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关于中国过去的工人国家，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系列历史、理论和政治问题，占据了中国、甚至是在整个华语圈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讨论。中国资本主义重建以来，新的一代华语青年开始思考，中国是如何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他那貌似是反对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反对”官僚专政、鼓励群众造反的虚伪革命面孔迷惑了不少人。对于很多真诚的革命家，他们激进化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便是毛泽东和他错误的理论。

这些发展并不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意外，也没有必要使我们惊慌和疑惑。历史上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群众的意识在激进转变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往往先会遇到一些霸占流行位置的错误的、有瑕疵的运动思想和行动手法：这种例子很多，或许是俄国民粹主义、或许是自由主义、又或许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马列毛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停留于静待群众和有志之士们在摸黑中寻找答案，而是及时地站出来宣传真正的社会分析、革命理论、和解决方案，指引他们走向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消灭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

因此，对毛时代中国官僚工人国家的性质、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即”继续革命论“）这一引人瞩目的话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者必要的一份任务。我们在此重新修改我们于2022年三月发布的深度分析《继续革命论批判》，并将其再版，以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系列话题真正革命的观点和分析。

在上次发表本文时，我们很高兴地迎接来了一些意识形态扮演家的大量辱骂和羞辱。我们认为，觉得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是因为这篇长文戳到了许多人自身无法跳跃的理论问题，并为真正有兴趣了解革命思想和历史的人士提供了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然，我们并不期待一篇文章就能解决所有的理论问题。随着社会的危机日渐靠近，革命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再能耗在错误的理论和行动指南上了。为了摆脱我们革命运动中所有的历史迷信、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进行一系列的批判，来引导真正的革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

本版修改了一些文法上的小错误、稍微修改了政治上的一些用语和解释，删改了一些冗余内容，并在无产阶级文化的部分添加了一小部分。未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哲学来源、历史发展和理论错误，我们IMT还将其他场合和文章中继续探讨，请各位读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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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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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变化

自文革结束至今，世人对文革的观点、看法不断发生著变化。这些观点的变化实际上代表着中国资本主义重建以来社会思潮的变化。在1981年，中共就文革发表了党国的评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官僚内部终于也对文革彻底否定，这对知识分子放出了一个不反对反思、批判的信号。因此，在党国的默许和间接引导下，直接受文革影响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界、文化界盛行着否定文革中群众运动和革命政治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河殇》、《芙蓉镇》等）。这一代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在文革中消耗殆尽，不再用革命的头脑思考，更不再说革命的语言。对于他们，革命早已在文革中死去，而自由主义则是他们的新欢。

同时，在“反思”的过程中，1980年代也见证了资本主义改恶（在80、90年代的中国它有个花哨的名字：“现代化” [2]）的浪潮席卷中国。这一代中国青年人他们便把过去的一切埋进时间里不再提起，或是鉆研如何在威权资本主义的当下争取自由、民主，或是苦思如何成为成功人士。中外的反共主义者也因此加入他们“反思”的行列中。文革同土改、反右、人民公社等运动一同成了“共产主义耻辱柱”下的又一灾难（马若德《文革：毛最后的革命》；冯克《毛的大饥荒》、《解放的悲剧》、《人民的历史》等）。然而，数十年以后的今天，时代变迁。当年在天安门示威的那些青年、自由主义者，纷纷受当局物质收买，已然功成名就，于是承认过去自己“幼稚”、“不成熟”[3]。自由主义者宁愿与独裁政府同流合污，充分说明了当今资产阶级的腐朽状态。

反而，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培养出了大量工人阶级，群众的阶级意识因此得到了充分发展（当然，是以及其悲惨的方式发展的）。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再次开始寻找可以指引他们走向解放的思想，对真正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也重新归来。就如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探讨的，这一变化于2019年开始逐渐加速；并且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始，可以观察到的是，互联网上出现的对社会现状的大量不满，成为了许多人政治化、激进化的重要转折。结合本土的毛派组织宣传，新的一批毛派出现了。

以青年人为主的他们对文革的态度一反过去数十年来的自由主义式批判与反思，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迫使着他们向社会主义高速移动。然而由于本土毛派的误导与当局对文革史料的严格把控，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对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乌托邦的幻想，各式历史性谬论层出不穷。在文革失败、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复生的40余年后，如果沿着毛主义的结论与组织方案，那麽再真诚的革命家也不可能找到当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切且正确的方针。当然，在一场社会革命风暴开始前的低气压里，难免有人向过去的革命投去惊鸿一瞥，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十九世纪革命，当代的革命也是如此：“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因此，正确认识过去的中国官僚工人国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以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所谓”继续革命论“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而本文的目的则是从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论”着手，揭示其产生的物质环境和理论的内部问题，借以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指引道路。

无产波拿巴主义与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1980年代始，全世界范围内的计划经济以及工人国家在各国官僚的败坏之下逐渐崩溃，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巨大的失败。中国也不例外。要理解官僚国家如何形成，以及社会主义是如何崩溃的历史，则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计划经济、工人国家立足于现实世界，而非是空想之中。19世纪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条件：科学、技术与运用科技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一阶段，即是社会主义，其经济发展最低的起点本该要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高。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把马克思的观点机械地强加给历史上的工人国家，而是要通过认识具体的经济条件，从而来理解工人国家在物质上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对社会发展又构成了哪些障碍。

讽刺的是，自十月革命起逐步建立起的各工人国家，大都建立在非常低的经济起点上。苏联的起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最弱一环”。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残酷的内战蹂躏后，苏维埃俄国在战后经济的起点甚至要比一战前还低。因此，纵然苏联国土广阔、资源众多，但却缺乏开发所需的发达技术与大量人口。

中国革命的起点则还要再低一些：中国是一个曾被帝国主义实施半殖民统治的农业国家，除了大量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和大量无法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技术上也是几乎一无所有。纵使在被扭曲的计划经济下，中苏的社会发展皆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些进步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俄国与中国，是资本主义所无法成就的。然而，国际革命的低迷、工人阶级的疲倦、以及官僚的错误指挥和妖言惑众，导致革命被困在了经济起点过低的地区，政治的反动随即而来。

