着南方的蓄奴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会把美国南北内战形容成第二次美国革命。
同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在北方的胜利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诚如美国革命共产主义作家约翰·彼德逊解释道:
「北方利用战争和其后续在全国范围内瓦解,或加速瓦解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生产形式,还利用这场动乱巩固国家机构,为此后一个世纪的无限制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建立政治和法律框架。
以美元为例。战前,联邦政府发行的唯一货币是金币和银币,或称作投币。私人银行发行了数百种不同的纸币,在特定银行服务的有限区域内可以兑换成现钞。林肯的财政部长正是今天财富500强银行的命名者——萨蒙·蔡斯(Salmon Chase)。1862年2月25日,第一部《法定货币法》获得通过,联邦政府开始发行后来被称为绿钞的货币,这对经济的发展以及联邦政府的作用和权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废奴在经济上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有财产剥夺之一,一整个统治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彻底没收。
而反革命一如既往地随之而来。在名为「重建第二阶段」,但实际上是联邦政府在总统安德鲁·强森(Andrew Johnson)的主导下重新赞助前南方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浪潮中,南方的黑人工人被重新赶回债务奴役之中,并被「吉姆·克劳法」(Jim Crow)的种族分离政策囚禁了将近一个世纪。
从大陆强权到帝国主义强权
当单一的生产方式在整片大陆上取得支配地位之后,美国资本主义便进入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分析的那个阶段:金融资本的支配、银行与工业的融合,以及为寻找市场、原料和势力范围而不得不输出资本的冲动。
内战结束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美国就开始表现得和它的欧洲前辈一模一样,这绝非偶然。1898年,它对衰朽的西班牙开战,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更宣告:华盛顿有权干涉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
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美国在菲律宾开始展现出任何帝国主义都具有的残暴本性:为了打击当地的反殖民游击斗士们,美军把农村人口成群赶进他们自己称之为「再集中营」(reconcentration camps)的地方,营区外围划出自由射击区,凡是在营外被发现的人一律枪毙。美国在菲律宾开战了数年的镇压战争。死于此役的菲律宾人数在20万到100万之间。
这套手法并非美国人的发明。西班牙在1890年代的古巴就用过,华盛顿当时还大声谴责;而英国此刻正在南非照做。但工业规模性质的集中营,的确是「自由民主」的美国的原创,比法西斯还早了几十年。
欧洲与美国
随后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市场再也容不下所有列强同时扩张,于是它们必须转而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世界规模上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进步作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事实正是如此。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17年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国家。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则终结了血腥的一战。
然而,工人革命在俄罗斯以外遭到失败,而正是欧洲的精疲力竭把美国推上了第一把交椅。托洛茨基在1926年的一份演讲《欧洲与美国》中指出,这场战争「作为一桩毁灭欧洲、使欧洲衰败的生意,花了美国大约250亿美元」——比起当时躺在美国银行里的600亿,这不过是九牛一毛。其中100亿以贷款形式流入欧洲,加上未付的利息,「这100亿如今已经变成120亿,而欧洲正开始为自己的毁灭向美国付帐」。
托洛茨基计算道,在大约50年里,英国和法国的国民财富各自约莫翻了一倍,德国的财富则不进反退,而美国的财富却从300亿美元涨到3200亿美元,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
接着便是那段读起来仿佛写于今年的预言。在报告的第二部分里,托洛茨基警告说:
「美国愈是把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依附之下,它自己就愈是依附于整个世界,连同这个世界的全部矛盾和迫在眉睫的动荡。」
整个后来所谓「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核心机制就在这里,而这段话写下的时间,恰好比它的后果到来早了整整一百年。
美国世纪
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矛盾并没有被它解决,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而在二战后浮上台面的,是一个分裂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世界。
一边站着唯一一个有能力把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撑住的资本主义强权——美国。华盛顿有意识地打造了这套机器:布列敦森林会议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把美元确立为世界储备货币——也就是说,确立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货币。
另一边站着苏联。它已经蜕化为一个工人阶级毫无发言权的官僚专政,但它的计划经济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工业强国。1945年之后,这个榜样扩散开来:1949年的中国、东欧,以及1959年的古巴,都是如此。
