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來源 : 自由時報)

凌晨的醫院，每一名仍堅守在病房前線崗位的護理師們，從踏入醫院、換上衣服，交接完畢後就必須在病房與病房之間穿梭。而這之間的每一秒護理站的呼叫鈴都響著刺耳的警報，有人傷口等著換藥、有人血氧異常下降、有人因反胃而將食物吐的滿地，甚至有家屬因為焦急而跑到護理站詢問。而處理完這些他們甚至沒有時間休息，因為他們必須開始準備交接班的資料了。這就是台灣醫院長年存在的日常。

護病比不只是數字，更是護病雙方的尊嚴

「護病比」這個詞，聽起來像是冰冷的行政名詞，好像只是醫院裡的人力配置問題。但事實上護病比從來不只是勞權議題，更是最重要的醫療照護品質指標，它真正影響的，是病人的醫療安全，以及護理師是否還能有尊嚴地工作。

早在2002賓州大學愛肯教授（Linda Aiken）於《JAMA》醫學雜誌透過研究指出，醫院一般急性病房護病比 1比6 的標準下，護理師每增加照顧 1 名病人，病人入院後 30 天內的死亡率將增加 7％，同時在對這些參與研究的護理師調查結果顯示，每多一位要照顧的病患，對工作環境和壓力不滿的程度將增加 15% ，而對工作感到倦怠（因而離職）的可能性將增加 23％ 。在2014年歐盟再次邀請艾肯教授進行研究，更是證明在高護病比的狀態下，有將近 43% 的日常護理照護工作無法正常完成。

當一名護理師需要同時照顧過多病患時，被壓縮的不只是她的休息時間，而是每一位病人的照護品質。少一次巡房、晚幾分鐘發現異常、漏掉一個警訊，都可能變成無法挽回的結果。

台灣其實很早就開始討論護病比。早在 2010 年代，護理團體與醫改團體便持續要求政府建立合理護病比制度。2014 年時，台灣甚至曾被指出全日平均護病比高達 1比13 的狀況，被稱為全球最血汗的醫療環境之一。

當時許多護理師早已站出來發出警訊。過勞、高離職率、人力斷層等等。於是，這個問題被不斷研究、不斷討論，在 2016 總統大選時各個政黨也紛紛或承諾或提出在上台後改善護病比的政策。

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大選勝出的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所有人都關注著新政府將會如何改善。然而曾在選前說出「勞工假日放太多」 的蔡英文總統，一邊在選前承諾不會砍七天國定假日。轉頭上任後就與工商協會中的資產階級妥協，而其選前承諾的醫院評鑑改革更是完全跳票，時任衛福部部長林奏延多次宣稱早在被任命、未上任前，就積極找專家來開會研議，要簡化醫院評鑑，以減少血汗醫護負擔。殊不知簡化評鑑到最後竟趁機簡化了應是必要評鑑項目的人力項目。

這無疑是將監督醫病比的責任比例交給醫院財團自行監督，祈禱他們不會為了成本或獎勵而虛報評鑑數據。爾後更是被發現衛福部妄圖將原在 104 年訂下的護病比評鑑項目刪除，這讓對民進黨政府寄予厚望的護理師及醫師站上街頭，表達憤怒與失望，才讓衛福部最終撤回了這種荒謬至極的「改革」。

三班護病比的呼聲從來沒有停下，但蔡政府從來沒有正式回應過，研議了幾年才終於研議出了全日的平均護病比，這樣無異於留下了大片給醫院行政人員作假帳的空間，這樣的政策使得護病比的狀況每況愈下，不斷有醫護人員離開醫院，流下來的人則每日在過勞之中度過，這樣的狀況直到 COVID-19 疫情爆發後達到了巔峰，醫護人員們被禁止出境、要求隨時待命。期間，大量護理人員離職，急診壅塞、病房關閉、醫院的量能不足成為社會日常新聞。護理師和醫師們再次站上街頭表達三班護病比的訴求。

這次也許政府是真的聽見人們的聲音，也可能是為了即將到來的選舉，終於開始推動三班護病比。時任副總統賴清在 2023 年承諾「兩年內將三班護病比入法」，而後衛福部也於 2024 年公告各層級醫院的三班護病比標準，例如醫學中心白班 1比6、小夜 1比9、大夜 1比11。