考察政治反动，俄国革命作为工人革命先驱的例子最为重要。对于俄国革命，尽管困难重重，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等革命家们的观点始终是国际主义的。俄国革命的种种社会难题，只有一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成功的工人革命才能化解。正如列宁所说：

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

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

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4]

不幸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革命迟迟没有成功，因此政治上的反动随即而来。192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欧洲革命未有成功，此时的俄国已经出现了官僚化的各种趋势；此外，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也由于第三国际推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被资产阶级趁机打倒。

这一系列的挫折使得俄国工人阶级大失所望，革命的、民主的趋势逐渐不受支持、最后再由官僚受抹杀。由于一战与内战的毁坏，疲惫不堪的俄国与俄国无产阶级将目光投向了斯大林所代表的新生官僚阶层，而官僚又将革命的民主果实为己吞食。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辞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用败坏德性的手段使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机器，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人格和尊严，借此当权派才能造成一种不可撤换、不可侵犯的寡头政治以代替阶级和党。……莫洛托夫在1936年3月之能够向一个法国新闻记者夸口说党内已经没有什么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不同的意见现在是由政治警察自动的干涉来解决了。[5]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一畸形的运行模式为斯大林主义、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一个以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工人国家内，社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缺少群众的广泛参与、监督，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官僚独断的控制与他们愈发膨胀的特权。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统而不治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泰德·格兰特则顺延这一思路，提出各地工人国家官僚独断的畸形发展模式，是工人自治被国家官僚取而代之的苏维埃波拿巴主义、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历史证明，正是波拿巴官僚集团长期的堕落、不断地出卖国际工人阶级，最终导致的经济封锁也逼迫着这帮罪犯也把整个计划经济抛弃。

官僚的统治建立起来后，中苏两大工人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由于本身的发展水平低下，国际上又频频受封锁，于是各类经济、社会问题频出。然而官僚的解决方案并非是通过贯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由此来突破自身的经济限制，而是出于官僚自身的利益，把革命限制在自己的可控范围，直到革命火苗耗尽它的氧气。

但是官僚这样的方案并不能持续下去。长久而言，当经济生活较为简单的时候，官僚独断的统治尚且能在各种错误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时，官僚的统治对计划经济的运行仅是一个相对阻碍。然而，随着经济生活发展得愈加覆杂，官僚的统治就成为了对计划经济本身的一个绝对阻碍。愈发扩大的社会生产必然超出一小撮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不管他们清廉与否、智慧与否、对革命忠诚与否——只有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进行广泛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摆脱各式各样的紧缺、浪费、贪污等病态的社会问题，将计划经济真正贯彻到底。说到底，计划经济并不需要一个官僚阶层便能运作；虽然社会主义阶段的半国家无可厚非地需要一个负责协调生产、研究技术、制定政策、防止旧统治阶级破坏的工人国家，但正如列宁解释的，要保持计划经济的健康运作只能依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广泛参与经济的、政治的管理，使公有制不再依靠强迫的镇压、单靠社会的惯性便能运行——正如资本主义依靠私有制的惯性便能运作。因此，长期而言，一个计划经济的健康运行与一个拥有大量职业军人、警察、秘密警察、特权官僚阶层的这个压迫性的暴力国家机关是互相矛盾的。

计划经济的健康运作就这样与官僚阶层的存在相矛盾。因此，为了解释自己的统治，各国官僚纷纷扬起地区独特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的旗帜：我国的历史发展、精神面貌是独特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在我国必然能够建成！布哈林1925年提出的这一理论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它的覆刻[6]：斯大林先从布哈林那借来这个理论[7]，而1955年，毛泽东又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多加扭曲之后，从斯大林那搬运来中国[8]。既然俄国是特殊的，中国自然也可以是特殊的。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虽然这一概念到当代已有很大变化。然而，更矛盾的一点是：历史证明，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以消亡中的半国家、依靠公有制惯性运行的计划经济为特征）根本不可能在一国建成（建成并不等于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也就成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冒险。

而经济冒险显然有它的必然后果；政治层面而言，在无产波拿巴的官僚体制下，一切社会矛盾必然反映在霸占了所有政治空间的党内，造成的便是政治恐怖与混乱。因此，一场又一场官僚内部左右互搏的诡异拳击赛由此发生：由于本身物质落后、管理不善，各国官僚寄生阶层内部三五不时地采用自认为是“务实的”亲资本主义路线，脱离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堕落；然而，如果当这一路线一时走得太远，引起了群众的或是官僚的不安后，官僚内部也以清洗的方式（形式或许有不同）断臂自保，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物质落后带来的腐化；或是在清洗后，干脆放弃任何变革的企图，以刺刀维持政权（如勃列日涅夫）。

无产波拿巴官僚不论左倾还是右倾也好，然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并无意愿最终废除自己的特权与权力。结果便是，随着官僚阶层的这个肿瘤越长越大，腐败、浪费、资源局限、管理不善等病态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毒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官僚进一步的右倾又打下基础。官僚的统治便在“重建资本主义”和“经济冒险主义”之间反复横跳，其中的核心便是一国社会主义、地区独特主义的反动理念。然而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绝不可能在一国内单独实现，某个地区的独特历史发展也并不能凭空造出遍地超人的国家；人有再大胆，产出也不可能脱离实际的生产条件——这些都是非常物质的现实。

如果把整个官僚阶层比喻为舵手，工人阶级为水手，那麽显然这个舵手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针和地图，是在黑夜里见风使舵，时而向右，时而向左，结果便是带着水手们在被孤立的地缘沼泽里不停打转，最终让资本主义的泥潭吞没。随着官僚阶层的愈发成长，镇压、反动性质的不断提升，改革工人国家体制愈发不可能，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有来自工人的一场政治革命，目标正是彻底消灭整个官僚体制的肿瘤，并由此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计划经济、工人国家，施行阶级独立、国际主义的对外革命政策。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的继续清洗

