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承接《什么是工人政党？（上）》）

外国工人党的历史借鉴

工人政党在国际上并不罕见，且在大部分西北欧国家都是主流大党并多次执政过，其他国家也有非常显著的工人政党。日本从前的社会党和现在的共产党也是我们上述组织定义上的工人政党。然而我们以下举出的德国、英国、巴西、义大利和俄国范例，是历史上最突出代表工人政党如何兴起又如何逐渐被工人唾弃的个案。

先把结论讲在前头：工人政党的兴盛是由于遵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他们得以争取改良也是如此。而他们衰败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所造成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

先从欧洲开始，我们可以考察两个有些许不同建党过程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

虽然社会民主党存在于很多国家，但德国社民党的兴盛过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亲自参与让它的演变有着重要代表性。

德国社民党正式建立于1875年，是当时德国改良派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elle）和以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及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kt）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直接联系的马克思派合并而成。社民党是在德皇体制卑斯麦宰相治下仍施行《反社会主义法》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一开始是由运动者们建立的地下非法组织。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现在不同，当时「社会民主」一词其实就是指革命共产主义。「社会民主」的名称从一开始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个名称会让人以为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是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的（详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使用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当时德国的马克思派和拉萨尔派做出的一种妥协。然而后来在地下时期，由于马克思派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和实践上取得重大成果，快速将改良派边缘化，也因此「社会民主党」基本上倡导的都是共产主义的观点和纲领。欧洲其他国家内效仿成立的社民党也是如此。

也正是因为那时的社民党具有革命共产主义的观点，党得以从一小批干部开始迅速在地下环境内开展跟同时自己开始斗争的德国工人阶级接触，帮助后者组织工会对抗资本家，最后蔚为一股浪潮，从而逼迫德皇当局撤销《反社会主义法》。社民党和德国工运同时在合法环境下也迅速扩张，从而成为德国工人阶级认定为他们阶级代表的群众大党。

根据丹麦马克思主义者玛莉·佛莱迪克森（Marie Fredricksen）的著作。全盛时期的德国社民党在1912年有907,112名党员。在1914年，他们发行90份不同的日报，聘请了约3500名党员全职从事党务和党报工作，而另有3000名党员全职从事工会和附属机构工作[1]。

然而，虽然从一小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指导下的活动者们成功建立了群众大党，但是在当时德国资本主义也进入其冲刺成长阶段，国家开始富有，挤进世界列强的队伍。理解消灭社民党已经是不可能的德国统治阶级开始转而透过让步（如提高薪资、社会福利等等）的手段，让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一层生活较为优渥的人士，尤其是开始直接贿赂、收买工会组织的领导。

在这个情况下，社民党内部开始出现一批不再诉求革命，对改良资本主义有幻想的政治和工运领导，逐渐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永久存在，并排挤革命派的主张。在这个物质环境下，政治上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标性人物是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但后来更透过党内首席理论家和马恩两人的学生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自己把马克思主义扭曲到毫无革命性以后，让革命派变成少数，主流则成为支持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最终，1914年，德国社民党甚至支持德国统治阶级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并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决裂，放弃国际主义，也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民党内的断流。

当然，德国社民党先前赢得的群众基础和资源大到难以消散。因此在被纳粹政权非法化一段时间后，又以大党姿态在二战后重获新生直至今日。但是二战后的德国社民党也从未重拾其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反而是一边透过工人阶级支持成为西德以及后来统一德国政坛两大党的其中一党，但另一方面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服务，成为了典型的所谓「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几次取得政权后居然开始攻击工人阶级的利益，大砍以前争取到的社会福利项目，最后成全了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在梅克尔（Angela Merkle）下的16年执政。于2021年重返执政的舒尔茨（Olaf Scholz）社民党居然以「承诺继续梅克尔政策」作为选战标榜，并传承了反工人阶级的政策，更于2023年极力反对铁道和运输工人为了争取自己权益而发动的罢工。

