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周年紀念日，這場革命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 以下這篇由艾倫·伍茲（Alan Woods）撰寫的文章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意義做出了完整的概述，並強調了它的主要教訓。（譯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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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已經立下了一種新文化基礎，一種為了一切人的文化；正是這個原故，它才立即具有國際的意義。即使蘇維埃制度，在惡劣環境之中和敵人打擊之下——我們姑且假定，——暫時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滅的印記仍舊留在人類以後整個發展上面。」-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

在以下這段影片中，艾倫·伍茲（Alan Woods ）解釋了十月革命中，俄羅斯工人和農民在布爾什維克人的領導下奪取政權的經過。

75年前的今月，發生了一個改變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事件。勞動人民第一次——如果我們不包括巴黎公社這一短暫而光榮的事件——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開始了社會主義重建社會的艱巨任務。

現在，在這一偉大紀念日的前夕，前蘇聯的群眾面臨著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幽靈。在最駭人聽聞的經濟和社會混亂景像中，所有被革命洪流衝散的黑暗勢力都在悄悄地卷土重來。私有財產、投機、東正教、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大屠殺、賣淫、失業和不平等——就像一群怪異的毒蟲一樣都從石頭底下爬出來了。

而這些被西方媒體譽為「新的曙光」。能夠將這些亂像認定為「進步」的人，是能夠不擇手段的達到他們的目的。對他們來說，任何對十月革命謊言和歪曲都是可以許可的。雪崩般的謊言已經開始了 。

為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正當性，必須抹黑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思想中所表達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表明革命本身是一件壞事，它代表著對社會和平演變「準則」的可怕偏離，聲稱這種偏離將不可避免地以災難告終。

不久前，我們慶祝了法國革命200周年。盡管這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盡管它發生在兩個世紀前，但法國和其他地方的統治階級還是忍不住詆毀1789-93年的記憶。即使是這樣一個遙遠的歷史事件，對富人和權貴來說也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提醒，提醒他們當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達到極限時會發生什麼事。他們甚至提議修改《馬賽曲》中的一些「可怕字眼」!

然而，革命是會發生的，而且不是偶然的。當一種特定的社會形式與構成所有人類進步基礎的生產力的發展發生衝突時，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書籍之一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這項對1917年事件的不朽研究是無與倫比的，它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闡明社會運行過程的一個傑出典範。十月革命前發生的各個事件不只是被敘述 ，而且是被以一種比俄國革命本身更有效、更廣泛的方式來加以解釋的。

為了抹黑十月革命，統治階級通過其在大學裡的雇佣文人，不遺余力地制造了這樣一個神話：十月革命只不過是列寧和少數陰謀家發動的一場政變。

群眾的干預

實際上，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革命的本質是群眾對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干預。在「正常」時期，大多數人滿足於把社會的管理交給「專家」——議員、議員、律師、記者、工會官員、大學教授和其他人。

在一段時期內，可能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可能是數年甚至數十年，社會可能會有某種「平衡」的表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持續近40年的資本主義經濟長期上揚時期，情況更是如此。

在這樣的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不容易被接受或理解，因為它們似乎與「事實」背道而馳。 相反，改良派工黨領袖關於「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這種緩慢、漸進的變革的幻想，取得了廣泛的受眾。

然而，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下，強大的潮流正在形成。群眾中的不滿和挫敗感逐漸積累，社會中層的不安情緒也在增加。知識分子和學生對此感受尤深，他們是反映社會情緒變化的敏感晴雨表。

托洛茨基用一個極其生動的短語來描述「革命的分子性過程」（譯者注：即分子的不間斷運動，是一種物理現像），這個過程在工人的頭腦中不間斷地進行著。然而，由於這個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並不影響社會的總體政治面貌 ，所以它不為大家所注意——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之外。

同樣，我們腳下的地面似乎也是堅實的、牢固的（俗話說「穩如磐石」）。但地質學告訴我們，岩石絕不是穩定的，地面在我們腳下不斷地移動。各大洲大陸板塊在不斷的運動，永遠處於「戰爭」狀態，互相碰撞。由於地質變化不是以年份甚至數百年來衡量的，而是以億萬年來衡量的，所以除了專家外，大陸的變動仍未被察覺。但斷層線在難以想像的壓力下不斷積累，最終在地震中爆發。

