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这场革命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以下这篇由艾伦·伍兹（Alan Woods）撰写的文章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做出了完整的概述，并强调了它的主要教训。（译者：k2e4z7x9）

---

「十月革命已经立下了一种新文化基础，一种为了一切人的文化；正是这个原故，它才立即具有国际的意义。即使苏维埃制度，在恶劣环境之中和敌人打击之下——我们姑且假定，——暂时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仍旧留在人类以后整个发展上面。」-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在以下这段影片中，艾伦·伍兹（Alan Woods ）解释了十月革命中，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人的领导下夺取政权的经过。

75年前的今月，发生了一个改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劳动人民第一次——如果我们不包括巴黎公社这一短暂而光荣的事件——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了社会主义重建社会的艰巨任务。

现在，在这一伟大纪念日的前夕，前苏联的群众面临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幽灵。在最骇人听闻的经济和社会混乱景像中，所有被革命洪流冲散的黑暗势力都在悄悄地卷土重来。私有财产、投机、东正教、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大屠杀、卖淫、失业和不平等——就像一群怪异的毒虫一样都从石头底下爬出来了。

而这些被西方媒体誉为「新的曙光」。能够将这些乱像认定为「进步」的人，是能够不择手段的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他们来说，任何对十月革命谎言和歪曲都是可以许可的。雪崩般的谎言已经开始了 。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当性，必须抹黑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思想中所表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表明革命本身是一件坏事，它代表着对社会和平演变「准则」的可怕偏离，声称这种偏离将不可避免地以灾难告终。

不久前，我们庆祝了法国革命200周年。尽管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尽管它发生在两个世纪前，但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还是忍不住诋毁1789-93年的记忆。即使是这样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对富人和权贵来说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提醒，提醒他们当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达到极限时会发生什么事。他们甚至提议修改《马赛曲》中的一些「可怕字眼」!

然而，革命是会发生的，而且不是偶然的。当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与构成所有人类进步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冲突时，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书籍之一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这项对1917年事件的不朽研究是无与伦比的，它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阐明社会运行过程的一个杰出典范。十月革命前发生的各个事件不只是被叙述 ，而且是被以一种比俄国革命本身更有效、更广泛的方式来加以解释的。

为了抹黑十月革命，统治阶级通过其在大学里的雇佣文人，不遗余力地制造了这样一个神话：十月革命只不过是列宁和少数阴谋家发动的一场政变。

群众的干预

实际上，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革命的本质是群众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干预。在「正常」时期，大多数人满足于把社会的管理交给「专家」——议员、议员、律师、记者、工会官员、大学教授和其他人。

在一段时期内，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是数年甚至数十年，社会可能会有某种「平衡」的表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近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上扬时期，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容易被接受或理解，因为它们似乎与「事实」背道而驰。 相反，改良派工党领袖关于「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种缓慢、渐进的变革的幻想，取得了广泛的受众。

然而，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强大的潮流正在形成。群众中的不满和挫败感逐渐积累，社会中层的不安情绪也在增加。知识分子和学生对此感受尤深，他们是反映社会情绪变化的敏感晴雨表。

托洛茨基用一个极其生动的短语来描述「革命的分子性过程」（译者注：即分子的不间断运动，是一种物理现像），这个过程在工人的头脑中不间断地进行着。然而，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影响社会的总体政治面貌 ，所以它不为大家所注意——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

同样，我们脚下的地面似乎也是坚实的、牢固的（俗话说「稳如磐石」）。但地质学告诉我们，岩石绝不是稳定的，地面在我们脚下不断地移动。各大洲大陆板块在不断的运动，永远处于「战争」状态，互相碰撞。由于地质变化不是以年份甚至数百年来衡量的，而是以亿万年来衡量的，所以除了专家外，大陆的变动仍未被察觉。但断层线在难以想像的压力下不断积累，最终在地震中爆发。

战争和革命

在秩序最好的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断层线。战争和革命的突然爆发与地震的规律大致相同，也同样不可避免。当广大人民群众决定「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的时候，这个时刻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如此与既有社会体制的决裂，是当大多数人行动起来，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发生的 。这也就是革命的内在含义。