这种作为让德国社民党大幅流失基层工人的支持。如今，重返执政不到几年后，社民党的支持度暴跌至15%，不仅远远落后于刚刚下台的基督教民主党（32%），更显著落后于公开极右派并且残渣着法西斯主义成员的「德国另类选择党」（23%）。如此趋势下，我们不能排除德国社民会面临他们法国同僚社会党的命运：从一开始全国工人阶级无可争辩的政治代表，在背叛自己工人基础后沦为边缘角色。

英国工党

在英吉利海峡遥望欧陆的英国，也有一个名为工党的政党，现今也是该国政坛内两大党其中之一，长年与保守党竞争，但执政年数远不及前者。工党的兴衰史虽然和欧陆社民大同小异，但是其形成有形式上的不同，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和德国社民一样，英国工党的成立也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系，但是其发展过程较欧陆社民为缓慢。缓慢的发展原因首先是先天性的问题，其一是当时在英国活动的马克思派内的主流「社会民主联盟」把持着相当宗派主义，故步自封的路线，并没有积极与工人组织基层做出连结，而是以工会都是阉鸡工会而拒绝与之互动，不听从恩格斯的屡屡劝告拒绝转向。另一方面，工会内少数激进活跃人士，如凯尔·哈第（Keir Hardie）虽然接受部分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仍然诉求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这派人士后来是建立了工党前身独立工党。虽然恩格斯当时热烈欢迎他们对建立工人阶级政治代表所迈出的第一步，但也指出：「独立工党的策略十分含糊。」这也就是为什么独立工党自己无法成为后来的群众大党：工党。

工党的正式成立则是起于1899年，在当时阶级斗争剧烈的背景下，英国的最大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在内部工会代表讨论下表决成立一个阶级政党，英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罗布·苏沃尔在他的著作《劳动者的事业：英国工运史》中叙述了工党的成立过程：

「在1899年普利茅斯工联代表大会上，温和的铁路服务人员联合协会（该工会很快就会被塔夫谷的铁路公司起诉）提交了一份历史性的决议，呼吁国会委员会与社会主义和合作社一起召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独立的工党代表问题。经过激烈的辩论，卡片票以546,000票对434,000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决议，矿工和棉花工会投了弃权票。这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使成立独立工人政党的构想得以实现。

在短短几个月内，1900年2月27日，来自69个组织的129名代表在法灵顿纪念堂集会，代表568177名工会委员会成员，成立了工党。参加会议的组织由工会、独立工党、社民联盟和费边社组成，目的是在国会中促进劳工的利益。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是工人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会议决定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后来简称为工党。」

虽然工党成立一开始有众多工会在工会联盟的旗帜下直接参与，工会的表决票也制度性地在工党历届党大会中有巨大重量，加盟工会的会员会自动被给予工党党籍。但是，英国工党并不如早其德国社民那样被革命派主导，反而是改良派持续占上风，在阶级斗争上采取羞羞答答、支支吾吾的妥协路线。也因此虽然一开始有可观工运基础，但是争取更大层群众支持则是相当缓慢的过程，其中工党也接收了不少从当时的大党自由党跳船来投靠的机会主义份子，更淡化了其激进程度。

然而，由于工党是直接建立在工会组织上的政党，工会基层的情绪变化终究也会传达到工党内部并撼动其领导层，为革命主张拓展可以发展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工党长年都是各色改良主义领导的，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有一席之地，不会被基层工人党员视为异类。而且在阶级斗争上扬，革命路线开始被基层接受的不同时段内，工党的纲领也会有所动摇。

最指标性的改变莫过于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受俄国工人革命鼓舞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将想要效仿俄国阶级同僚的愿望传递进工党，迫使改良主义的费边社领衔起草工党的第四宪条，也就是把工党的终极政治目标定义为「确保生产工具，分销渠道和交易媒介均为共同拥有；各行各业由公众管理控制，其制度已尽善尽美。建基于此，确保工人，不论劳心或劳力者，能尽享其工作成果。此等成果应以最公平的方式分配。」基本上，在激进基层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鼓吹下，英国工党一度宣布自己是致力于废止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党。

其后，工党的整体支持度持续攀升，虽然缓慢，但于1924年1月终于入阁执政。但是这个首届工党政府却是跟被挤到第三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党联合组阁，并推举极度改良派的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作为党魁和首相。一开始就遭到所有资产阶级的激烈抹黑和自由党的挖角。腹背受敌的工党又是被终于妥协路线的麦克唐纳领导，因此不到10个月后第一届工党政府就宣布倒阁。

