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整一個歷史時期裡，美國的強權就像天氣一樣，是無可爭辯的既定事實。到1945年，美國生產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商品，握有全球約三分之二的黃金儲備。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各國的政府，都是由華盛頓一手扶植、出資供養或撐住的。世界各國的統治階級望著美國的力量，心中交雜著恐懼與敬畏。在台灣，我們的統治階級長年以來更事事都要以美國作為榜樣。

時至今日，一名前電視遊戲節目主持人入主了白宮兩次，並藉著執政團隊翻天覆地地瓦解美帝在二戰以後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同時，背負著40兆美元國債的美國，不管是在對中國的帝國主義競爭中還是對俄國和伊朗的軍事冒險上一次又一次地蒙羞，與此同時也疏離了其在全球各地的盟友。

不管台灣親美的資產階級媒體或者側翼如何粉飾這一切，美國帝國主義的式微是一個人盡皆知的現實。但是，我們仍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理解：美帝的衰弱本身代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衰弱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

資本主義帝國

當馬克思主義者者談及「美利堅帝國主義」時，並不是將當今的美國與過去的羅馬、蒙古或鄂圖曼那種意義上的帝國相比擬。美國帝國主義是人類歷史內不同時期的產物：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的社會所達到的最高發展形態——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並被投入運轉，為了其產主累積利潤而生產出供市場買賣的商品，同時透過剝削實際運作這些生產資料的工人們的剩餘價值來獲取利潤。美帝的興起與衰落，走的正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體制本身的生命週期。

也因此，要了解美帝的歷史，就必須要了解資本主義如何在那片土地上登峰造極，又為什麼在那裡再也維持不下去。

從零開始

學校的教科書告訴我們：北美殖民地是由逃避宗教迫害的歐洲人所開拓的。但這只是歷史非常小的一部分。被略去不談的，是後來移民浪潮的階級內容。

資本主義最早成形於義大利、西歐低地國家和英格蘭的城鎮之中，而那些擁有資本、財產但非爵位的商人和製造業主逐漸成為了現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也就是台灣學界有時候會音譯成「布爾喬亞」的資本家階級。在那裡，這個上升中的階級的利益處處撞上貴族與王權根深柢固的封建勢力。而在大洋彼岸，王權的號令鞭長莫及。對一個有進取心的資產者來說，這恰恰就是北美的誘人之處。

用托洛茨基的話說，當時的歐洲「把自己人口中最覺醒、最經得起磨練、最適合發展生產力的分子，一波又一波地拋過了大洋」。

結果，在這些北美殖民地上，雖然名義上是大英帝國王室的領土，但當地經濟的實際主導者並非封建侯爵，而是這些在當地落地生根的資產階級。

也正因為如此，當資產階級的利益最終無法和大英帝國的利益共存共榮時，一場推翻舊統治階級的革命就在所難免。美國獨立戰爭是一場真正的革命，與在它之前的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一脈相承。它有自己的革命黨，那就是「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以及後來的「聯絡委員會」（Committess of correspondence）。當時被稱之為「愛國者」（Patriots）的革命派有自己的報刊、自己的集會，內部架構和組織者幹部，其中最傑出的領袖是山姆·亞當斯（Sam Adams）。這些革命資產階級同時也得以贏得手工業者、小農、契約僕役等平民大眾的支持，並關鍵性地動員他們起義反對英國王室。

但它畢竟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是為私產的利益而發動的。它所確立的選舉權只限於擁有財產的白人男性。而當革命立國後，窮苦人民循著同樣的邏輯得出結論，爭取更徹底的民主，在謝司起義（Shays’ Rebellion）和威士忌起義（Whiskey Rebellion）中自己行動起來時，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就把他們鎮壓了下去。

美國式道路

儘管如此，這場革命建立了當時仍然具有巨大革命性、進步性的資本主義體制，並在地大物博的北美展開了這個新社會制度。美國領土也從十三個州迅速向西擴張。

這一切發展的基礎是相當生猛、靈巧的資本主義土地發展。列寧在論述土地問題時，區分了資產階級發展的兩條道路：普魯士式的道路和美國式的道路。

在普魯士式道路上，舊的地主經濟緩慢地演變為容克地主經濟，使農民遭受幾十年極其痛苦的剝奪和奴役。

在美國式的道路上，由於沒有歐陸的腐朽封建地主經濟，農民們則「變成資本主義的農場主」，更加快速地將經濟推向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美國式的道路是最迅速的一條。它以最快的速度發展生產力，也因此最快地創造出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