对于吃饱了撑的学者来说，革命是一种失常，是一种「怪异」，是对常态的偏离，整个社会暂时变得「疯狂」，直到最终「秩序」得到恢复。对于这样一种心理来说，革命只能透过想像人们是一群突然惊慌失措的盲目的羊群来理解，或者将它看成是一个由煽动家策划的阴谋，才能够有某种说服力。

实际上，任何革命中发生的极端的突如其来的心理变化，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前一个时期的。

一般来说，人类的思想不是革命性的，而是保守性的。只要条件大体上可以接受，人们就会倾向于接受现有的社会状况。 意识往往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客观世界的变化。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才会选择与现有秩序决裂。早在这之前，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适应，去妥协，去寻求想像中的「阻力最小的路线」。这就是改良主义政治的吸引力的秘诀，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崛起的时期，但并不完全如此。

十月革命是前一个时期的产物。 在最终选择布尔什维克之前，俄国工人和农民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1905年和1917年2月)和两次战争(1904-195年和1914-17年)。

沙皇俄国虽然被认为是拥有强大军队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西方的投资下，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主要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西部地区、乌拉尔和顿巴斯)建立了大规模工业。然而，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几乎陷于中世纪的落后状态。在许多方面，俄国沙皇时期的社会构成与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构成相似。这些发展遵循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规律。

尽管俄罗斯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但他们很早就在各种事件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1890年代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中，工人阶级向世界宣告了它的存在。从那时起，「劳工问题」就在俄国政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本世纪初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与英国不同的是，英国的资本主义经历了200年的缓慢、渐进、有机的发展，而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发展则是被压缩到了几十年。

结果，俄罗斯工业不必经历手工业阶段，即家庭小手工业，再到制造业，再到大型企业的过程，而是用从英国、德国、美国引进的最现代的技术直接建立了大工厂。而伴随着从西方引进的最现代的技术，也出现了最现代、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

从189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取代了旧的恐怖和空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趋势。

民粹主义者

比较老练的布尔什维主义批评家试图把文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粗暴野蛮的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声称列宁主义是俄国落后的产物。

事实上，列宁的思想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俄国特色，他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与争取「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民粹主义斗争。

列宁和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于捍卫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他们的思想不能被认为是「俄式的」，就像马克思的思想不能被描绘成「德式的」一样。 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展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但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1848年以来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原则。

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发生在1905年。

这场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日俄战争而达到顶点，以沙皇主义的军事灾难而告终。1905年1月9日，圣彼得堡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在冬宫广场上举行了和平示威。他们的目的是向沙皇——「小父亲」递交请愿书。

这些工人大部分是最近才从农村来的，他们不仅笃信宗教而且还是君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势力很小，而且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当他们试图散发谴责君主制的传单时，有几个地方的工人撕毁了传单，甚至殴打了他们。

然而在9个月内，同一批工人组织了革命的总罢工和苏维埃组织，到了年底，莫斯科的工人发起了武装起义。

在所有的城市中心，社会民主党人变成了决定性的力量。1905年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村的运动是在城镇工人遭受失败之后才开始的。

俄国随后陷入了长年的反动黑夜(1907-11年)。然而到了1911-12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其特征是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的爆发（部分反映了经济的好转），工潮从经济性诉求开始，并迅速具有了政治性质。

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 1912年，他们与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派别决裂，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党。

然而，应该记住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直是现有的工人传统群众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RSDLP)内部的两种趋势，即使在1912年后，布尔什维克仍然自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又一次站在了革命的边缘。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有取得权力的机会，但1914年8月爆发的国际军事冲突打破了这一局面。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因大量党员遭逮捕和流放而遭受重创。作为党的主要招募渠道的青年被征召到沙皇军队内，工人成分散落在落后的农民兵的海洋中。

在流亡中，列宁与数十名志同道合的国际主义同志们串联起来。1915年，在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 ）举行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大会上，列宁开玩笑说，你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国际主义者装进两辆驿站马车里。

在1917年1月的一次瑞士青年社会主义者会议上，列宁说，他可能无法活着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几周之内，沙皇就被推翻了，到年底，列宁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的领导人。