倒阁后，英国又经历了如1926年总罢工的阶级斗争浪潮以及巨大经济危机。工党再度获得支持于1929年以第一席位数胜选。但是握有如此民意的麦克唐纳不但没有鼓舞工人阶级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反而是宣布与保守党和自由党共同成立「全国政府」，朝野联合。这至今被视为是历史性的背叛，也让工党在一般工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受打击，直到二战结束为止。

二战结束后，厌倦了邱吉尔保守政府嚣张跋扈的英国群众用选票将工党送回政府。此时的工党党魁是改良主义者艾德礼（Clement Atlee）。虽然主观上与麦克唐纳没有不同，但是在战后英国经济百废待兴的环境下，艾德礼政府诉诸了在老板们同意下的大幅度国有化政策，并设立了国民健保署提供全民免费医疗服务和多项社会福利措施，但没有废止市场经济。不久后英国和西欧都在美国马歇尔计画协助下的经济起飞，让这些福利国政策也得以巩固。失业率在英国一度归零。在这个情况下，广大的工人阶级以为资本主义已经成功被改良成社会主义了，革命没有必要。因此这时的工党缔造了几世代的死忠工人支持者。虽然不是革命，但工党作为大党的基础也是在这时候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下巩固的，而非羞羞答答的渐进改良。欧陆的社民此时也经历了相同的发展。

然而这种改良也是在战后资本主义复苏的异常前提下才有可能达成，一旦资本主义回归于其整体衰落，那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就接踵而至，改良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在战后资本主义复苏停止后，历届成功胜选的工党政府顶多是缓慢了保守党对工人的攻击，或是直接对抗工人罢工行动（如1976-1979年的工党内阁）。先前工党政府的国有化企业也逐渐在用公帑帮忙整顿后重新交回给资本家，在1980年代柴契尔（Margaret Thatcher）执政时达到最高峰。90年代后，以布莱尔（Tony Blair）为首的资产阶级份子更被允许打入工党内，并控制了高层，持续执行了保守党柴契尔的反工人政策，废止了诉求跟资本主义决裂的第四宪条，日后更成为美国入侵伊拉克等帝国主义罪行的帮凶。让工党如此右倾被柴契尔本人称之为她「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布莱尔曾一度企图切断工党和工运之间的连结，将工党完全转变成如美国民主党这样的纯种资产阶级政党。然而工会和党内的反弹让他无法得逞，而工党仍然保存了与工运的联系。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工人阶级基层间的激进情绪仍然透过工党的激进化表现出来。在布莱尔的继承者布朗（Gordon Brown）所领导的党于2010年败选后，工党进入了长年的消沈，直到党内老左派国会议员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于2015年异军突起成为党魁，被视为是党内「硬左派」掌门的时刻，激励了党内的工人基层，也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加入工党。党员数从柯尔宾就任前2015年的201,293人在一年内翻倍，到了2018年达到552,000人。瞬间，工党看似重获新生。

然而虽然科尔宾为人正直，提出的纲领也相对激进，但最终他还是一位改良主义者，并试图与党内的资产阶级派系妥协，尽管后者死命制造争端和子虚乌有的抹黑企图搞垮科尔宾。结果在一步步让步下，科尔宾接受了极度不受欢迎的资产阶级政策，例如保证重新举行脱欧公投，尽管那是英国群众早已厌倦关于脱欧的口水战。最后科尔宾仍然在选举内败在保守党强森（Boris Johnson）手下。败选后的科尔宾又未曾正面回击党内反动派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抹黑，而是辞退党魁，让党内右派再度有机可乘重掌大权，最后以凯尔·斯塔莫（Keir Starmer）的接任告终。

斯塔莫在就任工党党魁后开始对任何左派大开杀戒，开除或逼退大量中、基层党员。科尔宾也被剥夺他在国会工党党团内的党籍。右派猎巫的目的是让工党再次成为资产阶级可以信赖的政党，尤其是在保守党开始被疯狂小资产阶级政客霸占且失信于民的当下。然而工党先前在工人阶级之间建立的信用也终究会被用完。斯塔莫的右倾政策逼迫了部分工会出走工党，甚至不准工党籍国会议员声援罢工。斯塔莫个人毫无魅力，不受工人青睐，在年轻人之间被憎恨，尤其是在他公开声援以色列对加萨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后。