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政治革命吗？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否真正地支持一场群众推翻官僚体制的政治革命、让群众当家作主吗？自本世纪初开始出现，近来开始流行的毛派在承认官僚国家的特权以及不平等的基础上，沿用毛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当作某种形式的政治革命（萧喜东，2001[9]）。对文革有足够了解的人一听便知，这不过是用来自我感动的牛黄丸。所谓继续革命论，通过毛的实践证明，不过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的继续清洗”！毛寄希望于持续清洗官僚（“这样的‘革命’还要再进行多次”；毛，1973）企图维持一个“健康的”官僚国家，而非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工人国家；革命只能在已经腐化的党及其捍卫者毛的指导下，对官僚进行不触及体制的清洗，维持“健康的”一国社会主义。

毛泽东倾向于清洗而非彻底的一场革命，在其理论上便有所表现。将理论抽出历史背景来理解，必然会产生误解——这也是当今许多毛派的一大喜好。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机械理解，只有将毛的文革理论带入其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在毛泽东空洞的官僚语言后面到底上演什么样的权术话剧。对于文革理论语焉不详的毛泽东，在夺回权力后才透过中共中央在1967年11月详细总结了他的“继续革命理论”。[10]根据毛以及他届时控制的中共中央所发的文本，我们在此划分出几个重要的部分讨论，每部分都有其明确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目标：

1.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从侧面开始清洗部分党组织。
2.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加剧论——掌握暴力机关，保持对革命的控制。
3. 文艺的灵魂大革命——从文艺界开始，正式发动文革。
4. 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将部分官僚打成资产阶级份子，开始对党清洗。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清洗——两条路线论？

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计划，中共在大跃进期间采取榨干工人、农民的政策。大跃进期间，官僚要求工人发挥共产主义精神，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取消津贴（讽刺的是，诞生于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宪法的实践完全与当今经济民主的幻想无关[11][12]），工人生活艰难。[13]而农村方面，官僚一拍脑袋决定强制集体化，推进人民公社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大饥荒，土改以来和睦的工农联盟支离破碎。[14]中国为一国社会主义付出了沈重的代价。

到了1962年，庐山会议以后，尽管中共在毛泽东的坚持与刘少奇的认同下，已经接受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政策，然大跃进愈演愈烈灾难性的失败，使得官僚内部再不能忍受大跃进的路线。在1962年一月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反对毛泽东，举例湖南农村，称大跃进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远大过成绩；北京市长彭真点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剑指毛泽东，要他自我批评。中共党内怨言巨大，压力在此，毛泽东在会上承认错误。在二月中旬，刘少奇继续召开了经济调整会议（西楼会议）调整大跃进的经济政策，他因此受到官僚情绪热烈的欢迎。此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实质上退居二线。

由于不再得势，毛泽东开始寻找旁敲侧击的机会来重整旗鼓。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谨慎地在强调”民主“、“不打断经济工作”的同时提出“阶级斗争加剧论”。在八月初北戴河的几场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加剧论、资产阶级在党内[15][16]（篇幅关系，具体文本笔者不作引用）。
当然，此时依然能看到毛自62年二月以来，对党内反对意见的批判有所保留。但是很显然，在经过数个月的思考之后，毛得出的结论是，大量党员存在“小资产阶级”成分、自己与各地官僚的关系不和，并且开始从斯大林那仿制出了类似的“阶级斗争加剧论”。在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成了正式毛泽东反击的机会：

阶级斗争加剧论——与国家暴力机关合作

毛泽东从斯大林那学来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加剧论”[28]。但是他的结论正如斯一样存在问题。关于毛泽东的结论，理论上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是否会复活——当今中国社会就是证明——在于他对阶级斗争到底以什么形式进行（前文已经说明了思想革命的问题所在），以及更重要的，对阶级斗争本身一词的理解。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毛提的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才能理解加剧论到底剑指何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两个阶级之间互相矛盾的利益所产生的时涨时落的矛盾，毛泽东时时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从属于不同阶级的个体之间的肢体冲突，亦或是党的一切镇压行为。对于阶级一词，毛泽东更是语焉不详。00年代以来当代流行的毛派理论开创者之一萧喜东认为：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29]

显而易见，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浮于表面，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就像在上一节中我们引用的部分一样，毛认为阶级斗争甚至有是专门的国家暴力机关负责，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自然发展！很明显，阶级斗争在这又成了对敌斗争（参考前文提及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此处应指对毛不忠的“反党集团”），实际上剑指党内、军队内的不忠份子。因此，早在文革开始前，清洗军队的工作便以及展开了。

在暴力机关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反应又回到了捍卫一国社会主义。文革前以及文革早期，与毛从斯大林那传承下来的“阶级斗争加剧论”这一论调同步发展的，是军事方面的政治变动和重组改编。正如斯大林的动机一样，毛泽东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动机，同样是掌控国家的暴力机关。然而，如果毛真的有推翻官僚机构的革命意识，他真正要做的不是确保军队领导的忠诚，而是武装群众，让群众从下而上主导社会革命。然而，毛泽东并无此意，暴露的反而是他作为当权者对于捍卫特权体制、捍卫一国社会主义路线的忠诚，而非对推翻官僚体制的政治革命的忠诚。

首先，从文革前到文革初期，毛在意识形态上同林彪、同军队达成了联盟。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林彪已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支持：“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麽……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30]四清运动逐渐进入尾声的1964年，毛泽东开始号召“全国学解放军”，向军队放出结盟的信号。1966年5月18日，在毛泽东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天，林彪紧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向他宣誓忠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31]

文革前到文革初期，林彪显然与毛泽东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刘、彭等人。此外，文革前军事方面一个重大的重组改编，是1965年解放军军衔制度取消一事。这一变动看似是为了消除士与官之间的隔阂，覆兴“革命精神”、反对苏联军官官僚制度，实际上是在通过取消军衔来为林彪与毛泽东控制军队做准备。军衔的取消大体上并没有影响整个指挥体系的运作，但是由于军衔变动，军队不再受文官的规章制度管束，直接掌控士兵的军官便从中得势。然而，对毛泽东不忠的军官大多已经从事文官工作，直接掌握的士兵并不多。这一变动给了林直接控制军队的机会，而林再将政治上的领导寄托于毛。[32]此外，文革初还进行了一次对警察部门的变动：警察部门被并入了解放军编制。[33]通过这些制度上的变动，毛企图借此通过林来控制国家的大部分暴力机关。

