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關於中國過去的工人國家，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一系列歷史、理論和政治問題，佔據了中國、甚至是在整個華語圈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討論。中國資本主義重建以來，新的一代華語青年開始思考，中國是如何倒退到資本主義去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和他那貌似是反對資本主義捲土重來、“反對”官僚專政、鼓勵群衆造反的虛僞革命面孔迷惑了不少人。對於很多真誠的革命家，他們激進化的過程中首先接觸到的便是毛澤東和他錯誤的理論。

這些發展并不使得馬克思主義者意外，也沒有必要使我們驚慌和疑惑。歷史上我們已經見過太多次：群衆的意識在激進轉變的這一動態過程中，往往先會遇到一些霸占流行位置的錯誤的、有瑕疵的運動思想和行動手法：這種例子很多，或許是俄國民粹主義、或許是自由主義、又或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所謂的馬列毛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不停留於靜待群衆和有志之士們在摸黑中尋找答案，而是及時地站出來宣傳真正的社會分析、革命理論、和解決方案，指引他們走向無產階級的歷史性勝利：消滅階級社會的共產主義。

因此，對毛時代中國官僚工人國家的性質、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即”繼續革命論“）這一引人矚目的話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和批判是馬克思主義者必要的一份任務。我們在此重新修改我們于2022年三月發佈的深度分析《繼續革命論批判》，並將其再版，以闡明馬克思主義對於這一系列話題真正革命的觀點和分析。

在上次發表本文時，我們很高興地迎接來了一些意識形態扮演家的大量辱駡和羞辱。我們認爲，覺得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就是因爲這篇長文戳到了許多人自身無法跳躍的理論問題，並為真正有興趣瞭解革命思想和歷史的人士提供了有效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當然，我們並不期待一篇文章就能解決所有的理論問題。隨著社會的危機日漸靠近，革命家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再能耗在錯誤的理論和行動指南上了。爲了擺脫我們革命運動中所有的歷史迷信、錯誤傾向，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於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中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理論進行一系列的批判，來引導真正的革命家走上正確的道路。

本版修改了一些文法上的小錯誤、稍微修改了政治上的一些用語和解釋，刪改了一些冗餘内容，並在無產階級文化的部分添加了一小部分。未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哲學來源、歷史發展和理論錯誤，我們IMT還將其他場合和文章中繼續探討，請各位讀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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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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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變化

自文革結束至今，世人對文革的觀點、看法不斷發生著變化。這些觀點的變化實際上代表著中國資本主義重建以來社會思潮的變化。在1981年，中共就文革發表了黨國的評論：“【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官僚內部終於也對文革徹底否定，這對知識分子放出了一個不反對反思、批判的信號。因此，在黨國的默許和間接引導下，直接受文革影響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界、文化界盛行著否定文革中群衆運動和革命政治的“反思文學”、“傷痕文學”（《河殤》、《芙蓉鎮》等）。這一代青年人的革命熱情在文革中消耗殆盡，不再用革命的頭腦思考，更不再說革命的語言。對於他們，革命早已在文革中死去，而自由主義則是他們的新歡。

同時，在“反思”的過程中，1980年代也見證了資本主義改惡（在80、90年代的中國它有個花哨的名字：“現代化” [2]）的浪潮席卷中國。這一代中國青年人他們便把過去的一切埋進時間里不再提起，或是鉆研如何在威權資本主義的當下爭取自由、民主，或是苦思如何成為成功人士。中外的反共主義者也因此加入他們“反思”的行列中。文革同土改、反右、人民公社等運動一同成了“共產主義恥辱柱”下的又一災難（馬若德《文革：毛最後的革命》；馮克《毛的大饑荒》、《解放的悲劇》、《人民的歷史》等）。然而，數十年以後的今天，時代變遷。當年在天安門示威的那些青年、自由主義者，紛紛受當局物質收買，已然功成名就，於是承認過去自己“幼稚”、“不成熟”[3]。自由主義者寧願與獨裁政府同流合污，充分說明了當今資產階級的腐朽狀態。

反而，隨著改革開放，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資本主義培養出了大量工人階級，群眾的階級意識因此得到了充分發展（當然，是以及其悲慘的方式發展的）。隨著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逐漸愈演愈烈，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年輕人再次開始尋找可以指引他們走向解放的思想，對真正社會主義理論的興趣也重新歸來。就如我們之前的一篇文章探討的，這一變化於2019年開始逐漸加速；並且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始，可以觀察到的是，互聯網上出現的對社會現狀的大量不滿，成為了許多人政治化、激進化的重要轉折。結合本土的毛派組織宣傳，新的一批毛派出現了。

以青年人為主的他們對文革的態度一反過去數十年來的自由主義式批判與反思，貧富差距、階級分化在中國的迅速發展迫使著他們向社會主義高速移動。然而由於本土毛派的誤導與當局對文革史料的嚴格把控，他們中的許多人產生了對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各種烏托邦的幻想，各式歷史性謬論層出不窮。在文革失敗、資本主義在中國逐漸復生的40餘年後，如果沿著毛主義的結論與組織方案，那麽再真誠的革命家也不可能找到當下社會主義革命的確切且正確的方針。當然，在一場社會革命風暴開始前的低氣壓裡，難免有人向過去的革命投去驚鴻一瞥，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十九世紀革命，當代的革命也是如此：“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身的任務的。”

因此，正確認識過去的中國官僚工人國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事件以及毛澤東晚年提出的所謂”繼續革命論“成了一項重要任務。而本文的目的則是從毛澤東提出的“繼續革命論”著手，揭示其產生的物質環境和理論的內部問題，借以為當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們指引道路。

無產波拿巴主義與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1980年代始，全世界範圍內的計劃經濟以及工人國家在各國官僚的敗壞之下逐漸崩潰，社會主義運動遇到了巨大的失敗。中國也不例外。要理解官僚國家如何形成，以及社會主義是如何崩潰的歷史，則需要一個系統性的理論框架來解釋。

計劃經濟、工人國家立足於現實世界，而非是空想之中。19世紀時，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超越於資本主義的——因為資本主義為社會革命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物質條件：科學、技術與運用科技的無產階級。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第一階段，即是社會主義，其經濟發展最低的起點本該要比最發達的資本主義高。我們這麽說，並不是要把馬克思的觀點機械地強加給歷史上的工人國家，而是要通過認識具體的經濟條件，從而來理解工人國家在物質上到底遇到了什麽困難，以及這些困難對社會發展又構成了哪些障礙。

諷刺的是，自十月革命起逐步建立起的各工人國家，大都建立在非常低的經濟起點上。蘇聯的起點，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最弱一環”。在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殘酷的內戰蹂躪後，蘇維埃俄國在戰後經濟的起點甚至要比一戰前還低。因此，縱然蘇聯國土廣闊、資源眾多，但卻缺乏開發所需的發達技術與大量人口。

中國革命的起點則還要再低一些：中國是一個曾被帝國主義實施半殖民統治的農業國家，除了大量生活在絕對貧困中的人口，和大量無法充分利用的自然資源，技術上也是幾乎一無所有。縱使在被扭曲的計劃經濟下，中蘇的社會發展皆取得了極大的進步——這些進步在那個歷史階段的俄國與中國，是資本主義所無法成就的。然而，國際革命的低迷、工人階級的疲倦、以及官僚的錯誤指揮和妖言惑眾，導致革命被困在了經濟起點過低的地區，政治的反動隨即而來。

