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而不朽的托马斯潘恩
今年7月4日，标志着美国脱离英国宣布独立250周年——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应川普之邀，出席近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独立庆典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我们英国自己那位蠢头蠢脑的君主——国王查尔斯三世。
查尔斯是那位既丢了美国、又丢了神智的疯王乔治三世的直系后裔。在他近期这趟访美之行中，陪同他的还有另一只寄生虫──卡蜜拉王后，费用嘛，当然是由纳税人买单。
这场闹剧般的滑稽表演上演之际，正值爱泼斯坦丑闻达到高潮——这场丑闻，引发了自1649年查尔斯一世字面意义上人头落地以来，英国君主制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有一个男人，尤其会看穿这套把戏的荒谬无耻：那就是伟大的汤玛斯潘恩，一位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今年也标志着潘恩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常识》出版250周年，这部作品实实在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潘恩的激进主义，以及他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捍卫，促使威廉·皮特政府以煽动叛乱罪对他发出通缉。随后，他被缺席判定犯有叛国重罪，因为他明智地逃往了法国，以躲开绞刑架上的绞索。
考验人心的岁月
托马斯·潘恩于1737年2月出生在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村，后来迁居伦敦，在那里混迹于激进主义的圈子。
1774年，他听从班杰明·富兰克林的建议，移民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刚好赶上了美国革命。
在费城，他投身于反奴隶制事业，并成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作为即将到来的美国革命的热情倡导者，他写了《常识》，这是一本论证美国独立事业的小册子。
这本书旋即成为畅销书，其火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革命期间，它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售出了50万册，人们在家庭中、在酒馆里都会朗读它。
但汤玛斯潘恩绝对不只是一个写小册子的人。他把思想付诸行动，在美国革命期间拿起武器，加入了纳撒尼尔·格林将军麾下的军队。凭借他的才华和声望，他很快便成为了这位将军的副官。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岁月，」潘恩说。 「暴政如同地狱，都不是轻易就能征服的。」
用一段与日后锕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遥相呼应的话，他写道：
「哦，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啊！你们这些敢于反抗的人——不仅反抗暴政，更反抗暴君——站出来吧！旧世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压迫所吞噬。自由已被追猎得绕遍全球……」
「哦！收容这些逃亡者吧，及时为全人类准备一处避难所吧。」
潘恩深受托马斯·杰斐逊——一位开国元勋、日后的总统——的敬佩，被选为前往巴黎为美国革命寻求援助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尽管潘恩扮演着「非官方开国元勋」的角色，但在华盛顿特区，却没有一座为他而立的官方纪念碑。不过，潘恩对这类「荣誉」根本毫无兴趣。他那些革命思想的价值，远胜于任何一块石制纪念匾。他对当今那些领导人，必定会满怀彻底的蔑视——同潘恩相比，他们不过是些小鱼小虾和政治侏儒罢了。
旧秩序
1787年4月，在美国革命之后，潘恩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他最终抵达巴黎，在那里——鉴于他激进的名声——他不乏朋友和人脉。
此时的欧洲本身，也正孕育著一场革命。 1789年，那座人人痛恨的巴士底狱陷落，法国革命开始拉开序幕。
谈到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诗人华兹华斯写道：
「能活在那个黎明，已是至福，
若还年轻，更宛如置身天堂！ 」
群众行动起来了，推翻著旧有的秩序。而潘恩，正身处这一切的中心。
整个欧洲，群众都在为法国革命欢呼，而各地的统治阶级则吓得瑟瑟发抖。在英国，情况尤其如此──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个一心想要保住自身权力的专制政权。
统治阶级对革命的法国的仇恨，由埃德蒙·伯克在他写于1790年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伯克这本书，是代表旧制度，对法国革命，以及对整个「民主」和民主权利观念，发起的一场全面攻击。
在伯克看来，政治权力必须掌握在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即英国「天生的」统治者——手中，而绝不能落入「猪猡般的乌合之众」手里，这些人显然不配治理国家，更遑论投票。一旦权力落入他们之手，就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他们所熟知的那种社会的终结。
「多数人的暴政，无非是一种被放大了许多倍的暴政，」这是伯克用来表明他对任何形式的民主的蔑视时，所用的一句名言。