戰爭和革命

在秩序最好的社會中也存在類似的斷層線。戰爭和革命的突然爆發與地震的規律大致相同，也同樣不可避免。當廣大人民群眾決定「事情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的時候，這個時刻就不可避免地到來了。如此與既有社會體制的決裂，是當大多數人行動起來，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時發生的 。這也就是革命的內在含義。

對於吃飽了撐的學者來說，革命是一種失常，是一種「怪異」，是對常態的偏離，整個社會暫時變得「瘋狂」，直到最終「秩序」得到恢復。對於這樣一種心理來說，革命只能透過想像人們是一群突然驚慌失措的盲目的羊群來理解，或者將它看成是一個由煽動家策劃的陰謀，才能夠有某種說服力。

實際上，任何革命中發生的極端的突如其來的心理變化，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於前一個時期的。

一般來說，人類的思想不是革命性的，而是保守性的。只要條件大體上可以接受，人們就會傾向於接受現有的社會狀況。 意識往往遠遠落後於經濟社會客觀世界的變化。

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大多數人才會選擇與現有秩序決裂。早在這之前，他們就會千方百計地去適應，去妥協，去尋求想像中的「阻力最小的路線」。這就是改良主義政治的吸引力的秘訣，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崛起的時期，但並不完全如此。

十月革命是前一個時期的產物。 在最終選擇布爾什維克之前，俄國工人和農民已經經歷了兩次革命(1905年和1917年2月)和兩次戰爭(1904-195年和1914-17年)。

沙皇俄國雖然被認為是擁有強大軍隊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一，但在經濟上卻是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大國。在西方的投資下，在少數幾個中心城市(主要是莫斯科、聖彼得堡、西部地區、烏拉爾和頓巴斯)建立了大規模工業。然而，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他們幾乎陷於中世紀的落後狀態。在許多方面，俄國沙皇時期的社會構成與今天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構成相似。這些發展遵循著「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規律。

盡管俄羅斯工人階級的人數不多，但他們很早就在各種事件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在1890年代風起雲湧的罷工浪潮中，工人階級向世界宣告了它的存在。從那時起，「勞工問題」就在俄國政治中占據了中心地位。

本世紀初工業的迅猛發展導致了工人階級的迅速壯大。與英國不同的是，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歷了200年的緩慢、漸進、有機的發展，而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發展則是被壓縮到了幾十年。

結果，俄羅斯工業不必經歷手工業階段，即家庭小手工業，再到制造業，再到大型企業的過程，而是用從英國、德國、美國引進的最現代的技術直接建立了大工廠。而伴隨著從西方引進的最現代的技術，也出現了最現代、最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

從1890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成功地取代了舊的恐怖和空想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潮，成為工人運動的主導趨勢。

民粹主義者

比較老練的布爾什維主義批評家試圖把文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粗暴野蠻的列寧主義割裂開來，聲稱列寧主義是俄國落後的產物。

事實上，列寧的思想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什麼具體的俄國特色，他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與爭取「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民粹主義鬥爭。

列寧和托洛茨基畢生致力於捍衛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他們的思想不能被認為是「俄式的」，就像馬克思的思想不能被描繪成「德式的」一樣。 列寧和托洛茨基發展和擴大了馬克思主義，但捍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1848年以來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原則。

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次重大考驗發生在1905年。

這場深刻的社會危機因日俄戰爭而達到頂點，以沙皇主義的軍事災難而告終。1905年1月9日，聖彼得堡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在冬宮廣場上舉行了和平示威。他們的目的是向沙皇——「小父親」遞交請願書。

這些工人大部分是最近才從農村來的，他們不僅篤信宗教而且還是君主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當時被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勢力很小，而且分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當他們試圖散發譴責君主制的傳單時，有幾個地方的工人撕毀了傳單，甚至毆打了他們。

然而在9個月內，同一批工人組織了革命的總罷工和蘇維埃組織，到了年底，莫斯科的工人發起了武裝起義。

在所有的城市中心，社會民主黨人變成了決定性的力量。1905年的革命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農村的運動是在城鎮工人遭受失敗之後才開始的。

俄國隨後陷入了長年的反動黑夜(1907-11年)。然而到了1911-12年，出現了一個新的開端，其特征是大規模的罷工浪潮的爆發（部分反映了經濟的好轉），工潮從經濟性訴求開始，並迅速具有了政治性質。