這一切絕不是對美國資本主義道德上的肯定。這些發展都是建立在對美洲原住民族的種族滅絕清出來的，是靠對勞苦大眾的暴行壓住的。馬克思主義者說美國資產階級進步，並不是因為它仁慈。它之所以起過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因為它掃除了生產的桎梏，儘管這些桎梏都是用最殘暴的手段掃蕩的。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裡解釋道：「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重心的轉移

到19世紀中葉，美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已經開始趕超歐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評述1850年世界情勢時寫道：「美國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其意義超過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

他們接著分析：

「從發現加利福尼亞金礦到現在，僅過了18個月，而美國佬就已經著手建設鐵路，修建大公路，開鑿以墨西哥灣為起點的運河；從紐約到查理斯，從巴拿馬到舊金山已經有輪船定期航行；太平洋的貿易已經集中在巴拿馬，繞道合恩角的航線已經過時了…加利福尼亞的黃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亞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區，甚至把最倔強的野蠻民族也拖進了世界貿易——文明世界。世界貿易第二次獲得了新的方向。世界貿易中心在古代是泰爾，迦太基和亞歷山大，在中世紀是熱那亞和威尼斯，在現代，到目前為止是倫敦和利物浦，而現在的世界貿易中心將是紐約和舊金山，尼加拉瓜的聖胡安和利奧，查理斯和巴拿馬。世界交通樞紐在中世紀是意大利，在現代是英國，而目前將是北美半島南半部。」

但此時的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仍需要面對一個巨大的障礙：奴隸制。

奴隸制對美國資本主義一開始是相當必須要的。奴隸種植的棉花是紡織工業的原料，也是北方和英國積累財富的主要來源。但起初進步的東西不會永遠進步下去。到了1850年代，奴隸制度已經成為生產的絕對桎梏。北方把剩餘價值投進機器和鐵路，南方則把剩餘價值投進更多的奴隸，並且處處都有理由阻擋全國性的工業發展政策。

因此，雙方的衝突首先並不是一場道德爭論，不論約翰·布朗（John Brown）這樣的為廢止奴隸制而犧牲的鬥士何等英勇。那是兩種不可調和的財產形式之間的碰撞，而最終更加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北方的勝利，也代表著南方的蓄奴主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也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會把美國南北內戰形容成第二次美國革命。

同時，美國資本主義經濟也在北方的勝利後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誠如美國革命共產主義作家約翰·彼德遜解釋道：

「北方利用戰爭和其後續在全國範圍內瓦解，或加速瓦解非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生產形式，還利用這場動亂鞏固國家機構，為此後一個世紀的無限制資本主義積累和擴張建立政治和法律框架。

以美元為例。戰前，聯邦政府發行的唯一貨幣是金幣和銀幣，或稱作投幣。私人銀行發行了數百種不同的紙幣，在特定銀行服務的有限區域內可以兌換成現鈔。林肯的財政部長正是今天財富500強銀行的命名者——薩蒙·蔡斯（Salmon Chase）。1862年2月25日，第一部《法定貨幣法》獲得通過，聯邦政府開始發行後來被稱為綠鈔的貨幣，這對經濟的發展以及聯邦政府的作用和權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國廢奴在經濟上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私有財產剝奪之一，一整個統治階級的生產資料被徹底沒收。

而反革命一如既往地隨之而來。在名為「重建第二階段」，但實際上是聯邦政府在總統安德魯·強森（Andrew Johnson）的主導下重新贊助前南方統治階級的反革命浪潮中，南方的黑人工人被重新趕回債務奴役之中，並被「吉姆·克勞法」（Jim Crow）的種族分離政策囚禁了將近一個世紀。

從大陸強權到帝國主義強權

當單一的生產方式在整片大陸上取得支配地位之後，美國資本主義便進入了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所分析的那個階段：金融資本的支配、銀行與工業的融合，以及為尋找市場、原料和勢力範圍而不得不輸出資本的衝動。

內戰結束不到一代人的時間，美國就開始表現得和它的歐洲前輩一模一樣，這絕非偶然。1898年，它對衰朽的西班牙開戰，奪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1904年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更宣告：華盛頓有權干涉拉丁美洲任何一個國家的內政。

作為一個新興帝國，美國在菲律賓開始展現出任何帝國主義都具有的殘暴本性：為了打擊當地的反殖民游擊鬥士們，美軍把農村人口成群趕進他們自己稱之為「再集中營」（reconcentration camps）的地方，營區外圍劃出自由射擊區，凡是在營外被發現的人一律槍斃。美國在菲律賓開戰了數年的鎮壓戰爭。死於此役的菲律賓人數在20萬到100萬之間。