如何解释如此戏剧性的事件转折？ 庸俗的历史学家把革命解释为极端痛苦的产物。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如果真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群众就会一直处于反抗之中。1907-11年反动派的胜利是由经济危机促成的，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失败后，暂时使工人们感到震惊和迷失方向。 正如托洛茨基预测的那样，在经济复苏(1911-12年)之后，这场运动才得以回升。

繁荣和萧条

实际上，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本身都不会导致革命。但它是繁荣与萧条的快速演替，是「常态」模式的中断，这引发了普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人们对现有的事物状态产生质疑。更为深刻的是战争造成的冲击，它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千千万万的人被「连根拔起」，迫使人们摆脱幻想，最终面对现实。

二月革命是旧政权陷入僵局的具体表现。如同在1904-5年一样，战败巨大地暴露了沙皇统治的内在腐朽。

但是暴露某些现实的事件并不是此现实的成因。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和英镑的贬值最近暴露了英国经济的长期疲软。但是，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败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发生的，被世界经济的普遍上升所掩盖。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在几十年前就有解释。现在不同的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无情压力下，英国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

彼得格勒的罢工运动甚至在战争期间就开始了，在1917年初，罢工运动就达到了广泛的规模。来自工业中心的不满情绪和在饱受失败和疲惫的军队中产生了共鸣。这个政权的危机预示著群众运动的到来。

每一次革命都是从上层开始，而不是从下层开始。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统治阶级的一系列危机和分裂，统治阶级感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无法继续以旧的方式统治。

托洛茨基是这样表述这个情势的：「革命发生于社会的一切矛盾达到了最高度紧张的时候，但这时候所造成的局势，甚至对于旧社会的各阶级，即命定着要破灭的各阶级也是不能忍受的。」

腐败和丑闻的气味总是围绕着一个已经过时的政权。英国、日本、美国、意大利现今流行的政治和金融丑闻，不比「血腥尼古拉」宫廷的拉斯普京政权，也不比法国旧制度政权末期的「蓬巴杜因素」更偶然。

哥萨克人

尽管沙皇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它的警察、哥萨克部队、秘密警察、和整个沙皇制在第一次严重的挑战中就倒下了，就像一阵风中的一颗烂苹果。一旦工人们下定决心要改变社会，军队就像纸牌一样崩溃了。

整个工人阶级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特别是重大事件的经验。1905年的经验尽管遭到了失败，但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像，这种印像随着苏维埃——由工人和士兵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在2月份的成立而立即重新出现，这些委员会同时也是斗争的机关，并有可能成为新政权的机关。

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在二月革命中，工人们手中掌握著权力 ，但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如果有正确的领导，工人阶级本可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下，二月革命以「双重权力」的流产而告终。

革命意味着数以百万计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男男女女为寻求解决他们最紧迫的问题的方法而爆发性地进入政治舞台。

群众在第一时间必然会寻求阻力最小的路线，最容易的解决方案，寻求知名的政治人物，寻求熟悉的政党。

就俄国而言，战争本身对阶级力量的平衡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这里，「群众」首先代表农民，农民曾是沙皇军队的中坚力量。 直到1914年，布尔什维克领导著五分之四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但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

在二月革命中，大批倾向于支持孟什维克政治出身的工人的爆炸性出现改变了整个阶级力量的平衡。整个情势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军队，而这里农民们却占有了巨大的优势。最近才觉醒的农民士兵在政治生活中不是在寻找布尔什维克，而是在寻找「温和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尤其是后者。

经历了1905年教训的工人们，都害怕与穿士兵制服的农民决裂，所以暂时准备等待。农民阶级和缺乏政治经验的工人群群众一同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使得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成为一个微小的少数派。

孟什维克

群众把他们的信任寄托在改良派的劳工领袖身上。而后者一如既往地信任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而资产阶级又极力维护君主制，想结束革命。与此同时，在幕后，反动派的将领们正在幕后策划反政变 。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工人们进行了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都是被他们的领导层窃取了胜利的果实。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把权力交还给银行家和资本家。

二月革命中产生的临时政府是一个自称「民主派」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右翼工党（「特鲁多维克」（Trudovik ））领导人克伦斯基（Kerensky）入阁担任司法部长。战争部长是莫斯科大实业家古奇科夫（Guchkov ），「自由派」的米留科夫（Milyukov）则成为外交部长。