虽然在执笔之际工党民调大幅领先保守党，如果今年英国举办大选很可能会大获全胜，但这并不是群众对斯塔莫的幻想，而是对保守党疯狂执政的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也可以确信斯塔莫一旦执政也只能会做出对工人阶级进一步的攻击，与一般资产阶级政府无异。

在这个情况下，工党的未来还很难说，由于英国几个最主要的工会仍然是工党会员，党的日后走向仍不明朗。但至此我们已经可以从英国工党的历史为台湾未来工人政党得出一些重要教训。

首先，跟德国社民的不同是，工党是一个以工会组织而非一小批组织者开始的政党。台湾目前的情况和英国较为相似，成立工人政党的呼声也是从部分工会内部发出的，也因此如果有人真的认真开始组党，那也较可能顺着类似英国工党的轮廓进行。然而这就让英国工党的经验更值得我们注意：党的扩张都是在实行斗争和激进纲领的时期获得的，而党影响力和信用萎缩都是在党的方向偏重改良主义和妥协时期发生的。党也招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士进入高层，这会对整个工运和工人阶级福祉造成祸害。

归根究底，英国工党欠缺的是一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领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长年在工党内外鼓吹的理念。未来台湾的工人政党也必须接纳马克思主义者到其阵营内，因为只有革命共产主义的理念和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愿景才能够真的缔造一个能让工人阶级解放自身于剥削和压迫的政党。

巴西劳工党

在大西洋的彼岸，南美最大国家巴西也有一个群众工人政党：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劳工党的创党人卢拉（Luis Inacio Lula da Silva）现任巴西总统，也在2003-2010年间就任过两任巴西总统，当时蔚为全世界任内支持率最高的政府之一。巴西民主化的过程跟台湾的历史有惊人的雷同，但劳工党这个清楚带领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促成巴西民主化的主力。

与台湾一样，巴西人民曾长年在军事独裁的统治下生活。1970年代末期，巴西群众也开展了对独裁的斗争，几乎与台湾群众的抗争同时开展。然而不同于台湾民主运动主要是被党外小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尽管工人运动在其中有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巴西的民主化则是有清楚的工人阶级领导。在此之前，卢拉是一个基层金属工人，在经历工殇断指而求助无门的经验后投身工运，并逐渐成为了冶金工人工会的领袖。

当时的卢拉以穿着著印有拉美共产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T恤到工人群众之间倡导革命理念著名，更领导史诗级的「ABC大罢工」，不仅瘫痪了重要的圣保罗工业地区，更举办了当时巴西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示威游行。这场罢工也开始瓦解了先前工会都由军政府爪牙控制的体制，如台湾国民党党国之下的黄色工会一般。在这些斗争期间，卢拉与巴西托派运动创始人马里奥·佩德罗萨（Mario Pedrosa）进行了一场书信交流，随后他决定创立工人政党，将其命名为劳工党。

劳动党一开始的领导层除了卢拉和几位工会领袖外，也包括各色知识分子以及前史达林主义者和托派组织成员。IMT巴西支部的一位现任领导同志塞尔吉·古拉特（Serge Goulart）当时也是劳工党的创党党员之一。托派的参与确保早期的劳工党在阶级斗争延烧的背景下得以采取最激进且具革命性的主张和路线。

劳工党由于创党时期已经有客观工人基础，再加上卢拉那时的巨大个人声望和激进的路线，劳工党在全国快速突起。透过劳工党，工运也得到了增强，巴西最大产业工会巴西统一工人中心（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是劳工党于1983年串连成立的，并透过它发动了巴西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总罢工，以「立即总统直选」为口号对抗独裁军政府。将此时的巴西劳工党描述为一场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是毫不违过的。

被这场由劳工党主导的群众抗争逼到穷途末路的军政府开始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暗中帮助下做出妥协，让出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卢拉身旁的改良派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本人也因为没有清楚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被改良派「务实」、「可行」的言词说服，革命派被边缘化。

