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生的想法應被認真對待

教育部目前正召集相關單位討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的修正，教育部表示該原則已經和家長、教師、校長團體充分討論，完成行政程序後，今年9月開學後實施。

這項規定主要的問題是忽略了學生使用手機進行學習的需求，現代學生能夠用手機進行拍照筆記、即時查詢資料，以及在下課時間進行線上學習和補課等。這些都是現代學習的重要方式，教育部長現在卻用「智慧型手機、網際網路發展，除了占用青少年的時間，也讓他們忘掉與家人、親朋好友的情感連結，在學習上更造成負面影響，青少年憂鬱、焦慮、自傷甚至自殺的情況不斷增加。」這樣荒謬的理由來全面禁止手機使用。

他們不去尋找出現此類問題的真正原因，也不去尋找解決此類問題的真正方法，只是愚蠢的認為「只要不讓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機，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我必須說，教育部就算完全禁止學生使用手機，這些問題也會繼續發生，甚至適得其反，且將限制了學生的學習方式以及嚴重影響學習效率。

5/14 的會議之中，教育部長鄭英耀就說，這個政策透過和校長、教師、家長團體共同溝通出來，挑戰我們智商的是，在這裡被規範、受影響最大的學生代表呢？他們被教育部刻意排除在規則訂立流程之外，沒有參與討論。身為被規範者，學生居然沒有權利參與規範學生的法案？實屬可笑。

在5/15 鄭英耀對外說，學生在亂扣他帽子，並且重申政策是與全國22縣市校長、教師、家長團體共同討論而成，強調教育部重視青少年身心健康與教學品質，這種說法，已然對學生的常識及智力構成極大的挑戰。規範學生群體的規範不應該沒有學生的意見，就算有，也不應該胎死於現代社會的官僚體系之中，一封承載著學生意見的書信，不應該就在教育部的角落裡面長灰塵，應該被撿起來好好看待。

二、師生衝突的成本由誰負擔

學生被消音的怒火悶燒的同時，這一項急就章的政策可能導致的隱患正在醞釀，我們完全可以預期執行手機管制政策會引致如何嚴重的師生衝突。

即便教育部目前宣稱政策落實要由各校自行決定，然而教學現場的實際情況更傾向將教育部的政策視為必須執行的事項，因此，此項政策的執行過程將製造大量的師生衝突及對立。

對於基層教師而言，教育部不負責任的政策產生這樣額外的情緒成本，無疑是對勞動權益的侵害。因此在這個政策之下，師生對立雖是結果，本質上卻是兩個受害群體的弱弱相殘，這樣的悲劇又應該由誰來負責呢？

三、教育部的蠻橫思維只是在製造麻煩

如我們曾經在《論制服問題》一文所述，教育機關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就是再生產勞動力，也就是培養「適應社會」的聽話勞工。在這一基礎上，教育機關的專制主義其實與工作場所老闆對工人的命令式管理系出同源。

就像在工作場所裡，勞工總是被作為「生產力、勞動力」來對待。簡單而言，被作為工具而不是人來對待，今天教育部的蠻橫思維，同樣是將學生作為「被管理的群體」這樣的客體來對待。

這樣的思維取消了學生自身做決定的能力（能動性）。所謂的做決定絕對不是「要不要玩手機」這種簡化的思維，而是「如何使用、使用多久」的自主安排。從反面而言，難道教育部並不考慮這樣的管制，會在大學端造成何種報復性使用的後果嗎？

總之，教育部若不能將學生視為有思考、選擇能力的「人」，那他們的政策只是在製造麻煩，就像他們用「多元學習」的名義塞滿學生時間並阻滯了真正的多元學習一樣。

四、退回政策重歸討論

我們認為，教育部現在應當立即退回政策，並重新開啟與學生的對話。在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學生必須能夠產生實質的影響力。同時，學生也必須察覺基層教師勞動權益的問題，與一切受到政策影響的群體聯合起來。

我們並不否定教育部提及的問題作為「現象」存在，但教育部的手機管制政策究竟能不能改善這些問題，不無疑問。因此我們認為，比起暴力推動僵化又難以執行的管制措施，現在應該回到討論階段。

當前，由青民協、台灣一滴優教育協會、高雄學生民主聯盟、雙北高中職學生權益陣線所發起的連署，主張各校研議管理原則時，應設立特別委員會，且學生代表應占至少三分之一。這正是推動設立學生參與政策形成的第一步。我們嚴正要求教育部及各校校方，在這個平台上具體商議解決問題，切勿以任何行政手段架空這一機制，否則學生勢必需要更強烈的抗爭以保衛自身權益。

就像列寧所說：「真理總是具體的」。

我們提出的口號是：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退回政策！重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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