在此期間，布爾什維克在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多數。 1912年，他們與機會主義的孟什維克派別決裂，成立了布爾什維克黨。

然而，應該記住的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一直是現有的工人傳統群眾政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RSDLP)內部的兩種趨勢，即使在1912年後，布爾什維克仍然自稱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國又一次站在了革命的邊緣。當時的布爾什維克有取得權力的機會，但1914年8月爆發的國際軍事衝突打破了這一局面。在戰爭期間，布爾什維克黨因大量黨員遭逮捕和流放而遭受重創。作為黨的主要招募渠道的青年被征召到沙皇軍隊內，工人成分散落在落後的農民兵的海洋中。

在流亡中，列寧與數十名志同道合的國際主義同志們串聯起來。1915年，在齊美爾瓦爾德（Zimmerwald ）舉行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大會上，列寧開玩笑說，你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國際主義者裝進兩輛驛站馬車裡。

在1917年1月的一次瑞士青年社會主義者會議上，列寧說，他可能無法活著看到社會主義革命。幾周之內，沙皇就被推翻了，到年底，列寧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人政府的領導人。

如何解釋如此戲劇性的事件轉折？ 庸俗的歷史學家把革命解釋為極端痛苦的產物。這是片面的、錯誤的。如果真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像印度這樣的國家的群眾就會一直處於反抗之中。1907-11年反動派的勝利是由經濟危機促成的，經濟危機在政治上失敗後，暫時使工人們感到震驚和迷失方向。 正如托洛茨基預測的那樣，在經濟復甦(1911-12年)之後，這場運動才得以回升。

繁榮和蕭條

實際上，無論是繁榮還是衰退本身都不會導致革命。但它是繁榮與蕭條的快速演替，是「常態」模式的中斷，這引發了普遍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使人們對現有的事物狀態產生質疑。更為深刻的是戰爭造成的衝擊，它使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得千千萬萬的人被「連根拔起」，迫使人們擺脫幻想，最終面對現實。

二月革命是舊政權陷入僵局的具體表現。如同在1904-5年一樣，戰敗巨大地暴露了沙皇統治的內在腐朽。

但是暴露某些現實的事件並不是此現實的成因。國際金融市場的危機和英鎊的貶值最近暴露了英國經濟的長期疲軟。但是，英國資本主義的衰敗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逐漸發生的，被世界經濟的普遍上升所掩蓋。這一點馬克思主義者在幾十年前就有解釋。現在不同的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無情壓力下，英國廣大人民群眾開始清醒地認識到這一事實。

彼得格勒的罷工運動甚至在戰爭期間就開始了，在1917年初，罷工運動就達到了廣泛的規模。來自工業中心的不滿情緒和在飽受失敗和疲憊的軍隊中產生了共鳴。這個政權的危機預示著群眾運動的到來。

每一次革命都是從上層開始，而不是從下層開始。它的第一個表現就是統治階級的一系列危機和分裂，統治階級感到自己走進了死胡同，無法繼續以舊的方式統治。

托洛茨基是這樣表述這個情勢的：「革命發生於社會的一切矛盾達到了最高度緊張的時候，但這時候所造成的局勢，甚至對於舊社會的各階級，即命定著要破滅的各階級也是不能忍受的。」

腐敗和醜聞的氣味總是圍繞著一個已經過時的政權。英國、日本、美國、意大利現今流行的政治和金融醜聞，不比「血腥尼古拉」宮廷的拉斯普京政權，也不比法國舊制度政權末期的「蓬巴杜因素」更偶然。

哥薩克人

盡管沙皇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但它的警察、哥薩克部隊、秘密警察、和整個沙皇制在第一次嚴重的挑戰中就倒下了，就像一陣風中的一顆爛蘋果。一旦工人們下定決心要改變社會，軍隊就像紙牌一樣崩潰了。

整個工人階級是從經驗中學習的——特別是重大事件的經驗。1905年的經驗盡管遭到了失敗，但卻給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像，這種印像隨著蘇維埃——由工人和士兵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在2月份的成立而立即重新出現，這些委員會同時也是鬥爭的機關，並有可能成為新政權的機關。

正如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那樣，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們手中掌握著權力 ，但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如果有正確的領導，工人階級本可以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領導下，二月革命以「雙重權力」的流產而告終。