劳工党从第五次党大会开始逐渐放弃任何具革命性质的纲领。卢拉也为了企图担任资产阶级政府而非工人政府的总统而脱下了T恤，穿上了西装，跟统治阶级份子来往，甚至开始反对一些伤害资本家利益的罢工。最后，卢拉成功说服巴西资产阶级主流和美国帝国主义：劳工党不是革命政党，更不是共产主义政党。这一切的历史，请参考古拉特同志的著作《巴西劳工党的战斗缘起和走向建制化的演变》。

在经过跟台湾非常类似的90年代法治转型后，卢拉终于在2003年胜选担任总统。此时劳工党早就不是革命政党，明文捍卫资本主义。但是卢拉就任的同时全世界也经历了一场原料价格上涨，让出产多种原料的巴西经济获利。卢拉政府也透过突然增加的政府收入推动了多项社会福利政策，例如「饥饿归零」（Fome Zero）和「家庭荷包」（Bolsa Familia），让巴西社会内最贫穷的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生活一时之间得到显著改善。经济起飞的环境也让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苟同这些政策，来防止巴西走向更激进的委内瑞拉革命路线。

然而在这一切的前提下，首度执政的劳工党也进入了一段迅速腐化的时期。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规则的他们也开始吸收了许多统治阶级人士入党。关于劳工党官员的贪腐弊案层出不穷，其中有些更是吃相难看。

此外，虽然劳工党曾扛起了推动巴西民主化的大任，但党内制度却非常不民主。除了腐败官僚肆意操纵章程和会议外，党也相当仰赖卢拉的个人声望，至今仍是如此。卢拉的个人意志经常会推翻民主制订出的决议，党也几乎是围绕着卢拉个人的政治需要和想法运转。如此党就不会是群众民主运作的政治载具，而是卢拉的选举机器。当然，这一切缺点归根究底都是因为卢拉和劳工党领袖们接受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的。

与卢拉个人生涯紧密相连的劳工党在卢拉完成两届总统任期后推出了卢拉钦定的继任者罗塞夫（Dilma Rousseff）担任劳工党总统候选人。虽然还是当选，但是在全世界进入经济危机而巴西经济不再成长的前提下劳工党的支持率雪崩式下滑。声望不及卢拉的罗塞夫也迅速沦为人人喊打的政客。由于历年来劳工党贪污丑闻不断，看到罗塞夫开始失控的巴西资产阶级和美国于是透过巴西法庭制造一场名为「洗车行动」的司法政变，最终罢免罗塞夫，让时任副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党政客特梅尔（Michel Temer）执政。

特梅尔任期结束后的2018年总统大选内，劳工党仍然维持主要大党地位提名圣保罗市长哈达德（Fernando Haddad）为总统候选人。令人跌破眼镜的是，群众对劳工党的厌倦之极让近三分之一具选举资格的选民宁可被罚钱也不投票（在巴西，投票是法定义务，不投票会遭罚），最后让有「热带川普」之称并公开怀念军政府独裁的极右狂人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胜选，震惊世界。

博索纳罗的疯狂政见和执政纪录国内外报导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但其下流程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宣称「（我的下体）软不下来！（imbrochável）」，此后列为选战口号之一。这个字在巴西葡萄牙文内专指此事，并非隐喻。博索纳罗的龌鹾程度让台湾的韩国瑜望尘莫及。劳工党居然输给这种人，可见其群众基础丧失之程度。

博索纳罗任期内的失控程度是巴西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无法容忍的。然而一时之间巴西政坛内，包括劳工党，也没有可以跟博索纳罗抗衡的政治人物。最后他们不得不把他们在「洗车行动」后关进牢狱的卢拉请出山，在与金融资本关系匪浅的资产阶级政客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联手参选的前提下与博索纳罗对决，在2022年以些微差距险胜后者，执政至今。但是这次重返执政的劳工党是在「捍卫民主」口号的背后帮助资产阶级重建被破坏的资本主义秩序，毫无任何阶级诉求。