這套手法並非美國人的發明。西班牙在1890年代的古巴就用過，華盛頓當時還大聲譴責；而英國此刻正在南非照做。但工業規模性質的集中營，的確是「自由民主」的美國的原創，比法西斯還早了幾十年。

歐洲與美國

隨後於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世界市場再也容不下所有列強同時擴張，於是它們必須轉而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在世界規模上已經耗盡了自己的進步作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

事實正是如此。俄羅斯工人階級在1917年奪取了政權，建立了世界有史以來第一個工人國家。1918年11月的德國革命則終結了血腥的一戰。

然而，工人革命在俄羅斯以外遭到失敗，而正是歐洲的精疲力竭把美國推上了第一把交椅。托洛茨基在1926年的一份演講《歐洲與美國》中指出，這場戰爭「作為一樁毀滅歐洲、使歐洲衰敗的生意，花了美國大約250億美元」——比起當時躺在美國銀行裡的600億，這不過是九牛一毛。其中100億以貸款形式流入歐洲，加上未付的利息，「這100億如今已經變成120億，而歐洲正開始為自己的毀滅向美國付帳」。

托洛茨基計算道，在大約50年裡，英國和法國的國民財富各自約莫翻了一倍，德國的財富則不進反退，而美國的財富卻從300億美元漲到3200億美元，超過英、法、德三國的總和。

接著便是那段讀起來彷彿寫於今年的預言。在報告的第二部分裡，托洛茨基警告說：

「美國愈是把整個世界置於自己的依附之下，它自己就愈是依附於整個世界，連同這個世界的全部矛盾和迫在眉睫的動盪。」

整個後來所謂「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的核心機制就在這裡，而這段話寫下的時間，恰好比它的後果到來早了整整一百年。

美國世紀

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些矛盾並沒有被它解決，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踵而至。而在二戰後浮上檯面的，是一個分裂為兩種社會制度的世界。

一邊站著唯一一個有能力把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撐住的資本主義強權——美國。華盛頓有意識地打造了這套機器：布列敦森林會議設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並把美元確立為世界儲備貨幣——也就是說，確立為世界資本主義的貨幣。

另一邊站著蘇聯。它已經蛻化為一個工人階級毫無發言權的官僚專政，但它的計劃經濟卻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一個落後國家變成了工業強國。1945年之後，這個榜樣擴散開來：1949年的中國、東歐，以及1959年的古巴，都是如此。

這就是理解整個戰後秩序的關鍵。這一時期的絕大多數戰爭，性質上都是社會性的。韓戰、越戰，以及一長串的政變和反革命，都只有一個戰略目的：阻止一種敵對的財產形式擴散開來。換言之，蘇聯和美帝之間的鬥爭是一種社會性的矛盾。

同樣的目的也解釋了戰後繁榮的政治面。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在1948到1951年間投入130億美元，替歐洲資本主義的重建買單，此外還替西歐和日本的大部分國防開支買單。這使那些政府騰出手來，讓出了福利國家、公共醫療體系和不斷上漲的工資。而這些讓步買下了改良主義者和工會領袖的忠誠，也在工人階級當中播下了對資本主義的深深幻想。

這裡有一個自由市場的辯護者從不提起的事實。美國世紀的那些技術飛躍，並不是市場自發的產物，而是國家主導的結果。電晶體、電腦、衛星通訊和太空計畫，都出自貝爾實驗室、美國太空總署（NASA）這類機構，由五角大廈和聯邦政府出資並主導。1964年，美國國內所有研發活動中，有67%由聯邦政府出資。

資產階級之所以容忍這一切，是因為它被捲進了一場自己可能會輸的競爭。面對一個敵對的制度，美國資本主義不得不做出一些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絕不會做的事：制定計劃、進行長期投資，並且對工人階級做出一定的讓步。

亞洲的讀者不會看不出其中的諷刺。把國家資源導向戰略性技術、並與最大的壟斷企業協同行動，正是今天中國在做的事，也正是華盛頓如今斥為「不公平地扭曲市場」的手段。

毀了他們的那場勝利

但俗話說得好：盛極必衰。事情總是會進入其反面，而興盛的資本主義帝國由於立足在一個逐漸會被歷史淘汰的社會制度上，也會隨著其整體的衰弱進入式微。

事實上，美國相對衰落早在冷戰結束之前很久就開始了。到1971年，美國已經無力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尼克森宣布停止兌換，親手拆掉了華盛頓自己在布列敦森林建起的貨幣架構。接著是越戰的失敗，而戰後繁榮也讓位給了長達十年的停滯性通膨。

