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來源 : 世新大學臉書)

9月新學期開始，世新大學大幅調整原有行政體系，將過去各系所的系辦整併為聯合院辦，原有系祕人力重新分配至其他行政單位，同時導入AI工具處理學生的行政諮詢。校方的說法是，過去系所行政工作過於分散，應該回歸教務、學務、總務等專責單位，以建立更加專業、制度化及數位化的行政體系；校方也強調行政人員並非遭到解僱，而是依新的組織配置調整工作。

然而，學生實際面對的卻是另一個狀況。學生反映，過去系辦可以直接協助處理選課、加簽、設備、畢製以及其他系所事務；新制度上路後，學生必須在不同行政單位之間尋找答案，而AI系統又無法處理許多個別情況。9月23日，學生以畢業製作試拍權益遭影響為由，在校內拉布條抗議。而在9月30日，學生更是在校園內進行宣講，持續的抗爭。

今天這個事件，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AI好不好」，而是誰承擔所謂「行政效率改革」的成本？誰有權決定這場改革？而當學生提出反對時，為什麼面對的不是民主討論，而往往是一套已經決定好的，並且拿學生權益開刀的行政程序？

「效率」的謊言與行政體制中的官僚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效率」往往是一個看似中性的詞。沒有人會反對提高效率，也沒有人會反對減少繁瑣的行政，更沒有人會主張所有事情都必須維持過去的制度。

如果導入數位系統，可以讓行政人員減少重複性工作，同時讓學生更快取得服務，那當然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但在世新大學的案例理，所謂數位化最後極可能變成「原本由專業人員提供的服務取消了，學生自己去查資料；查不到，再自己跑不同處室」，那麼這並不是學生獲得了更有效率的服務，而是行政工作的成本被轉嫁給學生。

學生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反對所有AI工具，而是指出新制度的配套不足。當AI無法處理個別問題時，學生仍然需要尋找真正負責的人員。

更重要的是，當學生質疑制度時，學校只拿「效率」、「專業分工」、「組織改革」這些管理術語來搪塞。

而這種把學生排除在所有討論之外的傲慢態度，才是學生真正反對的，不是新的AI工具，而是拒絕溝通的行政體制中的官僚主義。

教育官僚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某一位行政人員態度不好，也不是某一個校長個人的性格問題，而是在於一整套由上而下的決策文化與體制。在這種體制裡，管理者負責「規劃」，行政人員負責「執行」，教師負責「配合」，學生則被視為「接受服務的消費者」。

於是，一旦政策已經在行政體系內部完成討論，學生並沒有任何被詢問「你們認為這項政策應該怎麼做？」的機會，而是「這項政策已經決定，現在告訴你們就乖乖聽話。」

當學生對這些決策有質疑並提出抗議，校方就會看似很溫情地召開說明會。進行所謂的「溝通」。

但通知不是溝通，說明也不是民主。如果一項決議在學生真正能夠參與之前就已經決定，那麼事後再舉辦一百或是一千次說明會，再進行數百上千小時的激烈「說明」，都無法改變這項決策本身沒有學生實際參與的空間。

我們常常聽到統治階級提到「台灣民主」的美好，卻在校園裡要求學生服從非民主的管理。學生在課堂上被要求「獨立思考」、「勇於提問」、「培養批判精神」。但是當學生真的開始質疑學校的制度時，卻只能被迫「服從」於現有本質是獨裁的校園運作，校方時常告誡學生「接受既定安排」，「不要影響校務運作」。

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矛盾嗎？

如果大學的目的真的是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那麼學生就不應該只被允許在考卷上批判社會，而應該有權在現實生活中批判自己的學校。

資本主義教育：培養「合格而聽話」的勞動力

上述提到的這個矛盾其實並非偶然。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進一步到一個更加根基的問題：資本主義為什麼需要教育？

資本主義體制中當然需要科學家、工程師、醫師、教師、設計師與各種專業人才。但資本主義教育的功能並不單單是傳授知識。它同時也在進行一種更深層的「社會適應」。

當代資本主義教育，其實是把年輕人訓練成能夠進入現代勞動市場、遵守規則、接受權威、適應紀律與服從工作制度的勞動者。

學生每天按照固定時間上下課。

按照學校規定出席。

接受老師評分。

接受考試排名。

接受學分制度。

接受遲到、缺席、補考等各種規範。

最後拿著一張文憑進入企業，接受加班，接受老闆制定好的規則。

這一整套教育制度流程本身，是在一個階級社會中運作的。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大量年輕人準備成能夠進入勞動市場的人。

於是，一個「好學生」往往意味著能夠準時、守規則、完成作業、接受評分、適應制度。而一個真正不斷追問「為什麼」的人，卻可能被視為麻煩。

而在職涯選擇中，學生看似有選擇自己校系與專業的自由，但是最後往往為了「更好的薪水」「更好的職涯前景」去選擇他可能沒有興趣的校系。或是說，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中，也根本無意讓學生真正探索什麼是「自己的興趣」，最後只能服從於體制與權威。