工人积极分子

工人积极分子对政府极不信任。但在社会大众中却掀起了一股欢欣鼓舞的浪潮。群众对他们的领导人抱有幻想，认为克伦斯基是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

当时盛行的革命民主陶醉气氛甚至影响到彼得格勒的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仍然流亡在瑞士。彼得格勒的主要领导人是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他们屈服于「全国团结」呼声的压力。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本能地站出来反对临时政府，他们正确地将临时政府描述为一个反革命政府。然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带领该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了紧密的联盟，甚至提议与后者重新统一。

在瑞士流亡期间，列宁警觉地关注著局势。他给彼得格勒的第一封电报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妥协的：「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

列宁4月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党陷入了危机。这是革命形势下的一个规律，即外来阶级力量的压力重重地压在党及其领导层身上的时刻，像是「左派团结」呼声的压力，对孤立的恐惧，以及其他的压力等。

列宁与大多数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以至于列宁回国后，不得不立即在《真理报》上用自己的署名发表了他的《四月提纲》。

在发生激烈斗争的四月会议上，列宁警告说，与其接受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立场，不如「像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样，以一敌百」（指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民党议会派别中勇敢的反战立场）。

列宁解释说，革命没有实现其中心目标：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工人必须与广大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结束战争，把土地交给农民，为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创造条件。

从本质上讲，这些想法与托洛茨基在1904-1905年间出色地提出的观点是相同的，被历史称为「不断革命」。

列宁的思想赢得了胜利。然而，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各个苏维埃（工人议会）内的少数派 ，领导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支持临时政府。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的灵活策略，与极左冒险主义相去甚远。在「耐心解释」的口号下，他敦促布尔什维克面对苏维埃工人向改良派领导人提出要求，要求以行动代替言语，公布所有秘密外交条约，结束战争，与资产阶级决裂，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列宁多次重复说，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那么争夺政权的斗争就可成为争取苏维埃多数派的和平斗争。

夺权

然而，孟什维克和苏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无意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裂。实际上，他们害怕夺取政权，比起反革命的总参谋部，他们更害怕工人和农民。

而事实是，临时政府只是一个空壳。在这片土地上只有两个真正的实权，即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两者处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

一方面是工农代表的苏维埃，另一方面是围绕君主制和总参谋部的旧国家机器的残余势力，他们在临时政府的庇护下准备与苏维埃摊牌。

爆炸性增长

革命形势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群众情绪的突变。工人们根据事件迅速学习。

因此，一股革命趋势可以经历爆炸性的增长，从极少数人变成决定性的力量，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把灵活的策略与在所有政治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原则结合起来。

一开始，列宁被对手嘲笑为无药可救的「宗派主义者」，认为他不参加「左派团结」，注定无能为力。 然而很快，潮流开始向朝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向强烈流动。

托洛茨基写道：「在革命中，越是极端的东西总是取代越不极端的东西。」工人从自己的经验，特别是重大事件的经验中逐渐领悟到革命趋势思想的正确性。

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使工人们相信有必要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阶级意识增长的不同阶段体现在历届政党、思潮、纲领和个人的兴衰上。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没有解决俄国社会上任何的基本社会问题，这在主要的工人阶级中心，特别是彼得格勒，激进的无产阶级与革命水兵（他们与步兵不同，通常是从工厂无产阶级，特别是技术工人中抽调的）结合起来，并引起了尖锐的反应。

物价的不断上涨，面包配给的削减，引起了不满情绪的发酵。最重要的是，战争的继续使温度升高到沸点。

工人们的反应是从4月开始就举行了一系列的群众示威游行，这表明工人的情绪越来越向左转。与此同时，反动势力试图在街头进行动员，并导致了一系列冲突。

示威集会

布尔什维克在4月召集了一次示威游行以向改良派领导人施加压力，并试探首都的情绪。

来自工厂和工区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的决议案蜂拥而至。工人们来到当地委员会，询问如何将他们的党籍从孟什维克转移到布尔什维克。