同時，美帝國主義也不是所向披靡的。美帝花了20年反擊越南革命以防止「共產主義」擴散的企圖，最後不僅以失敗告終，更激起了國內群眾和年輕人的巨大反抗，美軍內部一時之間也近乎瀕臨崩潰。

而此後的1980年代，美帝國主義在維持對外干涉之際，也重新展開了對自己工人階級的攻勢，大量的福利削減和私有化接踵而至，是為所謂「新自由主義」時期的開始。但這並不是某種特別的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結果。

然而此時在蘇聯、中國和所有實施官僚而非民主計劃經濟的國家內，官僚問題的累積最終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內解釋的，會成為新社會的絕對桎梏，如不以工人民主和世界革命的復興移除，那整個社會就會面臨崩潰。這也發生了。

不論我們如何看待統治蘇聯的那個官僚集團，蘇聯的崩潰都是世界工人革命的一次嚴重挫敗。我們當時所爭取的，是由工人階級發動一場政治革命，推翻當時的官僚獨裁統治，並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重振計劃經濟，並重啟世界革命浪潮。而實際發生的，卻是資本主義的重建，不論是在蘇聯屍體上建立的俄羅斯，還是在政權沒有垮台但積極主導資本主義重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西方的意識形態家宣告歷史已經終結。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已經永久取勝，《紐約時報》的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則用他的「金拱門理論」為那個時代寫下了完美的墓誌銘：任何兩個都有麥當勞的國家，從來不曾彼此開戰。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則了解，當時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拿掉最後一道外部約束，反而加速了腐朽。

既然再沒有一個敵對制度可供畏懼，美國統治階級也就沒有理由再接受冷戰強加給它的紀律。既然金融工具、房地產和股票回購能帶來高得多的報酬，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虛擬資本、一種不創造任何東西的價值索取權，那又何必把資本埋進長達數十年的工業項目裡？

柯林頓任內的鬆綁管制放任金融資本橫衝直撞，歐洲也被美國逼著跟進。經濟快速地被寄生性的金融資本和大銀行所控制。各種金融產品充斥市場並大力引誘一般百姓開始貸款消費，或者將儲蓄花在股票和其他類型的金融賭博。在1989年到2001年之間，美國人民的信用卡債翻了三倍，高達6920億美元。儲蓄率大幅下降，而個人申請破產率也成長了125%。

於是國家從主導投資的位置上撤了下來。美國研發經費中聯邦政府所占的比重，從1964年67%的高峰跌到2022年的18%，企業所占的比重則升到75%。

網路泡沫、接著是2008年的崩盤，就是這樣來的：過多的資本找不到生產性的投資出路，只好在世界市場上豪賭，最後把整個體系拖垮——而每一次崩盤之後，金融資本又進一步集中到更少數人手裡。列寧在《帝國主義是怎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描述過的每一個過程，都以典型的形態重新出現了。

與此同時，生產基礎被掏空了。美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佔的份額，已經從2005年的22%跌到2025年的17%，中國則從9%升到27%。

軍事上的界限也在同一時期顯露出來。美國能夠推翻塔利班和海珊（Saddam Hussein），卻無法征服阿富汗或伊拉克。占領反而成了一個無底洞，不斷消耗著本應用來投射美國力量的那些資源。

資本主義的爛帳誰在買單？

在經歷了將近20年的去工業化和產能外移後，美國如果要重振自己的競爭力，面對來自中國的競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再度投資工業。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在美國這樣老朽且面對著層層被不同資本勢力控制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可謂難上加難。因此除了造成相當危險泡沫的AI產業外，其他川普試圖用保護主義和霸凌盟友來促進的工業投資時數乏善可陳。同時，為了「促進投資環境」，就必須要拿工人階級的薪資和工作環境開刀，維護資本家們的利潤。

如今，美國經濟已經是一大筆爛帳。美國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債國。光是利息支出，2025財政年度就達到9700億美元，如今每年超過1兆美元，是聯邦政府僅次於社會安全支出的第二大開銷。這筆錢什麼也生產不出來，純粹是美國國家向它的債權人繳納的貢賦。