军队中的人事安排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毛不忠的军队领袖纷纷被清除。在1959年彭德怀被整肃之后，国防部、军队的权力被转交到林彪手中。然而林彪身体欠佳，1962年生病以后，毛泽东决定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在文革前，对军队实际的权力在罗、贺二人手中。然二人对毛不比林彪忠诚，并且与林彪个人联系并不深，甚至较为冷漠。此外，罗性格强硬，与共事者关系不甚融洽；1965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罗没有允许有备而来的叶剑英做总结，这也使得叶对罗倍感不适。但是这些问题直到1965年10月才彻底爆发。当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布，彭真控制的《北京日报》对姚的文章反应冷淡，军队控制的《解放日报》对此同样反应迟钝；毛对此大发雷霆，而罗向彭报信的行为也导致罗彻底不为毛、林信任，最终在毛、林以及叶等中央军委成员的支持下，在12月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同谋，并被撤除一切军职。而贺龙则更加与毛泽东疏远，亲近于刘少奇，且说话放任、不拘小节，政治不敏感，在1966年九月也被毛、林当作走资派清除出军队，其职位由叶剑英代替。[34]

显然，通过在文革前与初期的清洗，毛泽东企图透过军队领袖的忠诚来控制军队；不过，毛泽东与军队的结盟，暴露出的是毛作为头号官僚本无意愿推翻官僚阶层：职业军队本身是有压迫性质的，并且与官僚机构本身紧密联系，而政治、人事的变动并不能改变它压迫性的一面。毛泽东若是有真正的政治革命意识便会意识到，赢得军队的忠诚并不能保证工人革命的胜利。旨在推翻官僚的政治革命要的是彻底武装工人群众，让他们从官僚手中夺取权力，并且用属于工人力量的民主机构，取代旧的官僚政府机器，而非是透过职业军队的干预来保证革命。

在1967年一月的上海风暴中，工人造反派冲击官僚体制，并在中共文革小组的领导下，用部分自发的群众组织接管政府。造反派日渐升级的颠覆行为（尽管仍然有局限性）烧到了军队中，而军队对民间力量挑战体制的行为日发不安，最终借由著军队领袖（如毛一手提拔的叶剑英）的对毛的直接不满表现成为二月抗争——军队也不再完全支持群众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时，毛泽东就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军队的担忧，早已提出“八条命令”，明显表明了他对军队体制（也就是官僚体制的暴力机关）的捍卫：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军内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军事院校文体单位外出串连者“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左派冲击过军事领导机关，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35]

很快，在2月末毛自己也提出“不能没有党”[36]，用军队、干部、革命群众为“三结合”形成的革委会取代了尚未完全形成具体形式的上海公社体制。不言而喻的是，毛泽东并无真正的政治革命意识，所以并无解散军队的意思，更不敢将武装完全分发给工人群众。他的真正目标是对党内进行大清洗，而非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

文艺的灵魂大革命——没有群众参与的无产阶级“文化”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37]

毛泽东企图创造一个“无产阶级文化”，然而这并非是什么新概念。早在1920年代，波格丹诺夫、布哈林之辈便已经在俄国提出了类似的产物：就像一切统治阶级都会创造出一个为己的文化一样，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也要有一个文化。不过毛泽东更进一步：无产阶级要有一个世界观！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有他宫廷政治的考量。由于自身以退居二线，毛便从文化方面着手，以《海瑞罢官》为导火索，开始批判部分官僚，来掀起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则为清洗官僚队伍。

那麽抛开这段历史不谈，这种文革理论对当代的革命、或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真的会有帮助吗？史实证明，在砸碎了旧文化之后，“无产阶级的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像高楼大厦一样火速拔地而起。反而，由于国家机器对文艺创作的高强度干涉，文艺的创作逐渐成为死水一滩。早在1951年第一次大规模动员国家机器批判《武训传》、1952年第二次的对《红楼梦》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中共官僚便养成了动员国家机器干涉文艺创作、批判的习惯。到了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案，中共甚至开始将对官方文艺批判反应激烈的知识分子们打成反革命，直接动员暴力机关对文艺创作、批评的异议者噤声。这一现象到了反右运动更加严重，数十万的知识分子由于对文艺创作持不同意见，而被打成毒草严惩。一部分像王蒙一样的青年作家，跟随着双百方针，描写了中国党国体制的阴暗面，却随后被打倒——社会现实主义还有现实吗？只能写英雄、不能写现实的社会现实主义，显然在高强度的国家管制下失去了它的美学价值，空洞的政治宣传取而代之。

如果毛派想辩驳，反右运动中的实际执行者是彭真、邓小平一辈的话，[38]那又要怎么解释毛泽东支持的四人帮的文艺观点？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1963年提出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只写“解放以来的十三年”，张春桥、姚文元、甚至毛泽东本人都给予大量支持。[39]1968年5月23日，姚文元提出“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难道不是抹杀了文艺创作的形式自由，无视了生活中人物与事件的覆杂联系吗？1974年7月12日，四人帮的写作班更提出“根本任务论”，要求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将创作的题材继续缩小。四人帮还提出“主题先行论”：即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打倒——文学的主题在写作前甚至要提前定好！？[40]

毛和他四人帮的左膀右臂这样抹杀文学的自由，创造出的又是什么呢？文革时期，“好文学”的范畴缩小到了毛泽东和被审查制度阉割过的鲁迅二人，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家不过万般皆下品。[41]被江青等大力推广的样板戏（《白毛女》等）同样不谈当下社会的现实，不过是在忆苦思甜的方式教化工人阶级和农民——好一个社会现实主义！

这么做真的挖出了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修正主义根子”吗？就当今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然重建这一情况来看，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不过我们简单看看这种政策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由此可以来考察一番此政策的政治成效。早在文革时期，革命愿景和个人世界被毛泽东打散的他们之中早就滋生了大量不满，许多人早在林彪过世时便开始进行地下创作。主要活跃于1973年至1981年的北京无名画会便是这样的例子：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整体大环境坚决铲除个人主义色彩的文艺创作这一环境下，一批青年画家依然在政治真空中找到了地下的聚会场所和契机，特书大画个人主义的绘画作品。显而易见，国家如此之多的干预实际上是失效了，它无法代替经济社会的因素来根治社会的物质问题和个人心理的种种方面。

