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来源 : 世新大学脸书)

9月新学期开始，世新大学大幅调整原有行政体系，将过去各系所的系办整并为联合院办，原有系祕人力重新分配至其他行政单位，同时导入AI工具处理学生的行政咨询。校方的说法是，过去系所行政工作过于分散，应该回归教务、学务、总务等专责单位，以建立更加专业、制度化及数位化的行政体系；校方也强调行政人员并非遭到解雇，而是依新的组织配置调整工作。

然而，学生实际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状况。学生反映，过去系办可以直接协助处理选课、加签、设备、毕制以及其他系所事务；新制度上路后，学生必须在不同行政单位之间寻找答案，而AI系统又无法处理许多个别情况。9月23日，学生以毕业制作试拍权益遭影响为由，在校内拉布条抗议。而在9月30日，学生更是在校园内进行宣讲，持续的抗争。

今天这个事件，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AI好不好」，而是谁承担所谓「行政效率改革」的成本？谁有权决定这场改革？而当学生提出反对时，为什么面对的不是民主讨论，而往往是一套已经决定好的，并且拿学生权益开刀的行政程序？

「效率」的谎言与行政体制中的官僚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效率」往往是一个看似中性的词。没有人会反对提高效率，也没有人会反对减少繁琐的行政，更没有人会主张所有事情都必须维持过去的制度。

如果导入数位系统，可以让行政人员减少重复性工作，同时让学生更快取得服务，那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但在世新大学的案例理，所谓数位化最后极可能变成「原本由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取消了，学生自己去查资料；查不到，再自己跑不同处室」，那么这并不是学生获得了更有效率的服务，而是行政工作的成本被转嫁给学生。

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反对所有AI工具，而是指出新制度的配套不足。当AI无法处理个别问题时，学生仍然需要寻找真正负责的人员。

更重要的是，当学生质疑制度时，学校只拿「效率」、「专业分工」、「组织改革」这些管理术语来搪塞。

而这种把学生排除在所有讨论之外的傲慢态度，才是学生真正反对的，不是新的AI工具，而是拒绝沟通的行政体制中的官僚主义。

教育官僚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某一位行政人员态度不好，也不是某一个校长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在于一整套由上而下的决策文化与体制。在这种体制里，管理者负责「规划」，行政人员负责「执行」，教师负责「配合」，学生则被视为「接受服务的消费者」。

于是，一旦政策已经在行政体系内部完成讨论，学生并没有任何被询问「你们认为这项政策应该怎么做？」的机会，而是「这项政策已经决定，现在告诉你们就乖乖听话。」

当学生对这些决策有质疑并提出抗议，校方就会看似很温情地召开说明会。进行所谓的「沟通」。

但通知不是沟通，说明也不是民主。如果一项决议在学生真正能够参与之前就已经决定，那么事后再举办一百或是一千次说明会，再进行数百上千小时的激烈「说明」，都无法改变这项决策本身没有学生实际参与的空间。

我们常常听到统治阶级提到「台湾民主」的美好，却在校园里要求学生服从非民主的管理。学生在课堂上被要求「独立思考」、「勇于提问」、「培养批判精神」。但是当学生真的开始质疑学校的制度时，却只能被迫「服从」于现有本质是独裁的校园运作，校方时常告诫学生「接受既定安排」，「不要影响校务运作」。

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矛盾吗？

如果大学的目的真的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那么学生就不应该只被允许在考卷上批判社会，而应该有权在现实生活中批判自己的学校。

资本主义教育：培养「合格而听话」的劳动力

上述提到的这个矛盾其实并非偶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进一步到一个更加根基的问题：资本主义为什么需要教育？

资本主义体制中当然需要科学家、工程师、医师、教师、设计师与各种专业人才。但资本主义教育的功能并不单单是传授知识。它同时也在进行一种更深层的「社会适应」。

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其实是把年轻人训练成能够进入现代劳动市场、遵守规则、接受权威、适应纪律与服从工作制度的劳动者。

学生每天按照固定时间上下课。

按照学校规定出席。

接受老师评分。

接受考试排名。

接受学分制度。

接受迟到、缺席、补考等各种规范。

最后拿着一张文凭进入企业，接受加班，接受老板制定好的规则。

这一整套教育制度流程本身，是在一个阶级社会中运作的。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大量年轻人准备成能够进入劳动市场的人。

于是，一个「好学生」往往意味着能够准时、守规则、完成作业、接受评分、适应制度。而一个真正不断追问「为什么」的人，却可能被视为麻烦。

而在职涯选择中，学生看似有选择自己校系与专业的自由，但是最后往往为了「更好的薪水」「更好的职涯前景」去选择他可能没有兴趣的校系。或是说，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中，也根本无意让学生真正探索什么是「自己的兴趣」，最后只能服从于体制与权威。

