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使用 AI 的人可能已經注意到：Anthropic 最新的 Fable 5 模型遭川普政府以「安全」之名封殺，禁止向任何非美國公民開放，包括 Anthropic 自己的員工。直到今日(7/1)，才重新開放。

這並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而是不同的資本陣營圍繞 AI 控制權的持續角力，而雙方的論述都不值得工人階級信任。

Anthropic 的恐懼生意

要理解這次封殺，得先看 Anthropic 過去兩年經營的敘事。

執行長 Dario Amodei 反覆出現在媒體與國會聽證上，核心訊息始終一致：AI 即將擁有自主意識，中國模型威脅美國民主，產業必須由「負責任的領導者」，也就是像 Anthropic 這樣的公司，來主導監管。他甚至宣稱50%白領工作將會在5年內被取代，而最新旗艦模型 Mythos 則被合作企業稱為「超級武器」。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他的修辭，其底下的商業邏輯就會一目了然- 宣稱白領即將被取代，是在向企業客戶展示模型的購買價值；呼籲產業領袖帶頭限制 AI 發展，實際上是維持他們對AI產品的壟斷地位，阻止坊間誕生出一堆更便宜的開源AI 模型；而炒作「超級武器」與自主意識，則是在製造監管門檻，把競爭對手擋在合規成本之外。

更具諷刺性的是所謂「AI憲法」- Anthropic 將此包裝成某種道德承諾，實際上不過是一組由內部團隊預設的提示詞，既非技術壁壘，也非倫理創舉，而是一套行銷話術。事實上，如同我們國際的同志曾經寫過的，AI 本身並不會具有意識，而道德對其也沒有現實意義。更何況，憲法本身也是抽象的 – 當資產階級政府打壓工人的自由時，憲法的原則可以被拋到九霄雲外。

與此同時，Anthropic 訓練模型所使用的數據，同樣大規模取自開放網路上的原創內容，從未向創作者支付授權費。與此同時，它指責中國公司「抄襲」，利用Anthropic 模型生成的答案來訓練自己的模型，並宣稱對於美國的民主會造成重大的危害(敵人用自己的武器攻擊自己)，自己卻在做同一件事，差別僅在於抄的對象有沒有國籍標籤。

正如 Meta 前 AI 負責人楊立昆在封殺後公開嘲諷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Anthropic 花了兩年販賣 AI 恐懼論來築高商業護城河，結果川普政府順手接過這把「安全利刃」，砍的正是 Anthropic 自己。

封殺的政治脈絡

當然，Fable 5 的封殺並非突如其來。在此之前，Anthropic 與川普政府早已有過數次交鋒，而最近一次的導火線正是軍事應用問題。

當 Anthropic 得知其模型被用於今年一月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以及隨後的伊朗戰事後， 迅速重申兩條紅線：模型不得用於全自主武器系統，也不得被用於對美國公民的大規模監控。然而，對於一個將軍事優勢與國家競爭視為核心利益的政府而言，這樣的限制顯然難以接受。AI 在情報分析、作戰規劃與戰場模擬上的潛力過於龐大，任何拒絕配合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障礙而非夥伴。

不久之後，川普便在社群媒體上公開抨擊 Anthropic，將其描述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國防部也隨即跟進，將 Anthropic 列為供應鏈風險來源，並要求國防承包商停止與其進行相關合作。對於高度依賴政府與大型企業合約的 Anthropic 而言，這已經是一記不小的警告。

而 Fable 5 的封殺，則將衝突推向新的層次。美國政府以模型可能存在「安全漏洞」、進而被敵對勢力利用為由，禁止任何非美國公民接觸該模型，甚至連 Anthropic 自身的部分國際員工也受到影響。Anthropic 隨後派遣代表前往華盛頓，希望從技術層面向政府證明模型的安全性，以爭取解禁。

然而，問題從來不在於技術。Fable 5 是否足夠安全或許重要，但在資本主義真正決定其命運的並非工程評估，而是政治權力。這場衝突的核心從來不是模型本身，而是誰有權控制它。當 AI 已經成為軍事、外交與經濟競爭的重要戰略資產時，任何拒絕完全服從當權資產階級利益的企業，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整肅的對象。

Anthropic 無辜嗎？

與川普政府的對峙，確實讓 Anthropic 的公眾形象獲得了不小的提升，尤其是在 OpenAI 幾乎迫不及待地簽下相似國防合約的對照之下。某種程度上，這次封殺甚至成了最好的廣告：一方面證明其模型強大到連美國政府都無法忽視；另一方面，也強化了 Anthropic 作為「有原則的 AI 公司」的形象，彷彿它願意為了用戶隱私與技術倫理對抗國家權力。