在资产阶级严密监督下，现任劳工党政府已经没有本钱像2003-2010年那样实施大规模改革。卢拉本人也从过去诚心诉求革命的劳工变成了老练的政客，熟练煽情、演戏、关说、斡旋的技巧。现在卢拉的支持率大约38%，虽然不算太惨，也远远低于他于2010年卸任时的87%。在世界资本主义面临巨大危机的前景下，第二届卢拉政府不可能不采取攻击工人利益的手段维护资本主义，但这也会让更大一批人唾弃劳工党，诉求一个新的，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党。

巴西劳工党的经历除了再次印证激进战斗路线才是扩大工人群众支持，而革命共产主义纲领才能贯彻始终改变社会的道理外，也为台湾的读者们带来一个前革命工人领导和政党如何能被收编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工人政党或工人总统，但是也不乏前左派或工会领袖被收编成资产阶级政治侍从的例子。未来的台湾工人政党绝对不能，也没有时间重蹈覆彻了。

义大利共产党

上述提到的三个例子目前仍然存在，但他们持续存在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执行着工人阶级的意志，反而是资产阶级的有用侍从。然而，历史上也有巨大工人党最后从人间消失的例子，至此我们就需要看看义大利共产党的例子。

和德国社民和巴西劳工党一样，义共也有革命性的缘起，是为既有义大利社会党内的革命派为了效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革命，进而同改良派决裂而加入了由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导的共产国际，自称义大利共产党。创党后党内有不少非常突出的革命领袖，其中最著名的不外乎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不幸的是，当俄国革命逐渐开始进入史达林主义化的官僚独裁堕落后，共产国际本身及其各国支部都在莫斯科的策划下接受官僚化的组织方式，并开始接受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但为史达林主义官僚所依仗来维护自己特权的思想，尤其是所谓的一国社会主义（即一个国家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国际革命则可有可无），以及阶级合作的革命阶段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无产阶级必须要帮助资产阶级）。

本文无法详细阐述史达林主义的形成原因和其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的性质，但读者可以参考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以及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的著作《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

然而简单来说，义共在这个环境下也被改造成史达林主义组织，排挤以托洛茨基主义者为首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成为了外交上主张同苏联友好，内政上支持「开明」的、「进步的」资产阶级，而非工人自己夺取政权。

然而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上台后，被非法化的义共转入地下，开始艰苦地与法西斯和纳粹主义搏斗。在此期间他们成为义大利地下反法西斯游击战的一支力量，透过这样的斗争也在很多革命工人之间建立威信。在二战结束后，义共转回地上化，但支持资产阶级势力成立新资本主义政府来取代法西斯。

战后的义共虽然支持资本主义，但仍然获得当地工人的支持。党控制了几乎所有工会，包括义大利总工会（CGIL）。在1940-1990年代期间义共一度是西欧规模最大的共产党，1947年具有两百三十万名党员。1970年代仍有一百七十余万党员。光是共青团就有15万人。1976年义共在当年的大选中也得到了34%的选票。其作为义大利工人阶级的政党之地位无庸置疑，而且是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赢得如此支持度的。这样的成长背后伴随着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很多支持义共的工人都冀望党会为他们夺取政权。

然而又一次，错误的政治领导会让工人阶级失望。就算义共挥舞著让资本家们颤抖的红旗，但在西欧的所有史达林主义共产党都没有真正诉求夺权，跟资本家们一样惧怕群众。义大利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佛莱德·伟斯顿在《处于革命边缘的义大利——70年代的教训》一文中解释道：

「革命的前景是真实的。工人阶级本可以夺取政权，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悲剧在于多年来义大利共产党采取的改良主义立场与议会外左翼无法与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工人群众建立联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77年变得非常明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义共和CGIL（义大利总工会）领导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列宁和葛兰西的真正继承人，义大利后来的历史就不会是工人的失败史。我们会看到一个从上到下都发生了变革的义大利，一个由工人政府掌权的义大利，一个共产主义的义大利。」

多次背叛工人的义共只能看着失望的工人和年轻党员们转身而去。1970年代全盛时期后开始流失党员和选票。但是党的领导人们见状不仅没有结论他们应该放弃妥协并开始战斗，而是断言他们的「共产主义」外衣「太过激进」，让一般选民怯于支持。