「一个国家的人数多寡，固然值得考量，但绝非全部的考量，」伯克说。对他而言，更高的“考量”，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他认为这种权力，体现在（不成文的）英国宪法之中，那是一种”与秩序相连的自由”，是「良好而稳定的政府」的产物。
艾德蒙·伯克被视为我们现代保守党的鼻祖之一，这绝非偶然——这个党，一向拼命反对任何民主进步。
人的权利
为了回应伯克，汤玛斯潘恩挺身而出，捍卫法国革命，这激荡著各地民主主义者的心灵与头脑。
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乌合之众」的权利。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受到备受压迫的群众的拥戴。而他的主张越是引起共鸣，就越是充满力量。
潘恩对伯克的回应，以一本书的形式问世，即《人的权利》。这不仅是对法国革命的强而有力的辩护，更是对英国群众发出的一声明确号召──号召他们效法法国的榜样，废除本国的王冠与贵族制度。
这本书成了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教科书；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各地的人都在读它。 《人的权利》第二部售出了约20万册，而且──鉴于它的流行程度──甚至被翻译成了威尔斯语和盖尔语。
汤姆潘恩和他的事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这时候，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失去土地的农民被驱赶进拥挤不堪的城镇——被赶进那些「撒旦的磨坊」和工厂——在那里遭受残酷的剥削。
因此，潘恩开始把他的政治诉求，与激进的经济诉求连结起来。这让他变得愈发受欢迎。
激进主义对上反动势力
约克郡的绅士克里斯托弗·怀维尔，对潘恩这种新萌生的激进主义惊恐万分。
“这对公众事业而言是件不幸的事，”怀维尔在1792年5月写道，“潘恩先生竟站到了如此违背宪法的立场上，还向下层民众抛出了掠夺富人的前景，从而在他们中间组建起了一个共和派。”
他接着写道：
「倘若潘恩先生真能把下层民众煽动起来，他们的插手很可能会带来一场疯狂的乱局，而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私有财产还是公共自由，都将任由一群无法无天、狂暴凶悍的暴民摆布。”
这正是英国统治阶级的真实心声。
埃德蒙·伯克，一位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政治家，激烈地为构成下议院的那套「衰败选区」制度辩护——在这套制度下，大城市被剥夺了任何代表权。他反对一切改革的尝试。
伯克对穷人怀有同样彻头彻尾的蔑视，而这种蔑视，至今仍在当今的反动派口中回响：
「以上帝的名义，皮特先生这个进一步救济穷人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救济呢？——除了那种确实很难给予的救济之外，也就是让他们变得更节俭、更勤劳？”
「当一个人无法靠出卖劳动力的自然报酬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时，难道不应该由当局来提高这个报酬吗？」伯克反问。
「不。在我们困窘之时供养我们，并非政府的职权所在……劳动的穷人之所以穷，只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应该向他们提倡的，是忍耐、劳作、节制、节俭和宗教信仰……商业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法则。”
“难怪，”马克思评论道，“伯克这个人，忠实于上帝和自然的法则，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把自己出卖掉。”
享有特权的寄生虫
在潘恩看来，无神论的寄生虫不是穷人，而是社会的上层，首当其冲的就是贵族阶级。在他看来，国王和王后们完全无用，也不事生产，理应第一个被扫地出门。
与伯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潘恩的主张彻头彻尾是平等主义的，一心要摧毁那「唐吉诃德式的、荒唐可笑的骑士时代」。
“一个诚实的人，无论对社会而言，还是在上帝眼中，”他宣称，”其价值都胜过一切曾经在世上活过的、戴着王冠的恶棍。”
潘恩争辩道，我们凭什么要对这样一群娇生惯养的暴发户、对他们的子孙后代感恩戴德，直到时间的尽头呢？
「那种妄图统治到坟墓之外的虚荣与专横，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最蛮横的。人对人不拥有任何财产权；任何一代人，对于随其后而来的世世代代，也同样不拥有任何财产权。”
潘恩抨击世袭王权这一观念本身，说它「荒谬得就像一个世袭的数学家，或一个世袭的智者；可笑得就像一个世袭的桂冠诗人」。
他接着说：“法国并没有搞平均主义；它是在拔高，它打倒了侏儒，从而树立起了’人’。像’公爵’ ‘伯爵‘这类毫无意义的字眼所代表的那种渺小可笑，已经不再讨人喜欢了。”
用潘恩玩的一个文字游戏来说，贵族（nobility）的特权和权力，恰恰掌握在一群毫无能力的人手中。
这个说法，用来形容当今那些殿下们、公爵和公爵夫人、王子和公主，以及所有其他此类享有特权的吸血鬼，都恰如其分。同样，那些所谓的贵族院议员和王国骑士也是如此——他们全都与真正的民主和问责制格格不入。
宪法、阶级与腐败
当然，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刚出现，尚处于萌芽阶段。潘恩对社会阶级的看法，也受到这一状况的局限——他把阶级斗争简单地界定为”那些缴纳赋税的人，和那些领取赋税、并靠赋税为生的人”之间的斗争。
至于宪法，它对”廷臣、挂名领薪者、领年金者、选区把持者，以及各党派头目“之流是有利的……”但对这个国家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它却是一部糟糕的宪法。”