这就是理解整个战后秩序的关键。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战争,性质上都是社会性的。韩战、越战,以及一长串的政变和反革命,都只有一个战略目的:阻止一种敌对的财产形式扩散开来。换言之,苏联和美帝之间的斗争是一种社会性的矛盾。
同样的目的也解释了战后繁荣的政治面。美国透过马歇尔计画,在1948到1951年间投入130亿美元,替欧洲资本主义的重建买单,此外还替西欧和日本的大部分国防开支买单。这使那些政府腾出手来,让出了福利国家、公共医疗体系和不断上涨的工资。而这些让步买下了改良主义者和工会领袖的忠诚,也在工人阶级当中播下了对资本主义的深深幻想。
这里有一个自由市场的辩护者从不提起的事实。美国世纪的那些技术飞跃,并不是市场自发的产物,而是国家主导的结果。电晶体、电脑、卫星通讯和太空计画,都出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太空总署(NASA)这类机构,由五角大厦和联邦政府出资并主导。1964年,美国国内所有研发活动中,有67%由联邦政府出资。
资产阶级之所以容忍这一切,是因为它被卷进了一场自己可能会输的竞争。面对一个敌对的制度,美国资本主义不得不做出一些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做的事:制定计划、进行长期投资,并且对工人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
亚洲的读者不会看不出其中的讽刺。把国家资源导向战略性技术、并与最大的垄断企业协同行动,正是今天中国在做的事,也正是华盛顿如今斥为「不公平地扭曲市场」的手段。
毁了他们的那场胜利
但俗话说得好:盛极必衰。事情总是会进入其反面,而兴盛的资本主义帝国由于立足在一个逐渐会被历史淘汰的社会制度上,也会随着其整体的衰弱进入式微。
事实上,美国相对衰落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到1971年,美国已经无力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尼克森宣布停止兑换,亲手拆掉了华盛顿自己在布列敦森林建起的货币架构。接着是越战的失败,而战后繁荣也让位给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性通膨。
同时,美帝国主义也不是所向披靡的。美帝花了20年反击越南革命以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企图,最后不仅以失败告终,更激起了国内群众和年轻人的巨大反抗,美军内部一时之间也近乎濒临崩溃。
而此后的1980年代,美帝国主义在维持对外干涉之际,也重新展开了对自己工人阶级的攻势,大量的福利削减和私有化接踵而至,是为所谓「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开始。但这并不是某种特别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此时在苏联、中国和所有实施官僚而非民主计划经济的国家内,官僚问题的累积最终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内解释的,会成为新社会的绝对桎梏,如不以工人民主和世界革命的复兴移除,那整个社会就会面临崩溃。这也发生了。
不论我们如何看待统治苏联的那个官僚集团,苏联的崩溃都是世界工人革命的一次严重挫败。我们当时所争取的,是由工人阶级发动一场政治革命,推翻当时的官僚独裁统治,并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重振计划经济,并重启世界革命浪潮。而实际发生的,却是资本主义的重建,不论是在苏联尸体上建立的俄罗斯,还是在政权没有垮台但积极主导资本主义重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方的意识形态家宣告历史已经终结。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已经永久取胜,《纽约时报》的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则用他的「金拱门理论」为那个时代写下了完美的墓志铭:任何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从来不曾彼此开战。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了解,当时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拿掉最后一道外部约束,反而加速了腐朽。
既然再没有一个敌对制度可供畏惧,美国统治阶级也就没有理由再接受冷战强加给它的纪律。既然金融工具、房地产和股票回购能带来高得多的报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一种不创造任何东西的价值索取权,那又何必把资本埋进长达数十年的工业项目里?
柯林顿任内的松绑管制放任金融资本横冲直撞,欧洲也被美国逼着跟进。经济快速地被寄生性的金融资本和大银行所控制。各种金融产品充斥市场并大力引诱一般百姓开始贷款消费,或者将储蓄花在股票和其他类型的金融赌博。在1989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人民的信用卡债翻了三倍,高达6920亿美元。储蓄率大幅下降,而个人申请破产率也成长了125%。
于是国家从主导投资的位置上撤了下来。美国研发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的比重,从1964年67%的高峰跌到2022年的18%,企业所占的比重则升到75%。
网路泡沫、接着是2008年的崩盘,就是这样来的:过多的资本找不到生产性的投资出路,只好在世界市场上豪赌,最后把整个体系拖垮——而每一次崩盘之后,金融资本又进一步集中到更少数人手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怎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描述过的每一个过程,都以典型的形态重新出现了。
与此同时,生产基础被掏空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2005年的22%跌到2025年的17%,中国则从9%升到27%。
军事上的界限也在同一时期显露出来。美国能够推翻塔利班和海珊(Saddam Hussein),却无法征服阿富汗或伊拉克。占领反而成了一个无底洞,不断消耗著本应用来投射美国力量的那些资源。
资本主义的烂帐谁在买单?