再从艺术上来探讨这个问题。试问，为何直到今日，苏俄的电影《战舰波特金》、构成主义画作《红色刺穿白色》、小说《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仍是传世之作，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抑或是探索了文艺创作的新形式，抑或是对人在动荡的世界中情感和思绪的变化进行深入的现实探索。因而，这种复杂的文艺经典或是创新的创作手法则是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中，新灵感的重要来源。而当今又有多少人能从文革时期国家大力推崇的样板戏吸收艺术的营养、并产生真正的、艺术的复杂灵感呢？很明显，这种文艺作品的艺术造诣并不高，并不构成真正的优秀艺术。文革时期的各类文艺作品政治上的失效和和艺术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世界观”理论与政策的绝对破产。

更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无产阶级文化理论似乎忘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本身就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社会、结束阶级的文化：

无产阶级真的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吗？与奴隶主、封建主、资产者的制度不同，无产阶级将自己的专政设想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时代。当我们想要揭露那些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持的过分乐观的观点时，我们时常提醒道，社会革命的时代在世界范围中将持续几年和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是几十年，然而不是几个世纪，更不是几千年。无产阶级能在这几十年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吗？对这一点抱怀疑态度由于以下情况而显得更有道理，即社会革命的年代将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斗争中，破坏所占的地位要超过新的建设。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将以主要的精力去夺取政权，并为了生存和继续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保持、巩固和使用政权。然而，正是在这一把有计划的文化建设挤到狭窄范围内的革命时代中，无产阶级的身心才达到最大的紧张程度，才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阶级实质。相反：新制度防止政治和军事动乱的把握愈充分，进行文化创造的条件愈便利，无产阶级就愈会消溶在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中，摆脱自己的阶级特点，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再是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在专政的时代，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谈不上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建设；再则，与过去无法比拟的文化建设，将在专政的铁钳已失去必要时开始，那时它就已不具阶级性了。应当由此作出一个总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其实，并没有理由惋惜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的文化，并为人类的文化铺平道路。 [42]

如前文其他部分所示，毛泽东的理论往往不是出于辩证唯物主义前瞻性的思考、或是对现实状况缜密的判断、抑或是真诚的革命理念，他文艺“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围绕着中共党国官僚体制的具体方针与需要论述的。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在已经发展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理论[43]，将文艺工作完全置于政治的范畴。在抗日时期的这一理论尚停留在党的文艺工作上，而1949年7月的“中华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便为新中国文化立下目标，文艺服从政治。这一理论在文革时期继续发展，完全服从于毛泽东的清洗政策，在工人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就是建立一个完全服从于毛泽东一国社会主义路线的世界观。站在当代来看已经显而易见，一国社会主义无法提供文化繁荣的物质繁荣，那麽没有物质繁荣的基础，无产阶级又要如何抵制由于物质富足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化呢？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只有禁欲的、阉割个性的世界观，与无产阶级的、人的自由发展完全没有关系。

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除了需要一种集体主义的立场，同样不能抛弃个人的、个性的精神追求——否则人的自由发展就是空谈，共产主义更是空谈。个性发展不完全的人，不能叫做人，而是奴隶。撇开毛泽东的官场空话，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文艺政策背后的令人胆寒的极权主义逻辑：如果人不能自由发展，那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独立思考，那自然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而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机器的长期存在便这样成立了！笔者相信，中共建立时的那种革命精神，与这样奴化的逻辑毫无关联。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早在1921年探讨过：

由此看来，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的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44]

毛泽东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于，文化本身不单单是主观的、政治的范畴，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历史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不断互相作用而产生出的这一复杂的社会产物。人诞生与自然中、社会中，无可避免地收到它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人同时也有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人类的文化和社会便是在客观和主观因素不断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早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文化就已经以非常古老的形式出现——从遍布全球各地的远古壁画、到普遍出现的下葬仪式、远古建筑等等。这时的文化虽然简陋，但是却没有阶级性质。这时最原始的文化表达着它最根本的性质之一：它是由人创造的，并从自然和社会中发展出的有机的物质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许多斯大林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势不两立，但是在文化问题上，他们的结论却竟然惊人地回到了同样的主观唯心主义：文化是完全主观的、由某个权力建构起来的。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5]文化的创造离不开其历史背景，它的创造也绝非一日之功。在为共产主义的斗争里，新人类与旧文化的关系必然是辩证继承性质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没有对过去那些最重要的路标的把握，一个新的阶级就不能前进。[46]在创造出新文化之前，新社会的人必须牢牢掌握从旧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就像人不学习某种形式的输入系统，就不可能用键盘打出一部文学著作。因此，无产阶级的文艺任务反而是在继承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繁荣发展、同时剔除其剥削性质之后，将文化的果实和其种植的工作推广到全人类、全世界。千万年来人类所有智慧和创作而形成的文化将史无前例地在全人类中广泛传播，跨越过去阶级社会的限制。掌握了这些技艺的新人类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步向前发展出更加繁荣的文化。

而中国畸形的官僚国家对文艺创造的钳制，以及错误的文艺理论和政策完全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相违背的，导致了大量的畸形的、失败的文艺产物。反观相对于起点较为健康的俄国革命，则是完全不同的一副革新面貌。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国文艺界迎来了一个短暂但繁荣的“白银时代”。由于布尔什维克执行了革命的表达自由政策，在数千万人第一次接受到了基础教育这一重大发展之外，科学、文艺日新月异，其中许多产物至今影响深远：新的音乐诞生了——特雷门的诞生创造了现代电子乐的雏形；新的电影手法，如蒙太奇的断裂剪辑理论至今在大量运用；新的文学流派，如形式主义诗歌、未来主义等探索了文学的边界；新的美术风格，立体未来主义、至上主义、构成主义也拓展了美术的边界。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但这些产物都是十月革命以后科技进步、思想解放的苏俄政治现实下才得以繁荣。中国近代文艺界也曾出现过许多富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官僚国家从1955年反胡风案以来便压制着文艺的自由，纵使是支持社会主义、支持中共的作家，若是不能紧跟党的路线，也不能幸免。巴金和老舍就是两个例子。