考察政治反動，俄國革命作為工人革命先驅的例子最為重要。對於俄國革命，盡管困難重重，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等革命家們的觀點始終是國際主義的。俄國革命的種種社會難題，只有一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成功的工人革命才能化解。正如列寧所説：

要向德國人學習！要始終忠實於同德國工人的兄弟聯盟。他們沒有來得及援助我們。我們會贏得時間，我們會等得到他們的，他們一定會來援助我們。

是的，要向德國人學習！歷史的發展是迂回曲折的。現在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正是德國人，除了體現殘暴的帝國主義，同時又體現了紀律、組織、在現代機器工業基礎上的緊密協作以及極嚴格的計算與監督的原則。

而這正是我們所缺少的。這正是我們要學會的。這正是我們偉大革命由勝利的開始經過許多嚴重考驗而走向勝利的結局所缺少的東西。這正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再做又貧窮又衰弱的國家，而永遠成為又強大又富饒的國家所需要的東西。[4]

不幸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革命遲遲沒有成功，因此政治上的反動隨即而來。1920年代，由於各種原因，歐洲革命未有成功，此時的俄國已經出現了官僚化的各種趨勢；此外，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也由於第三國際推行斯大林的錯誤領導，被資產階級趁機打倒。

這一系列的挫折使得俄國工人階級大失所望，革命的、民主的趨勢逐漸不受支持、最後再由官僚受抹殺。由於一戰與內戰的毀壞，疲憊不堪的俄國與俄國無產階級將目光投向了斯大林所代表的新生官僚階層，而官僚又將革命的民主果實為己吞食。正如托洛茨基解釋的：

黨的民主制，僅只遺留在老一代人們的記憶和回想之中了。而蘇維埃、工會、合作社、以及文化機關和體育機關的民主制，也都跟著消滅了。高踞在這一切之上的，是各級黨部書記的無限權威。早在‘極權主義’這一名辭從德國輸入的幾年之前，蘇聯的政制就已經是這種制度了……用敗壞德性的手段使有思想的共產主義者變成了機器，摧毀了他們的意志、人格和尊嚴，藉此當權派才能造成一種不可撤換、不可侵犯的寡頭政治以代替階級和黨。……莫洛托夫在1936年3月之能夠向一個法國新聞記者誇口說黨內已經沒有什麽派別鬥爭，那只是因為不同的意見現在是由政治警察自動的干涉來解決了。[5]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稱這一畸形的運行模式為斯大林主義、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一個以國有制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工人國家內，社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缺少群眾的廣泛參與、監督，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官僚獨斷的控制與他們愈發膨脹的特權。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提出了資產階級統而不治的“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托洛茨基、泰德·格蘭特則順延這一思路，提出各地工人國家官僚獨斷的畸形發展模式，是工人自治被國家官僚取而代之的蘇維埃波拿巴主義、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歷史證明，正是波拿巴官僚集團長期的墮落、不斷地出賣國際工人階級，最終導致的經濟封鎖也逼迫著這幫罪犯也把整個計劃經濟拋棄。

官僚的統治建立起來後，中蘇兩大工人國家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由於本身的發展水平低下，國際上又頻頻受封鎖，於是各類經濟、社會問題頻出。然而官僚的解決方案並非是通過貫徹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策，由此來突破自身的經濟限制，而是出於官僚自身的利益，把革命限制在自己的可控範圍，直到革命火苗耗盡它的氧氣。

但是官僚這樣的方案並不能持續下去。長久而言，當經濟生活較為簡單的時候，官僚獨斷的統治尚且能在各種錯誤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管理。這時，官僚的統治對計劃經濟的運行僅是一個相對阻礙。然而，隨著經濟生活發展得愈加覆雜，官僚的統治就成為了對計劃經濟本身的一個絕對阻礙。愈發擴大的社會生產必然超出一小撮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不管他們清廉與否、智慧與否、對革命忠誠與否——只有工人階級對社會生產進行廣泛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擺脫各式各樣的緊缺、浪費、貪污等病態的社會問題，將計劃經濟真正貫徹到底。說到底，計劃經濟並不需要一個官僚階層便能運作；雖然社會主義階段的半國家無可厚非地需要一個負責協調生產、研究技術、制定政策、防止舊統治階級破壞的工人國家，但正如列寧解釋的，要保持計劃經濟的健康運作只能依靠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廣泛參與經濟的、政治的管理，使公有制不再依靠強迫的鎮壓、單靠社會的慣性便能運行——正如資本主義依靠私有制的慣性便能運作。因此，長期而言，一個計劃經濟的健康運行與一個擁有大量職業軍人、警察、秘密警察、特權官僚階層的這個壓迫性的暴力國家機關是互相矛盾的。

計劃經濟的健康運作就這樣與官僚階層的存在相矛盾。因此，為了解釋自己的統治，各國官僚紛紛揚起地區獨特主義、一國社會主義的旗幟：我國的歷史發展、精神面貌是獨特的、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主義在我國必然能夠建成！布哈林1925年提出的這一理論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它的覆刻[6]：斯大林先從布哈林那借來這個理論[7]，而1955年，毛澤東又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多加扭曲之後，從斯大林那搬運來中國[8]。既然俄國是特殊的，中國自然也可以是特殊的。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雖然這一概念到當代已有很大變化。然而，更矛盾的一點是：歷史證明，目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的社會主義（以消亡中的半國家、依靠公有制慣性運行的計劃經濟為特征）根本不可能在一國建成（建成並不等於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也就成了各種形式的經濟冒險。

而經濟冒險顯然有它的必然後果；政治層面而言，在無產波拿巴的官僚體制下，一切社會矛盾必然反映在霸占了所有政治空間的黨內，造成的便是政治恐怖與混亂。因此，一場又一場官僚內部左右互搏的詭異拳擊賽由此發生：由於本身物質落後、管理不善，各國官僚寄生階層內部三五不時地采用自認為是“務實的”親資本主義路線，脫離無產階級、向資本主義墮落；然而，如果當這一路線一時走得太遠，引起了群眾的或是官僚的不安後，官僚內部也以清洗的方式（形式或許有不同）斷臂自保，然而這並不能阻止物質落後帶來的腐化；或是在清洗後，幹脆放棄任何變革的企圖，以刺刀維持政權（如勃列日涅夫）。

無產波拿巴官僚不論左傾還是右傾也好，然則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並無意願最終廢除自己的特權與權力。結果便是，隨著官僚階層的這個腫瘤越長越大，腐敗、浪費、資源局限、管理不善等病態的社會問題也逐漸毒害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為官僚進一步的右傾又打下基礎。官僚的統治便在“重建資本主義”和“經濟冒險主義”之間反覆橫跳，其中的核心便是一國社會主義、地區獨特主義的反動理念。然而歷史證明，社會主義絕不可能在一國內單獨實現，某個地區的獨特歷史發展也並不能憑空造出遍地超人的國家；人有再大膽，產出也不可能脫離實際的生產條件——這些都是非常物質的現實。

如果把整個官僚階層比喻為舵手，工人階級為水手，那麽顯然這個舵手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南針和地圖，是在黑夜里見風使舵，時而向右，時而向左，結果便是帶著水手們在被孤立的地緣沼澤里不停打轉，最終讓資本主義的泥潭吞沒。隨著官僚階層的愈發成長，鎮壓、反動性質的不斷提升，改革工人國家體制愈發不可能，唯一的解決方案只有來自工人的一場政治革命，目標正是徹底消滅整個官僚體制的腫瘤，並由此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計劃經濟、工人國家，施行階級獨立、國際主義的對外革命政策。

