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来源 : 自由时报)

凌晨的医院，每一名仍坚守在病房前线岗位的护理师们，从踏入医院、换上衣服，交接完毕后就必须在病房与病房之间穿梭。而这之间的每一秒护理站的呼叫铃都响着刺耳的警报，有人伤口等著换药、有人血氧异常下降、有人因反胃而将食物吐的满地，甚至有家属因为焦急而跑到护理站询问。而处理完这些他们甚至没有时间休息，因为他们必须开始准备交接班的资料了。这就是台湾医院长年存在的日常。

护病比不只是数字，更是护病双方的尊严

「护病比」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冰冷的行政名词，好像只是医院里的人力配置问题。但事实上护病比从来不只是劳权议题，更是最重要的医疗照护品质指标，它真正影响的，是病人的医疗安全，以及护理师是否还能有尊严地工作。

早在2002宾州大学爱肯教授（Linda Aiken）于《JAMA》医学杂志透过研究指出，医院一般急性病房护病比 1比6 的标准下，护理师每增加照顾 1 名病人，病人入院后 30 天内的死亡率将增加 7％，同时在对这些参与研究的护理师调查结果显示，每多一位要照顾的病患，对工作环境和压力不满的程度将增加 15% ，而对工作感到倦怠（因而离职）的可能性将增加 23％ 。在2014年欧盟再次邀请艾肯教授进行研究，更是证明在高护病比的状态下，有将近 43% 的日常护理照护工作无法正常完成。

当一名护理师需要同时照顾过多病患时，被压缩的不只是她的休息时间，而是每一位病人的照护品质。少一次巡房、晚几分钟发现异常、漏掉一个警讯，都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台湾其实很早就开始讨论护病比。早在 2010 年代，护理团体与医改团体便持续要求政府建立合理护病比制度。2014 年时，台湾甚至曾被指出全日平均护病比高达 1比13 的状况，被称为全球最血汗的医疗环境之一。

当时许多护理师早已站出来发出警讯。过劳、高离职率、人力断层等等。于是，这个问题被不断研究、不断讨论，在 2016 总统大选时各个政党也纷纷或承诺或提出在上台后改善护病比的政策。

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大选胜出的民进党政府上台后，所有人都关注著新政府将会如何改善。然而曾在选前说出「劳工假日放太多」 的蔡英文总统，一边在选前承诺不会砍七天国定假日。转头上任后就与工商协会中的资产阶级妥协，而其选前承诺的医院评鉴改革更是完全跳票，时任卫福部部长林奏延多次宣称早在被任命、未上任前，就积极找专家来开会研议，要简化医院评鉴，以减少血汗医护负担。殊不知简化评鉴到最后竟趁机简化了应是必要评鉴项目的人力项目。

这无疑是将监督医病比的责任比例交给医院财团自行监督，祈祷他们不会为了成本或奖励而虚报评鉴数据。尔后更是被发现卫福部妄图将原在 104 年订下的护病比评鉴项目删除，这让对民进党政府寄予厚望的护理师及医师站上街头，表达愤怒与失望，才让卫福部最终撤回了这种荒谬至极的「改革」。

三班护病比的呼声从来没有停下，但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回应过，研议了几年才终于研议出了全日的平均护病比，这样无异于留下了大片给医院行政人员作假帐的空间，这样的政策使得护病比的状况每况愈下，不断有医护人员离开医院，流下来的人则每日在过劳之中度过，这样的状况直到 COVID-19 疫情爆发后达到了巅峰，医护人员们被禁止出境、要求随时待命。期间，大量护理人员离职，急诊壅塞、病房关闭、医院的量能不足成为社会日常新闻。护理师和医师们再次站上街头表达三班护病比的诉求。

这次也许政府是真的听见人们的声音，也可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选举，终于开始推动三班护病比。时任副总统赖清在 2023 年承诺「两年内将三班护病比入法」，而后卫福部也于 2024 年公告各层级医院的三班护病比标准，例如医学中心白班 1比6、小夜 1比9、大夜 1比11。