著名作家巴金早在1920、30年代曾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曾翻译过大量俄国无政府主义作品（《面包与自由》的第一部中文翻译便是巴金著作），也撰写过些许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他早期的文艺创作同样鼓励著青年与中国传统断裂、为从封建习俗中解放而斗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此后的创作依然保持着许多现实主义色彩。在文革时期被关进牛棚改造后，巴金早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被他埋进了岁月里，后来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同样的，老舍早自五四运动就开始写作。同样作为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他不但细细描述了北京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骆驼祥子》），还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创作过大量支持抗战的文艺作品，如《四世同堂》。他在1956年创作的话剧《茶馆》细致地刻画了一家茶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逐渐式微，表达危机中的中国旧社会急需一个变革的出路。此作曾赢得党内外的广泛赞扬。然而，他在文革期间被当作牛鬼蛇神批判、羞辱、殴打，不禁自杀。

共和国建国以来，像巴金、老舍这样亲共的知识分子陆陆续续被批判、打倒，数量不在少数。悲哀的是，五四新青年运动以来，这些依附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未曾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抑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专制之下失去自己对社会变革的坚持，然而他们却是在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后，他们逐渐消失、闭上了嘴，在文革后更是投奔自由主义。

我们看到一个十分悲哀的现象：无产阶级学习文化的运动折戟于经济发展不顺以及政治混乱之中，而亲共的知识分子也在逐渐消失、噤声。那麽文化界还剩下什么？它只剩下了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从大大小小的任何文化行为，社会离不开党和国家告诉群众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整个社会活在强迫性的公有制秩序中。然而它的经济无法维持住公有制，自然就培养不出公有制的社会惯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从肤浅的角度思考，似乎“阶级斗争加剧论”能够站得住脚——社会时刻在脱离公有制的状态中。但马克思主义者要意识到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必然失败的一国社会主义政策。

而这种打压性的文艺政策不单单是针对知识分子，毛时代的政治宣传，围绕着建成一国社会主义，将一切人的自由和活力贯彻著彻底的打压，推广禁欲的生活哲学。在学雷锋运动中，中共的宣传部门令人发指地称：年轻人要争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47]这和共产主义要争取的人的完全自由又有任何相似之处吗？为了一国社会主义，中共要求全中国人民为了这一完全不可能的空想完全献出自己的青春与精力！可社会主义革命难道不就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而斗争吗？！

中国的文艺发展就这样停滞了，一切没有紧跟党的声音前进的语言全部被消声，文化领域只剩下了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器，进行着没有现实的社会现实主义宣传；中国文艺界的森林便由这样的乱砍乱伐，沦为了文化的荒漠——无产阶级的文化建立不起来。无产阶级的学文化的运动受经济困苦和政治混乱而营养不良，而依附在无产阶级运动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紧紧闭上了嘴、合上了笔。然而，工人国家的文化政策根本不应该是抹杀、窒息文艺创作的自由空间（也就是一切人个性发展的自由空间），而是在保护工人国家、工人民主的基础上，提供文化创作的自由空间、将学文化的运动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社会主义制度”与“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的矛盾

归根结底，毛泽东无论是清洗党组织、“思想革命”、“无产阶级文化”的政策，还是清洗军队的行为，依然回到了他最终的目的：捍卫一国社会主义、捍卫官僚体制。然而，一国社会主义的建成完全是不可能的梦想，毛泽东所谈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完全与马、列定义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完全不一致。在1957年夏天，毛泽东谈到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著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48]

无可厚非，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然而政治呢？此处毛泽东的默认依然是屹立不倒的党国体制。而如果我们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便能看出所谓中国过去的工人国家到底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49]

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国家成为了确立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半国家”，而中国社会远远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国家暴力机关不断被强化，对思想自由的钳制日渐加强，反而表现出一点——正是因为社会仍然不是所有人进行的管理，社会没有形成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基本原则，因此国家这一暴力机关依然没有消亡。中国社会就像俄国一样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制度”[50]，不过它过渡得要比俄国还要更加辛苦一些。这么说，并不是笔者出自纸上谈兵（“本本主义”，用毛派的话来说）的教条主义，而是由于社会主义阶段是向无阶级社会、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一步，它必然需要准确的、科学的语言来表明清楚其特征。否则，马克思主义必然失去其准确的定义，必然被庸俗化、被歪曲。

实际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实际上是为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党内“资产阶级份子”，也就是与他发生冲突的党内官僚。在文革初期，官僚将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理解为对知识分子界的又一次清洗；然而，毛泽东反复明明暗暗地向官僚、向运动中的群众澄清，这是一场对官僚内部的运动。随后，在红卫兵运动开始后，通过支持红卫兵冲击市级党组织，将目标逐步转移向对党组织的冲击。在《五·一六通知》发布后的数个月内，许多地区文革的目标仍然在针对各级党委抛出的黑五类、“阶级敌人”。然而，随着国家允许、鼓励红卫兵各地串连，各地红卫兵运动不断升级。以上海为例，北京红卫兵三次南下串连，带来了激进程度越来越升级的口号和目标。原先在红八月时以及之前，受毛泽东亲自鼓励[51]、崇尚对阶级敌人使用暴力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留下了恶劣印象[52]，然而到了第三次的串连，北京红卫兵成功与上海学生、工人造反派联合。[53]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不断冲击上海领导，最终导致了一月风暴中，部分工人造反派接管（事实上的取代性夺权）了上海的公安机关与市委组织。

无法继续的继续革命论

前文已经谈到，高度集中、不断被强化的中国国家机器，反而又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建成。此外，中国共产党也与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完全不一致。一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内部分裂成了数个派别，其中列宁的派别甚至还是绝对的少数派。然而，在党内民主尚存的时候，通过论战、辩驳与欧洲各国阶级斗争情势的发展，列宁得以证明了他国际主义、阶级独立的方针是正确的，因此逐渐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得以走向革命之路。显而易见，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共的组织原则与革命路上的布尔什维克有本质的区别，它绝不是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一个和国家暴力机关紧紧相连的独裁官僚机构——一整个机构本身是绝不可能自己对自己革命的。