到5月初，布尔什维克已经拥有彼得格勒至少三分之一工人的支持。

托洛茨基写道：「每一次群众行动，不问它的直接目的为何，都是对领导者而发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性质，最初是温和的，但以后则愈过愈坚决了。7月间，那警告变成威吓了。等到10月间，就来了那个大结局。」

统治阶级的辩护者总是试图把革命描绘成一场嗜血的事件。改良派领导人则通过伪装成爱好和平的议会民主人士的身份，提出他们的拙见。但历史证明了这两种说法的错误。社会纷争史上最血腥的篇章皆发生在懦弱无能的领导层在决定性的时刻摇摆不定，未能以有力的行动结束社会危机的时候。此时主动权就交给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反革命的力量总是冷酷无情的，准备趟过血河去「教训群众」。

1917年4月，苏联的改良派领导人本可以按照列宁的要求「和平」掌权，这样就不会有内战了。这些领导人当时的权威得以让工人和士兵们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反动派本来就是没有军队的将军。

但是改良派拒绝和平夺取政权，让流血和暴力变成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使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同样的方式移交了德国工人和士兵在1918赢得的权力，整个世界为此付出了代价，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集中营，以及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恐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夺取政权，而是与资产阶级领导人组成了第一个联合政府。

群众起初对此表示欢迎，认为社会主义部长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的。再一次，只有发生事件才能使人们的意识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大臣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走卒 ，尤其是英法帝国主义的走卒。他们（英法帝国主义）正急不可耐地要求在俄国战线上发动新的攻势。

这些早先持和平主义立场的「社会主义者」，一旦跨过衙门的门槛，就立刻忘记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的演讲，热情地支持战争，宣布了新的攻势。在军队中重新引入纪律的措施反映了重新维护军官等级权力的企图。彼得格勒的工人们的情绪几近沸腾。作为一种警告和力量的检验，布尔什维克考虑在6月份举行武装示威来向苏维埃议会施压。

党表达了彼得格勒工人日益增长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用口号来概括则其矛头直指苏维埃的改良派领导人：「接管国家政权！」「与资产阶级决裂！」「放弃组建联盟的想法，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武装示威的想法导致了中产阶级领导人的歇斯底里的反应，他们发动了一场诽谤运动，把示威歪曲为政变企图。孟什维克部长策烈铁里（Tsereteli ）不祥地警告道：「必须解除不懂得使用武器的人的武装。」作为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少数派（示威游行计划与之同时进行），布尔什维克决定撤退。武装示威的想法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在7月1日发动了一场没有武装的示威，改良派试图击败布尔什维克的做法适得其反。

意识的成长

工人和士兵举著印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标语牌来参加「官方」示威：「打倒秘密条约！」「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反对进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革命中，即使是苏维埃这样极其民主和灵活的组织也无法反映群众情绪的迅速变化。苏维埃落后于厂委，厂委落后于群众。最重要的是，士兵落后于工人，落后的省份落后于革命的彼得格勒。

意识的成长过程从来不是统一的，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时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阶级中较先进的阶层会过早地走得太远走的太快，与大多数人分离，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最激进的部分被这次进攻激怒了，其正准备举行武装示威。布尔什维克意识到，各省还没有做好与临时政府决战的准备，他们试图约束士兵，但最终还是被迫站在示威的最前列以防止发生屠杀。

正如布尔什维克所警告的那样，政府抓住这次机会打击这场运动，并向更落后的兵团靠拢。「七月事变」以失败告终，但由于布尔什维克负责任的领导，将这场运动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失败的影响并不持久。

革命不是一场独角戏。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俄国革命历时九个月，西班牙革命历时7年——从1931年君主制垮台到1937年巴塞罗那五月天。在革命中，有激动人心的进步时期，也有平静、失败、甚至反动的时期。因此二月革命的成功，是七月之后的反动。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为德国特工，并被无情地追捕、逮捕和监禁。列宁被迫躲藏起来，随后逃亡至芬兰。