革命意味著數以百萬計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男男女女為尋求解決他們最緊迫的問題的方法而爆發性地進入政治舞台。

群眾在第一時間必然會尋求阻力最小的路線，最容易的解決方案，尋求知名的政治人物，尋求熟悉的政黨。

就俄國而言，戰爭本身對階級力量的平衡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在這裡，「群眾」首先代表農民，農民曾是沙皇軍隊的中堅力量。 直到1914年，布爾什維克領導著五分之四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但戰爭改變了這種情況。

在二月革命中，大批傾向於支持孟什維克政治出身的工人的爆炸性出現改變了整個階級力量的平衡。整個情勢中的決定性因素是軍隊，而這裡農民們卻占有了巨大的優勢。最近才覺醒的農民士兵在政治生活中不是在尋找布爾什維克，而是在尋找「溫和的」社會主義領導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尤其是後者。

經歷了1905年教訓的工人們，都害怕與穿士兵制服的農民決裂，所以暫時准備等待。農民階級和缺乏政治經驗的工人群群眾一同支持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使得布爾什維克在革命的第一階段成為一個微小的少數派。

孟什維克

群眾把他們的信任寄托在改良派的勞工領袖身上。而後者一如既往地信任資產階級中的「自由派」，而資產階級又極力維護君主制，想結束革命。與此同時，在幕後，反動派的將領們正在幕後策劃反政變 。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工人們進行了戰鬥並取得了勝利，但結果卻都是被他們的領導層竊取了勝利的果實。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領導人只有一個想法：盡快把權力交還給銀行家和資本家。

二月革命中產生的臨時政府是一個自稱「民主派」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政府，右翼工黨（「特魯多維克」（Trudovik ））領導人克倫斯基（Kerensky）入閣擔任司法部長。戰爭部長是莫斯科大實業家古奇科夫（Guchkov ），「自由派」的米留科夫（Milyukov）則成為外交部長。

工人積極分子

工人積極分子對政府極不信任。但在社會大眾中卻掀起了一股歡欣鼓舞的浪潮。群眾對他們的領導人抱有幻想，認為克倫斯基是他們在政府中的代言人。

當時盛行的革命民主陶醉氣氛甚至影響到彼得格勒的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仍然流亡在瑞士。彼得格勒的主要領導人是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他們屈服於「全國團結」呼聲的壓力。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本能地站出來反對臨時政府，他們正確地將臨時政府描述為一個反革命政府。然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帶領該布爾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結成了緊密的聯盟，甚至提議與後者重新統一。

在瑞士流亡期間，列寧警覺地關注著局勢。他給彼得格勒的第一封電報在語氣和內容上都是完全不妥協的：「我們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給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別要懷疑克倫斯基；把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這是唯一的保證；立即舉行彼得格勒杜馬的選舉；決不同其他黨派接近。」

列寧4月回國後，布爾什維克黨陷入了危機。這是革命形勢下的一個規律，即外來階級力量的壓力重重地壓在黨及其領導層身上的時刻，像是「左派團結」呼聲的壓力，對孤立的恐懼，以及其他的壓力等。

列寧與大多數領導人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以至於列寧回國後，不得不立即在《真理報》上用自己的署名發表了他的《四月提綱》。

在發生激烈鬥爭的四月會議上，列寧警告說，與其接受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立場，不如「像卡爾·李卜克內西那樣，以一敵百」（指李卜克內西在德國社民黨議會派別中勇敢的反戰立場）。

列寧解釋說，革命沒有實現其中心目標：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工人必須與廣大貧苦農民聯合起來奪取政權。只有通過這些手段，才能結束戰爭，把土地交給農民，為向社會主義政權過渡創造條件。

從本質上講，這些想法與托洛茨基在1904-1905年間出色地提出的觀點是相同的，被歷史稱為「不斷革命」。

列寧的思想贏得了勝利。然而，布爾什維克仍然是各個蘇維埃（工人議會）內的少數派 ，領導蘇維埃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都支持臨時政府。而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列寧的靈活策略，與極左冒險主義相去甚遠。在「耐心解釋」的口號下，他敦促布爾什維克面對蘇維埃工人向改良派領導人提出要求，要求以行動代替言語，公布所有秘密外交條約，結束戰爭，與資產階級決裂，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列寧多次重復說，如果他們能做到這些，那麼爭奪政權的鬥爭就可成為爭取蘇維埃多數派的和平鬥爭。