当代许多人依然认为文革中，毛泽东代表的一部分中共官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是他们的先锋队，然而文革恰恰暴露的便是中共的所有部分都不是先锋队的这一事实。当群众运动的诉求一步步升级到体制问题时，毛泽东作为头号官僚，不出意料地开始坚定捍卫起官僚体制，迎合军队镇压群众运动。1966-67年期间，文化大革命从学生的红卫兵运动升级到了工人造反派的夺权运动，这时毛泽东短暂让出了群众自由讨论政治、结社以及参与运动的权利（然而，依然是以大字报这种表达自由不完全的形式），但他的目的不是推翻官僚专政，而是清除他认为的党的亚健康份子——“当权的走资派”。然而，1967年1月上海掀起的全国夺权运动发生后，经过2月军队方面的强烈抗议后，毛的态度却开始转变，革命只可到此，不可越过！他开始走向了群众运动的反面，收回群众的表达和结社权利、镇压群众组织。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不妨提几个。

我们前文提到，1967年的上海人民公社短暂地在名义上存活了几十天，而后被军队、干部和高度官僚化的群众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替代。毛泽东在其中的反应，反映出他对体制问题更改的巨大不安。2月5日，经过一个月群众组织之间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筹备与拉锯，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讽刺的是，上海文革写作组领导人之一的徐景贤提出要加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提及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等内容，率先被张春桥删除，只留下公社委员的选举产生经过。[54]然而，2月5日后，北京一反常态，迟迟不表态。一周后，张春桥、姚文元秘密前往北京，与毛会面。毛同二人讨论，能否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和别的省市一样都叫“革命委员会”，因为此事涉及到“整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还涉及到外国承认问题。”张、姚当场做检讨，向毛屈服。23日，上海方面发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24日，张、姚二人在上海召开万人大会，由张传达毛的指示：

“【毛】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麽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55]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回到原点，那麽又何必革命呢？被上海一月风暴影响而诞生的激进造反派（以杨曦光为代表）纷纷表示不满。杨曦光在1968年1月著作《中国向何处去？》，将他对革命应该继续到底的思想全数表达出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6]

激进派远不止杨曦光一个人，湖南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57]。类似的思想均有出现在北京、山东、武汉、上海的学生之中。[58]面对否定革委会、号召打倒“官僚资产阶级”与官僚体制的激进派，毛领导的中共高层误以为杨曦光等所在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一个组织性强、活动能力大、并且以这种激进纲领为行动的十万人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点名批判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59]随即，杨曦光所在的湖南群众组织湘江风雷、省无联被强制解散、宣告为非法组织。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姚文元提出）、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纷纷受波及，轻者开除职位、革除官职、开除学籍等，重者锒铛入狱，判处劳改、无期徒刑或是被处决。工人造反派的运动也随着这两次大规模镇压逐渐结束。清队、一打三反相加，其影响范围之广，学者魏昂德根据各地县志整理出的数据表明，受害人数达到七百六十九万，直接死亡人数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达到了文革中所造成的所有记载死亡人数中的四分之三！[60]与文革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发展类似，杨曦光在后来也成为了及其反动的保守主义份子。可以说，没有文革后期对政治革命的反动，就不会有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

与工人运动相同，学生的红卫兵运动同样是在1968年结束。1967年10月，《人民日报》早已便提出“覆课闹革命”的口号。对于毛以及夺权而获得新权力的官僚而言，到了1968年，既然夺权已经结束了，革命目标部分达成，那麽留着这么多学生在城市动荡里还有什么意义？毛本人更是在1968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600万学生、知识分子便随着上山下乡运动被送往农村，红卫兵组织逐步被解散，红卫兵运动由此正式结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群众组织起来希望通过抗争来改善生活的行为，即使在夺权行动广泛展开后也被打成经济主义。以风暴眼的上海为例，1966-1967年曾期间出现过数类后来被打成经济主义的组织：1、要求转正为国有制，要求参与工会的权利的大小集体单位的工人组织；2、要求转正，保证就业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织；3、由于大跃进经济衰退被迫回乡支农，要求迁回城市的工人组织；4、先前支援内陆城市、支援农村、支援新疆地区，现要求回乡的上海青年组织；5.要求转型成集体所有制、国有制的的个体户、小商小贩组织[61]。对于支持一切追求社会公正以及进步运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工人的这些诉求应当完全是正当的，绝非是一个经济主义，或是资产阶级企图转移视线的阴谋能够一笔带过的。事实上，在上海，首先处理这些问题的其实是尚未被完全推翻的旧上海市委，他们反而是第一批向工人做出让步的[62]。矛盾的是，反而是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的2月，新的“革命”秩序却开始解散这些组织。从18日中央要求解散全国性临时工组织、26日工总司以武力解散支农造反派组织，这些争取经济利益的工人组织全部被国家解散。

部分造反派甚至对于经济诉求的造反运动持完全反对的立场。在王洪文的要求下，后来在上海参与夺权运动的工总司总部发出《紧急通令》，主张经济斗争的造反行为“是将重大的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斗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极大阴谋”[63]。如果把这种观点向当代工人宣传，恐怕要闹出一个笑话：工人革命竟然是为了革命本身，手段成了目的！任何和工人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观点的矛盾所在。如果革命最终不是为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那一味追求的政治斗争也不过是一纸空谈罢了；无产阶级要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正是为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必赘述，王洪文所带领的上海工总司也正是因为他作为群众组织中的领袖，长期迎合毛泽东的“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的继续清洗”政策，才因此得以高升。王洪文也绝非是什么萨布林式，反对官僚专制的理想主义革命家。

当今仍有些毛派跟着王洪文的这个观点思考。对此，笔者提出质疑：难道说走资派答应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走资派就将工人的注意力转移走了？而毛泽东夺权后的“革命”新秩序解散这些组织，就是为了工人好？如果革命无法为工人解决问题，那麽这样的革命，工人为什么要支持？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工人也是非常现实的人。如果真正要反对走资派，革命派要做的，不是宗派式地否定经济斗争，而是将经济斗争继续推进到真正的政治斗争：推翻官僚国家！现实地说，当时中国工人国家的物质水平归根结底是无法满足大量的一般工人的诉求的。这正是因为一个特权阶层正在阻止革命扩散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去，而孤立、落后的中国也绝不可能自给自足地维持计划经济的健康运作。只有透过持续的经济斗争，工人才能逐步提升自己的斗争意识，因此触及到生活水平问题的核心——即官僚阻止了计划经济的继续发展——由此打开一个通往真正政治革命的方向：推翻官僚专制，推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革命政策！