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下的繼續清洗

那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這樣的一個政治革命嗎？毛澤東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是否真正地支持一場群眾推翻官僚體制的政治革命、讓群眾當家作主嗎？自本世紀初開始出現，近來開始流行的毛派在承認官僚國家的特權以及不平等的基礎上，沿用毛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當作某種形式的政治革命（蕭喜東，2001[9]）。對文革有足夠了解的人一聽便知，這不過是用來自我感動的牛黃丸。所謂繼續革命論，通過毛的實踐證明，不過是“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下的繼續清洗”！毛寄希望於持續清洗官僚（“這樣的‘革命’還要再進行多次”；毛，1973）企圖維持一個“健康的”官僚國家，而非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工人國家；革命只能在已經腐化的黨及其捍衛者毛的指導下，對官僚進行不觸及體制的清洗，維持“健康的”一國社會主義。

毛澤東傾向於清洗而非徹底的一場革命，在其理論上便有所表現。將理論抽出歷史背景來理解，必然會產生誤解——這也是當今許多毛派的一大喜好。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機械理解，只有將毛的文革理論帶入其歷史背景，才能理解在毛澤東空洞的官僚語言後面到底上演什麼樣的權術話劇。對於文革理論語焉不詳的毛澤東，在奪回權力後才透過中共中央在1967年11月詳細總結了他的“繼續革命理論”。[10]根據毛以及他屆時控制的中共中央所發的文本，我們在此劃分出幾個重要的部分討論，每部分都有其明確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目標：

1. 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革命——從側面開始清洗部分黨組織。
2. 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加劇論——掌握暴力機關，保持對革命的控制。
3. 文藝的靈魂大革命——從文藝界開始，正式發動文革。
4. 階級鬥爭反映在黨內——將部分官僚打成資產階級份子，開始對黨清洗。

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清洗——兩條路線論？

為了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計劃，中共在大躍進期間采取榨幹工人、農民的政策。大躍進期間，官僚要求工人發揮共產主義精神，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資、取消津貼（諷刺的是，誕生於大躍進期間的鞍鋼憲法的實踐完全與當今經濟民主的幻想無關[11][12]），工人生活艱難。[13]而農村方面，官僚一拍腦袋決定強制集體化，推進人民公社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大饑荒，土改以來和睦的工農聯盟支離破碎。[14]中國為一國社會主義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到了1962年，廬山會議以後，盡管中共在毛澤東的堅持與劉少奇的認同下，已經接受毛澤東三面紅旗的政策，然大躍進愈演愈烈災難性的失敗，使得官僚內部再不能忍受大躍進的路線。在1962年一月初，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劉少奇公開反對毛澤東，舉例湖南農村，稱大躍進的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缺點、錯誤遠大過成績；北京市長彭真點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劍指毛澤東，要他自我批評。中共黨內怨言巨大，壓力在此，毛澤東在會上承認錯誤。在二月中旬，劉少奇繼續召開了經濟調整會議（西樓會議）調整大躍進的經濟政策，他因此受到官僚情緒熱烈的歡迎。此時，毛澤東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實質上退居二線。

由於不再得勢，毛澤東開始尋找旁敲側擊的機會來重整旗鼓。在這一時期，毛澤東謹慎地在強調”民主“、“不打斷經濟工作”的同時提出“階級鬥爭加劇論”。在八月初北戴河的幾場會議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所謂的階級鬥爭加劇論、資產階級在黨內[15][16]（篇幅關系，具體文本筆者不作引用）。
當然，此時依然能看到毛自62年二月以來，對黨內反對意見的批判有所保留。但是很顯然，在經過數個月的思考之後，毛得出的結論是，大量黨員存在“小資產階級”成分、自己與各地官僚的關系不和，並且開始從斯大林那仿制出了類似的“階級鬥爭加劇論”。在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屆十中全會成了正式毛澤東反擊的機會：

階級鬥爭加劇論——與國家暴力機關合作

毛澤東從斯大林那學來了所謂的“階級鬥爭加劇論”[28]。但是他的結論正如斯一樣存在問題。關於毛澤東的結論，理論上的問題並不在於資本主義是否會復活——當今中國社會就是證明——在於他對階級鬥爭到底以什麽形式進行（前文已經說明了思想革命的問題所在），以及更重要的，對階級鬥爭本身一詞的理解。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毛提的階級鬥爭到底是什麽，才能理解加劇論到底劍指何人。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將階級鬥爭理解為兩個階級之間互相矛盾的利益所產生的時漲時落的矛盾，毛澤東時時將階級鬥爭理解為從屬於不同階級的個體之間的肢體沖突，亦或是黨的一切鎮壓行為。對於階級一詞，毛澤東更是語焉不詳。00年代以來當代流行的毛派理論開創者之一蕭喜東認為：

毛澤東看到在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漫長的過渡期間，“階級”並不總是以傳統意義上的“處在特定生產關係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現，而更經常是以一種文化語言、思想觀念的形式出現。[29]

顯而易見，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理解浮於表面，完全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就像在上一節中我們引用的部分一樣，毛認為階級鬥爭甚至有是專門的國家暴力機關負責，而不是整個社會的自然發展！很明顯，階級鬥爭在這又成了對敵鬥爭（參考前文提及的彭德懷“反黨集團”，此處應指對毛不忠的“反黨集團”），實際上劍指黨內、軍隊內的不忠份子。因此，早在文革開始前，清洗軍隊的工作便以及展開了。

在暴力機關的問題上，毛澤東的反應又回到了捍衛一國社會主義。文革前以及文革早期，與毛從斯大林那傳承下來的“階級鬥爭加劇論”這一論調同步發展的，是軍事方面的政治變動和重組改編。正如斯大林的動機一樣，毛澤東的提出這一理論的動機，同樣是掌控國家的暴力機關。然而，如果毛真的有推翻官僚機構的革命意識，他真正要做的不是確保軍隊領導的忠誠，而是武裝群眾，讓群眾從下而上主導社會革命。然而，毛澤東並無此意，暴露的反而是他作為當權者對於捍衛特權體制、捍衛一國社會主義路線的忠誠，而非對推翻官僚體制的政治革命的忠誠。

首先，從文革前到文革初期，毛在意識形態上同林彪、同軍隊達成了聯盟。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會議上，林彪已表示他對毛澤東的支持：“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麽……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30]四清運動逐漸進入尾聲的1964年，毛澤東開始號召“全國學解放軍”，向軍隊放出結盟的信號。1966年5月18日，在毛澤東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後的兩天，林彪緊跟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向他宣誓忠誠：“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解放軍把毛主席著作作為全軍幹部戰士的課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麽問題都可以解決。”[31]

文革前到文革初期，林彪顯然與毛澤東堅定地站在一起，反對劉、彭等人。此外，文革前軍事方面一個重大的重組改編，是1965年解放軍軍銜制度取消一事。這一變動看似是為了消除士與官之間的隔閡，覆興“革命精神”、反對蘇聯軍官官僚制度，實際上是在通過取消軍銜來為林彪與毛澤東控制軍隊做準備。軍銜的取消大體上並沒有影響整個指揮體系的運作，但是由於軍銜變動，軍隊不再受文官的規章制度管束，直接掌控士兵的軍官便從中得勢。然而，對毛澤東不忠的軍官大多已經從事文官工作，直接掌握的士兵並不多。這一變動給了林直接控制軍隊的機會，而林再將政治上的領導寄托於毛。[32]此外，文革初還進行了一次對警察部門的變動：警察部門被並入了解放軍編制。[33]通過這些制度上的變動，毛企圖借此通過林來控制國家的大部分暴力機關。