奪權

然而，孟什維克和蘇社會革命黨領導人無意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決裂。實際上，他們害怕奪取政權，比起反革命的總參謀部，他們更害怕工人和農民。

而事實是，臨時政府只是一個空殼。在這片土地上只有兩個真正的實權，即工人和資產階級的政權，兩者處在你死我活的衝突中。

一方面是工農代表的蘇維埃，另一方面是圍繞君主制和總參謀部的舊國家機器的殘余勢力，他們在臨時政府的庇護下准備與蘇維埃攤牌。

爆炸性增長

革命形勢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群眾情緒的突變。工人們根據事件迅速學習。

因此，一股革命趨勢可以經歷爆炸性的增長，從極少數人變成決定性的力量，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它把靈活的策略與在所有政治問題上的堅定不移原則結合起來。

一開始，列寧被對手嘲笑為無藥可救的「宗派主義者」，認為他不參加「左派團結」，注定無能為力。 然而很快，潮流開始向朝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方向強烈流動。

托洛茨基寫道：「在革命中，越是極端的東西總是取代越不極端的東西。」工人從自己的經驗，特別是重大事件的經驗中逐漸領悟到革命趨勢思想的正確性。

這些都是絕對必要的，以便使工人們相信有必要對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階級意識增長的不同階段體現在歷屆政黨、思潮、綱領和個人的興衰上。

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沒有解決俄國社會上任何的基本社會問題，這在主要的工人階級中心，特別是彼得格勒，激進的無產階級與革命水兵（他們與步兵不同，通常是從工廠無產階級，特別是技術工人中抽調的）結合起來，並引起了尖銳的反應。

物價的不斷上漲，面包配給的削減，引起了不滿情緒的發酵。最重要的是，戰爭的繼續使溫度升高到沸點。

工人們的反應是從4月開始就舉行了一系列的群眾示威游行，這表明工人的情緒越來越向左轉。與此同時，反動勢力試圖在街頭進行動員，並導致了一系列衝突。

示威集會

布爾什維克在4月召集了一次示威游行以向改良派領導人施加壓力，並試探首都的情緒。

來自工廠和工區要求與資產階級決裂的決議案蜂擁而至。工人們來到當地委員會，詢問如何將他們的黨籍從孟什維克轉移到布爾什維克。

到5月初，布爾什維克已經擁有彼得格勒至少三分之一工人的支持。

托洛茨基寫道：「每一次群眾行動，不問它的直接目的為何，都是對領導者而發的一個警告。這個警告的性質，最初是溫和的，但以後則愈過愈堅決了。7月間，那警告變成威嚇了。等到10月間，就來了那個大結局。」

統治階級的辯護者總是試圖把革命描繪成一場嗜血的事件。改良派領導人則通過偽裝成愛好和平的議會民主人士的身份，提出他們的拙見。但歷史證明了這兩種說法的錯誤。社會紛爭史上最血腥的篇章皆發生在懦弱無能的領導層在決定性的時刻搖擺不定，未能以有力的行動結束社會危機的時候。此時主動權就交給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反革命的力量總是冷酷無情的，准備趟過血河去「教訓群眾」。

1917年4月，蘇聯的改良派領導人本可以按照列寧的要求「和平」掌權，這樣就不會有內戰了。這些領導人當時的權威得以讓工人和士兵們無條件地服從他們。反動派本來就是沒有軍隊的將軍。

但是改良派拒絕和平奪取政權，讓流血和暴力變成不可避免的結果，並使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以同樣的方式移交了德國工人和士兵在1918贏得的權力，整個世界為此付出了代價，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集中營，以及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恐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導人沒有奪取政權，而是與資產階級領導人組成了第一個聯合政府。

群眾起初對此表示歡迎，認為社會主義部長是代表了他們的利益的。再一次，只有發生事件才能使人們的意識發生變化，社會主義大臣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地主和資本家的走卒 ，尤其是英法帝國主義的走卒。他們（英法帝國主義）正急不可耐地要求在俄國戰線上發動新的攻勢。