上述的例子已经证实：官僚阶层根本不代表政治革命的趋势，又何谈先锋队呢？更反动的是，在镇压完群众运动后的1970年代，毛泽东带领的胜利的官僚阶层却又被经济落后的压力所压倒，开始与资本主义大量进行贸易。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解释道：

1973和1974年，中国开始进口工业品以建立“工业自给”的基础。日本和德国工程师正在武汉建造一座耗资5亿美元的钢铁厂。美国和法国正参与建设13家化工厂，目标是到1978-79年将化学品产量翻一番。石油和电力也有类似的投资。

1974年外贸逆差达到了约10亿美元，75年中国不得不减少对外订单。食品和谷物订单被取消（包括美国价值1.5亿美元的小麦和玉米订单），可由于1972-74年期间的订单，机械进口在继续增加（增长约30%）。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据计算，由于产品和石油的出口增加，中国的对外贸易可以维持每年10-15%的增长直到1980年。[64]

1971年，毛泽东向美帝示好的行为（乒乓外交、辛基格秘密访华）更是能够表明这一点。同时，在党政军内部不久前风光的各类先前最猛烈刘邓路线的人士，也在这个时期在毛的嘱意下开始遭到排挤或被控与林彪政变有关系的罪名而被打倒。许多原来被打倒的右派、走资派干部悉数返回党组织，复职工作；后来主持重建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就包括在其中。如果毛泽东真的反对走资派，为何又在这时把邓小平——”走资派“刘少奇的二把手——拉回来呢？

许多毛派不愿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波拿巴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合作的行为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开始，并且是毛泽东带头的。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作为波拿巴主义者的实用主义本质；他并没有真正政治革命意识，他语焉不详的讲话、报告中更没有当代革命理论的基础。

当代的中国现状是：文化大革命已成失败的过往云烟，而无产阶级也专政不再，当今资产阶级专政当道。那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又要怎么继续？它能够在资本主义中国和中共独裁机器的情况下帮助建立一个革命政党吗？它能够让革命家知道怎么跟当今的群众链接，但又不会落入机会主义的陷阱里吗？有人会指出，继续革命论是在革命成功后实行的理论，而新民主主义才是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理论。那我们就该进一步问，如果是这样（我们暂时将新民主主义放一边），那核心仍然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论，能够让革命家理解到要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连接到底具体会如何达成吗？它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根除产生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物质环境，还是只是说我们在只能在漫长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某种模糊的和持续的“斗争”？

学习理论和历史的教训，就是为了给现世的革命家们提供行动的指南。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指南呢？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错误的理论只会带来错误的实践。而过去就已经错误的毛泽东主义（思想）理论，更无法在今天的世界内早就任何程度的实践成果。

当下的革命理论，就收藏在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里，静静等待革命家们认真阅读、学习，然后付诸实践。正如马克思评论法国人对波拿巴的臣服一样，当代的革命家也要摆脱对毛泽东的迷信，才能开始自己的革命：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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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中马库。

[2] 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开放杂志（原《解放月报》），1998年十二月号。

[3] 吉汉，《边缘化的六四叙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端传媒。

[4]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中马库，黑体是列宁的强调。

[5]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五章，中马库。

[6] 布哈林，《我们能在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之外建成社会主义吗？》；笔者只找到英文版：N. Bukharin, 「Can We Build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n the Absence of the Victory of the West-European Proletariat?」

[7]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一些提问》；笔者只找到英文版 「Concerning Questions of Leninism」，英马库。

[8] 毛泽东，《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马库。

[9] 萧喜东，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爱思想网，2001年8月1日。

[10]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维基文库。

[11] 高华，《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

[12] 陈泰，《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红色中国网，第1-4页。

[13] 同上。

[14] 关于我们组织对大跃进运动的批判见 John Peter Roberts 著《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13-14章。

[15]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马库。

[16]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马库。

[17]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马库，我们的强调。

[18] 同上。

[19]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5-28页。

[20]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中马库。

[21] 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年8月号，第60页。

[22] 王海光，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建构——「桃园经验」，第92页。

[23] 王永华，近十年四清运动研究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第72-76页。

[24] 北京马克思主义学会，《文革史（北大马会版）》，第87-88页，我们的强调与批注。

[25] 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

[26]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激流网。

[27] 参见印尼共产党的背叛。

[28] 斯大林，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29] 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二），爱思想。

[30] 不平，《文革英烈（下）》，成家出版社，2019年4月1日，第978-988页。

[31]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林彪文选》第三卷，1968年9月版，中马库。

[32] John Peter Roberts，《不断革命到反革命》，第14章。

[33] 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三期。

[34] 同上。

[35] 北大马会，《文革史》，第200页，和维基百科，我们的强调。

[36] 李逊《革反年代》，第804页。

[37] 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共的强调。

[38] 《戚本禹回忆录》，第七章，中马库。

[39] 《张春桥：1949及其后》，第123-125页。

[40]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4-15页。

[41] 郭铁成，「鲁迅」：作为一种文化，《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

[42]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六章；黑体字是我们的强调。

[4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马库。

[44] 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

[45] 马克思，《雾月十八》，第一章。

[46]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六章。

[47] 八九点钟的太阳，2:53。

[48]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笔者的强调和批注。

[49]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四章和第五章，列宁的强调。

[50]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三章。

[51] 毛泽东：要武嘛！

[52] 李逊，《革反年代》，第151-154页。

[53] 同上，第156页。

[54] 同上，第796页。

[55] 同上，第800-812页。

[56] 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中马库。

[57] 张玉纲，《我们的纲领》，中马库。

[58] 杨小凯，《牛鬼蛇神论：文革中被囚禁的精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59] 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省无联」问题概述——文革史研究之八。

[60] 魏昂德，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中马库。

[61] 李逊，《革反年代》，第617-633页。

[62] 同上，第634-644页。

[63] 同上，第658-658页。

[64] 艾伦·伍兹，《文革究竟代表什么？》，捍卫马克思主义网。

[65] 马克思，《雾月十八》，第一章，中马库，我们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