軍隊中的人事安排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對毛不忠的軍隊領袖紛紛被清除。在1959年彭德懷被整肅之後，國防部、軍隊的權力被轉交到林彪手中。然而林彪身體欠佳，1962年生病以後，毛澤東決定由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主持軍委工作，而國防部的日常工作則由羅瑞卿負責。在文革前，對軍隊實際的權力在羅、賀二人手中。然二人對毛不比林彪忠誠，並且與林彪個人聯系並不深，甚至較為冷漠。此外，羅性格強硬，與共事者關系不甚融洽；1965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羅沒有允許有備而來的葉劍英做總結，這也使得葉對羅倍感不適。但是這些問題直到1965年10月才徹底爆發。當時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文匯報》發布，彭真控制的《北京日報》對姚的文章反應冷淡，軍隊控制的《解放日報》對此同樣反應遲鈍；毛對此大發雷霆，而羅向彭報信的行為也導致羅徹底不為毛、林信任，最終在毛、林以及葉等中央軍委成員的支持下，在12月被打成“高崗反黨集團”的同謀，並被撤除一切軍職。而賀龍則更加與毛澤東疏遠，親近於劉少奇，且說話放任、不拘小節，政治不敏感，在1966年九月也被毛、林當作走資派清除出軍隊，其職位由葉劍英代替。[34]

顯然，通過在文革前與初期的清洗，毛澤東企圖透過軍隊領袖的忠誠來控制軍隊；不過，毛澤東與軍隊的結盟，暴露出的是毛作為頭號官僚本無意願推翻官僚階層：職業軍隊本身是有壓迫性質的，並且與官僚機構本身緊密聯系，而政治、人事的變動並不能改變它壓迫性的一面。毛澤東若是有真正的政治革命意識便會意識到，贏得軍隊的忠誠並不能保證工人革命的勝利。旨在推翻官僚的政治革命要的是徹底武裝工人群眾，讓他們從官僚手中奪取權力，並且用屬於工人力量的民主機構，取代舊的官僚政府機器，而非是透過職業軍隊的干預來保證革命。

在1967年一月的上海風暴中，工人造反派衝擊官僚體制，並在中共文革小組的領導下，用部分自發的群眾組織接管政府。造反派日漸升級的顛覆行為（盡管仍然有局限性）燒到了軍隊中，而軍隊對民間力量挑戰體制的行為日發不安，最終借由著軍隊領袖（如毛一手提拔的葉劍英）的對毛的直接不滿表現成為二月抗爭——軍隊也不再完全支持群眾運動。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時，毛澤東就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軍隊的擔憂，早已提出“八條命令”，明顯表明了他對軍隊體制（也就是官僚體制的暴力機關）的捍衛：

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軍內一切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

軍事院校文體單位外出串連者“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

左派衝擊過軍事領導機關，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軍隊內部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衝擊，不準串連。”

“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針。”

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嚴格管教子女”。[35]

很快，在2月末毛自己也提出“不能沒有黨”[36]，用軍隊、幹部、革命群眾為“三結合”形成的革委會取代了尚未完全形成具體形式的上海公社體制。不言而喻的是，毛澤東並無真正的政治革命意識，所以並無解散軍隊的意思，更不敢將武裝完全分發給工人群眾。他的真正目標是對黨內進行大清洗，而非一場真正的政治革命。

文藝的靈魂大革命——沒有群眾參與的無產階級“文化”

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37]

毛澤東企圖創造一個“無產階級文化”，然而這並非是什麼新概念。早在1920年代，波格丹諾夫、布哈林之輩便已經在俄國提出了類似的產物：就像一切統治階級都會創造出一個為己的文化一樣，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也要有一個文化。不過毛澤東更進一步：無產階級要有一個世界觀！毛澤東提出這個理論，有他宮廷政治的考量。由於自身以退居二綫，毛便從文化方面著手，以《海瑞罷官》為導火索，開始批判部分官僚，來掀起一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實則為清洗官僚隊伍。

那麽拋開這段歷史不談，這種文革理論對當代的革命、或是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真的會有幫助嗎？史實證明，在砸碎了舊文化之後，“無產階級的文化”並沒有、也不可能像高樓大廈一樣火速拔地而起。反而，由於國家機器對文藝創作的高強度幹涉，文藝的創作逐漸成為死水一灘。早在1951年第一次大規模動員國家機器批判《武訓傳》、1952年第二次的對《紅樓夢》主觀唯心主義批判，中共官僚便養成了動員國家機器幹涉文藝創作、批判的習慣。到了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案，中共甚至開始將對官方文藝批判反應激烈的知識分子們打成反革命，直接動員暴力機關對文藝創作、批評的異議者噤聲。這一現象到了反右運動更加嚴重，數十萬的知識分子由於對文藝創作持不同意見，而被打成毒草嚴懲。一部分像王蒙一樣的青年作家，跟隨著雙百方針，描寫了中國黨國體制的陰暗面，卻隨後被打倒——社會現實主義還有現實嗎？只能寫英雄、不能寫現實的社會現實主義，顯然在高強度的國家管制下失去了它的美學價值，空洞的政治宣傳取而代之。

如果毛派想辯駁，反右運動中的實際執行者是彭真、鄧小平一輩的話，[38]那又要怎麽解釋毛澤東支持的四人幫的文藝觀點？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在1963年提出社會主義文藝應該只寫“解放以來的十三年”，張春橋、姚文元、甚至毛澤東本人都給予大量支持。[39]1968年5月23日，姚文元提出“三突出”創作原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難道不是抹殺了文藝創作的形式自由，無視了生活中人物與事件的覆雜聯系嗎？1974年7月12日，四人幫的寫作班更提出“根本任務論”，要求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典型”，將創作的題材繼續縮小。四人幫還提出“主題先行論”：即老幹部等於民主派，民主派等於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必須打倒——文學的主題在寫作前甚至要提前定好！？[40]

毛和他四人幫的左膀右臂這樣抹殺文學的自由，創造出的又是什麽呢？文革時期，“好文學”的範疇縮小到了毛澤東和被審查制度閹割過的魯迅二人，古今中外所有文學家不過萬般皆下品。[41]被江青等大力推廣的樣板戲（《白毛女》等）同樣不談當下社會的現實，不過是在憶苦思甜的方式教化工人階級和農民——好一個社會現實主義！

這麽做真的挖出了向資本主義倒退的“修正主義根子”嗎？就當今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然重建這一情況來看，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不過我們簡單看看這種政策對於知識分子的影響，由此可以來考察一番此政策的政治成效。早在文革時期，革命願景和個人世界被毛澤東打散的他們之中早就滋生了大量不滿，許多人早在林彪過世時便開始進行地下創作。主要活躍於1973年至1981年的北京無名畫會便是這樣的例子：即使是在文革時期整體大環境堅決鏟除個人主義色彩的文藝創作這一環境下，一批青年畫家依然在政治真空中找到了地下的聚會場所和契機，特書大畫個人主義的繪畫作品。顯而易見，國家如此之多的干預實際上是失效了，它無法代替經濟社會的因素來根治社會的物質問題和個人心理的種種方面。

再從藝術上來探討這個問題。試問，爲何直到今日，蘇俄的電影《戰艦波特金》、構成主義畫作《紅色刺穿白色》、小說《靜靜的頓河》等作品仍是傳世之作，正是因為這些作品抑或是探索了文藝創作的新形式，抑或是對人在動蕩的世界中情感和思緒的變化進行深入的現實探索。因而，這種複雜的文藝經典或是創新的創作手法則是藝術的創作和欣賞中，新靈感的重要來源。而當今又有多少人能從文革時期國家大力推崇的樣板戲吸收藝術的營養、並產生真正的、藝術的複雜靈感呢？很明顯，這種文藝作品的藝術造詣並不高，并不構成真正的優秀藝術。文革時期的各類文藝作品政治上的失效和和藝術上的失敗，充分說明了“無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世界觀”理論與政策的絕對破產。