同時，社會不平等已經被提高到天文數字的。2025年，美國最大企業執行長的薪酬是員工薪資中位數的312倍，比前一年的285倍又高出一截。而且別提什麼百分之一了，美國最富有的19個家族如今握有12%的全國收入。另一方面，上週發表的一份調查發現，55%的美國工人拿不出500美元的存款來應付一筆突發開銷，41%的人在過去半年裡曾經看不起病、吃不上飯、繳不出房租或修不起車。而這還是在伊朗戰爭的代價尚未完全顯現之前。

工人沒有自己的政黨

川普就是從這片土壤裡長出來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投票給一個告訴他們「這套制度被DEI和深層政府做了手腳」的億萬富翁地產開發商，這一點也不神秘。這套制度確實被統治階級做了手腳，並準備更進一步拿無產階級的利益開刀。而美國沒有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因此工人階級也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提出一條認真的出路。

填進這個真空的，是煽動家川普：他把民眾對一個真實存在的權貴集團的真實怒火導引出來，自己卻百分之百屬於那個集團。於是就有了公開艾普斯坦檔案的承諾，也於是就有了他食言之後自家基本盤的反叛。畢竟，他不可能揭穿統治階級階級，因為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員。

美帝的衰敗與台灣的關係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台灣的資產階級政府也深受美帝衰敗的影響。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存留與發展，本質是作為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重要「反共」灘頭堡。從蔣氏威權政府到現在解嚴後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於1960年代開始的「台灣奇蹟」得以發展。依靠的是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美國提供的軍事支持與資本投資，以及冷戰所形成的東亞政治經濟秩序。

美國與台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卻長期維持高度密切的經濟、科技與安全關係。美國政府自己也把台灣稱為印太地區的重要夥伴，並將半導體、供應鏈安全、科技與投資列為雙方合作的核心領域。

台灣資產階級所謂的「親美」建立在一個非常具體的階級利益之上：台灣資產階級政府與資本主義發展仰賴美帝的支持與市場，作為美帝的「看門狗」，這種政策與其說是一種外交選擇，不如說是一種宿命。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會因此「保護台灣」。恰恰相反。

對美國統治階級而言，台灣首先是一個具有巨大戰略與經濟價值的資產。美國需要台灣的半導體，需要台灣位於西太平洋的戰略位置，也需要把台灣納入遏制中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國家機器的整體戰略之中。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積電。台積電原本是台灣最重要的工業資產之一，如今卻越來越深地被拉進美國的產業戰略。2025年，台積電宣佈將其在美國的計畫投資提高到1,650億美元，包括新的晶圓廠、先進封裝設施與研發中心；截至目前，亞利桑那第一座晶圓廠已經進入量產。

這種狀態下，台灣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也就越來越受到美帝資本配置的支配。工人沒有決定工廠蓋在哪裡的權力，沒有決定技術應該服務什麼目的的權力，更沒有決定台灣應該如何面對中美帝國主義競爭的權力。

決定這些事情的是美帝國主義者。

更重要的是，美帝越衰弱，它就越需要盟友承擔維持帝國秩序的成本。

台灣的國防支出已經可以清楚看見這種趨勢。台灣政府公布的2026年國防預算，依北約標準計算達到9,495億元新台幣，占GDP的3.32%；其中國防部本身的預算達8,060億元，比前一年增加25%。

對台灣資產階級政府更致命的，是美國對於台海問題的態度。這從俄烏戰爭的進展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先前，拜登政府試圖以打敗普亭來嚇阻中國崛起，從而背後促使烏克蘭撕毀明斯克協議，大力加入北約，給予普丁入侵的理由。但在幾年的戰爭後，俄軍反而成為歐亞大陸上最強大且最具實戰經驗的陸軍，俄國經濟也成功轉型成完全擺脫西方經濟秩序，免受制裁影響的狀態。

在拜登拉著歐洲各國一起進逼把歐洲拉進這場飯局後，川普現在又急著離席讓歐洲買單。他本人對於烏克蘭的支持幾近歸零，而美帝統治階級也逐漸走向拋棄烏克蘭的道路，歐洲獨自面對俄國的狀態下，烏克蘭戰敗只會是時間問題。

而在上次北京川習會的態度，美國明確表示他不想要一場萬里開外的戰爭，並把台美軍售視為與北京談判的重要籌碼，而拒絕對於「遏制北京奪取台灣」做出任何承諾，甚至表示「習近平是聰明人，他不會打台灣」。對於台灣，他則是又打又罵，去年突然威脅強徵關稅差點觸發台灣經濟危機，前幾週又重提要對台灣晶片徵收200%關稅。