反革命

从2月开始，躲在临时政府背后的反革命势力已持续在等待时机。7月的攻势和布尔什维克的溃败，使钟摆向右倾。军官阶级开始为政变做认真的准备，最终在8月底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变中达到高潮。只有工人和士兵的勇敢反击才挽救了革命。铁路工人冒着生命危险，要么拒绝驾驶火车，要么误导火车。科尼洛夫的军队发现自己没有补给，没有汽油，组织混乱，迷失方向。煽动者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开始在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中工作，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科尔尼洛夫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情愿地将布尔什维克合法化。但是现在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情势的真面目了。在1918年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期间撰写的一篇关于革命的早期文章中，托洛茨基回忆了一些他记忆犹新的事件：「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和力量的增长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现在它得到了不可抗拒的推动力。布尔什维克曾警告联军不要发动7月的进攻，并预言了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人民群众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是正确的。」

改良派苏维埃领导人因科尔尼洛夫的「野蛮之师」的推进而惊慌失措，被迫武装工人。布尔什维克的地位现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变得举足轻重 。此外，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布尔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肯定会获得多数席位。苏维埃的改良派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一度使列宁倾向于考虑放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以通过工厂委员会夺取权力的想法而代之。这个事实表明了列宁的策略是极其灵活的，不存在把任何组织形式搞成拜物教的问题，即使是苏维埃也不例外。然而，苏维埃形式的工作场所和驻军直选比历史上已知的任何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都代表了更民主的社会意志表达方式。

关于十月的一个最明目张胆的谎言就是布尔什维克是「不民主的」，因为他们以苏维埃民主而不是议会（「制宪会议」）为基础。争论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代表的不是群众，而只是一小撮纪律严明的阴谋家。对这些批评者来说，十月不是革命，而是「政变」。

事实是完全不同的。1917年和革命后的几年里，苏维埃制度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人民代表制度。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模式，也不能与苏维埃的简单直接的民主制度相比。顺带一提，俄语中的「苏维埃」仅仅是指「议会」或「委员会」。苏维埃诞生于1905年，作为扩大化了的「罢工委员会」。1917年，工人苏维埃被扩大到包括士兵的代表，而这些士兵绝大多数是穿军装的农民。参加苏维埃的代表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并可即时罢免。与英国现在的制度相比，英国的议会平均每四年选举一次，没有罢免的手段。一旦在议会上当选，在下一次大选前就不能被罢免。政府可以自由地违背自己的承诺并且他们也总是这样做，因为它们知道他们不能被罢免。

大多数议员都是职业政客，与选举他们的人民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并拿着高额的工资和开支，这使他们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在革命形势下，群众的情绪瞬息万变，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繁琐机制就完全不能准确地反映形势。即使是苏维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也常常是滞后的。

托洛茨基在1918年的著作中对苏维埃的民主作了如下描述：

「它直接依靠组织起来的集团，如作坊、工厂、乡、团队等。在这里当然没有选举准确性的司法保障，像在建立民主杜马和地方自治局中那样。但有代表与选举人之间直接联系的更严肃、更深刻的保障。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议员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它把自己为期一年的全权交给他之后，就散了。苏维埃的选举人总是被工作和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代表总是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他制造委托书，评判他，用别人来取代他。」

右翼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阻止苏维埃夺取政权。首先,他们组织了所谓的「民主议会」，要求成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部门。这一点使得谁也不满意，而且遭到了来自右派和左派的攻击。阶级之间的迅速分化注定了「中间派」的所有策略都会提前失败。政客们无休止的阴谋和组合，与那个寒冷潮湿的秋天在前线绝望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乡村里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右翼社会主义者认为农民应该等待「制宪会议」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则要求立即把土地转让给农民委员会，「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口号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到了10月，这部革命剧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

与普遍存在的偏见相反，革命不等同于起义。十分之九的革命工作就是用耐心的政治工作争取工人和士兵的决定性多数，列宁的口号就是这样概括的：

「耐心地解释！」

布尔什维克宣传和鼓动的主要打击对像不是右翼工党领袖，而是针对阶级敌人——君主制、地主、资本家、黑百团（法西斯分子）和联合政府中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部长。

布尔什维克多数派

到了10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明显占了多数席位。托洛茨基坚持认为，起义的日期应与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同步，布尔什维克将赢得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席位，因此可以在占社会的决定性多数组成的苏维埃充分授权下行事。