更啼笑皆非的是，這個無產階級文化理論似乎忘記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本身就是為了永遠結束階級社會、結束階級的文化：

無產階級真的有足夠的時間去創造“無產階級的”文化嗎？與奴隸主、封建主、資產者的制度不同，無產階級將自己的專政設想為一個短暫的過渡時代。當我們想要揭露那些對過渡到社會主義所持的過分樂觀的觀點時，我們時常提醒道，社會革命的時代在世界範圍中將持續幾年和幾十年，而不是幾個月，——是幾十年，然而不是幾個世紀，更不是幾千年。無產階級能在這幾十年中創造出新的文化嗎？對這一點抱懷疑態度由於以下情況而顯得更有道理，即社會革命的年代將是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年代，在鬥爭中，破壞所占的地位要超過新的建設。無論如何，無產階級將以主要的精力去奪取政權，並為了生存和繼續鬥爭的迫切需要而保持、鞏固和使用政權。然而，正是在這一把有計劃的文化建設擠到狹窄範圍內的革命時代中，無產階級的身心才達到最大的緊張程度，才充分地顯示出自己的階級實質。相反：新制度防止政治和軍事動亂的把握愈充分，進行文化創造的條件愈便利，無產階級就愈會消溶在社會主義的共同生活中，擺脫自己的階級特點，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將不再是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在專政的時代，談不上新文化的創造，談不上具有巨大歷史規模的建設；再則，與過去無法比擬的文化建設，將在專政的鐵鉗已失去必要時開始，那時它就已不具階級性了。應當由此作出一個總的結論：無產階級文化不僅現在沒有，而且將來也不會有；其實，並沒有理由惋惜這一點，因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正是為了永遠結束階級的文化，並為人類的文化鋪平道路。 [42]

如前文其他部分所示，毛澤東的理論往往不是出於辯證唯物主義前瞻性的思考、或是對現實狀況縝密的判斷、抑或是真誠的革命理念，他文藝“革命”的目標始終是圍繞著中共黨國官僚體制的具體方針與需要論述的。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在已經發展出了“文藝服從於政治”的理論[43]，將文藝工作完全置於政治的範疇。在抗日時期的這一理論尚停留在黨的文藝工作上，而1949年7月的“中華文化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便為新中國文化立下目標，文藝服從政治。這一理論在文革時期繼續發展，完全服從於毛澤東的清洗政策，在工人國家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就是建立一個完全服從於毛澤東一國社會主義路線的世界觀。站在當代來看已經顯而易見，一國社會主義無法提供文化繁榮的物質繁榮，那麽沒有物質繁榮的基礎，無產階級又要如何抵制由於物質富足而產生的資產階級文化呢？不言而喻，這是一種只有禁欲的、閹割個性的世界觀，與無產階級的、人的自由發展完全沒有關系。

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除了需要一種集體主義的立場，同樣不能拋棄個人的、個性的精神追求——否則人的自由發展就是空談，共產主義更是空談。個性發展不完全的人，不能叫做人，而是奴隸。撇開毛澤東的官場空話，我們能夠發現這種文藝政策背後的令人膽寒的極權主義邏輯：如果人不能自由發展，那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獨立思考，那自然只能依附於國家機器而存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機器的長期存在便這樣成立了！筆者相信，中共建立時的那種革命精神，與這樣奴化的邏輯毫無關聯。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早在1921年探討過：

由此看來，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個人是群合的原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真實的自由，不是掃除一切的關係，是在種種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寬裕的選擇的機會；不是完成的終極境界，是進展的向上行程。真實的秩序，不是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是包蓄種種不同的機會使其中的各個分子可以自由選擇的安排；不是死的狀態，是活的機體。[44]

毛澤東另外一個嚴重的錯誤在於，文化本身不單單是主觀的、政治的範疇，而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各種歷史的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不斷互相作用而產生出的這一複雜的社會產物。人誕生與自然中、社會中，無可避免地收到它的決定性影響，但是人同時也有改造自然和社會的能力。人類的文化和社會便是在客觀和主觀因素不斷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早在階級社會出現之前，文化就已經以非常古老的形式出現——從遍布全球各地的遠古壁畫、到普遍出現的下葬儀式、遠古建築等等。這時的文化雖然簡陋，但是卻沒有階級性質。這時最原始的文化表達著它最根本的性質之一：它是由人創造的，并從自然和社會中發展出的有機的物質產物。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許多斯大林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勢不兩立，但是在文化問題上，他們的結論卻竟然驚人地回到了同樣的主觀唯心主義：文化是完全主觀的、由某個權力建構起來的。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45]文化的創造離不開其歷史背景，它的創造也絕非一日之功。在為共產主義的鬥爭里，新人類與舊文化的關系必然是辯證繼承性質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沒有對過去那些最重要的路標的把握，一個新的階級就不能前進。[46]在創造出新文化之前，新社會的人必須牢牢掌握從舊社會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才能創造出新的文化。就像人不學習某種形式的輸入系統，就不可能用鍵盤打出一部文學著作。因此，無產階級的文藝任務反而是在繼承資產階級文化的一切繁榮發展、同時剔除其剝削性質之後，將文化的果實和其種植的工作推廣到全人類、全世界。千萬年來人類所有智慧和創作而形成的文化將史無前例地在全人類中廣泛傳播，跨越過去階級社會的限制。掌握了這些技藝的新人類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步向前發展出更加繁榮的文化。

而中國畸形的官僚國家對文藝創造的鉗制，以及錯誤的文藝理論和政策完全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相違背的，導致了大量的畸形的、失敗的文藝產物。反觀相對於起點較爲健康的俄國革命，則是完全不同的一副革新面貌。1917年俄國革命後，俄國文藝界迎來了一個短暫但繁榮的“白銀時代”。由於布爾什維克執行了革命的表達自由政策，在數千萬人第一次接受到了基礎教育這一重大發展之外，科學、文藝日新月異，其中許多產物至今影響深遠：新的音樂誕生了——特雷門的誕生創造了現代電子樂的雛形；新的電影手法，如蒙太奇的斷裂剪輯理論至今在大量運用；新的文學流派，如形式主義詩歌、未來主義等探索了文學的邊界；新的美術風格，立體未來主義、至上主義、構成主義也拓展了美術的邊界。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但這些產物都是十月革命以後科技進步、思想解放的蘇俄政治現實下才得以繁榮。中國近代文藝界也曾出現過許多富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官僚國家從1955年反胡風案以來便壓制著文藝的自由，縱使是支持社會主義、支持中共的作家，若是不能緊跟黨的路線，也不能幸免。巴金和老舍就是兩個例子。

著名作家巴金早在1920、30年代曾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曾翻譯過大量俄國無政府主義作品（《面包與自由》的第一部中文翻譯便是巴金著作），也撰寫過些許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著作，他早期的文藝創作同樣鼓勵著青年與中國傳統斷裂、為從封建習俗中解放而鬥爭（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此後的創作依然保持著許多現實主義色彩。在文革時期被關進牛棚改造後，巴金早年的社會主義思想完全被他埋進了歲月里，後來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同樣的，老舍早自五四運動就開始寫作。同樣作為現實主義流派的作家，他不但細細描述了北京勞苦大眾的悲慘生活（《駱駝祥子》），還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創作過大量支持抗戰的文藝作品，如《四世同堂》。他在1956年創作的話劇《茶館》細致地刻畫了一家茶館從晚清到民國時期的逐漸式微，表達危機中的中國舊社會急需一個變革的出路。此作曾贏得黨內外的廣泛讚揚。然而，他在文革期間被當作牛鬼蛇神批判、羞辱、毆打，不禁自殺。