潘恩的直觉方向是对的，而且在他那个时代，无疑是革命性的。事实上，他关于金钱与腐败的评论，在今天与在当时同样切中要害。正如他所解释的：
「当一个政府把非同寻常的权力和非同寻常的薪俸赋予某个人时，他就成了一个中心，各种各样的腐败便围绕着这个中心滋生、成形。给任何一个人每年一百万，再加上以牺牲整个国家为代价、任意设立和支配各种职位的权力，那么这个国家的自由便不再有保障。
潘恩提倡许多激进而平等主义的思想，包括废除君主制、贵族制，以及土地国有化。
在他《人的权利》第二部中，他主张把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在他那个时代，这是一个真正革命性的思想。
由于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潘恩遭到了反动派的恶毒攻击和刻骨仇恨，他们把他和他的支持者，视为一心叛国的外国代理人，认为他们无异于此。
与先前的激进主义者相比，托马斯·潘恩显然已经在指向一种关于国家和阶级权力的革命理论，尽管鉴于当时的情势，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相当混乱。
然而，对他而言，这越来越成为一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这种对民主权利——以及废除特权和君主制——的诉求，也在斗争中的工人那里得到了回响，并体现在卢德派以及那位神话般的卢德将军的号召之中：
「兹请你们携武器挺身而出，助『伸冤者』伸张他们的权利，甩掉那愚蠢老头乔治三世、他那更加愚蠢的儿子，以及他们那帮无赖大臣所强加的可憎枷锁，一切贵族和暴君都必须被打倒。来吧，让我们效仿巴黎那些勇敢公民的崇高榜样——他们当着3万名身穿红衣的暴君走
废除君主制！
从潘恩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介入中可以看出，他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就这个词最好的意义而言的世界公民。他在骨子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
「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向全世界投射出了一道光芒，」潘恩说——正如100多年后俄国革命鼓舞了全世界的工人那样。
事实上，1792年9月，他因其著作被选入法国国民公会，并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身份。
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我的祖国就是全世界，我的信仰就是行善。”
潘恩那反对特权与权力的响亮号召，同当今工人运动首领们那种软弱怯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后者对君主制及其一切可悲的排场，都卑躬屈膝、唯命是从。
他一定会痛恨工党「领袖」那种摇尾乞怜的奴颜婢膝——这些人为了报答自己为资本主义立下的功劳，争先恐后地去接受爵位封号或上议院的席位。同潘恩相比，他们不过是些小人国里的小人。
继基尔·斯塔默爵士之后，安迪·伯纳姆如今也在王室面前俯首称臣，宣誓对查尔斯国王和君主制永远效忠。毕竟，英国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陛下的政府」。他们全都是这个封建制度的马屁精。
君主制之所以得以维系，全靠统治阶级连同其「紧急权力」一并撑著，把它当作一道抵御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壁垒。王室握有大量储备性的宪法权力，可以在危机时刻动用，以捍卫资本主义的现状。
据说英国君主制「超越」党派政治，这纯属一派胡言。它的宪法权力能够──而且必将──被用来罢黜左翼政府，正如1975年澳洲高夫‧惠特拉姆政府所遭遇的。
这才是这些封建残余真正扮演的角色。这也正是我们为何主张彻底废除君主制和上议院。
围绕着（前王子）安德鲁及其与亿万富翁恋童癖杰弗里·爱泼斯坦之间友谊的丑闻，再一次让君主制名誉扫地。
这些享有特权、娇生惯养的废物们，自以为无所不能、无人能碰，就跟爱泼斯坦阶层其余那些人一样。他们以为自己犯下弥天大罪也能逍遥法外。但假面正在滑落，他们正日益暴露出自己作为堕落寄生虫的本来面目。
革命传统
反动派们，自然是鄙视潘恩的。当时，反动暴徒把他的模拟像公开绞死，然后挂在绞刑柱上，以此警示对付这类激进分子应有的下场。
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潘恩，以及追随他的革命者们，在改变社会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始终毫不退缩。
潘恩那民主激进的思想，至今犹存。你可以监禁乃至杀死一个人，但你无法阻止一种其时代已经到来的思想。
1837年，当朱利安·哈尼和其他宪章运动领袖创立东伦敦民主协会时，他们的宣言宣称，该协会的宗旨，是要「通过传播那位伟大的哲学家、人类的救赎者、不朽的托马斯·潘恩所倡导的种种原则」，来解放工人阶级。
今天，为纪念他那本历史性小册子问世的周年，我们向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致敬；他是备受压迫者的英雄，是享有特权者的敌人。
在当今这个时代，潘恩思想的精神，正由共产主义者所继承：为解放工人阶级——那备受剥削的芸芸众生——而奋斗，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全世界；为永远扫除阶级社会的污秽而奋斗，包括爱泼斯坦阶层及其堕落的帮忙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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