但最後終是有人跳出來揭露醫院三班護病比並沒有真的遵照準則走，實際上在醫院評鑑中，他們採用了全日平均後再結算成全月護病比，大多數醫院幾乎都達成了指標，然而實際上日班跟小夜班幾乎都跟標準差了2至3個病人，甚至許多醫院在大夜班填了 1比13 ，實際上卻是 1比16 以上，這不僅無視了護理師們的尊嚴，更是將病人的生命安全暴露於風險當中。

2025 年，將三班護病比入法的聲音終於進入立法委員的視野，由民眾黨率先提出草案，並在年底逕付二讀，從社會開始大規模討論，到真正討論立法，前後超過十年。

在今年初經過了第一次黨團協商後，國民黨立委蘇清泉提出了一份荒謬至極的版本，除了容許醫院可以以「招募人員不足」自行調整床護比之外，也沒有任何監督機制與罰則，醫護人員的權利大開倒車，而民眾黨相較其他兩黨則是選擇不斷與醫護界的工會團體們溝通並制定提案。直到 5 月 5 日舉行公聽會，護師工會才得以透過陳抗的方式，要求國民黨必須修改提案。於是國民黨也在隔天的黨團協商中提出了新的草案版本。

《醫療法》修正案正式提上會議流程，正好在五一勞動節後一周。表面上，這是護理團體多年訴求的重要進展，但細看三黨版本，國民黨未使用前兩次提出的版本，而是透過再修正動議提出另一版本，國民黨和民眾黨版本皆主張將三班護病比納入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且以民國 113 年 3 月 1 日施行之三班護病比標準為準。 但民眾黨版本則另外要求設置諮詢委員會且護理界代表必須占二分之一；民進黨版本支持設置諮詢委員會，主張護理界代表應佔全體委員會成員總數之三分之一，卻沒有明定護病比標準。最後，因為三黨的版本皆暫時無法通過，而民眾黨和國民黨在經過協商後，在國民黨提出的草案基礎上修訂再動議修正，才得以完成三讀。

然而在三讀通過後同日的衛福部與護師工會的會議中，衛福部長石崇良一邊說著醫療人員正在回流、預算正在編列，卻在會後宣布，三班護病比擬延後至 117 年 5 月才實施。甚至說出「怕政策跳票可以再投賴清德做第二任。」簡直沒有將護病比視為重大醫療政策，甚至妄圖將其用作政治籌碼，完全無視醫療界的人手不足，政策推行勢必會有緩衝期，但毫無理由的強制延後2年實施，也並未明確給出解決方案，與賴政府選前的承諾完全相反。且民進黨在 5 月 8 日前都未曾提出草案，到當天才突然用再修正動議想強行闖關。

護病比入法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真正引發護理界強烈反彈的，並不只是護病比數字本身，而是未來制度制定過程中，第一線護理人員究竟能擁有多少話語權。

民眾黨版本主張，諮詢委員會中的護理界代表應占二分之一；民進黨版本則主張維持三分之一比例。這樣的差異，看似只是席次分配問題，實際上卻直接影響未來護病比標準、稽核方式與人力政策的制定方向。

對護理團體而言，若護理代表無法取得足夠比例，委員會最終便可能再次被醫院協會與行政體系主導。屆時，第一線護理人員的勞動處境與病房實際狀況，仍可能在協商過程中被排除於決策核心之外。他們所要求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參與，而是一個能真正反映第一線護理現場處境的決策機制。

因此，這次《醫療法》修法並不是終點，而只是另一場討論的開始。

護病比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只是單純的人力不足，而是整個醫療制度長期由行政體系、醫院管理階層與資產階級主導。當醫院被迫以成本與績效邏輯運作，第一線醫護人員的高壓勞動條件將直接影響病人的照護品質。

我們訴求不應只是停留在增加補助或調整評鑑這些表面的改革，而是要讓醫療第一線的工作者能夠自行決定制度決策。我們主張建立由第一線護理師、醫師、醫療工會與基層醫療工作者共同參與的工人民主機制，讓醫療政策、人力配置與勞動條件，不再由遠離第一現場的資產階級們決定。

因為只有真正站在病房、急診室與護理站前線的人，才最清楚醫療現場真正缺少的是什麼。而醫療，也不應該是建立在成本和績效之上。不管是醫療人員們的勞權，抑或是患者們的醫療權，都是我們要團結起來共同爭取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一套能夠保障病人安全、同時保障醫療工作者尊嚴的公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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