這些早先持和平主義立場的「社會主義者」，一旦跨過衙門的門檻，就立刻忘記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的演講，熱情地支持戰爭，宣布了新的攻勢。在軍隊中重新引入紀律的措施反映了重新維護軍官等級權力的企圖。彼得格勒的工人們的情緒幾近沸騰。作為一種警告和力量的檢驗，布爾什維克考慮在6月份舉行武裝示威來向蘇維埃議會施壓。

黨表達了彼得格勒工人日益增長的挫折感，這種挫折感用口號來概括則其矛頭直指蘇維埃的改良派領導人：「接管國家政權！」「與資產階級決裂！」「放棄組建聯盟的想法，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武裝示威的想法導致了中產階級領導人的歇斯底裡的反應，他們發動了一場誹謗運動，把示威歪曲為政變企圖。孟什維克部長策烈鐵里（Tsereteli ）不祥地警告道：「必須解除不懂得使用武器的人的武裝。」作為蘇維埃代表大會中的少數派（示威游行計劃與之同時進行），布爾什維克決定撤退。武裝示威的想法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蘇維埃代表大會在7月1日發動了一場沒有武裝的示威，改良派試圖擊敗布爾什維克的做法適得其反。

意識的成長

工人和士兵舉著印有布爾什維克口號的標語牌來參加「官方」示威：「打倒秘密條約！」「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反對進攻！」「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在革命中，即使是蘇維埃這樣極其民主和靈活的組織也無法反映群眾情緒的迅速變化。蘇維埃落後於廠委，廠委落後於群眾。最重要的是，士兵落後於工人，落後的省份落後於革命的彼得格勒。

意識的成長過程從來不是統一的，不同的階層在不同的時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階級中較先進的階層會過早地走得太遠走的太快，與大多數人分離，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從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彼得格勒衛戍部隊中最激進的部分被這次進攻激怒了，其正准備舉行武裝示威。布爾什維克意識到，各省還沒有做好與臨時政府決戰的准備，他們試圖約束士兵，但最終還是被迫站在示威的最前列以防止發生屠殺。

正如布爾什維克所警告的那樣，政府抓住這次機會打擊這場運動，並向更落後的兵團靠攏。「七月事變」以失敗告終，但由於布爾什維克負責任的領導，將這場運動的損失控制在最小範圍內，失敗的影響並不持久。

革命不是一場獨角戲。它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向前發展的過程。俄國革命歷時九個月，西班牙革命歷時7年——從1931年君主制垮台到1937年巴塞羅那五月天。在革命中，有激動人心的進步時期，也有平靜、失敗、甚至反動的時期。因此二月革命的成功，是七月之後的反動。布爾什維克被指控為德國特工，並被無情地追捕、逮捕和監禁。列寧被迫躲藏起來，隨後逃亡至芬蘭。

反革命

從2月開始，躲在臨時政府背後的反革命勢力已持續在等待時機。7月的攻勢和布爾什維克的潰敗，使鐘擺向右傾。軍官階級開始為政變做認真的准備，最終在8月底科爾尼洛夫將軍的叛變中達到高潮。只有工人和士兵的勇敢反擊才挽救了革命。鐵路工人冒著生命危險，要麼拒絕駕駛火車，要麼誤導火車。科尼洛夫的軍隊發現自己沒有補給，沒有汽油，組織混亂，迷失方向。煽動者主要是布爾什維克，開始在科爾尼洛夫的軍隊中工作，並贏得了他們的支持。科爾尼洛夫最終成為一個沒有軍隊的將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情願地將布爾什維克合法化。但是現在群眾已經開始認識到情勢的真面目了。在1918年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談期間撰寫的一篇關於革命的早期文章中，托洛茨基回憶了一些他記憶猶新的事件：「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和力量的增長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現在它得到了不可抗拒的推動力。布爾什維克曾警告聯軍不要發動7月的進攻，並預言了科爾尼洛夫的叛亂。人民群眾現在可以看到，我們是正確的。」

改良派蘇維埃領導人因科爾尼洛夫的「野蠻之師」的推進而驚慌失措，被迫武裝工人。布爾什維克的地位現在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變得舉足輕重 。此外，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越來越近，布爾什維克在這次大會上肯定會獲得多數席位。蘇維埃的改良派領導人的反革命政策一度使列寧傾向於考慮放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以通過工廠委員會奪取權力的想法而代之。這個事實表明了列寧的策略是極其靈活的，不存在把任何組織形式搞成拜物教的問題，即使是蘇維埃也不例外。然而，蘇維埃形式的工作場所和駐軍直選比歷史上已知的任何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都代表了更民主的社會意志表達方式。