但最后终是有人跳出来揭露医院三班护病比并没有真的遵照准则走，实际上在医院评鉴中，他们采用了全日平均后再结算成全月护病比，大多数医院几乎都达成了指标，然而实际上日班跟小夜班几乎都跟标准差了2至3个病人，甚至许多医院在大夜班填了 1比13 ，实际上却是 1比16 以上，这不仅无视了护理师们的尊严，更是将病人的生命安全暴露于风险当中。

2025 年，将三班护病比入法的声音终于进入立法委员的视野，由民众党率先提出草案，并在年底迳付二读，从社会开始大规模讨论，到真正讨论立法，前后超过十年。

在今年初经过了第一次党团协商后，国民党立委苏清泉提出了一份荒谬至极的版本，除了容许医院可以以「招募人员不足」自行调整床护比之外，也没有任何监督机制与罚则，医护人员的权利大开倒车，而民众党相较其他两党则是选择不断与医护界的工会团体们沟通并制定提案。直到 5 月 5 日举行公听会，护师工会才得以透过陈抗的方式，要求国民党必须修改提案。于是国民党也在隔天的党团协商中提出了新的草案版本。

《医疗法》修正案正式提上会议流程，正好在五一劳动节后一周。表面上，这是护理团体多年诉求的重要进展，但细看三党版本，国民党未使用前两次提出的版本，而是透过再修正动议提出另一版本，国民党和民众党版本皆主张将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且以民国 113 年 3 月 1 日施行之三班护病比标准为准。 但民众党版本则另外要求设置咨询委员会且护理界代表必须占二分之一；民进党版本支持设置咨询委员会，主张护理界代表应占全体委员会成员总数之三分之一，却没有明定护病比标准。最后，因为三党的版本皆暂时无法通过，而民众党和国民党在经过协商后，在国民党提出的草案基础上修订再动议修正，才得以完成三读。

然而在三读通过后同日的卫福部与护师工会的会议中，卫福部长石崇良一边说著医疗人员正在回流、预算正在编列，却在会后宣布，三班护病比拟延后至 117 年 5 月才实施。甚至说出「怕政策跳票可以再投赖清德做第二任。」简直没有将护病比视为重大医疗政策，甚至妄图将其用作政治筹码，完全无视医疗界的人手不足，政策推行势必会有缓冲期，但毫无理由的强制延后2年实施，也并未明确给出解决方案，与赖政府选前的承诺完全相反。且民进党在 5 月 8 日前都未曾提出草案，到当天才突然用再修正动议想强行闯关。

护病比入法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真正引发护理界强烈反弹的，并不只是护病比数字本身，而是未来制度制定过程中，第一线护理人员究竟能拥有多少话语权。

民众党版本主张，咨询委员会中的护理界代表应占二分之一；民进党版本则主张维持三分之一比例。这样的差异，看似只是席次分配问题，实际上却直接影响未来护病比标准、稽核方式与人力政策的制定方向。

对护理团体而言，若护理代表无法取得足够比例，委员会最终便可能再次被医院协会与行政体系主导。届时，第一线护理人员的劳动处境与病房实际状况，仍可能在协商过程中被排除于决策核心之外。他们所要求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参与，而是一个能真正反映第一线护理现场处境的决策机制。

因此，这次《医疗法》修法并不是终点，而只是另一场讨论的开始。

护病比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单纯的人力不足，而是整个医疗制度长期由行政体系、医院管理阶层与资产阶级主导。当医院被迫以成本与绩效逻辑运作，第一线医护人员的高压劳动条件将直接影响病人的照护品质。

我们诉求不应只是停留在增加补助或调整评鉴这些表面的改革，而是要让医疗第一线的工作者能够自行决定制度决策。我们主张建立由第一线护理师、医师、医疗工会与基层医疗工作者共同参与的工人民主机制，让医疗政策、人力配置与劳动条件，不再由远离第一现场的资产阶级们决定。

因为只有真正站在病房、急诊室与护理站前线的人，才最清楚医疗现场真正缺少的是什么。而医疗，也不应该是建立在成本和绩效之上。不管是医疗人员们的劳权，抑或是患者们的医疗权，都是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争取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套能够保障病人安全、同时保障医疗工作者尊严的公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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