最终，在苏联瓦解和世界多个史达林主义政权倒台的浪潮下，多数义共领导自行决定义大利不再需要一个工人党和共产党。于是他们于1991年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协商，公开放弃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观点，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几年后逐渐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并形成如今的义大利民主党，完全切断了与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让曾经拥有巨大政党捍卫他们的义大利工人阶级任由长年资产阶级专政宰割。这也为近年来接二连三透过骑劫基层群众不满情绪的极右派政党有机可乘，工人阶级会继续付出代价。

俄国布尔什维克

看到了这么多失败的例子，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成功的例子。诚然，成功绝非易事，但俄国布尔什维克是历史上唯一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成就了全世界第一个工人民主国家的工人政党，让工人阶级真正掌握社会主导权，并从此改变世界历史。

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历史是所有诚心期望改变社会的人必须认真、细心学习的。在此我们无法细述其经验内的所有重要教训，但是笔者大力推荐艾伦·伍兹的著作《布尔什维克通往革命的道路》以及罗布·苏沃尔和伍兹的新作《捍卫列宁》。这两本书是迄今对于如何建立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党最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值得任何有志之士细读。本文在此着墨的仅是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并简谈其如何带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布尔什维克其实源自于于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民工党的成立背景与德国社民党类似，是由一小批当时向往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学生革命者一开始形成的。那时，俄国处在沙皇独裁和大部分人民生活在极度落后的农业生活内，但同时也有一小撮城市在外国资本的投资下发展了最新的大型工业技术，并产生了无产阶级。也由于这些城市俨然形成了俄国的经济命脉，在这些城市内劳动的工人阶级也同样掌握著改变社会的潜力，尽管他们在整体人口内占少数。

同时，落后俄国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资本和沙皇独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毫无动机和能力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如此的革命可以让他们获利。他们宁可不要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愿见到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发动革命。于是，争取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任务就落在了工人阶级肩上。

不过，托洛茨基也在《总结与前瞻》中解释道，当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了捍卫新政权，他们不会停留在完成资本主义的任务，而是必须要进入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作，如建立一个计划经济，才能够守住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如果要完成和永远生存，工人革命就必须要在国际间扩散，最终在全世界终结资本主义。

俄国社民工党内一开始并没有很大政治共识，有众多领袖、派系。但是最理解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诉求工人阶级独立路线的派系就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这个名称是在1903年社民工党在伦敦的党大会由于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就组织条例发生争论而得名，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时期都居于少数，而逐渐明显主张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的孟什维克呈现多数派。虽然两方一直到1912年才正式拆伙，但在那之前两方基本上是在社民工党的名义下各自行动。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和列宁对理论训练的坚持让他们得以渡过颠沛流离的历史潮流，组织的成长并不是直线性的。从干部训练以及在工人之间开设《资本论》阅读小组开始，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的连结是首先透过报纸开办和发行，然后赢得越来越多工人成员后将他们训练成革命干部组织者，并开始参与罢工组织和有原则的参与选举，借此逐渐累积在更广阔工人之间的影响力。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参与选举并多次成功当选，但主要遵循的策略就是如本文上篇提到的议会战术，而当任何担任公职或民代的党员违背了党的决定会遭到党纪处分。

但是党也经历了几次历史事件造成的挫败而一度流失大量基层党员，如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整个群众弥漫着失意的气氛，沙皇得以重新巩固政权。这个情况让工人阶级顿时丧失革命意愿，社民工党和布尔什维克也因此遭到打击，并且在内部造成倾向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压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沙俄在群众之间煽动的好战情绪也让党建工作相当困难。正是在这些时候，列宁所做的就是在最精锐的布尔什维克和世界社会主义干部之间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干部如何理解当下的情势并且等待转变的契机。

果然，1917年二月，圣彼得堡的女工自发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发动抗议和罢工，并迅速延烧成一场自发性的革命，迂腐的沙皇政权应声而倒，但以由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主导的临时政府代之。此时，列宁和托洛茨基各自都意识到这个临时政府最终不会实现革命的愿望，而是为统治阶级消灭革命。于是两人也各自从流亡海外返回俄国，透过当时已经在俄国境内约8000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力量大力在工人群众内扩张阶级独立和揭发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本质。