關於十月的一個最明目張膽的謊言就是布爾什維克是「不民主的」，因為他們以蘇維埃民主而不是議會（「制憲會議」）為基礎。爭論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代表的不是群眾，而只是一小撮紀律嚴明的陰謀家。對這些批評者來說，十月不是革命，而是「政變」。

事實是完全不同的。1917年和革命後的幾年裡，蘇維埃制度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人民代表制度。即使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模式，也不能與蘇維埃的簡單直接的民主制度相比。順帶一提，俄語中的「蘇維埃」僅僅是指「議會」或「委員會」。蘇維埃誕生於1905年，作為擴大化了的「罷工委員會」。1917年，工人蘇維埃被擴大到包括士兵的代表，而這些士兵絕大多數是穿軍裝的農民。參加蘇維埃的代表由工人直接選舉產生，並可即時罷免。與英國現在的制度相比，英國的議會平均每四年選舉一次，沒有罷免的手段。一旦在議會上當選，在下一次大選前就不能被罷免。政府可以自由地違背自己的承諾並且他們也總是這樣做，因為它們知道他們不能被罷免。

大多數議員都是職業政客，與選舉他們的人民沒有任何聯系。他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並拿著高額的工資和開支，這使他們與他們所代表的人民處於不同的社會階層。

在革命形勢下，群眾的情緒瞬息萬變，形式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繁瑣機制就完全不能准確地反映形勢。即使是蘇維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也常常是滯後的。

托洛茨基在1918年的著作中對蘇維埃的民主作了如下描述：

「它直接依靠組織起來的集團，如作坊、工廠、鄉、團隊等。在這裡當然沒有選舉准確性的司法保障，像在建立民主杜馬和地方自治局中那樣。但有代表與選舉人之間直接聯系的更嚴肅、更深刻的保障。市杜馬和地方自治局的議員依靠的是鬆散的選舉人群，它把自己為期一年的全權交給他之後，就散了。蘇維埃的選舉人總是被工作和生活條件聯系在一起，代表總是在他們的眼前，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給他制造委託書，評判他，用別人來取代他。」

右翼社會主義者想方設法阻止蘇維埃奪取政權。首先,他們組織了所謂的「民主議會」，要求成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部門。這一點使得誰也不滿意，而且遭到了來自右派和左派的攻擊。階級之間的迅速分化注定了「中間派」的所有策略都會提前失敗。政客們無休止的陰謀和組合，與那個寒冷潮濕的秋天在前線絕望的處境形成了鮮明對比。鄉村裡的情緒越來越急躁，右翼社會主義者認為農民應該等待「制憲會議」的選舉。布爾什維克則要求立即把土地轉讓給農民委員會，「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口號贏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到了10月，這部革命劇的最後一幕的舞台已經搭建好了。

與普遍存在的偏見相反，革命不等同於起義。十分之九的革命工作就是用耐心的政治工作爭取工人和士兵的決定性多數，列寧的口號就是這樣概括的：

「耐心地解釋！」

布爾什維克宣傳和鼓動的主要打擊對像不是右翼工黨領袖，而是針對階級敵人——君主制、地主、資本家、黑百團（法西斯分子）和聯合政府中的自由派資產階級部長。

布爾什維克多數派

到了10月，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明顯占了多數席位。托洛茨基堅持認為，起義的日期應與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的時間同步，布爾什維克將贏得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多數席位，因此可以在占社會的決定性多數組成的蘇維埃充分授權下行事。

每一場革命都會達到權力問題被赤裸裸地提出來的節骨眼上。在這個階段，要麼革命階級轉入決定性的進攻，要麼失去機會，而且可能很長時間都不會再回來。不能讓群眾永遠處於躁動狀態。如果失去了機會把主動權傳給了反革命，那麼流血、內戰和反動就必然接踵而至。

這是每次革命的經驗。我們在1918-23年德國革命和1931-37年西班牙革命中都看到了這種情況。在這兩個時期，工人階級都為領導層的罪行付出了慘痛的失敗、希特勒和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以及幾乎導致文明毀滅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領導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於俄國革命的命運最終由兩個人決定—列寧和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領導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在中產階級「輿論」——實際上是中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和受過教育的並偽裝成為社會主義者的自由派領袖——的壓力下反復搖擺不定。這些領袖代表了群眾為了找到一條最短的道路而進行的第一次混亂、模糊的鬥爭。