共和國建國以來，像巴金、老舍這樣親共的知識分子陸陸續續被批判、打倒，數量不在少數。悲哀的是，五四新青年運動以來，這些依附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產主義的同路人未曾在北洋政府、國民黨、抑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專制之下失去自己對社會變革的堅持，然而他們卻是在解放後、“社會主義制度”建成後，他們逐漸消失、閉上了嘴，在文革後更是投奔自由主義。

我們看到一個十分悲哀的現象：無產階級學習文化的運動折戟於經濟發展不順以及政治混亂之中，而親共的知識分子也在逐漸消失、噤聲。那麽文化界還剩下什麽？它只剩下了無所不包的宣傳機器：從大大小小的任何文化行為，社會離不開黨和國家告訴群眾什麽事情能做，什麽事情不能。整個社會活在強迫性的公有制秩序中。然而它的經濟無法維持住公有制，自然就培養不出公有制的社會慣性，這也就是為什麽從膚淺的角度思考，似乎“階級鬥爭加劇論”能夠站得住腳——社會時刻在脫離公有制的狀態中。但馬克思主義者要意識到所有這些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必然失敗的一國社會主義政策。

而這種打壓性的文藝政策不單單是針對知識分子，毛時代的政治宣傳，圍繞著建成一國社會主義，將一切人的自由和活力貫徹著徹底的打壓，推廣禁欲的生活哲學。在學雷鋒運動中，中共的宣傳部門令人發指地稱：年輕人要爭做一個永不生銹的革命螺絲釘！[47]這和共產主義要爭取的人的完全自由又有任何相似之處嗎？為了一國社會主義，中共要求全中國人民為了這一完全不可能的空想完全獻出自己的青春與精力！可社會主義革命難道不就是為了人的自由發展而鬥爭嗎？！

中國的文藝發展就這樣停滯了，一切沒有緊跟黨的聲音前進的語言全部被消聲，文化領域只剩下了無所不包的國家機器，進行著沒有現實的社會現實主義宣傳；中國文藝界的森林便由這樣的亂砍亂伐，淪為了文化的荒漠——無產階級的文化建立不起來。無產階級的學文化的運動受經濟困苦和政治混亂而營養不良，而依附在無產階級運動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緊緊閉上了嘴、合上了筆。然而，工人國家的文化政策根本不應該是抹殺、窒息文藝創作的自由空間（也就是一切人個性發展的自由空間），而是在保護工人國家、工人民主的基礎上，提供文化創作的自由空間、將學文化的運動推廣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社會主義制度”與“階級鬥爭反映在黨內”的矛盾

歸根結底，毛澤東無論是清洗黨組織、“思想革命”、“無產階級文化”的政策，還是清洗軍隊的行為，依然回到了他最終的目的：捍衛一國社會主義、捍衛官僚體制。然而，一國社會主義的建成完全是不可能的夢想，毛澤東所談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完全與馬、列定義的社會主義階段的特征完全不一致。在1957年夏天，毛澤東談到一國建成的社會主義制度到底應該是什麽樣的：

大辯論……解決了和正在解決著革命和建設工行是否正確（革命和建設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是否應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不要共產黨領導，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確等項重大問題……

必須懂得，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現在還未建成，還差十年至十五年時間……[48]

無可厚非，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必不可缺的經濟基礎，然而政治呢？此處毛澤東的默認依然是屹立不倒的黨國體制。而如果我們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便能看出所謂中國過去的工人國家到底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有多大的差距：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滅國家，也就是消滅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消滅任何加在人們頭上的暴力。我們並不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在向往社會主義的同時深信：社會主義將發展為共產主義，而對人們使用暴力，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使一部分居民服從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將隨之消失，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規則，而不需要暴力和服從。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者哪怕是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自己掌握了這個事業，對極少數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工人們“調整好”監督的時候，對任何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為多餘的東西的時候就愈接近。由武裝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就會愈迅速地開始消亡。

因為當所有的人都學會了管理，都來實際地獨立地管理社會生產，對寄生蟲、老爺、騙子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獨立地進行計算和監督的時候，逃避這種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必然會成為極難得逞的、極罕見的例外，可能還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懲罰（因為武裝工人是重實際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跟自己開玩笑），以致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就會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了。[49]

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國家成為了確立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半國家”，而中國社會遠遠沒有到達這個地步。國家暴力機關不斷被強化，對思想自由的鉗制日漸加強，反而表現出一點——正是因為社會仍然不是所有人進行的管理，社會沒有形成公有制生產方式的基本原則，因此國家這一暴力機關依然沒有消亡。中國社會就像俄國一樣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預備制度”[50]，不過它過渡得要比俄國還要更加辛苦一些。這麽說，並不是筆者出自紙上談兵（“本本主義”，用毛派的話來說）的教條主義，而是由於社會主義階段是向無階級社會、向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重要一步，它必然需要準確的、科學的語言來表明清楚其特征。否則，馬克思主義必然失去其準確的定義，必然被庸俗化、被歪曲。

實際上，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反映在黨內，實際上是為了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黨內“資產階級份子”，也就是與他發生沖突的黨內官僚。在文革初期，官僚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理解為對知識分子界的又一次清洗；然而，毛澤東反覆明明暗暗地向官僚、向運動中的群眾澄清，這是一場對官僚內部的運動。隨後，在紅衛兵運動開始後，通過支持紅衛兵沖擊市級黨組織，將目標逐步轉移向對黨組織的沖擊。在《五·一六通知》發布後的數個月內，許多地區文革的目標仍然在針對各級黨委拋出的黑五類、“階級敵人”。然而，隨著國家允許、鼓勵紅衛兵各地串連，各地紅衛兵運動不斷升級。以上海為例，北京紅衛兵三次南下串連，帶來了激進程度越來越升級的口號和目標。原先在紅八月時以及之前，受毛澤東親自鼓勵[51]、崇尚對階級敵人使用暴力的北京紅衛兵給上海市民留下了惡劣印象[52]，然而到了第三次的串連，北京紅衛兵成功與上海學生、工人造反派聯合。[53]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不斷沖擊上海領導，最終導致了一月風暴中，部分工人造反派接管（事實上的取代性奪權）了上海的公安機關與市委組織。

無法繼續的繼續革命論

前文已經談到，高度集中、不斷被強化的中國國家機器，反而又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並沒有建成。此外，中國共產黨也與革命中的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完全不一致。一戰爆發後，布爾什維克內部分裂成了數個派別，其中列寧的派別甚至還是絕對的少數派。然而，在黨內民主尚存的時候，通過論戰、辯駁與歐洲各國階級鬥爭情勢的發展，列寧得以證明了他國際主義、階級獨立的方針是正確的，因此逐漸得到了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得以走向革命之路。顯而易見，共和國建國以來，中共的組織原則與革命路上的布爾什維克有本質的區別，它絕不是一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是一個和國家暴力機關緊緊相連的獨裁官僚機構——一整個機構本身是絕不可能自己對自己革命的。