然而，仔細檢視 Anthropic 所謂的紅線便會發現，它反對的從來不是模型被用於軍事用途，而只是反對在完全脫離人類監督的情況下讓 AI 自主執行任務。這並非什麼根本性的道德立場，而更像是一種風險管理策略。畢竟，一旦 AI 在戰場上發生重大誤判並造成嚴重傷亡，受損的不只是生命，更包括 Anthropic 作為「安全 AI」供應商的商業信譽與市場價值。

更諷刺的是，這次遭到封殺的 Fable 5，本身正是 Anthropic 長期安全敘事的產物。過去幾年來，Dario Amodei 不斷向媒體、國會與企業客戶強調先進 AI 的潛在風險，從「AI 可能超越人類控制」到「先進模型可能成為超級武器」，再到 Mythos 5 被部分測試企業形容為足以改變產業格局的系統。這些論述固然有助於提高 Anthropic 的估值與市場影響力，但同時也讓川普政府加速了將AI納入必須嚴格控制的戰略資產的進程。當川普政府最終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 Fable 5 的流通時，某種程度上也只是將 Anthropic 自己反覆宣傳的邏輯推演到了極致。

當然，Fable 5 的能力確實在許多測試中超越現有競爭對手，但這並不意味著 AI 已經出現了某種全新的技術範式突破，更不代表模型開始具備自主意識。它所展現的優勢，本質上仍然來自更大的算力、更高品質的資料以及更成熟的訓練方法。換言之，這或許是一個更強大的模型，卻不是一種全新的存在。然而在 Anthropic 的敘事中，這種性能上的進步卻經常被包裝成文明等級的風險，而這種敘事最終也成為川普用來「合理介入」的理由。

同樣地，對那些被 Anthropic 擅自取用內容來訓練模型的創作者與開源社群而言，Anthropic 也絕非單純的受害者。它一面高舉安全、民主與倫理的大旗，另一面卻建立在大規模吸納他人勞動成果的基礎之上。即便 Anthropic 如今承諾不會使用用戶對話資料訓練模型，也很難保證這條界線未來不會因市場競爭或商業需求而被重新定義。畢竟，企業的原則往往取決於其利益所在，正如曾批評廣告模式的 Sam Altman，最終仍讓 ChatGPT 走向廣告化。

說到底，Anthropic 與川普政府的衝突，並不是道德與威權的對決，更不是民主與專制的較量，而是不同資本派系圍繞 AI 控制權的鬥爭。一方希望由矽谷科技企業與技術官僚主導 AI 的發展方向，另一方則希望由美國國家機器掌握最終決定權。雙方爭論的從來不是 AI 是否應該被用來擴張權力，而是誰有資格掌握這份權力，以及誰能從中獲利。而在這場鬥爭之中，廣大勞動者既沒有發言權，也不會受益於任何一方的勝利。

真正的問題，與真正的出路

這場衝突真正暴露的，不是誰更有良心，而是一個結構性事實：如此龐大的技術力量被少數人掌控，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AI 企業追求利潤與壟斷，國家機器則試圖利用 AI 強化軍事與監控能力，而所謂的「安全」、「民主價值」與「科技進步」，往往只是不同權力集團為自身利益披上的外衣。Anthropic 如此，OpenAI 如此，Google 如此，中國的大型 AI 企業同樣如此。它們彼此競爭，但競爭的從來不是如何讓技術回應多數人的需求，而是誰能率先鎖定市場、將技術優勢兌現為利潤與權力。

然而，AI 本身並非敵人。在合理的社會規劃下，AI 完全有能力減少重複勞動、縮短工時，讓人類將更多時間投入教育、創作與公共生活。問題在於，在現行制度下，生產力的提升從未自動轉化為更好的生活，而是轉化為裁員、壟斷與更集中的財富。更重要的是，AI 並不是由某個天才企業家憑空創造的產品。它所吸收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段程式碼、每一張圖片，甚至是AI 所需要的電力，水力，土地跟晶片等等都來自數十億人的集體勞動。既然價值來自集體，控制權就不應屬於少數企業董事會、投資基金或國家官僚，而應屬於創造這些價值的人本身。

因此，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 Anthropic 還是川普政府更有資格決定 AI 的未來，而是為什麼由全人類共同創造的知識與技術，最終卻被少數人據為己有。真正的出路，也不是期待某家企業突然長出良心，或寄望某個政府善意監管科技巨頭，而是將 AI 與其他關鍵生產資料一樣，置於民主的社會控制之下。唯有當技術發展的方向不再由股價、估值與軍事競爭決定，而是由社會多數人的需求決定時，AI 才有可能成為解放人類的工具，而非新的剝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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