殘酷的欺騙

然而，工農們從經驗中認識到這種所謂捷徑是一種殘酷的欺騙。這一經驗，加上列寧、托洛茨基的正確政策、戰略和戰術，為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大規模轉向奠定了基礎。如果調解人的路線方針被接受，這是將是不可能的。

列寧不斷地被布爾什維克的敵人–以及布爾什維克的一部分領導人指責為「宗派主義」，他們希望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建立「泛左陣線「，並害怕被「孤立」。在「七月事變」經歷後，這種恐懼更加明顯。除了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在夏季反動時期與一個重要的非黨馬克思主義者團體「區聯派」一起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之外，其他大多數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都贊成參加「民主會議」，甚至參加在這次會議上成立的假「前議會」——一個沒有任何權力、沒有人選舉、只代表參與者們自己的「議會」。

黨的老領導人反映著工農的過去而不是工農的現在和未來。最後，布爾什維克示威性地走出了「預議會」，工人和士兵們則普遍鼓掌——而調停者則驚恐和憤慨。

多虧了托洛茨基的工作，彼得格勒駐軍被爭取到了布爾什維克的事業中。托洛茨基利用改良派領導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成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武裝工人以抵御反動派。軍工廠的工人向赤衛隊分發步槍，在彼得格勒街頭公開舉行群眾大會、示威游行，甚至閱兵式。

這場起義的准備工作遠不是一小撮秘密的陰謀者所為，而是需要工人和士兵的大規模參與。

約翰·裡德（John Reed ）在他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ake The World）中生動地描述了這些群眾集會，這些集會日夜不停地舉行，布爾什維克、左翼社會革命黨、最近從前線趕來的士兵，甚至無政府主義者都發表了講話。即使是在二月革命期間，也很少有這樣的會議。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高喊「打倒克倫斯基的政府！」、「反對戰爭！」、「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革命的彼得格勒

臨時政府的權力基礎實際上已經縮減到了一無所有。甚至那些從前線征召來的保守軍團也被彼得格勒革命情緒的情緒感染了。首都對臨時政府的支持立即瓦解，工人們開始行動，彼得格勒的起義幾乎是一場不流血的事件。

若干年後，蘇聯著名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拍攝一部名為《十月》的電影 ，其中有一個著名的場景，就是攻打冬宮，這期間發生了一些意外。當時死傷的人比實際事件中死傷的人還多!資產階級對十月革命的宣傳，是對歷史的粗暴篡改。實際奪取政權的過程是順利進行的，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工人、士兵和水兵占領了一座又一座政府大樓，卻沒有開一槍，這怎麼可能呢？就在幾個月前，克倫斯基和臨時政府的地位似乎是不可動搖的，但在關鍵時刻，它找不到任何捍衛者，它的權威已經崩潰了。群眾拋棄了它，轉而支持布爾什維克。

認為這一切都是一小撮人聰明的陰謀的結果的想法跟一般警察的思維相去不遠，但這種想法從科學的角度分析是經不起推敲的。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壓倒性勝利凸顯了右翼改良派領導人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支持。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只贏得了代表大會十分之一的席位——總共約60人，蘇維埃絕大多數投票贊成奪取政權。

列寧提出了兩項關於和平和土地的簡短法令，這些法令得到了蘇維埃大會的一致批准。大會還選舉出了一個新的中央權力機構，他們稱之為「人民委員會」以避免資產階級部長的術語，權力被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

邁向新的十月革命

七十五年後的今天，歷史的電影似乎正在以相反的方式播放 。蘇聯工人階級為斯大林主義的罪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官僚政權的崩潰已經成為試圖回歸資本主義的前奏 。然而，正如列寧常說的那樣：「歷史見證過各種各樣的轉變」，在資本主義道路上的勞動人民是沒有前途的。

根據他們的經驗，前蘇聯的工人將逐漸了解這一事實。舊的思想、綱領和傳統將被重新發現，不僅在前蘇聯，而且將在全世界範圍內，在質量上更高的基礎上，為新的十月革命奠基。

完筆於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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