當代許多人依然認為文革中，毛澤東代表的一部分中共官僚能夠代表工人階級，是他們的先鋒隊，然而文革恰恰暴露的便是中共的所有部分都不是先鋒隊的這一事實。當群眾運動的訴求一步步升級到體制問題時，毛澤東作為頭號官僚，不出意料地開始堅定捍衛起官僚體制，迎合軍隊鎮壓群眾運動。1966-67年期間，文化大革命從學生的紅衛兵運動升級到了工人造反派的奪權運動，這時毛澤東短暫讓出了群眾自由討論政治、結社以及參與運動的權利（然而，依然是以大字報這種表達自由不完全的形式），但他的目的不是推翻官僚專政，而是清除他認為的黨的亞健康份子——“當權的走資派”。然而，1967年1月上海掀起的全國奪權運動發生後，經過2月軍隊方面的強烈抗議後，毛的態度卻開始轉變，革命只可到此，不可越過！他開始走向了群眾運動的反面，收回群眾的表達和結社權利、鎮壓群眾組織。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不妨提幾個。

我們前文提到，1967年的上海人民公社短暫地在名義上存活了幾十天，而後被軍隊、幹部和高度官僚化的群眾組織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替代。毛澤東在其中的反應，反映出他對體制問題更改的巨大不安。2月5日，經過一個月群眾組織之間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籌備與拉鋸，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諷刺的是，上海文革寫作組領導人之一的徐景賢提出要加入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中提及的“徹底砸爛國家機器”、“公社委員由群眾直接推選”、“公社委員是人民公仆，工資收入不得超過工人”等內容，率先被張春橋刪除，只留下公社委員的選舉產生經過。[54]然而，2月5日後，北京一反常態，遲遲不表態。一周後，張春橋、姚文元秘密前往北京，與毛會面。毛同二人討論，能否將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和別的省市一樣都叫“革命委員會”，因為此事涉及到“整體、國家體制、國號問題，還涉及到外國承認問題。”張、姚當場做檢討，向毛屈服。23日，上海方面發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定》。24日，張、姚二人在上海召開萬人大會，由張傳達毛的指示：

“【毛】主席說在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麽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呢？他說，總得要有一個黨嘛，要有一個核心嘛……毛主席說：所以，我看還是按照老規矩辦吧！將來還是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55]

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回到原點，那麽又何必革命呢？被上海一月風暴影響而誕生的激進造反派（以楊曦光為代表）紛紛表示不滿。楊曦光在1968年1月著作《中國向何處去？》，將他對革命應該繼續到底的思想全數表達出來：

“極左派”公社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我們公開宣布：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會的資產階級專政和修正主義制度才能達到。讓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56]

激進派遠不止楊曦光一個人，湖南的另一個例子就是張玉綱的《我們的綱領》[57]。類似的思想均有出現在北京、山東、武漢、上海的學生之中。[58]面對否定革委會、號召打倒“官僚資產階級”與官僚體制的激進派，毛領導的中共高層誤以為楊曦光等所在的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省無聯）是一個組織性強、活動能力大、並且以這種激進綱領為行動的十萬人群眾組織。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點名批判省無聯為反革命組織，[59]隨即，楊曦光所在的湖南群眾組織湘江風雷、省無聯被強制解散、宣告為非法組織。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姚文元提出）、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紛紛受波及，輕者開除職位、革除官職、開除學籍等，重者鋃鐺入獄，判處勞改、無期徒刑或是被處決。工人造反派的運動也隨著這兩次大規模鎮壓逐漸結束。清隊、一打三反相加，其影響範圍之廣，學者魏昂德根據各地縣志整理出的數據表明，受害人數達到七百六十九萬，直接死亡人數達到數十萬、上百萬——達到了文革中所造成的所有記載死亡人數中的四分之三！[60]與文革後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發展類似，楊曦光在後來也成為了及其反動的保守主義份子。可以說，沒有文革後期對政治革命的反動，就不會有1980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

與工人運動相同，學生的紅衛兵運動同樣是在1968年結束。1967年10月，《人民日報》早已便提出“覆課鬧革命”的口號。對於毛以及奪權而獲得新權力的官僚而言，到了1968年，既然奪權已經結束了，革命目標部分達成，那麽留著這麽多學生在城市動蕩里還有什麽意義？毛本人更是在1968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報》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600萬學生、知識分子便隨著上山下鄉運動被送往農村，紅衛兵組織逐步被解散，紅衛兵運動由此正式結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群眾組織起來希望通過抗爭來改善生活的行為，即使在奪權行動廣泛展開後也被打成經濟主義。以風暴眼的上海為例，1966-1967年曾期間出現過數類後來被打成經濟主義的組織：1、要求轉正為國有制，要求參與工會的權利的大小集體單位的工人組織；2、要求轉正，保證就業的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組織；3、由於大躍進經濟衰退被迫回鄉支農，要求遷回城市的工人組織；4、先前支援內陸城市、支援農村、支援新疆地區，現要求回鄉的上海青年組織；5.要求轉型成集體所有制、國有制的的個體戶、小商小販組織[61]。對於支持一切追求社會公正以及進步運動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工人的這些訴求應當完全是正當的，絕非是一個經濟主義，或是資產階級企圖轉移視線的陰謀能夠一筆帶過的。事實上，在上海，首先處理這些問題的其實是尚未被完全推翻的舊上海市委，他們反而是第一批向工人做出讓步的[62]。矛盾的是，反而是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之後的2月，新的“革命”秩序卻開始解散這些組織。從18日中央要求解散全國性臨時工組織、26日工總司以武力解散支農造反派組織，這些爭取經濟利益的工人組織全部被國家解散。

部分造反派甚至對於經濟訴求的造反運動持完全反對的立場。在王洪文的要求下，後來在上海參與奪權運動的工總司總部發出《緊急通令》，主張經濟鬥爭的造反行爲“是將重大的政治鬥爭引向單純的經濟鬥爭，……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的表現形式，是一個極大陰謀”[63]。如果把這種觀點向當代工人宣傳，恐怕要鬧出一個笑話：工人革命竟然是為了革命本身，手段成了目的！任何和工人有過接觸的人都會明白這種觀點的矛盾所在。如果革命最終不是為了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那一味追求的政治鬥爭也不過是一紙空談罷了；無產階級要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正是為了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必贅述，王洪文所帶領的上海工總司也正是因為他作為群眾組織中的領袖，長期迎合毛澤東的“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下的繼續清洗”政策，才因此得以高升。王洪文也絕非是什麽薩布林式，反對官僚專制的理想主義革命家。

當今仍有些毛派跟著王洪文的這個觀點思考。對此，筆者提出質疑：難道說走資派答應解決這些問題，所以走資派就將工人的注意力轉移走了？而毛澤東奪權後的“革命”新秩序解散這些組織，就是為了工人好？如果革命無法為工人解決問題，那麽這樣的革命，工人為什麽要支持？

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工人也是非常現實的人。如果真正要反對走資派，革命派要做的，不是宗派式地否定經濟鬥爭，而是將經濟鬥爭繼續推進到真正的政治鬥爭：推翻官僚國家！現實地說，當時中國工人國家的物質水平歸根結底是無法滿足大量的一般工人的訴求的。這正是因為一個特權階層正在阻止革命擴散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去，而孤立、落後的中國也絕不可能自給自足地維持計劃經濟的健康運作。只有透過持續的經濟鬥爭，工人才能逐步提升自己的鬥爭意識，因此觸及到生活水平問題的核心——即官僚阻止了計劃經濟的繼續發展——由此打開一個通往真正政治革命的方向：推翻官僚專制，推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革命政策！