而同時，當資本主義陷入不可避免的危機，社會出現日益嚴重的高工時、高房價、通膨壓力等等時，統治階級反而只會進一步鞭策準備要成為勞動者的年輕人們去接受這一切，而任何開始質疑這個社會制度的人，就會面對「別做夢了」「你還想不想領薪水」「想想你的下一餐吧」等等反問。

一個民主的校園，應當長什麼樣子

資本主義需要的是能夠工作的勞動力。而真正自由的教育，應該培養的是能夠理解並改造自己所處社會的人。

在這次世新學權乃至於台灣大多數學權運動中，學生通常只把自己理解為「消費者維權」。但是如果學生只是消費者，那麼問題就變成：「我繳了學費，所以學校應該提供更好的服務。」

這當然是合理的要求，但它仍然沒有突破資本主義教育的框架。因為在這個框架裡，學生依然沒有對於校園任何事務的決定權。

因此真正需要提出的訴求是：學生不應該只是校園決策的接受者，而必須要是教育制度的共同參與者。

學生有權決定課程怎麼開。有權要求學校公開財務與資源配置。有權參與校務決策。有權質疑校長與行政機構。有權組織起來與校方談判。甚至有權對直接影響自身生活與教育的重大制度提出否決與反對。

這也是為什麼「校務治理民主化」不能只停留在增加幾個學生代表。如果學生代表只是坐在會議桌旁，聽取已經完成的決策，再被要求投票，那仍然不是充分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須讓學生能夠在決策形成之前介入決策。

在世新的例子裡，如果明天校方恢復系辦，但是後天又以新的理由削減課程、提高門檻、改變學費與資源配置，學生仍然只能再次抗議，這一切並沒有改變。

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比較願意聽學生意見」的校長和董事會。我們需要的是一套真正由學生、教師與校園勞動者共同控制的民主制度。學生必須能夠真正參與預算與資源分配。課程制度必須接受學生與教師的共同討論。行政制度不能由少數管理階層單方面決定。當學生與行政人員、教師的權益發生共同問題時，更應該建立共同的民主組織。這才是真正的「反官僚」。因為反官僚不是反對行政人員。恰恰相反，很多基層行政人員本身也是官僚體制下的勞動者。

真正應該反對的是：少數人掌握決策權，多數人只能接受決定的制度。

而如果我們真的要談教育民主，那麼問題還必須再往前推一步：為什麼民主只能存在於學生會與校務會議？

今天學校裡最典型的權力關係是：

教師講述。

學生聽講。

教師評分。

學生接受評價。

這種模式當然有其教育上的必要性——專業知識需要由具有經驗的人傳授。

但「教師擁有專業權威」，不應該等同於「教師對學生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威」。課堂可以成為真正的討論空間。

學生可以質疑教材。

可以批判教師的觀點。

可以共同討論課程內容。

可以參與課程規劃。

甚至可以討論評量方式。

這也不是取消教師的專業地位，而是把專業權威與民主權力區分開來。教師可以比學生更了解某個學術領域，但這不代表教師應該擁有對學生的絕對權力。

知識上的專業，不等於政治上的統治權，當校園的民主真正貫徹，當學生對於課堂的掌握真正存在，並真正可以決定「我想學什麼」，那真正的學術自由風氣才會被建立，才可以真正重新激發學生的求知慾望與動力。

校園的民主，需要無產階級民主作為支撐

同時，校園民主也不可能孤立於整個社會。如果學生今天要求校園民主，明天畢業後卻進入一個由老闆單方面決定工作條件的企業，那麼校園民主依然毫無意義。這一切都和教育和私產制、無需市場經濟和盈利動機的原則下運作的。世新大學作為一個私立學校，決定權當然就會集中在其產權擁有者，也就是董事長和董事會手中。

今天學生反對的是學校的官僚統治。明天勞工面對的則可能是企業管理階層的統治。兩者背後存在共同的問題：少數人擁有決策權，多數人卻必須接受決定。

因此，校園的民主要存在，也只能在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社會環境下。

當一個社會不再要求你只聽老闆的命令，而是你在任何生產場域都有民主決定與質疑決策的權力與權利時，校園的權威教育才不需要存在，當你有在生產場域進行民主決策的需求時，校園民主的經驗與訓練將會變的重要且十分必要。

當社會不存在資產階級對資源進行吸血，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興趣而非薪水進行職涯規劃時，校園裡這些民主自由的講學風氣與學術氛圍，將會變成培育每個人自我實現的重要養分。

因此，學權不能只是學權，它必須政治化，必須與階級鬥爭做密切的連結，必須把民主貫徹到底，必須與社會上的工人運動進行合作。

學生們，與工人階級團結起來，讓一個學你所愛，愛你所學的校園能真正被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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