在经历了将近20年的去工业化和产能外移后,美国如果要重振自己的竞争力,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再度投资工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美国这样老朽且面对着层层被不同资本势力控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谓难上加难。因此除了造成相当危险泡沫的AI产业外,其他川普试图用保护主义和霸凌盟友来促进的工业投资时数乏善可陈。同时,为了「促进投资环境」,就必须要拿工人阶级的薪资和工作环境开刀,维护资本家们的利润。
如今,美国经济已经是一大笔烂帐。美国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债国。光是利息支出,2025财政年度就达到9700亿美元,如今每年超过1兆美元,是联邦政府仅次于社会安全支出的第二大开销。这笔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纯粹是美国国家向它的债权人缴纳的贡赋。
同时,社会不平等已经被提高到天文数字的。2025年,美国最大企业执行长的薪酬是员工薪资中位数的312倍,比前一年的285倍又高出一截。而且别提什么百分之一了,美国最富有的19个家族如今握有12%的全国收入。另一方面,上周发表的一份调查发现,55%的美国工人拿不出500美元的存款来应付一笔突发开销,41%的人在过去半年里曾经看不起病、吃不上饭、缴不出房租或修不起车。而这还是在伊朗战争的代价尚未完全显现之前。
工人没有自己的政党
川普就是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投票给一个告诉他们「这套制度被DEI和深层政府做了手脚」的亿万富翁地产开发商,这一点也不神秘。这套制度确实被统治阶级做了手脚,并准备更进一步拿无产阶级的利益开刀。而美国没有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因此工人阶级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提出一条认真的出路。
填进这个真空的,是煽动家川普:他把民众对一个真实存在的权贵集团的真实怒火导引出来,自己却百分之百属于那个集团。于是就有了公开艾普斯坦档案的承诺,也于是就有了他食言之后自家基本盘的反叛。毕竟,他不可能揭穿统治阶级阶级,因为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美帝的衰败与台湾的关系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台湾的资产阶级政府也深受美帝衰败的影响。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存留与发展,本质是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重要「反共」滩头堡。从蒋氏威权政府到现在解严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于1960年代开始的「台湾奇蹟」得以发展。依靠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美国提供的军事支持与资本投资,以及冷战所形成的东亚政治经济秩序。
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长期维持高度密切的经济、科技与安全关系。美国政府自己也把台湾称为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并将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科技与投资列为双方合作的核心领域。
台湾资产阶级所谓的「亲美」建立在一个非常具体的阶级利益之上:台湾资产阶级政府与资本主义发展仰赖美帝的支持与市场,作为美帝的「看门狗」,这种政策与其说是一种外交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宿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因此「保护台湾」。恰恰相反。
对美国统治阶级而言,台湾首先是一个具有巨大战略与经济价值的资产。美国需要台湾的半导体,需要台湾位于西太平洋的战略位置,也需要把台湾纳入遏制中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国家机器的整体战略之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原本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资产之一,如今却越来越深地被拉进美国的产业战略。2025年,台积电宣布将其在美国的计画投资提高到1,650亿美元,包括新的晶圆厂、先进封装设施与研发中心;截至目前,亚利桑那第一座晶圆厂已经进入量产。
这种状态下,台湾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越来越受到美帝资本配置的支配。工人没有决定工厂盖在哪里的权力,没有决定技术应该服务什么目的的权力,更没有决定台湾应该如何面对中美帝国主义竞争的权力。
决定这些事情的是美帝国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美帝越衰弱,它就越需要盟友承担维持帝国秩序的成本。
台湾的国防支出已经可以清楚看见这种趋势。台湾政府公布的2026年国防预算,依北约标准计算达到9,495亿元新台币,占GDP的3.32%;其中国防部本身的预算达8,060亿元,比前一年增加25%。
对台湾资产阶级政府更致命的,是美国对于台海问题的态度。这从俄乌战争的进展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先前,拜登政府试图以打败普亭来吓阻中国崛起,从而背后促使乌克兰撕毁明斯克协议,大力加入北约,给予普丁入侵的理由。但在几年的战争后,俄军反而成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且最具实战经验的陆军,俄国经济也成功转型成完全摆脱西方经济秩序,免受制裁影响的状态。