上述的例子已經證實：官僚階層根本不代表政治革命的趨勢，又何談先鋒隊呢？更反動的是，在鎮壓完群眾運動後的1970年代，毛澤東帶領的勝利的官僚階層卻又被經濟落後的壓力所壓倒，開始與資本主義大量進行貿易。我們之前的一篇文章解釋道：

1973和1974年，中國開始進口工業品以建立“工業自給”的基礎。日本和德國工程師正在武漢建造一座耗資5億美元的鋼鐵廠。美國和法國正參與建設13家化工廠，目標是到1978-79年將化學品產量翻一番。石油和電力也有類似的投資。

1974年外貿逆差達到了約10億美元，75年中國不得不減少對外訂單。食品和谷物訂單被取消（包括美國價值1.5億美元的小麥和玉米訂單），可由於1972-74年期間的訂單，機械進口在繼續增加（增長約30%）。盡管存在這些困難，但據計算，由於產品和石油的出口增加，中國的對外貿易可以維持每年10-15%的增長直到1980年。[64]

1971年，毛澤東向美帝示好的行為（乒乓外交、辛基格秘密訪華）更是能夠表明這一點。同時，在黨政軍內部不久前風光的各類先前最猛烈劉鄧路線的人士，也在這個時期在毛的囑意下開始遭到排擠或被控與林彪政變有關係的罪名而被打倒。許多原來被打倒的右派、走資派幹部悉數返回黨組織，復職工作；後來主持重建資本主義的鄧小平就包括在其中。如果毛澤東真的反對走資派，爲何又在這時把鄧小平——”走資派“劉少奇的二把手——拉回來呢？

許多毛派不願承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波拿巴工人國家與資本主義合作的行為早在改革開放前就已經開始，並且是毛澤東帶頭的。這充分說明了毛澤東作為波拿巴主義者的實用主義本質；他並沒有真正政治革命意識，他語焉不詳的講話、報告中更沒有當代革命理論的基礎。

當代的中國現狀是：文化大革命已成失敗的過往雲煙，而無產階級也專政不再，當今資產階級專政當道。那麽，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又要怎麽繼續？它能夠在資本主義中國和中共獨裁機器的情況下幫助建立一個革命政黨嗎？它能夠讓革命家知道怎麽跟當今的群眾鏈接，但又不會落入機會主義的陷阱里嗎？有人會指出，繼續革命論是在革命成功後實行的理論，而新民主主義才是毛澤東提出的革命理論。那我們就該進一步問，如果是這樣（我們暫時將新民主主義放一邊），那核心仍然是一國社會主義的繼續革命論，能夠讓革命家理解到要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連接到底具體會如何達成嗎？它能夠告訴我們如何根除產生走資派和資本主義捲土重來的物質環境，還是只是說我們在只能在漫長的社會主義道路上某種模糊的和持續的“鬥爭”？

學習理論和歷史的教訓，就是為了給現世的革命家們提供行動的指南。那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到底提供了什麽樣的指南呢？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錯誤的理論只會帶來錯誤的實踐。而過去就已經錯誤的毛澤東主義（思想）理論，更無法在今天的世界內早就任何程度的實踐成果。

當下的革命理論，就收藏在馬克思主義的圖書館里，靜靜等待革命家們認真閱讀、學習，然後付諸實踐。正如馬克思評論法國人對波拿巴的臣服一樣，當代的革命家也要擺脫對毛澤東的迷信，才能開始自己的革命：

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身的任務的……十九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者去埋葬他們自己的死者，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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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一章，中馬庫。

[2] 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開放雜誌（原《解放月報》），1998年十二月號。

[3] 吉漢，《邊緣化的六四敘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端传媒。

[4] 列寧，《當前的主要任務》，1918年3月11日，中馬庫，黑體是列寧的強調。

[5]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五章，中馬庫。

[6] 布哈林，《我們能在西歐無產階級的勝利之外建成社會主義嗎？》；筆者只找到英文版：N. Bukharin, 「Can We Build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n the Absence of the Victory of the West-European Proletariat?」

[7]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一些提問》；筆者只找到英文版 「Concerning Questions of Leninism」，英馬庫。

[8] 毛澤東，《關於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馬庫。

[9] 蕭喜東，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理論準備，愛思想網，2001年8月1日。

[10]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維基文庫。

[11] 高華，《鞍鋼憲法的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二十一世紀》，2000年4月號。

[12] 陳泰，《門後是墻——漫談「鞍鋼憲法」》，紅色中國網，第1-4頁。

[13] 同上。

[14] 關於我們組織對大躍進運動的批判見 John Peter Roberts 著《中國：從不斷革命到反革命》，13-14章。

[15]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馬庫。

[16]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馬庫。

[17]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馬庫，我們的強調。

[18] 同上。

[19]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社，第25-28頁。

[20]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 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馬庫。

[21]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8月號，第60頁。

[22] 王海光，四清運動的階級鬥爭建構——「桃園經驗」，第92頁。

[23] 王永華，近十年四清運動研究綜述，《重慶社會科學》2007年第7期，第72-76頁。

[24] 北京馬克思主義學會，《文革史（北大馬會版）》，第87-88頁，我們的強調與批注。

[25] 宋永毅，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3期，（總第94期）

[26] 王光美與「桃園經驗」，激流網。

[27] 參見印尼共產黨的背叛。

[28] 斯大林，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29] 蕭喜東，劉少奇、王光美與群眾運動：以四清為例（二），愛思想。

[30] 不平，《文革英烈（下）》，成家出版社，2019年4月1日，第978-988頁。

[31]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林彪文選》第三卷，1968年9月版，中馬庫。

[32] John Peter Roberts，《不斷革命到反革命》，第14章。

[33] 丁抒，毛澤東「文革」初期在軍內的部署與葉劍英的崛起，《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三期。

[34] 同上。

[35] 北大馬會，《文革史》，第200頁，和維基百科，我們的強調。

[36] 李遜《革反年代》，第804頁。

[37] 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共的強調。

[38] 《戚本禹回憶錄》，第七章，中馬庫。

[39] 《張春橋：1949及其後》，第123-125頁。

[40] 朱棟霖等，《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4-15頁。

[41] 郭鐵成，「魯迅」：作為一種文化，《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4期。

[42] 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第六章；黑體字是我們的強調。

[43]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馬庫。

[44] 李大釗，《自由與秩序》，1921年1月15日，《少年中國》第2卷第7期。

[45] 馬克思，《霧月十八》，第一章。

[46] 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第六章。

[47] 八九點鐘的太陽，2:53。

[48]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筆者的強調和批注。

[49]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四章和第五章，列宁的强调。

[50]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

[51] 毛澤東：要武嘛！

[52] 李遜，《革反年代》，第151-154頁。

[53] 同上，第156頁。

[54] 同上，第796頁。

[55] 同上，第800-812頁。

[56] 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中馬庫。

[57] 張玉綱，《我們的綱領》，中馬庫。

[58] 楊小凱，《牛鬼蛇神論：文革中被囚禁的精靈》，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頁。

[59] 陳益南，文革中湖南「省無聯」問題概述——文革史研究之八。

[60] 魏昂德，1966-1971年中國國內的反抗與鎮壓，中馬庫。

[61] 李遜，《革反年代》，第617-633頁。

[62] 同上，第634-644頁。

[63] 同上，第658-658頁。

[64] 艾倫·伍茲，《文革究竟代表什麼？》，捍衛馬克思主義網。

[65] 馬克思，《霧月十八》，第一章，中馬庫，我們的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