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趣的高涨。许多年轻人被毛派的「马列主义」所吸引，因为对其「反帝国主义」的呼吁产生共鸣。然而，毛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真正关系又是什么？（按：本文原文于2019年4月23日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革命报》网站）

对于世界上的数十亿人来说，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永无止境的恐怖」（用列宁的话说）是侵略、占领和长年的动荡。帝国主义毁灭性的后果在前殖民地国家激起了勇敢的，且经常是革命性的抵抗运动，而帝国主义国家内进步意识的工人与青年也曾为这些抗争发起了团结声援运动。

许多自由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残酷无情侵犯其它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权益，仅是因为如此的「凯撒主义」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明白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手足兄弟。也有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们「自己」的国家政府在国外犯下的罪行，因此停止对自己帝国主义政府的支持，而转向支持那些被帝国主义攻击的国家之政权。

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为终结帝国主义野心与解放被压迫国家而战。 然而我们明白：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终结帝国主义的唯一方式是推翻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而只有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列宁在他的钜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怎样出现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美国，并迫使这些国家资本家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去征服新的市场和寻找更有利于他们剥削的工人。 他们派遣军队到国外冒险，为了派遣一些「法警」来确保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维持。

国家政府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在特定的领土上执行特定的社会和财产制度。资产阶级国家利用常备军和警察的机构来确保资本的独裁统治。较弱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在地统治阶级，也经常是透过允许「他们国家的工人」被更强大的国家的资本家剥削而从中获利。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工人国家意味着政治权力掌握在工人手里。这样的国家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将抵制革命的敌人的反革命企图，并建立一个由全社会民主的拥有、控制、和计划的经济。随后社会将自然而然走向没有阶级的体制，也不再需要国家机器。

然而，历史不会按固有的模式进行。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许多民族革命的解放斗争成功推翻了资本主义。但这些革命没能扩散到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被孤立，忍受着落后的条件和帝国主义者的巨大压力下。此外，过去一百年来的大多数革命都没有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早期工人民主盛行的苏联为榜样，而是受到史达林的官僚主义堕落的苏联的影响。

被长期孤立的苏联受到的战争的摧残让工人阶级与革命性强的农民阶级感到精疲力尽，一群官僚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受益并篡夺了政治权力。不平等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国家机器没有枯萎，而是比以前更臃肿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和工人国家的民主化，工人阶级必须为一场政治革命而战，并在保持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将政治革命传播到所有的国家。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史达林主义的怪物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散到了东欧、东亚、中东和非洲。

史达林主义的官僚们对传播革命不感兴趣，他们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所束缚。他们宁愿与国际资产阶级合作，遏制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特权的工人运动。在战后一段时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打压与他们利益相悖的，后来追随了社会主义的的国家。在中苏分裂和中越战争的冲突中，双方的官僚机构在政治本质上没有一点差异。

当今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同意赫鲁雪夫与西方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灾难性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典型例子。然而，这一传统并非始于赫鲁雪夫，而是始于史达林。 史达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后，共产国际迅速从一个国际革命党组织和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学校，变成了史达林主义官僚的外交政策工具。1943年，为了满足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要求，史达林单方面解散了第三国际。 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了保护被围困和处于落后条件的苏维埃而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势力作出暂时的让步，但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对能够援助遍布全世界的革命者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政府的国际革命党组织的建设。史达林的行为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有本质上的区别。

毛泽东的一些拥护者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在中苏分裂后拥护的是列宁的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政策。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争取去重建一个革命性的国际组织，而是在全球有限的外交范围内，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毛派的中国不仅与「进步人士」尼克森、基辛格等帝国主义战犯建立友好关系，中共还支持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Ayub Khan)和在安哥拉受美国支持的反革命安盟民兵这样的反动派。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为了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而背叛国际工人阶级被充分揭露。当智利群众民主选举出来的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被受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军事政变暴力推翻后，毛时代的中共不仅没有采取支持智利工人阶级的立场，反而赶紧去承认独裁的皮诺切政府！

对于其他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解放，毛泽东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可取的策略，反而提供有害的建言。毛与传统的「第三世界」世界观决裂（亦即将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畸形或腐化工人国家和前殖民国家），并产生了自己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选择将阶级这一关键因素排除在他的分析之外，而将其建立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霸权」野心之上。她在1974年向时任赞比亚总统的卡翁达解释道：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这里所谓的「欧洲」既包括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实行畸形的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

根据毛的观点，既然第二世界的国家与第一世界的国家有利益冲突，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尽力获得第二世界的支持。 他断言到：「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开启了中国与资本主义政府积极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时代，这为未来中国在共产党的监督下复辟资本主义铺路。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不是创新，而是对史达林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前景的忠实延续，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被远远置于他们对自己国家边界的兴趣之下。它不是为了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而是接受了资本主义有权统治世界上某些地区。

毛泽东的机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容在全世界的毛主义潮流中造成了危机。 例如，1980年代在美国向毛主义看齐的「新共产主义运动」(New Communist Movement，NCM)，在「三个世界理论」被公开后，经历了巨大的内部分裂。许多新共运动者拒绝接受它，并继续采用旧的对三个世界理论的理解。然而，就算是旧的「第三世界」理论，也有其混乱性。它认为只有前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才有能力进行革命，而富裕国家的工人阶级天生根本就就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

这种利用片面的世界观的分析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的确，考虑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生活在全球现行体制中「最薄弱环节」的工人阶级可能会先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推翻他们的资本家。然而，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爆炸。几十年前，1968年5月的法国革命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就粉碎了这种说辞，今天欧洲各地鼓舞人心的群众运动也证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内也存在着革命潜力。

我们必须从列宁那里得到的教训是，革命者必须加深各国工人之间的团结，而不是支持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政府。生活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必须意识到，从根源上终结帝国主义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否推翻自己国家的体制。前殖民地国家的工人们必须清楚，只有从他们的地方统治阶级那里夺取完整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他们才能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犯和传播革命。我们要始终强调阶级问题和发展国际主义者的团结。

此外，革命者必须积极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革命党组织去共同推翻资本主义，同时还要相互学习和支持彼此共同的策略、旗帜和方法。许多左派组织满足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组织，然而，托洛茨基在1935年解释道:

「没有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一国内的组织，即使是最先进的全国性组织，也注定是狭隘的、动摇的和无助的；当地先进的工人将被迫吸允国际主义的（劣质）替代品。」

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的一小部分被孤立的同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组织，目前这个组织正在近40个国家开展工作。随着世界各地的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关注增加，我们邀请所有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者吸取过去的教训和加入我们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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