每一场革命都会达到权力问题被赤裸裸地提出来的节骨眼上。在这个阶段，要么革命阶级转入决定性的进攻，要么失去机会，而且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回来。不能让群众永远处于躁动状态。如果失去了机会把主动权传给了反革命，那么流血、内战和反动就必然接踵而至。

这是每次革命的经验。我们在1918-23年德国革命和1931-37年西班牙革命中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在这两个时期，工人阶级都为领导层的罪行付出了惨痛的失败、希特勒和佛朗哥的法西斯独裁以及几乎导致文明毁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领导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俄国革命的命运最终由两个人决定—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中产阶级「舆论」——实际上是中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并伪装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自由派领袖——的压力下反复摇摆不定。这些领袖代表了群众为了找到一条最短的道路而进行的第一次混乱、模糊的斗争。

残酷的欺骗

然而，工农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这种所谓捷径是一种残酷的欺骗。这一经验，加上列宁、托洛茨基的正确政策、战略和战术，为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规模转向奠定了基础。如果调解人的路线方针被接受，这是将是不可能的。

列宁不断地被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以及布尔什维克的一部分领导人指责为「宗派主义」，他们希望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建立「泛左阵线「，并害怕被「孤立」。在「七月事变」经历后，这种恐惧更加明显。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在夏季反动时期与一个重要的非党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区联派」一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之外，其他大多数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都赞成参加「民主会议」，甚至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假「前议会」——一个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人选举、只代表参与者们自己的「议会」。

党的老领导人反映着工农的过去而不是工农的现在和未来。最后，布尔什维克示威性地走出了「预议会」，工人和士兵们则普遍鼓掌——而调停者则惊恐和愤慨。

多亏了托洛茨基的工作，彼得格勒驻军被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中。托洛茨基利用改良派领导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武装工人以抵御反动派。军工厂的工人向赤卫队分发步枪，在彼得格勒街头公开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甚至阅兵式。

这场起义的准备工作远不是一小撮秘密的阴谋者所为，而是需要工人和士兵的大规模参与。

约翰·里德（John Reed ）在他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ake The World）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些群众集会，这些集会日夜不停地举行，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革命党、最近从前线赶来的士兵，甚至无政府主义者都发表了讲话。即使是在二月革命期间，也很少有这样的会议。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高喊「打倒克伦斯基的政府！」、「反对战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革命的彼得格勒

临时政府的权力基础实际上已经缩减到了一无所有。甚至那些从前线征召来的保守军团也被彼得格勒革命情绪的情绪感染了。首都对临时政府的支持立即瓦解，工人们开始行动，彼得格勒的起义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事件。

若干年后，苏联著名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拍摄一部名为《十月》的电影 ，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就是攻打冬宫，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意外。当时死伤的人比实际事件中死伤的人还多!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宣传，是对历史的粗暴篡改。实际夺取政权的过程是顺利进行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工人、士兵和水兵占领了一座又一座政府大楼，却没有开一枪，这怎么可能呢？就在几个月前，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的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在关键时刻，它找不到任何捍卫者，它的权威已经崩溃了。群众抛弃了它，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

认为这一切都是一小撮人聪明的阴谋的结果的想法跟一般警察的思维相去不远，但这种想法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是经不起推敲的。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压倒性胜利凸显了右翼改良派领导人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只赢得了代表大会十分之一的席位——总共约60人，苏维埃绝大多数投票赞成夺取政权。

列宁提出了两项关于和平和土地的简短法令，这些法令得到了苏维埃大会的一致批准。大会还选举出了一个新的中央权力机构，他们称之为「人民委员会」以避免资产阶级部长的术语，权力被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

迈向新的十月革命

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历史的电影似乎正在以相反的方式播放 。苏联工人阶级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官僚政权的崩溃已经成为试图回归资本主义的前奏 。然而，正如列宁常说的那样：「历史见证过各种各样的转变」，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劳动人民是没有前途的。

根据他们的经验，前苏联的工人将逐渐了解这一事实。旧的思想、纲领和传统将被重新发现，不仅在前苏联，而且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质量上更高的基础上，为新的十月革命奠基。

完笔于1992年11月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