随着临时政府反革命的本质越发明显，越来越多先前对孟什维克有幻想的工人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后者也开始在当时到处窜起的苏维埃（工人议会）内被工人民主选举成多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群过激工人发起武装抗议，时机过早而布尔什维克必须派人出面劝阻，但被临时政府诬陷为策划谋反的「七月日子」。但不久后，极右翼沙皇军阀柯尼洛夫却对临时政府失去耐心而发动武装叛乱，而布尔什维克则是透过与镇压他们的临时政府形成联合阵线来对抗柯尼洛夫，最后打败后者的正确策略，成功、正当地赢得更大一批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瞬间党员增长到数万人，并取得更多工会的支持和连结。

最后，在俄国旧历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在所有苏维埃的支持下宣布俄国苏维埃共和政府的成立，从此改变世界。

虽然几经波折，但布尔什维克最终仍然是工人阶级群众的革命领导，并成功夺取政权，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型过渡。虽然而后经历了由国际革命孤立、落后内部环境、21支外国军入侵和血腥内战等等前提下造成的官僚化堕落，成就了史达林的夺权，但史达林主义的所有政策纲领跟列宁主义毫无关联，反而重拾了相当多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路线，教唆外国共产党犯下一再错误，使革命无法扩散。这最终也为1990年代的苏联瓦解铺路。

史达林主义绝非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产物，而是后者的掘墓人。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倡导的路线没有重复本文上述其他例子所犯下的错误，而是将目标清楚设定在让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终极目标上，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朝着这个目标建立党和逐渐将阶级斗争理念推广于工人阶级之间，帮助工人组织，强化了阶级，最后赢得了胜利。

因此，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是任何诉求工人政党的人必须接见的正面经验。在本文付梓之际，列宁逝世已百年。但是他毕生推广的理论至今仍适用于今日的情势。任何诚心想要改变劳苦大众被压迫现状的有志之士都有责任看破统治阶级对列宁的一切抹黑，认真学习他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念和经验。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至此，我们从外国几个显著的例子上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可以兴起是因为他们曾把持着革命性的纲领和观点。而他们没落则是因为脱离了这种立场。工人政党的整个存在意义是推翻资本主义，让工人阶级掌握政权，逐渐让阶级本身消亡，而不是改良资本主义，让统治阶级维持他们的地位。

当然，有人可能会以为我们革命共产主义者都在「无限上岗」，认为任何小抗争都应该要上升到发动革命的程度。这当然不是如此。革命情势毕竟不是革命党或工人政党「发动的」，而是群众自己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革命工人党的任务是在革命情势出现的情况下带领阶级成功夺取政权，没有什么「创造运动」、「创造革命」之嫌。

当然，在没有革命情势的时候，抗争还是会出现，譬如个别工人会发动罢工抗争争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跑到纠察线上高喊「总罢工」或者「夺取政权」无疑是荒诞的。在各种情况下，都需要透过提出过渡诉求的手法将具体抗争的需要连结到社会改变的必要上。但是任何战斗的工会工人都知道：如果一开始就从老板的观点来降低、妥协自己的诉求，而不是勇敢提出工人真正需要的事情，那最后则会什么都要不到。罢工一开始就要提出最勇敢的诉求，最后才有可能得到一点让步。

工人政党在个别议题上的立场也是要如此。任何有机会为整个阶级争取到的改良当然要最战斗性地去争取。但是跟工会不同的是，工人政党的任务是不断向群众展现任何的改良都顶多是暂时的。列宁也曾经解释过，改良不过是统治阶级惧怕丧失地位时向工人阶级做出的让步，算是革命的副产品。在必要时机，任何改良都会被统治阶级抢回去。也因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才是真正永久巩固任何改良的方法。当然，社会主义会为所有劳苦大众带来远远高于改良的生活改善。

在探讨了国外几个显著的先例后，让我们看看台湾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经历，为我们未来的台湾工人政党刻划出更明确的轮廓。

（请见下篇续文）

注释

[1] Marie Fredricksen, The Revolutionary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Wellred Publishers, 2022, P.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