毫無疑問地，如同烏克蘭，美帝從來都只把台灣當成棋子，需要的時候為其所用，不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拋棄。

而在當下的伊朗戰局中我們看到美軍的表現，更是顯示這一切並不是一種主動的外交轉向，更是美帝意識到自己的衰敗所做出的戰略收縮，未來中美競逐將從美國強力作為警察的干預轉為更加不穩定的「多極世界」。

這不意味著世界更加和平或是均衡，相反，它如同1914一樣，是一個大家坐在火藥桶上，戰火四處都可能爆發的危險之中。

對於台灣資產階級政府而言，這更代表著美帝的支持越來越不可靠。他們失去了狐假虎威的靠山，台灣政府面臨獨自面對中帝入侵的處境。但是這不代表民進黨政府會跟中帝斡旋，相反我們看到更多無意義的仇中宣傳，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賴清德政府似乎想用這種方式至少維持著「抗中保台」敘事，以拱衛群眾對自己的支持。

對於台灣工人階級而言，工人支付稅金，工人承受軍事化所帶來的社會資源排擠，工人的子女可能被徵召，工人承受戰爭風險。而戰無論誰贏，輸的都是台灣工人階級和青年。

反動的堡壘——也是革命的搖籃

回到美國，儘管我們在川普勝選前就理解，他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將加速美帝的混亂和式微，但我們革命共產主義者沒有借酒澆愁，也沒有宣告法西斯主義已經降臨。我們說的是：他必然會讓投票給他的工人失望，而這將開啟一場急劇的左轉。

這正是眼下正在發生的事。今年1月，明尼蘇達州各地的工人罷工、遊行、迫使企業停業，抗議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的突襲搜捕和 Renée Good 遭殺害一事。約有5萬人在攝氏零下29度的天氣裡走上明尼亞波利斯街頭，並促成了當地經濟的全面停擺。事後約有四分之一的明尼蘇達選民表示，自己或近親參加過。工會領導層雖然為這場行動背書，卻沒有號召自己的會員出來——但「總罷工」這幾個字重新進入了美國政治，這件事意義重大。

被美國政府控訴謀殺並等待受審的 Luigi Mangione 所受到的社會同情也是另一徵兆：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明白此案內所謂的「受害者」，也就是醫療保險公司巨頭的執行長，才是真正殺人無數的兇手。

統治階級感覺得到腳下的地面正在鬆動，這就是川普為什麼抄起了美國武器庫裡最老的那件武器。據路透社統計，光是6月底的兩週之內他就把共產主義搬出來講了81次，把勝選的左翼候選人罵成「死硬的、無神的共產黨人」。而這正在以壯觀的方式反噬他自己。

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在7月4日突破了12萬名成員，比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社會黨在1912年的高峰還多。它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它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黨內部活動的策略是模糊階級界線，而不是把界線劃出來。但它的成長本身衡量著某種真實的東西。

民調也說明著同樣的事情。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7月的一項調查，對共產主義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一年之內上升了7個百分點，達到21%，而在Z世代當中這個數字是38%。同月《華爾街日報》的一項民調則發現，51%的美國人認為資本主義運作不良或根本不可行，2015年這個比例還只有37%。

所以美國的局勢並不是一片密不透風的反動。美帝國主義仍然是世界反動勢力的堡壘。但同樣是這個國家，集中了地球上最龐大的生產力和最龐大的無產階級之一，而後者正逐漸站出來對抗這個全球最反動的資產階級。

1934年，托洛茨基在《假如美國轉向共產主義》中寫道：「美國人的性情精力充沛而又激烈，在共產主義穩固地建立起來之前，他們非得打碎不少碗盤、掀翻不少攤子不可」，而且「美國人首先是狂熱者和運動家，其次才是專家和政治家」。美國人接受新思想可能很慢。可是一旦接受了，效果就是爆炸性的。

從日前在一位致信革命共產國際的科羅拉多州讀者的來信中，我們可以窺見這種爆炸性未來的縮影，我們也以他的話為這篇文章作結：

「我曾經是個保守派，也當過兵。我參與了美國對那些不過是在保衛自己家園的人民所發動的不義戰爭。這逼著我去質疑自己的信念、去讀書，結果卻發現：我不但不是保守派，我還是個共產主義者。這改變了我的生命，也改變了我看世界的方式，如今我這輩子唯一的目標，就是帶領人們走向自由，把這個世界轉變成共產主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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