在拜登拉着欧洲各国一起进逼把欧洲拉进这场饭局后,川普现在又急着离席让欧洲买单。他本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几近归零,而美帝统治阶级也逐渐走向抛弃乌克兰的道路,欧洲独自面对俄国的状态下,乌克兰战败只会是时间问题。
而在上次北京川习会的态度,美国明确表示他不想要一场万里开外的战争,并把台美军售视为与北京谈判的重要筹码,而拒绝对于「遏制北京夺取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表示「习近平是聪明人,他不会打台湾」。对于台湾,他则是又打又骂,去年突然威胁强征关税差点触发台湾经济危机,前几周又重提要对台湾晶片征收200%关税。
毫无疑问地,如同乌克兰,美帝从来都只把台湾当成棋子,需要的时候为其所用,不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抛弃。
而在当下的伊朗战局中我们看到美军的表现,更是显示这一切并不是一种主动的外交转向,更是美帝意识到自己的衰败所做出的战略收缩,未来中美竞逐将从美国强力作为警察的干预转为更加不稳定的「多极世界」。
这不意味着世界更加和平或是均衡,相反,它如同1914一样,是一个大家坐在火药桶上,战火四处都可能爆发的危险之中。
对于台湾资产阶级政府而言,这更代表着美帝的支持越来越不可靠。他们失去了狐假虎威的靠山,台湾政府面临独自面对中帝入侵的处境。但是这不代表民进党政府会跟中帝斡旋,相反我们看到更多无意义的仇中宣传,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赖清德政府似乎想用这种方式至少维持着「抗中保台」叙事,以拱卫群众对自己的支持。
对于台湾工人阶级而言,工人支付税金,工人承受军事化所带来的社会资源排挤,工人的子女可能被征召,工人承受战争风险。而战无论谁赢,输的都是台湾工人阶级和青年。
反动的堡垒——也是革命的摇篮
回到美国,尽管我们在川普胜选前就理解,他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加速美帝的混乱和式微,但我们革命共产主义者没有借酒浇愁,也没有宣告法西斯主义已经降临。我们说的是:他必然会让投票给他的工人失望,而这将开启一场急剧的左转。
这正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今年1月,明尼苏达州各地的工人罢工、游行、迫使企业停业,抗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的突袭搜捕和 Renée Good 遭杀害一事。约有5万人在摄氏零下29度的天气里走上明尼亚波利斯街头,并促成了当地经济的全面停摆。事后约有四分之一的明尼苏达选民表示,自己或近亲参加过。工会领导层虽然为这场行动背书,却没有号召自己的会员出来——但「总罢工」这几个字重新进入了美国政治,这件事意义重大。
被美国政府控诉谋杀并等待受审的 Luigi Mangione 所受到的社会同情也是另一征兆: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明白此案内所谓的「受害者」,也就是医疗保险公司巨头的执行长,才是真正杀人无数的凶手。
统治阶级感觉得到脚下的地面正在松动,这就是川普为什么抄起了美国武器库里最老的那件武器。据路透社统计,光是6月底的两周之内他就把共产主义搬出来讲了81次,把胜选的左翼候选人骂成「死硬的、无神的共产党人」。而这正在以壮观的方式反噬他自己。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在7月4日突破了12万名成员,比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社会党在1912年的高峰还多。它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它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内部活动的策略是模糊阶级界线,而不是把界线划出来。但它的成长本身衡量著某种真实的东西。
民调也说明著同样的事情。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7月的一项调查,对共产主义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年之内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21%,而在Z世代当中这个数字是38%。同月《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民调则发现,51%的美国人认为资本主义运作不良或根本不可行,2015年这个比例还只有37%。
所以美国的局势并不是一片密不透风的反动。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同样是这个国家,集中了地球上最庞大的生产力和最庞大的无产阶级之一,而后者正逐渐站出来对抗这个全球最反动的资产阶级。
1934年,托洛茨基在《假如美国转向共产主义》中写道:「美国人的性情精力充沛而又激烈,在共产主义稳固地建立起来之前,他们非得打碎不少碗盘、掀翻不少摊子不可」,而且「美国人首先是狂热者和运动家,其次才是专家和政治家」。美国人接受新思想可能很慢。可是一旦接受了,效果就是爆炸性的。
从日前在一位致信革命共产国际的科罗拉多州读者的来信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爆炸性未来的缩影,我们也以他的话为这篇文章作结:
「我曾经是个保守派,也当过兵。我参与了美国对那些不过是在保卫自己家园的人民所发动的不义战争。这逼着我去质疑自己的信念、去读书,结果却发现:我不但不是保守派,我还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改变了我的生命,也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如今我这辈子唯一的目标,就是带领人们走向自由,把这个世界转变成共产主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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