而同时，当资本主义陷入不可避免的危机，社会出现日益严重的高工时、高房价、通膨压力等等时，统治阶级反而只会进一步鞭策准备要成为劳动者的年轻人们去接受这一切，而任何开始质疑这个社会制度的人，就会面对「别做梦了」「你还想不想领薪水」「想想你的下一餐吧」等等反问。

一个民主的校园，应当长什么样子

资本主义需要的是能够工作的劳动力。而真正自由的教育，应该培养的是能够理解并改造自己所处社会的人。

在这次世新学权乃至于台湾大多数学权运动中，学生通常只把自己理解为「消费者维权」。但是如果学生只是消费者，那么问题就变成：「我缴了学费，所以学校应该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当然是合理的要求，但它仍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教育的框架。因为在这个框架里，学生依然没有对于校园任何事务的决定权。

因此真正需要提出的诉求是：学生不应该只是校园决策的接受者，而必须要是教育制度的共同参与者。

学生有权决定课程怎么开。有权要求学校公开财务与资源配置。有权参与校务决策。有权质疑校长与行政机构。有权组织起来与校方谈判。甚至有权对直接影响自身生活与教育的重大制度提出否决与反对。

这也是为什么「校务治理民主化」不能只停留在增加几个学生代表。如果学生代表只是坐在会议桌旁，听取已经完成的决策，再被要求投票，那仍然不是充分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须让学生能够在决策形成之前介入决策。

在世新的例子里，如果明天校方恢复系办，但是后天又以新的理由削减课程、提高门槛、改变学费与资源配置，学生仍然只能再次抗议，这一切并没有改变。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比较愿意听学生意见」的校长和董事会。我们需要的是一套真正由学生、教师与校园劳动者共同控制的民主制度。学生必须能够真正参与预算与资源分配。课程制度必须接受学生与教师的共同讨论。行政制度不能由少数管理阶层单方面决定。当学生与行政人员、教师的权益发生共同问题时，更应该建立共同的民主组织。这才是真正的「反官僚」。因为反官僚不是反对行政人员。恰恰相反，很多基层行政人员本身也是官僚体制下的劳动者。

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少数人掌握决策权，多数人只能接受决定的制度。

而如果我们真的要谈教育民主，那么问题还必须再往前推一步：为什么民主只能存在于学生会与校务会议？

今天学校里最典型的权力关系是：

教师讲述。

学生听讲。

教师评分。

学生接受评价。

这种模式当然有其教育上的必要性——专业知识需要由具有经验的人传授。

但「教师拥有专业权威」，不应该等同于「教师对学生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课堂可以成为真正的讨论空间。

学生可以质疑教材。

可以批判教师的观点。

可以共同讨论课程内容。

可以参与课程规划。

甚至可以讨论评量方式。

这也不是取消教师的专业地位，而是把专业权威与民主权力区分开来。教师可以比学生更了解某个学术领域，但这不代表教师应该拥有对学生的绝对权力。

知识上的专业，不等于政治上的统治权，当校园的民主真正贯彻，当学生对于课堂的掌握真正存在，并真正可以决定「我想学什么」，那真正的学术自由风气才会被建立，才可以真正重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与动力。

校园的民主，需要无产阶级民主作为支撑

同时，校园民主也不可能孤立于整个社会。如果学生今天要求校园民主，明天毕业后却进入一个由老板单方面决定工作条件的企业，那么校园民主依然毫无意义。这一切都和教育和私产制、无需市场经济和盈利动机的原则下运作的。世新大学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决定权当然就会集中在其产权拥有者，也就是董事长和董事会手中。

今天学生反对的是学校的官僚统治。明天劳工面对的则可能是企业管理阶层的统治。两者背后存在共同的问题：少数人拥有决策权，多数人却必须接受决定。

因此，校园的民主要存在，也只能在一个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环境下。

当一个社会不再要求你只听老板的命令，而是你在任何生产场域都有民主决定与质疑决策的权力与权利时，校园的权威教育才不需要存在，当你有在生产场域进行民主决策的需求时，校园民主的经验与训练将会变的重要且十分必要。

当社会不存在资产阶级对资源进行吸血，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兴趣而非薪水进行职涯规划时，校园里这些民主自由的讲学风气与学术氛围，将会变成培育每个人自我实现的重要养分。

因此，学权不能只是学权，它必须政治化，必须与阶级斗争做密切的连结，必须把民主贯彻到底，必须与社会上的工人运动进行合作。

学生们，与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让一个学你所爱，爱你所学的校园能真正被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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